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辞书强国，人才必先强

1.2.1 世界辞书强国的领军人物

学之兴废在人。典高，人为峰。辞书强国，首先强在人上。各辞书强国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博学的编纂专家。近三百年以来，他们足足排成长长的一个队列，形成全世界有影响的名家团队、梯队。仅举其中的领军人物（以生年为序）为例：

S. 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 牛津大学三年肄业，都柏林大学博士，英国文学家、一代文豪、词典之父，1775年出版《英语词典》（2300页，43500条）。

N. 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 1778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美国拼写课本》发行80000多册，被誉为“美国文化独立宣言书”，并且写过许多英语论文。1828年出版了《美国英语词典》，上下卷，收70000条，比《约翰逊词典》多了27000条，释义也更准确、细致、清晰。

В. И.达里（ДальВьадими Иванови，1801～1872） 俄国语言学家，人种学家，作家。1866年出版《大俄罗斯活的语言详解词典》（4卷，20万词）。

P. A.拉鲁斯（Pierre Athanase Larousse，1817～1875） 法国语言学家，百科全书编纂家。他精通语法、修辞和历史。他的著述比巴尔扎克、雨果还多，影响最大的是《十九世纪万有大词典》（1866～1876,15卷，后有补编2卷，统称《拉鲁斯词典》）、《法语词典》。

K. 杜登（Konrad Duden，1829～1911） 德国语言学家，辞书编纂家。1880年出版《德语正词法大全词典》（收27000词，17版收160000词，至今已出23版）。后来，出版了十卷本分类《杜登词典》及其他一系列《杜登词典》。

B. 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1845～1929） 20世纪语言学创始人之一，喀山学派创始人，博士，院士，身兼五所大学教授，高足有谢尔巴、维诺格拉多夫，对音位、语言系统性、语言联盟等研究有公认的贡献。对索绪尔有多方面影响。主编《达里辞典》三、四版。

H. 福勒（Henry Watson Fowler，1858～1933） 英国文化学者，辞书编纂家。跟其弟弟一起编纂了一系列词典，其中最著名的《现代英语简明牛津词典》，自1911年出版以来，100年来一直畅销不衰，已经发行了11版。

Д.Н.乌沙科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Ушаков，1873～1942） 苏联语言学家，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主编《俄语详解词典》（4卷）等词典。

B. B.维诺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1894～1969） 莫斯科大学教授，八个国家院士，语言学成就很多，《俄语详解词典》（4卷）虚词部分主编，科学院4卷和17卷本的编委之一，《普希金语言词典》编纂领导者。

С.И.奥热果夫（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Ожегов，1900～1964） 苏联语言学家，词典编纂家，莫斯科等大学教授。谢尔巴、维诺格拉多夫的高足。《俄语详解词典》主要编者，《俄语词典》主编，《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17卷）编委，还合编了其他一些词典。

P.C.J.罗贝尔（Paul Charles Jules Robert，1910～1980） 法国文化学者，辞书编纂家。1945年以后，编纂了著名的《罗贝尔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小罗贝尔第二词典》。

1.2.2 中国辞书人才的差距

中国只有吕叔湘等几位先生是现代学者兼词典编纂家。我们要培养出这样一流人才，至少需要40年。为什么要40年？跟这些世界名家相比，中国学者的差距在哪里？主要在三个方面：

知识结构、数量和水平。上列编纂专家首先是学者，他们精通语言学、语文学、文学、文化学、历史学或科学技术，精通多种语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博士、多所名校的教授、科学院院士。他们在辞书之外，大多数都有重要论著传世。我们的许多辞书编者，上档次的论著一项也没有。

创造能力。个人的创造能力，一部分靠天赋，一部分靠社会。近几百年，中西个人的创造能力的差异，主要在于社会。《英语词典》产生（1775年）前后的时代，西欧是文艺复兴之后，启蒙思想兴起。当时的社会，给科学创造提供了6个社会性的基石：（1）民主自由的环境；（2）多派新兴哲学共存互补；（3）多元先进文化互惠互利；（4）多种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竞相发展；（5）科学的理论思维处于主导地位；（6）以创新性为本的教育普遍展开。因此，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辞书界也不例外。在宏观上，辞书界出现了实用主义、规定主义和描写主义三种主要思潮，同时也创造了百科、语文和专门的不同类型的现代辞书。在微观上，他们把词义分解为基本义、附属义和语用义。韦伯斯特把约翰逊的贡献和牛顿在数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而韦伯斯特则被誉为“美国语言之父”。当时的中国，同类学者有戴震、钱大昕、桂馥、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朱骏声等，他们正处于国学的乾嘉初期，崇尚实学、朴学或考据，轻视义理、推理，无视新科学。因而当时他们那一代的成果只限于国学继承类的，如《康熙字典》《十三经注疏》《大清会典》《说文解字义证》《说文解字注》等。

大业精神。约翰逊、韦伯斯特一系列学者对于辞书研究和编纂，不仅把它作为工作范围内的职业，也不仅把它作为整个一生的事业，而且把它作为几代人的大业——经国大业、百年大业、千秋大业。职业精神，对大业稍有帮助；事业精神，对大业大有帮助；只有大业精神，才能确保完成经国济世的千秋大业。例如《牛津英语词典》，1858年筹备，26年后即1884年出版第1卷，再44年后即1928年出齐12卷，又6年后即1934年出第13卷《补遗》，40～50年后即1972年、1976年、1982年、1986年分别出了4卷《补编》，最后1989年出正补合集20卷。终极规模是，21000页，500000条词，2400000条书证。历时131年！数易主编，五代接力，千余人参编。数历王权更迭，几经战火，尤以一战、二战为甚。乱中求治，火中生莲。唯此，方铸就百年千秋伟业！伟哉！大哉！大业精神！多代百折不挠的人文精气，秉承的正是国魂——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