第一节 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但是1958年以后又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这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党逐渐恢复并重新确立了这条思想路线，并使之有了新的发展。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提出和确立

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自己的思想路线问题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

在党的幼年时期，虽然许多同志已经开始在实际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初重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但是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的问题。不仅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党内尤其是领导层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是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大多数革命者还摆脱不了盲目性，革命很坚决，但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自己没有革命的经验，怎么办？一是学马列，二是学苏联，三是听领导的话，而当时最高的领导就是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及其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的某些错误意见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并提出要解决党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

从现在查到的材料看，毛泽东最早是1929年6月14日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他在这封信中从哲学上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一些错误观点的存在只是历史的结穴”，是“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

如果说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从批评错误的角度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的话，那么，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则从提倡正确的角度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为此，他公开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并且坚定地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当时，毛泽东是把开展调查研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看作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来论述的，是自觉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的指导中去了。

虽然后来这些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和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被一些教条主义者讥笑为“狭隘经验论”，可毛泽东却毫无悔意，始终坚持。他在1935年12月作的《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再次批评了那种以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和要求“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教条主义思想。1937年，他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更加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进一步为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论证。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他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迷失前进的方向。”进而，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报告中，通过对实事求是涵义的最新界定和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使全党对思想路线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正是在由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邓小平理论的贡献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7年至1966年的十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党也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到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一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错误特别是发生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错误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偏离以至于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时担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尤其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实际上还是继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历史需要邓小平，只有邓小平才能力挽狂澜，把多年来偏离和背离的正确路线重新恢复过来。邓小平为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反对“两个凡是”观点，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领导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明确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早在1977年4月10日，他就在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坚定地认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领导全党进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与此相关，邓小平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很多报纸全文转载，由此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篇文章明确表达了一种与“两个凡是”相反的观点，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这件事引起了邓小平的极大关注。1978年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的谈话中提到：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那种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的谈话中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在同吴冷西的谈话中又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

1978年11月14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会议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一次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的这次讲话一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根据邓小平在先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1979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这项工作，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这次讲话中，他特别强调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性。他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

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确立的，但是在毛泽东的论述中，“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却很少用，从现在查到的文字材料看只有上面提到的两处，而在其他场合，比较多地提“工作指针”、“基本原则”等等。而且，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曾经有过多次阐述，特别是他给“实事求是”下过定义，但是他当年并没有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并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样的表述。而在邓小平这里则不同，他不仅多次提到思想路线的问题，而且，是他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其中就带有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再阐释，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党的思想路线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强调实事求是的核心地位，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实事求是”这个概念高频率地出现在他的讲话和谈话之中。1977年7月21日，在宣布他重新恢复工作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在讲话中从毛泽东建党学说的角度阐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这种政治局面，就是毛泽东1957年讲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同年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个就讲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认为，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一直到1992年春天，他还在南方谈话中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实事求是有这样几种情况：首先，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种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广义理解。其次，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部分。邓小平说过：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再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说过：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

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的深刻揭示。

第三，突出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实现了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局面。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强烈要求实现思想路线以及整个党的路线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很多人的思想还是相当僵化的和比较僵化的，进行拨乱反正遇到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就是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这种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分析了四个原因：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动脑筋了。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意接受新事物。

在重新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努力中，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认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提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解放思想。但是，新时期的解放思想，最关键和最重要的是在思考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下气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是在这个问题上不那么解放思想，因而也就做不到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敢于解放思想，打破陈规，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如果说，邓小平1978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的话，那么，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则可以称之为，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大政方针，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等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坚持和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着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在进一步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同时，特别思考并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确立并又有了新的发展的党的思想路线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逻辑起点，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的重要的和主要的原因。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我们既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能体会到其中包含有很多新的经验、新的理解、新的认识。它既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又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最新理论成果，它把党的思想路线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科学界定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什么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开始，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说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有说是“三个有利于”的，也有说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等等。江泽民从一开始就明确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1992年10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1993年11月，他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又说：“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为我们坚持这条思想路线提供了光辉典范。我们学习新一卷《邓小平文选》，就要牢牢把握这个精髓，紧紧抓住这个实质。”1994年3月，他在《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努力学习和掌握贯穿在邓小平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1998年1月，他在为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题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中指出：“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不能仅仅以了解它的某些论述和某些词句为满足，而应真正读懂读通。要在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上下工夫，尤其要着重领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才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列宁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才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把握了这个精髓，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就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的统一科学思想体系。

正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的认识，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以后的讲话中经常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之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认为，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也要不断进步。他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反复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第二，突出了创新的重要意义，重新启用“与时俱进”的概念并对其涵义给予了科学界定，进一步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

在江泽民的言论中，“创新”是一个频率很高的概念。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创新的重要意义和思想内涵有过一段集中的论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里讲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创新。不过，在诸多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中，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最重要，它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我们是通过理论创新特别是基本理论上的创新去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创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属于党在基本理论上的创新。

在江泽民的话语中，同“创新”概念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频率很高的命题，那就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作为辩证法的思想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这种思想被表述为“与时俱化”、“与时偕行”、“与时推移”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被表述为“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等。从现在看到的材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李大钊在1917年10月10日写的一篇致《太平洋》杂志记者的短札《此日》中最早使用了“与时俱进”这个命题。他在文章中写道：“……即以此未来这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断，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以过去之此日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前程。如是推嬗，吾人之此日无空期，即吾人之进步无止境。然则新中华无疆之休，将以此日为发轫之始矣。”毫无疑问，其中的“月异岁断，与时俱进，页页连缀，永续无穷”，是李大钊对国家和民族当有一个无比美好的未来充满的期望。

在李大钊之后，“与时俱进”这个命题也曾出现在一些人的论著中，但是似乎并不多见，也不普遍，包括在现今看到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这个命题。重新使用“与时俱进”这个命题的是江泽民。他最早是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在此之后，“与时俱进”这四个字就高频率地出现在江泽民的讲话和党的文件当中。2002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十六大通过的部分修改了的党章，在阐述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之前加写的那段话时，由十四大党章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修改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与时俱进的强调，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创新的意识，深化了对党的思想路线精神实质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