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忻州地区鼓励科技人员下乡搞承包

本报讯 中共山西忻州地委和行署最近作出决定，凡是农技人员密集的单位都可以有组织地选派科技人员到农村，特别是到贫困山区，同农民签订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承包合同。还可以承包、租赁、领办乡镇企业，或到这些机构任职。

忻州地区的决定中还有这样的内容：全区科技人员都可以采取辞职、停薪留职、业余兼职等多种方式承包单项或综合农业技术，承包“星火计划”项目，承包科研攻关项目。

以单位组织的承包，所得收入按5∶3∶2比例进行分配。即50%归单位，做承包基金；30%归直接承包者，不计入奖金；20%给承包单位做集体福利。个人业余时间承包所得全部归自己。

（《光明日报》1987年2月5日）

独白2 采访如采药

采访如同采药。采药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背上药篓，漫无目的，忽而山巅，忽而沟底，很是辛苦；二是有经验者，他有固定的活动范围，比如几座山，几条沟，平时他一边采，一边记住这里的地形地貌，时间长了便稔熟于心。采药方式不同，收获自然也不同。前者或许会在山腰下发现一两株珍贵的人参、首乌，但更多的是徒劳数日，空手而归；后者发现药材时，他并不一定立即就挖到篓子里，而是看其年龄成色，如果这支人参长得还不大不壮，他宁肯再等一两年，这期间还要常来看看。这样整个采药区在他心里就排出一张收获时间表，下个月该挖哪棵灵芝，明年该刨哪株黄芪，他都心中有数，不盲目外出，因而也很少空手而归。

记者采访也有类似的两种情形：有的记者漫无目的，出去急扫一圈，撞见什么写什么；有的记者则是眼看心想，认真观察，哪个材料成熟，哪个材料还要待其发展，都在自己的脑子里画了一张时间表，绝不做无用功。显然，前者是西瓜芝麻一起抓，常有饥不择食之困、寒不择衣之窘；后者则是知己知彼，心知肚明，往往能取事半功倍之效。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采访的态度不同：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有备而来还是匆忙上阵，是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应付。由此，采访的结果自然也就有了高下、优劣之分。

1983年，我去五台山繁峙县，发现县农科站帮助农民自动联网，结合实例搞推广，很快写了第一篇稿，但可以看出，推广干部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于是我继续注意这一事态。尽管写这稿时站长郭蒲生已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不急于让他露面。1987年，郭蒲生带头搞了承包，我极兴奋，当时地委行署正开农技成果发奖会，我向地委建议，他们虽无具体研究成果，但推广有功，为农业增产带来了巨大效益，应给郭蒲生发特别奖，并进一步建议地委作出相应决定，鼓励农技人员下乡。这就是后来的第二、第三篇稿。这三篇稿前后跨度五个年头，发生在同一县区，都上了头版，两个还是头条。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但不能坐吃山空，若从长远考虑，还要靠山养山。同理，一个记者要靠辖区里的新闻来源吃饭，需要不断关心这里发生的事，发现苗头，注意趋势，并尽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加以引导。新闻采访不是一种被动的巧合，而是主动的把握，不是纯自然的采集，还要加一点人工的培育。采访，只是记者的表面劳动，这背后还有许多细致、耐心的工作。都说记者的功夫在抢，其实还有一种常被忽略的功夫，就是“养”——涵养新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