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禅宗美学问题

美学的问题，主要围绕于心与物这一对关系而展开，这个心就是指感性和具有智慧的人格，这个物就是自然和社会，包括作为对象的人本身。我们这里所探讨的美学问题，主要是佛学般若学影响于人的审美经验而形成的新的美学问题。

回顾美学史，先秦的美学问题是，庄子倡虚静、无为、以物观物（泛神论）和逍遥（自由人格），孔孟荀倡对音乐的谛听、人格与自然的比德、道德人格的审美品格，等等。到了玄学美学，美学问题则表现为体用思想的渗透、无的审美品格、崇情（声无哀乐论只是崇情论的一个美学表现）思潮、自然观的唯美化和个体化，以及审美的自由人格，等等。到了东晋以后，佛教大乘般若学开始流行，中国哲学开始领受强大空观的洗礼而发生深刻变化，人性的注重开始转向佛性的注重，自然和物被空观转换为色相，心物关系与色空关系相联系，清净的观念被引进而取代虚静的观念，逍遥游的自由也慢慢转变为渐悟和顿悟尤其是顿悟的自由，自然被空化以后，心化的境的概念也出现了。这些变化，一言以蔽之，集中地表现出佛教空观的现象学的特点。庄子和玄学都有现象学的倾向，但真正完成现象学的转变，则还是佛教的大力。上述这些，都无例外地影响到当时人的审美经验和美学。以下对大乘空宗所涉及的美学问题做一概要的叙述。

（一）空的直观。

禅宗美学与庄子美学或玄学美学的区别，首先在于两者直观世界的本质不同。庄子美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自然美学，它肯定自然界，崇尚人的自然生命及其随之而来的自由，并认为这种自由的根源就在于自然之中。庄子美学肯定时空的客观存在，但觉得时空变化太快很难把握，有一种望洋兴叹之感。因此，庄子主张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应是以物观物，即人与物可以换位，人物化以后以物的眼光直观世界和自己，无为而无不为，于是人就有了逍遥的自由。这样一种直观，是自然主义、拟物主义和审美主义的。玄学美学更明确地主张“无”的哲学，要求以体用思想来把握世界，把合规律性的无、自然之和或玄冥等作为体，以为所有客观的物象都是无的本体的存在方式，能够了解物象背后的本体之无，就能够真正认识世界和自己。玄学美学的基本思想是“体无”，所谓的“体”便是直观，直观万象和自己，以体认“无”的本体。玄学的直观不像庄子的那么单纯而直接了，它把握对象，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思辨。尤其到了玄学的后期，如《庄子注》所说的“玄冥”到底是什么，不像《庄子》的“天籁”那么可以想象、容易捉摸，它是一个作为万物（无数个体）存在之所的看不到的冥合之“境”。[1]如果说玄学无的直观比之庄子以物观物的直观是虚化了，那么佛学的直观就更其虚化以至空化了。佛教大乘般若空宗的直观，就是空观，它的基本认知理论是无相，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外是心之所造，可以感知界是色界，它表现为假有或假象（相），真实的存在处于感知界之外，称为“象外”。空宗直观的对象是空，这个空是超越时空的，是永恒的般若智慧和涅槃之境。

（二）悟的人格。

佛教带给人格最重要的东西是个体的人对于空的觉悟，终极的悟境就是涅槃之境。顿悟是觉悟的高级形态，它把人提升到充满光明的人格境界。从人格上看，儒家的教化美学所培养的是道德人格，审美是道德人格的一种品格和所达到的较高的境界，审美不是目的。道家的自然美学追求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人格，追求逍遥游的境界，它摒弃了道德关注、权力关注和经验关注，只留下了审美关注，因此审美就是目的。悟的美学是看空的美学，它通过悟或顿悟而导向佛性我的豁显。悟是什么？是对空的直观，是透过假象看到真实（象外），是刹那间突如其来地发现光明，是佛性我的挺立，是个体自由的境界。它同样摒弃对道德、权力和经验即世俗的种种关注，包括庄子所把握不了的时空，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万象的看破，即所谓的无相。这种人格，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对空和佛性我的觉悟。如果说庄子的美学是对茫茫时空中倏忽变化之万物的感性经验，那么佛教悟的美学就是对时空及其中之万物的根本否定，是看空的感性经验。看空世界的结果则是反过来对主观之心的肯认，这个心就是般若（无相）与涅槃（佛性我）的状态。宗炳《明佛论》就说：“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宁知佛心乎？”在儒、道、佛三种人格之中，儒是道德人格，庄纯粹是审美（自然）人格，佛则是对两种人格的超越。超越了道德和自然，佛教人格被空前地凸显了，同时它也被赋予了更大的“观”的权能。

（三）缘起与境。

缘起理论是佛教空观对“有”的新解，是看空的基础。境构成佛学主体观察世界的无数个窗口，而真正的境是对空的照，即寂照。虽然佛教所要引领人们去的境界是对空的领悟，但是人们的生存之地却不是真空的，一无所有的空是顽空，不能成为佛教的真实，也不能构成美学的对象。佛教运用体用方法来引领人们去觉知空，教人通过有来把握无。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虽然有因与果、有条件，却不是在真实的时空中发展和组织起来的。缘起构成世俗之人的生存之地，但这种生存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幻的，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是假有。人生有许多境，缘起的世界就构成无数的境，但这些境都不是人的究竟之境。究竟之境是涅槃之境，在这个境中，人对空有了真切的领悟，并发现了佛的真理（真如）就在自己身上。涅槃之境是真正的觉悟之境。

（四）清净、寂与照。

般若无知，“真般若者，清净如虚空”（僧肇《般若无知论》引经论）。般若无相，无相即清净，即虚空。清净就脱离了生灭的烦恼。涅槃本身就是寂即净与静，寂指对佛性的觉悟，对清净本性的把持。佛教进来以前，虚静的观念在中国的思想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庄子以为人的自由是经过心理调整而达到虚静以后的自然结果。魏晋六朝美学中，虚静也是一个重要观念，刘勰就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文心雕龙·神思》）。虚静是审美观照和艺术创造自由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佛教的寂却是更为本根的观念，它指的是人的心智世界或佛性的本来面目，即对空之照，永恒之光明。寂的观念出来以后，虚静观念所蕴涵的那部分本体性的东西就由寂（清净）转换而承接过去，虚静反而被贬落为单纯的心理调节技巧。从审美经验上看，寂（清净）是彻底的空，是最高的境，是心之光明，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于是被淘洗一过。如果说庄子的美学主物化，那么佛教的美学就主境化和心化。境的观念和照的观念从前是没有的，它们心化的、透过物象的、空的和光明的诸特点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全新的，二者是佛教美学尤其是以后禅宗美学的重要范畴。

松荫论道图·宋·佚名

我以为，禅宗美学前史所涉及的前禅宗美学问题大体就是以上这些。这些问题须归结于中国早期佛教（主要是大乘空宗关于般若和涅槃的学说）的三个重要观念，其一是空，关于般若的，其二是悟，关于涅槃的，其三是境，关于般若和涅槃的。就万象而论，般若是无相之实相，是空，就佛性而论，涅槃是法身，即佛的人格，是有，如果以境把这两者统一起来，造就一个看空的人格即佛性我，点燃起心中的一盏灯，发出一团孤明，那么就达到了佛教审美经验的最高境界。这三者，作为佛教审美经验的佛学原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儒道两家美学，成为奠定禅宗美学基础的三个核心观念。

[1] 前面已经指出，“玄冥”不是一个本体，这不同于王弼的无或嵇康的自然之和。“天籁”就是自然的音乐，我们可以把它拟想为一首无比庞大的交响曲。嵇康的自然之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玄冥”却无法拟想，它具有更为浓重的形而上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