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吴兆春

一、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新思想的时代背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早在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后接受金砖国家媒体采访时就指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应该要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希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善、更加符合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加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越来越大，而没有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二是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本身存在巨大的制度缺陷，需要中国来完善。

（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背景下反全球化趋势出现

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时的全球经济正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增长乏力复苏很慢。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艰巨任务不仅仅是在金融危机中稳定我国经济增长，还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我国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2008—2014年，共进行了四次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4.5万亿美元的资金用来购买债券等金融产品。欧洲央行推出了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万亿欧元资金以救活经济，中国也在2008年开始进行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政策。然而四年之后的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泛滥提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和欧洲股市强劲反弹创出历史新高，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二是全球经济增速仍然在低位，复苏乏力。当经济不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就开始抬头，反全球化的趋势逐渐生成。

全球化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曾经使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反全球化趋势开始出现。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非关税壁垒不断增加。从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G20成员平均每个月新推出的贸易限制措施就多达21项，这是2009年以来上述3个组织出台此类报告以来月均最高值。此外是世界贸易总量持续下降。据WTO统计，以美元计价，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同比2014年萎缩13.5%。全球贸易量占GDP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51.8%下降到2015年的45.2%。从地理区域看，全球贸易下降最多的地区集中在亚太、中东北非、南亚与南非洲地区。

（二）中国经济地位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匹配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按照2010年美元不变汇率计算，1979—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2%提高到11.9%。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倍多，相当于六年间创造了一个日本。“十二五”时期，按照2010年美元兑人民币的固定汇率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30.5%，排名全球第一，大大超过“十五”和“十一五”时期14.2%的年均贡献率，同期美国和欧元区贡献率仅为17.8%和4.4%。分年度来看，2011、2012、2013、2014、2015年，中国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28.6%、31.7%、32.5%、29.7%、30.0%，而美国分别为11.8%、20.4%、15.2%、19.6%、21.9%。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居首位。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经过初步测算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74.4万亿元人民币，全年经济增速为6.7%，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按照全球经济增速2.4%计算，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中我国的贡献率达到33.2%。而美国和日本对2016年世界增长的贡献率将分别为16.3%、1.4%。

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现有以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三大治理机制存在难以弥补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机制在应对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和金融危机方面能力不足。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没有发挥有效作用，事前缓解危机或者事后走出危机方面都没有拿出成功的解决方案，直到现在世界经济还在艰难地寻找出路。二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逐渐弱化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世贸组织虽然当前仍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是其地位在逐渐弱化和边缘化。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建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意在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贸易规则之外，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行限制。虽然特朗普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废止了TPP，但是他表现出的美国反全球化的倾向令人担心。根据世贸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年6月发布的《G20贸易投资措施报告》,2008年到2016年5月G20成员采用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到2016年6月仍有1196项在执行中。可见，世贸组织之外的非关税壁垒在逐步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经济地位与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匹配。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失衡”现象日趋严重。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发达国家在三大机制中拥有较高权重的表决权。以世界银行为例，根据2010年4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法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别为15.85%、6.84%、4.42%、4%、3.75%，而仅4.42%表决权的中国在2016年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倍多，总量约相当于日本、德国和法国的总和，表决权与经济实力严重不对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情形大体一致，根据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拥有16.5%的投票权，而中国仅为6.39%，这些数据表明，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不断提升，但是整体上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仍然偏低。

二、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理论创新

（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系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2017年1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了题目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时再次重申，“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我国国际交往中的基本遵循，对我国外交、国际关系、国际经济治理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反全球化逐渐兴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如何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呢？一是全球经济治理要遵循一贯的公认原则。“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和平发展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四大宗旨与联合国需要遵循的七大原则，以及万隆会议所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该遵守的原则。二是继续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交流。人类命运必须让各国来共同掌握，“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国际规则应该让各个国家来共商共建，全球事务包括经济事务应该由各个国家来共同治理，发展成果也应该由各个国家来共同分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就必须“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这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三是在全球各国国际交往中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的发展相连，没有封闭的孤岛。各国作为地球村的村民，要在国际交往中树立伙伴精神，共同迎接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理念

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首次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所谓共商，就是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共建，是指各方共同建设，各自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发挥自己优势；共享是指让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各方都能获得发展的成果，并且要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参与方，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

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2016年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首次全面的阐述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习近平主席指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新理念应该坚持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的四点原则。并且将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概括为“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不仅仅对经济领域具有指导意义，也对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提供了指导，为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世界民族丛林中的中国担当和中国勇气。

（三）提出“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

制度性话语权是指由于固定的制度所产生的话语权，它通过一系列制度对国际经济事务产生影响，用制度保障的话语权在国际间获得广泛的认可。因此，参与制度设计获得制度性话语权对保障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而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至关重要的是提高综合国力，只有发展得更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获得制度性话语权。现有一系列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安排都是被发达国家主导，牵涉到宏观经济政协协调、金融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规则、投资协定，以及对不发达地区援助机制等，均不符合当下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完善全球金融货币治理体系、完善全球贸易体系、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践创新。此外，在现有成熟机制中积极争取话语权，如提升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认缴比重，提升股份和表决权。

三、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创新

习近平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创新是按照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新路径展开，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打造新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使命担当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一）以“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的演讲中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愿意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并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畅想。“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国家经济总量超过21万亿美元。它是我国与东盟国家以及沿线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起点，打造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地。他坚持的原则依然是合作共赢，共同构筑人类共同体。“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领域，为沿线的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补上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促进沿线国家国际服务贸易、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增长，促进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世界经济增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到2017年3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已超过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这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打造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高地，也是中国主动和主导构建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重大战略构想，是中国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里程碑。

（二）以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2013年金砖国家宣布成立金砖银行（2015年改名为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实现了人民币与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直接互换。

在习近平主席的直接推动下，2015年6月29日，来自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政部长或者授权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协定内容显示，亚投行的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亚投行的设立有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首先，它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融资帮助；其次，它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助推器，特别是与亚洲经济合作的新篇章；最后，它实质上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降低了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大大推进了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亚投行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有效补充，促进亚洲经济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还推动了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新变革。

2013年3月“金砖五国”领导人决定成立金砖银行。金砖国家的初衷是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计划构筑的一个共同的金融安全网，借助金砖银行构筑的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用来应急。这是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启发，新兴国家货币币值受到很大的冲击，印度、俄罗斯、巴西的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及时也无能力救助的问题，金砖国家共同倡议成立，这是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和补充，是中国共同参与全球货币治理的一个重要成果。2015年7月9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在俄罗斯乌法举行，会议描绘了国际经贸合作的新蓝图，目的是共同推动“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全面合作。2015年7月21日，金砖银行改名为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这是新的南南合作的重要成果，将有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一直以来的重要国策，这也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2016年1月中国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大股东，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征程。这不仅仅提升了SDR在全球的代表性，也大大增加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更加有利于国际货币格局的均衡发展。对中国来说，也能通过人民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加速人民币国际化，降低人民币的汇率风险。此外，近年来还推动了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储备货币等工作。2015年央行发布了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筹备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交易，2016年以人民币计价黄金期货上线。2015年俄罗斯央行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2016年新加坡金管局、坦桑尼亚央行、菲律宾央行先后宣布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作为计价和储备货币使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一大步。

（三）以自贸区战略完善全球贸易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筑起立足周边地区、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自贸区战略作为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的抓手，争取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大的话语权。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已经签订了数个自由贸易区，见表1。

截至2017年4月，中国已经与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占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40%。与此同时，还积极推动了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关系、中美投资协定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自贸区战略的推动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改善了现行的国际贸易，为我国与合作国家或地区带来福祉。

（四）以G20、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框架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建立全球经济治理平台包括在二十国集团（G20）的框架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实施全面经济对话。2016年9月的G20杭州峰会，中国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治理给出了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我们应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合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二是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三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夯实机制保障。四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五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促进包容性发展。

2017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美国，双方决定将战略和经济对话升级为全面经济对话，通过全面对话机制沟通重大经济政策。这一决定意义重大，全球第一和第二的经济体进行全面经济对话沟通重大经济政策，对稳定全球经济，为我国经济提前应对可能的突发外部政策风险提供保障。这也是我国参与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新路径，为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与中国直接进行经济对话协调经济政策提供了学习的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2015年10月14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不仅仅是国际规则被动的接受方，也是国际规则积极的制定方；从一系列的实践创新来看，我们非常务实地增加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为中国经济增长改善了外部发展环境，也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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