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实现共享发展

王艳杰

[摘要] 国家治理就是国家作为政治统治的机器，利用政治权力来配置和运作公共权力，以有效管理社会事务，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处于存在和发展的理想状态，使国家和社会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首要目标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共享发展。阐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涵，以及面临的治理难题，才能明确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 国家治理 价值取向 共享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治理则产生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是国家和市场失灵的需要，可以有效调节国家和社会权利的关系。国家治理是国家作为政治统治的机器，利用政治权力来配置和运作公共权力，以有效管理社会事务，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处于存在和发展的理想状态，使国家和社会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治理是伴随国家而生的，虽然不同时期国家治理在手段和方式上有所差别，但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本质从根本上是不变的。

（一）国家治理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家治理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手段，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以达到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单纯的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要从根本上摧毁旧政权，建立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最终实现共享发展。

首先，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具有二重性。一是国家具有社会属性。国家是一种社会组织，其职能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国家往往以社会代表的身份，承担起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及其保障社会发展的功能。”国家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国家的政治统治也是以此为基础。二是国家具有阶级属性。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具有政治统治的功能。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实质上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实现阶级压迫的工具。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治理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具有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作为国家的基础，消灭了剥削阶级，国家的阶级属性逐渐消融，社会属性更加突出，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就发挥更大的作用。因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要实现和扩大民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赋予人民政治参与以及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而当全体社会成员或者大多数成员有能力参与国家事务处理的时候，那么管理的使命则已经完成。至此，民主更加完善，而国家更加民主，而正是在这个逐渐促进增长的过程中，国家与民主自行走向完美的消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实现共享发展。

再次，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当代中国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中国家，国家政治职能越来越表现为社会职能，国家治理的所有目标就是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应性发展，从而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共享发展的理想状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们不断把握科学发展规律，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不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国依靠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掌握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为世界各国所重视。但是，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各种矛盾、问题和挑战。在国内，更加复杂、多样的发展问题和少数敌对势力的破坏更加凸显；在国外，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威胁仍然存在。可以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我们提供了国家治理失败的反例，更为我们提供了国家治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需在坚持国家政治职能的同时，更要加强和凸显国家的社会职能，针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协调各方利益博弈以实现动态平衡，从而解决问题、缓和矛盾，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

（二）国家治理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因而，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阶段每一次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形态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还指出，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目的是将资产者的全部资本变为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步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如果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得不到满足而陷于贫困，那么，为了生存，人们会再次举起革命的旗帜，那整个社会就是“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实际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手段不是思想宣传，而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享发展。如果不重视这一手段和这一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得不到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就会降低，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就会丢失。因此，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首要的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共享发展。

（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主体在价值选择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定的倾向性”。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就是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立场、态度、倾向及行为。国家治理的本质由国家的本质决定。同理，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也根源于国家的本质。因而，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其不同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其不同的国家治理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国家的阶级属性逐步让位于社会属性。无产阶级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体现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期，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如何更好、更有效地进行国家治理是当前执政党需要解决的重大任务，这就需要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共享发展。

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现共享发展面临的治理难题

任何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面临不同的国家治理难题。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要实现共享发展的价值目标，亟须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核心价值观构建困难、执政党面临执政考验等各种治理难题。

（一）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已经逐渐被改变。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国家治理面临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矛盾和问题。

首先，社会结构失衡。一是社会阶层发展失衡。传统的政治一元化格局被逐渐打破，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分层取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身份制为特征的政治分层。工人、农民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主力军，而是沦为社会下层的弱势群体。利益集团、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联合，占据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各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贫富差距分化日益严重，人们的不公平感日益增强，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二是城乡发展失衡。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的失衡，弊端越来越明显。城乡二元结构阻碍生产要素的流动，造成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社会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公平。三是地区发展失衡。由于先天自然区位优势的差异性，改革开放初期，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了优先发展东部的战略，先富带动后富。21世纪之初，虽然国家不断采取了诸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然而要落实为国家实际的战略任务，改变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却是任重而道远。

其次，社会权利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市场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开始了放权让利的改革进程，形成了以中央权威为基础的国家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营等彼此相互制衡的新权力格局。可以说，市场化的权力格局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向心力，带来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然而，这种格局也滋生了权力对市场绑架这一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权力主导下的市场改革，因传统权力思维的制约，造成了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因利益驱动，在市场改革过程中，掌权者企图寻求权力租金的制度化和长期化。权力对市场的绑架导致了社会权利的失衡。一是权利分配不平衡。虽然宪法中有明确“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概念，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制约，权利分配不平衡现象常有发生。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绝对不平等。二是权利行使不平衡。公民权利的平等分配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起的人们对资源掌握的差异，必然造成人们在行使权利时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正如美国学者科恩所说：“少数人拥有巨量财富而多数人陷于相对贫困之中，这就会使一些人的参与为另一些人的操作乃至控制提供了机会。”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困难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也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然而，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价值多元和文化冲突造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难以构建日益成为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难题。价值多元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不断发展的同时需要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因而价值多元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存在。每一种价值主体都以各自的价值观念为准则，提出自己的价值要求，从而引起了思想的交锋、价值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一是主流价值观与多元共存价值观的冲突。主流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多元价值观是全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产生的各种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二是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的因素，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缓慢变化。市场经济在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增强中国人的现代意识。传统农耕文明下产生的专政、集权、人治、重精神轻物质、重集体轻个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下的现代文明更强调公平、法治、民主等价值观念。总而言之，当前中国价值多元与文化冲突的社会现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我们要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其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其代表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趋势，为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成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

（三）执政党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

当前，中国处于党情、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和急剧变革期。中国共产党面临信仰危机、执政风险、执政能力弱化等严峻的执政考验。首先，党面临信仰危机。当今中国部分领导干部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在信仰选择上动摇，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他们有些人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陷入庸俗的物质主义泥潭；有些人热衷于封建迷信，“不问苍生问鬼神”，为个人的升迁烧香拜佛，误入歧途；还有些人缺乏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其次，党面临执政风险。目前，党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导致人民群众对其认同度降低，严重威胁着党的执政基础，挑战着党执政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讲，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是对我党治理能力的考验，事关国家治理的成败。在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是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面对执政考验，党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目标为最高价值诉求，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价值取向为逻辑进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路径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社会、市场的关系。从现代治理理论的逻辑出发，国家治理模式的终极目标是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的协作共治，实现以共享发展为基础的善治。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共享发展价值取向的实现要求我们积极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构建和完善服务导向型国家治理范式，积极发挥政党、政府组织、社会自治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保障人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人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一）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具体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执政党治理国家的形式存在很大差异性，总起来说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执政党通过自己领导的国家机关对国家事务实施管理，一种是执政党代替国家机关直接插手国家事务管理，一种是执政党直接命令国家机关来管理国家事务。”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核心因素，承担着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表明中国共产党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了应对国内外挑战、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转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态度和决心。

1．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凝聚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精神力量

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前提。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取得巨大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弱化和忽视，整个社会普遍对意识形态比较冷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重塑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急剧恶化的问题，社会矛盾凸显的问题，党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治理理念，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提出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在传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价值基础上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内涵，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理性务实，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意识形态建设，凝聚精神力量的过程。

2．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塑造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载体

党的各级组织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党通过组织建设和网络渗透等方式不断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建立起了党与各种新兴社会力量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机制，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治理工作的开展。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组织、商业协会、专业协会等新的社会组织的大量出现，党的组织建设也做出相应调整，积极吸纳新兴社会阶层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为各种新兴社会阶层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提供平台和渠道，是转型期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急剧凸显，改革发展的难度逐步加大，更需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塑造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载体，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治理好社会、实现党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打下基础。

3．加强制度变革，提高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建设能力

现代政党的最主要特征是较高的制度化运作水平，而要实现党对国家的治理，关键在于提高制度建设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党内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同时不断探索合理构建党与政府的关系，努力实现党政关系的合法化与规范化，创新和完善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建设。新时代新时期，理顺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党的制度变革。

（二）加强政府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

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而政府的功能和组织形式会因社会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便同一社会形态，政府对公权力的控制程度也不断变化，因而，国家治理能否实现治理的价值取向，实现共享发展，关键在于政府这一治理主体。正如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治理是出自于政府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迫切需要政府治理模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加强政府改革，将管理寓于服务，强调服务在管理中的作用，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

1．完善政府治理结构，积极培育社会组织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已经日益失效。而要解决问题，就要完善政府的治理结构，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有效调动公民的积极性，承担政府做不好、做不了的社会事务。“政府、国家同市场一样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对有效的民主政府和良性运转的市场体系都是必要的。”因而，政府要摈弃传统的垄断思维，充分调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建立三者互补式治理模式，充分认识当前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的力量，用社会治理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不足之处。

2．明确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角色问题关系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现代的政府观点认为政府是掌舵者而非划桨者，政府不应是生产的参与者而应该是生产的服务者。因而，政府的主要职能也有三个：一是制度建设，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建设；二是政策支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市场失灵的缺陷加强对市场的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服务建设，对于国防、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具有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要由政府提供。

3．创新政府运行机制，提高服务效能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控者，是通过政府的公职人员实现机构权力运行的，如果政府运行机制出现问题，极易产生权力腐败。因而，为了防止公权力的异化而产生腐败行为，要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加强政府运行机制建设，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消极行为、绩效不佳、滥用职权等行为要通过体制机制实行问责。服务型政府必然具有优良的运行机制和较高的政府服务效能。

（三）加强社会治理，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而党的治理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有效的社会治理，以实现人民福祉最大化，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共享发展。

1．坚持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领导力量，也与中国的社会治理紧密相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当前构建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社会治理同样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和运行逻辑。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要在遵循执政规律的基础上，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在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领导核心作用，健全体制机制，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2．完善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体制机制

我国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特别是由于受传统全能政府模式的影响，国家治理格局并没有发生改观，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对政府的依赖。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依赖已经与传统政府包揽一切的社会治理模式相区别，我们的社会治理正努力做出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要努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这也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

3．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当家做主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因而，构建新的社会治理格局，要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公民只有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实践，才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才能对国家政策及其实施情况提出合理的主体性的批评和建议，才有利于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总而言之，党、国家和社会是国家治理中的关键要素。我国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是党掌握和领导国家政权，党以国家公共权力主体的身份直接或者间接行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等公权力。当然，党通过国家政权实现领导权，因而，完善的国家政权是党的领导权得到有效发挥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讲，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需要完善和健全的国家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要不断调整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推动整个社会的良性稳定发展”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社会自主空间的不断扩大，建立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种新型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最终实现共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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