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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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

2.1.1 问题的提出

Schafer(1948)以唐代段成式所编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为样本,研究了古代汉语(Classical Chinese)中的量词。该文说:“Classifier k’o1in counting plants.mu3-tan1i4k’ol(peony one cl.)one peony,a peony”。1、3、4等数字代表该字在现代汉语中的声调分别是第一声、第三声和第四声。查证原文,在《酉阳杂俎》中,“mu3-tan 1i4k’ol”共有两处,均在第十九卷,但使用的量词是“窠”而不是“棵”。这两例分别是:“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

关于量词“窠”,前人论著已有提及,但极其简略,更无对其来源、发展之探讨。如向熹(1993/2010:329)指出,“窠”“用于植物株数”,举了两条用例:“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唐陈标《蜀葵》诗)和“忽见一窠牡丹,将身便采芳蕊。”(《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根据我们对文献的考察,“窠”的量词用法主要有三个:一个用于计量印玺和印玺所印的痕迹,记作窠1,关于窠1的产生及其句法组配情况,前人很少论及,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在现代汉语中,窠1已经不用。第二个就是向熹先生所说的,用于计量植物株数,记作窠2。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我们使用的计量“牡丹”等植物的量词是“棵”而不是“窠”。同时,在汉语发展史上,量词“科”也可以用于计量植物株数,如向熹(1993/2010:329)说“科”“用于植物株数,相当于‘窠’”,汪维辉(2007:130)说“科”“用于植物和土地单位”。如此就有几个问题,例如:“棵”是如何出现的?“棵”“窠2”和“科”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至今仍然意见分歧,甚至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对“窠”“棵”和“科”的发展情况没有一个清楚的梳理和认识。第三个就是用来计量鸟类、小鸡、鸡卵、猪仔等“窠”中之物的用法,如唐杜光庭《东西女学洞记》有这样一例:“东女学山前有神雕一窠,常护洞门。人或侵犯者,神雕击之,立致陨毙。”“窝”与“窠”有历时替换关系,我们今天的普通话和很多方言中多使用“一窝麻雀”“一窝小鸡”“一窝小猪”,“窝”与“窠”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发展的平行性。量词“窠”的这一用法,我们记作窠3

2.1.2 “窠”的本义、隐喻意义及量词“窠1”的产生

名词“窠”出现甚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窠,空也,从穴,果声。一曰鸟巢也,在树曰巢,在穴曰窠。”“巢,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从《说文解字》对“窠”和“巢”的释义及其早期用法来看,其本义应该就是指鸟兽穴居的地方,后来泛指鸟兽昆虫的窝。来看一些用例:

(1)穴宅奇兽,宿异禽。(晋左思《蜀都赋》)

(2)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也。(晋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

(3)交趾人以席囊贮蚁鬻于市者,其如薄絮,囊皆连枝叶。蚁在其中,并而卖。(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

(4)鸡种,取桑落时生者良,春夏生者则不佳。鸡,春夏雏,二十日内无令出,饲以燥饭。(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

(5)板屋以八轮车,车上竖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扳。屋高五尺,方四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圜城,而于城中远望,谓之车,状如鸟。(唐李筌《太白阴经》卷四)

(6)鸠者,拙鸟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间或于树上架构树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坠壳殒雏而死。(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二)

这是名词“窠”最基本最常用的意义,后来被另一个常用词“窝”所取代(汪维辉2000:15)。

在语法化和词语意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的作用至关重要。关于隐喻和转喻,本书第五章有专门论述,但为了解释说明相关问题,行文中对这两个概念多有提及,这里先简单述之。先来看隐喻。Hopper & Traugott(2005:84)说:“在意义的发展过程中,隐喻创新是最广为认可的过程之一。”“Metaphorical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recognized processes in meaning change.”Sweetser(2002:19)说:“在语义演变中,隐喻是一个主要的结构性力量。隐喻在领域之间起作用。”“…metaphor is a major structuring force in semantic change.Metaphor operates between domains.”所谓“隐喻”,就是两域之间的概念映射,其方向是从基本的、具体的意义映射到较为抽象的意义。映射不是任意的,而是由领域之间的像似性促动的。

名词“窠”就有很多隐喻用法,如:

(7)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气,面目肿大,有热,名曰风水。视人之目上微拥,如蚕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时咳,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风水。(东汉张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8)独垂重印押千官,金篆字红屈盘。(唐李贺《沙路曲》)

(9)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唐颜真卿《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

(10)同韵而分两切者谓之凭切,同音而分两韵者谓之凭韵,无字则点以足之,谓之寄声,韵阙则引邻以寓之,谓之寄韵。(宋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原序)

(11)但老子则犹自守个规模子去做,到得庄子出来,将他那窟尽底掀番了,故他自以为一家,老子极劳攘,庄子较平易。(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三)

(12)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坐客,抱牙儿入他人房,谓之移。(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13)元祐末,哲宗方择后京师里巷作打球戏,以一击入者为胜,谓之孟入。(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五)

(14)右用砖,凿一,可容二两许,先放丹在下,次放矾在上,以白炭五觔煅,令炭尽,取出细研,以不经水猪心血为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橘皮汤下。(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九)

例(7)中的“目窠”就是“目的窠”,医学用语,指眼的凹陷处,包括眼眶及上下目胞。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例(9)中的“擘窠”指“写字、篆刻时,为求字体大小匀整,以横直界线分格,叫‘擘窠’。擘,划分;窠,框格”。例(10)中的“窠”指韵图的空格,“点窠”即在空格中点画一个小圆圈的意思。例(11)的“窠窟”就是上文的“规模子”,是“窠臼”的意思。例(12)中的“移窠”就是“移换房间”,现在河南等地的很多方言中还有“小儿挪窝”的说法。例(13)中的“窠”隐喻指“球门”之类的装置。例(14)中的“窠”就是指凿的“小坑”。

关于例(8),宋刘辰翁等《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卷四中有如下注释:“卫宏《汉旧仪》云:‘丞相印,黄金,龟纽’。”东汉卫宏《汉旧仪·补遗》卷上曰:“诸侯王印,黄金槖驼钮,文曰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钮,文曰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钮,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铜印,鼻钮,文曰印。”

《汉语大词典》对此句中“金窠”的解释是“金印印文空白的地方”,即有印文的一面除去印文的空白部分。对于印有印文的一面,印文位于此面中间,尤其是印文为阳刻的印,印文突出,而非印文部分凹陷,那么此面就如同印文之“窠”,恰如“目窠”为“目”在“窠”中;因为印用黄金铸就,故是为“金窠”。通过例(7)、例(9)等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本义为“巢穴”的“窠”通过隐喻指有一定边界而中空或凹陷的身体部位(如“目窠”)或者事物,“金窠”中的“窠”仍然使用的是这一隐喻意义。

关于用于印章的“窠”,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

(15)赐南诏异牟寻金印银,其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先是,吐蕃以金印授南诏,韦皋因其旧而请之。(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十三)

(16)金大印押班联,剑履缤纷落九天。餐尽万羊成馁鬼,楸梧何处认曾玄。(元宋褧《燕石集》卷九)

例(15)中的“银窠”该作何解释呢?《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有一句与该句相关的话:“仍赐牟寻印,铸用黄金,以银为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汉语大词典》对“银窠”的释义是“印文空白处以银为之”,即“银窠”的“窠”与“金窠”之“窠”是一样的,均指印章有印文面的除印文之外的空白部分。

Hopper & Traugott(2005:88)引述Anttila的话说:“隐喻是一种基于感觉相似性的意义迁移,它是类推的和像似性的;而转喻则是一种基于邻接(contiguity)和标引(indexical)的意义迁移。”“Metaphor is semantic transfer through a similarity of sense perceptions,and is analogical and iconic,while metonymy is semantic transfer through contiguity and indexical.”我们知道,印体上与印纽相对的一面是要刻字的,那么这一面也就成了“字”的“窠”,这是隐喻。来看几个例子:

(17)因探怀中,出一牒,印犹湿。(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

(18)六只佩诸侯印,争比从天拥册归。(唐黄滔《将寄示因书五十六字》)

(19)中书舍人四员,分掌六房,事无巨细皆与宰相通签,奏状书衔亦俱平写,但押字即在纸后印心中,与它官司异也。(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中)

(20)昨夜分明梦,持书认篆。(宋梅尧臣《九月二日梦后寄裴如晦》)

(21)每面各有朱记七,文若缪篆而又屈曲勾连,不可知识。(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一百四十)

(22)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归来印几。(宋黄庭坚《袁州刘司法亦和予摩字诗因次韵寄之》)

毫无疑问,例(17)的“印窠”和例(20)的“篆窠”都是指印玺所印的痕迹,唯其如此,才能出现于“牒”上并且“犹湿”,才能“持书”而“认”。例(19)的“但押字即在纸后印窠心中,与它官司异也”,就是说印窠里面的印文与其他官司是不同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印窠”,有时乃是“印玺之字”的“窠”这样一个意思。因此,所谓“篆窠”乃“篆字之窠”的意思,这是“窠”的隐喻用法。印玺涂以印墨,印一下就是一个“窠”,所以“窠”可以作为一个量词来计量印玺所印的痕迹,如例(21)的“朱记七窠”即是。又因为“印窠”是“印玺之字”的“窠”,是整个印玺最为重要的一面,所以可以通过转喻(部分代整体)来指代整个印玺,也正是在此转喻的基础上,“窠”可以用来计量整个印玺,用为印玺的计量单位,如例(18)和例(22)即是。《汉语大词典》认为例(18)和例(22)中的“窠”用同“颗”,对于这个解释,我们要认识到,“窠”和“颗”都能计量印玺,只是用法相同,但它们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的计量,即它们的这种用法是各自本身独立发展演变出来的,并不存在通假的关系;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1998:428)认为例(22)中的“窠”是通假字,通“颗”。此说误。我们把“窠”用于计量整个印玺和印玺所印之痕迹的量词用法记作“窠1”。

前文提到,印玺有印“纽”;有意思的是,在汉语史上,印玺不仅可以用其有印文的一面即“窠”计量,而且可以用“纽”计量。刘世儒(1965:178)说,“钮(亦作‘纽’)”的本义是指“印鼻儿”,“印玺”称“钮”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性质上这就是以部分量整体的量词)。如“获玉印一钮。(《南齐书·祥瑞志》)”和“赐丕金印一纽。(《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钮”与“窠”分别是印玺的两个最重要的部分,它们成为计量印玺的量词,机制是一样的,都是基于转喻。

2.1.3 量词“窠3”及其组配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名词“窠”通过隐喻可以指有一定边界而中空或凹陷的身体部位或者事物。我们认为,除了上述隐喻用法之外,“窠”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隐喻用法,即指种植植物时所挖的圆坑,基于这一意义,“窠”发展出了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窠2”,但对“窠2”的证明需要以“窠3”及量词“窝”为佐证,所以下面,我们首先来看量词“窠3”及其组配。

前文我们引述汪维辉(2000:15)的观点,在汉语词汇史上,后起的“窝”取代了“窠”,即“窝”与“窠”是汉语史上不同时间段的同义词语。关于“窠”“窝”及“巢”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使用及彼此之间的消长,周国祥(2015)更为详细地指出:“巢”产生于上古时期;中古时期,“窠”萌芽,“巢”与“窠”并存而“巢”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偏口语的文献中则仅见“窠”不见“巢”;近代汉语中,唐代“窝”出现,而“窠”发展迅速,在口语与书面语文献中均有使用,从而呈现“巢”“窠”“窝”三者并存使用的局面;元明清时期,“窝”用法活跃,“巢”“窝”争夺明显,而“窠”则逐渐式微。现代汉语中,“巢”“窝”依然并存使用。需要指出的是,与“窠”“窝”都发展出量词用法不同,在汉语史上,“巢”没有量词用法。

从构词及搭配的角度来说,“窠”跟“窝”具有很多结构相同、意义也相同的词语和短语,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例(2)中的“蜂窠”和例(5)中的“鸟窠”,还有如下这些:

(23)时在寻阳,屋有燕窠,夜见屋里,忽然自明,有一小儿,从窠而出,长可尺余,洁净分明。(南朝梁王琰《冥祥记》)

(24)雕窠城上宿,吹笛泪滂沱。(唐五代词《怨回纥》)

(25)下有枯树根,上有鼷鼠窠。(唐王昌龄《相和歌辞·长歌行》)

(26)花攒骐骥枥,锦绚凤凰窠。(唐卢纶《宴赵氏昆季书院因与会文并率尔投赠》)

(27)茅中狐兔窠,四面乌鸢巢。(唐长孙佐辅《山行书事》)

(28)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狗窠中,狗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唐张NB76F《朝野佥载》卷三)

(29)慈母抱儿怕入席,那暇更护鸡窠雏。(唐韩愈《射训狐》)

(30)今黄贼尚据荒陬,犬窠未覆,傥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扫荡氛祲,廓清海滨。(唐柳宗元《为裴中丞举人自代伐黄贼表》)

(31)筑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唐刘禹锡《罢郡姑苏北归渡扬子津》)

(32)去年今夜还来此,坐见西风袅鹊窠。(唐周贺《宿李主簿》)

上面这些“动物名+窠”,在现代汉语中要说成“动物名+窝”,如“鼠窝”“兔窝”“猫窝”“狗窝”等。在今天的一些汉语方言中,仍然有很多“动物名+窠”的词语或短语,如绩溪方言中有“鸟窠”“蜂窠”“猪窠”,丹阳方言有“雀窠”“猫窠”“金窠银窠,弗如自家格狗窠”等。

从量词用法来说,“窝”与“窠”也有诸多平行的组配。在近代汉语中,量词“窠3”的用例不多,除了在2.1.1小节中提到的唐杜光庭《东西女学洞记》中的“神雕一窠”外,还有如下几例:

(33)忽见一窠蚁子,壤壤遍地而行,莫知其数。(唐《降魔变文》)

(34)东西巡历未周圆,忽逢一窠蝼蚁子。(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35)这窠鸡卵都没用了,等明年荞麦熟时,把几斗赔你吧。(明《平妖传》第七回)

(36)前村王婆家养了一窠小猪。(明《平妖传》第七回)

“窝”也有计量鸟类、小鸡、猪仔等动物的量词用法。向熹(1993/2010:596)指出,“窝”“用于成团成簇的东西或一次生(孵)出的动物,产生于宋代,明清盛行”。来看几个例子:

(37)可知道你名儿唤做一窝狼。(元高文秀《好酒赵元遇上皇》)

(38)却说那呆子被一窝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里劳劳叨叨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十一回)

(39)那厢因你欲为人师,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十回)

(40)那老树上半截剩了一个杈儿活着,下半截都空了,里头住了一窝老枭。(清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五回)

(41)比如一窝燕儿,你把小燕儿都弄死,那大燕儿,还想安然住着么?(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九十一回)

(42)吵骂开,吵骂开,一窝野雀扑下来,大伯端着洗面汤,慌忙送到门儿外。(清蒲松龄《聊斋俚曲·姑妇曲》)

(43)老婆不要仔顾诈,好像捕下一窝雀,摔着贼毛够一抓,嗓呕叫人听不下。(清蒲松龄《聊斋俚曲·俊夜叉》)

(44)是我喂的一个母鸡,下了蛋来抱一窝小鸡,出息着拶个私囊,寻个媳妇。(清蒲松龄《聊斋俚曲·增补幸云曲》)

在现代汉语的诸多方言中,“窠”也有上述诸例中“窠3”这样的用法。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5011)说量词“窠”“用于同胎生的鸟兽”,所举例子有:

绩溪方言:一窠猪(狗、猫、鸡、蜂、老鼠)

丹阳方言:一窠小猪(狗子、猫、鸡)

上海方言:一窠蛋(鸡、鸟、猪猡)

温州方言:一窠蜜蜂

金华方言:一窠猪(狗、羊、猫、小鸡儿、老鼠、蜂)

娄底方言:一窠鸟(老鼠子、鸡、蚂蚁子、蜂)

“窝”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及方言中也有与“窠”相同的用法和组配,如:

徐州方言:一窝蜜蜂(狗、猪、兔子、鸡、黄鼠狼、老鼠)

忻州方言:一窝狼(蛇)

南京方言:一窝鸭子(小狗)

此外,武汉、贵阳、柳州、西安、银川、乌鲁木齐、长沙、娄底、萍乡等诸多方言也均有类似组配。《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对量词“窝”的解释是“用于一胎所生的或一次孵出的动物”。

2.1.4 量词“窠2”的产生及其逆语法化

前文提到,在汉语史上,“窠”具有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即“窠2”。量词“窠2”的用法,除了前边提到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两个例子,常见的还有如下这些:

(45)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南唐李煜《长相思》)

(46)卫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十)

(47)买得足云地,新栽药数窠。(唐贾岛《王侍御南原庄》)

(48)扫掠黄叶中,时时一窠薤。(唐王建《荒园》)

(49)眼前无奈蜀葵何,浅紫深红数百窠。(唐陈标《蜀葵》诗)

(50)忽见一窠牡丹,将身便采芳蕊。(《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

(51)朱崖延于东阁,命画生菜数窠及烂瓜生果等,遂命笔遽成,俱得形似。(宋刘道醇《宋朝名画评》卷三)

(52)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其重如此,盖宫禁中亦鲜云。(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

(53)每种瓜一窠,根下用药一捻。(宋陶榖《清异录》卷上)

(54)幽居邻有万窠松,坐见京江四面峰。(宋苏颂《和刘明仲都曹见别三首》之三)

(55)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催拍大梅歌。舞余片片梨花落,争奈当涂风物何。(宋苏轼《答子勉三首》之三)

(56)手种江梅五百窠,小窠开早更花多。就中一树尤清绝,恼杀先生看杀他。(宋杨万里《与山庄子仁侄东园香梅》)

(57)昔见朝议大夫李冠卿,说扬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极大,花多而不实。(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

(58)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兵燹之余,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膂力人所负才四五窠耳。(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

对于“窠”的这一用法,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诸多辞书均用“通‘棵’”来解释,而不认为是“窠”自身产生的。上一节中,我们从构词和计量动物的量词用法两个方面证明了“窠”“窝”在语义发展上的平行性,“窝”有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吗?

有力的证据来自成都方言。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002:5012),成都方言中的量词“窝”有如下四个用法:①用于一胎所生的或一次孵出的动物(如猪、狗、鸡等):一窝猪;②用于植物:一窝树子、一窝白菜;一窝玫瑰(菊花、牡丹);③用于点播或移植农作物:点了几窝包谷;④用于蜜蜂:一窝蜂子。

上述成都方言中“窝”的量词用法,①和④,在别的方言中及汉语史上,“窠”也具有;②和③,现代汉语方言中的量词“窠”没有,但近代汉语中的量词“窠”却具有。如例(45)—例(58)均可以与②对应起来,用于计量植物,而下文的例(65)则可以与③对应起来,用于种植植物或农作物。

下面再来看我们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现代汉语语料库检索到的“窝”与种植情境或植物有关的几个量词用法,如:

(59)山顶上凡有一窝土,便有一蓬瓜果,几株树。这里的人们太勤劳了,几乎见缝插针。

(60)在大石山区,仰望那悬崖峭壁上一窝窝人工栽种的玉米,你不能不被那种顽强的生存能力所折服。

(61)全村种了几十窝天麻一窝天麻种子投10元,平均可产三四公斤,湿度合适的话,一窝可以收5公斤。

(62)湖南一山民,挖到一窝兰草,原打算卖块把钱。

(63)他种棉花,爱棉花,用汗水和心血换来了“冷床育苗”“一窝双株”“青芽结桃”等15项棉花丰产技术。

(64)但我还是偏爱南瓜,南瓜随处挖个坑,倒一桶粪肥,就结一窝瓜。如果地窄,翌年紧贴近旁挖个坑再种就又得一窝。

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和语义地图模型已经证明,语义演变是有规律的,甚至Traugott & Dasher(2002)就以“语义演变的规律性”为题来证实并宣扬这一看法。Heine(2003:596—597)也谈到了语法化研究对于历史重建的作用,认为语法化理论丰富了历史语言学,为语法形式的重建和语义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并认为“语法化理论与内部重建(internal reconstruction)相类似”。语义地图模型认为:“某种语法标记若具有多重意义/用法,而这些意义/用法在不同语言/方言里也有以同一个形式负载的现象,则其间的关联绝非偶然,应是有系统的、普遍的,可能反映了人类语言在概念层面的一些共性。”(张敏,2009)

当前的研究及各种辞书,要么认为“窠”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是量词“棵”的通假现象,要么对“窠”如何发展出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语焉不详。我们认为,汉语史上“窠”计量植物的用法是其自身发展出来的。理由是:“窝”与“窠”是具有历时替换关系的同义词语,在概念层面,二者是相同的;由于相同的认知心理和交际,在语义演变的方向上,二者应该具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把成都方言中“窝”的四个用法和现代汉语各方言中的“窠”的量词用法做一对比,可以形成下面的这个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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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化理论与内部重建相类似”,通过这种对比,我们认为上表中的“空格”可以被填上,即量词“窠2”是“窠”自身发展出来的结果,应该源自“种植植物之‘圆坑’”的隐喻意义。这一点例(59)可以证明,“凡有一窝土”就有“一蓬瓜果”“几株树”,“瓜果”和“树”是种植于土“窝”中的,故有“一窝瓜”“一窝树”之组配。例(64)同此。

来看下面的例子:

(65)栽石榴法: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斩令长一尺半,八九枝共为一,烧下头二寸,掘圆坑深一尺七寸,口径尺,竖枝于坑畔,置枯骨礓石于枝间,下土筑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水浇常令润泽,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则科圆滋茂可爱。(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四)

(66)乃竖箔曲尺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九)

上述两例中的“窠”如何释义,是个难题。在例(66)中,“掘窠四面”的“窠”似乎可以解释为种植“牡丹”的“圆坑”。但在例(65)中,“窠”似乎可以解释为“丛”,“八九枝共为一窠”即“八九枝放在一起成为一丛”之义。这个“窠”是解释为“种植植物时所挖的圆坑”,还是解释为“丛”呢?

Langacker(1987/2004:128)说:“在语义层面,语言的任何表达都要通过一个特殊的意象(image)来建构一个感知情景(situation)。为了表达,在对一个情景进行概念化时,说话人必须在与焦点调整相关的诸多参数方面做出选择。”“Every linguistic expression,at its semantic pole,structures a conceived situation(or scene)by means of a particular image.In conceptualizing a scene for expressive purposes,the speaker is obliged to make choices with respect to the various parameters discussed here under the rubric of focal adjustments.”“窠”从“巢穴”演变为指种植植物的“圆坑”,这是隐喻;现代汉语中的“窝”也是如此。对于生长着的植物而言,有“根”就会有一个“窠”,所以对于独生的植物而言,既可以用“根”或“株”计量,也可以用“窠”来计量,但对于丛生的植物,恐怕最合适的就是用“窠”来计量了,例子详下。

对于种植植物而言,不管是丛生还是独生,只要放进一个“圆坑”中,就是“一窠”。元代觉恩《甘菊叹》诗有这样两句:“手栽甘菊岩之阿,一十一茎为一窠。当暑不灌亦不摘,自然生意成婆娑。”既然是“栽甘菊”,“一十一茎”放在一个“窠”里,就是“一十一茎为一窠”,而不必把“一窠”解释为“一丛”。同样,例(65)中的“八九枝共为一窠”可以解释为“把八九枝放在一起共同植于一个‘窠’中”。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八有这样一句:“竹稍长者,芟去颠叶,缠竹架之,恐风揺动即死。每窠相去二尺余,不须实斸,只以一脚踏之,来年生笋速也。”从“不须实斸,只以一脚踏之”可知,这是在植竹;既然是植竹,“每窠相去二尺余”的“窠”恐怕解释为“每个种植竹子的圆坑相距二尺多”为宜,而不必把“窠”解释为“丛”。这正如我们今天说“一窝小鸡”,而不必说“窝”有“群”的意义一样。除此之外,在本节前文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窠”有时也用于“生菜”“白菜”这种直接生长在地面上的植物和独生的植物,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能解释为“丛”的。由此看来,向熹(1993:213)说量词“窠”“用于植物株数”是不那么准确的。汪维辉(2007:243)把例(65)中“窠”的用法解释为:“用于一穴同时生长的植物。”我们认为这个解释非常准确。

“窠”从“巢穴”的意义通过隐喻指种植植物的“圆坑”,又从种植植物的“圆坑”发展为计量植物的量词,即从名词“窠”发展为量词“窠”,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汉语大词典》认为用于计量植物的量词“窠”用同“棵”,《王力古汉语字典》和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都认为“窠”通“棵”。说“窠”通“棵”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棵”还没有这种用法,详见下文。

由于“窠”计量整个植物,所以随着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和进一步的扩展使用,在一定的语境中,“窠”指整株植物的语用意义就被强化并逐渐被语义化了。这样,“窠2”就又发生了实义化的现象,成为一个名词,其意义就是指植物的整个植株,这又可以视为语法化的逆过程,如例(56)中“小窠开早更花多”的“小窠”,就是“小的植株”的意思。

再来看几个例子:

(67)山客长须少在时,溪中放鹤洞中棋。生金有气寻还远,仙药成见即移。(唐王建《寻李山人不遇》)

(68)家住寒梅翠岭东,长安时节咏途穷。牡丹小春余雨,杨柳丝疏夏足风。(唐徐寅《义通里寓居即事》)

(69)乔木疏于平野,矮密布山头。(宋郭思《林泉高致集》附录)

(70)旋种花二百株,不知种了有花无。阿谁便向春工说,急捣红蓝染玉酥。(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七)

(71)棣棠菊,一名金锤子,花纤秾,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他花色皆不及,盖奇品也。株不甚高,金陵最多。(宋范成大《范村菊谱》)

(72)“鸳鸯瓦上忽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吾皇金弹子,海棠下打流莺”者,未详谁作也。(宋赵与旹《宾退录》卷八)

在例(67)中,“仙药成窠”就是“仙药长成窠株”的意思。在例(68)、例(69)、例(71)中,“窠”均与“小”“矮”“高”等修饰名词的形容词一起搭配使用;在例(72)中,“窠”则与方位词“下”一起搭配使用;这些句法组配情况表明“窠2”已经具备了名词的词类范畴特征,表明它已经实义化了,从一个量词演变成了一个名词,其意义也变为指整个植株。例(70)中的“花窠二百株”即“花的植株二百株”的意思。

一般都认为,从名词和动词到量词的演变是一个语法化过程。关于语法化过程有不少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所谓语法化的单向性(unidirectional)问题。关于这种争论,Heine(2003:582)指出:“与证明语法化单向性假设的大量例子相比,反例实在微不足道。更为重要的是,‘完整的语法化的逆过程’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such cases are few compared to the large number of examples that confirm the hypothesis.More import-antly,however,no instances of‘complete reversals of grammaticalization’have been discovered so far.”语法化单向性的反例虽不多见,但确实是存在的,量词“窠2”的实义化再次为单向性假设提供了一个反例。

2.1.5 量词“棵”的出现及其与“窠2”的关系

在汉语史上,“科”也具有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王力古汉语字典》和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都认为计量植物的量词“科”后来写作“棵”,也就是认为“棵”是承“科”而来的,而“棵”与“窠”则了无关涉。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量词“棵”的出现与“科”没有关系,“棵”是在“窠”实义化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取代“窠”的一个后起俗字。

先来看量词“棵”的用例:

(73)唐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棵,植于长兴私第。(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

(74)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唐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

(75)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四面,深及其根。(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

例(73)、例(74)和例(75)分别对应于2.1.1提到的《酉阳杂俎》之二例和例(66)。可以看出,成书于宋代的类书《太平广记》中作“棵”的,在唐代的《酉阳杂俎》中均为“窠”。我们检索了大量的宋代文献,仅仅发现《太平广记》一书中有量词“棵”的用法。前文例(51)—例(57)等宋代文献均使用量词“窠”,例(69)—例(72)等宋代文献也均使用名词“窠”。其中,例(52)的“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在明代的《六十种曲·琴心记》中则是“敕赐一棵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鉴于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棵”在宋代可能尚未出现,《太平广记》的“棵”可能是后人所改承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汪维辉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一点,在此深表谢意。

元明文献中,“棵”的用法则逐渐多了起来:

(76)雪盫菜用春菜心,少留叶,每棵作二段。(元倪瓒《清閟阁全集》卷十一)

(77)则不如种山田一二亩,栽桑麻数百棵,驱家人使牛耕播,住几间无忧愁草苫庄坡。(元薛昂夫《滚绣球》)

(78)他那一灵不散,怨气难消,长起一棵树来,开的可是红梨花。(元张寿卿《谢金莲诗酒红梨花》)

(79)初无他术,只有八字:疏种密种浅种深种。疏种谓三四步种一棵,欲其地虚行鞭;密种谓种虽疏,每窠却种四五竿,欲其根密;浅种谓其种时不甚深;深种谓种时虽浅,却用河泥壅之。(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九)

(80)小人其时就怕后边或有是非,要留做证见,埋处把一棵小草树记认着的,怎么不现在?(明冯梦龙《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

(81)原来八戒在外边,听见他们里面嚷闹,激得他心痒难挠,掣钉钯,把一棵九叉杨树刨倒,使钯筑了几下,筑得那鲜血直冒。(明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十九回)

(82)我还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了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清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五回)

(83)初生时,柔荑可食,粟可为腐,香美隔年。八月下种,经冬成棵,以草遮霜雪,春则去之。(清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上)

(84)野草,田塍坡岸间俱有,叶长而末圆,棵小贴地,抽柄寸余,开紫花,如豇豆而下垂。(清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上)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棵”的用法与“窠2”完全一样,可以做量词,如例(76)—例(82),也可以用作名词,表示植株之义,如例(83)和例(84),并且例(83)的“成棵”与例(67)的“成窠”对应,而例(84)的“棵小”又可以与例(68)的“窠小”和例(69)的“矮窠”对应。

在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的用例(79)中,既有“一棵”,也有“每窠”,“棵”用于计量所种植的植物,而“窠”用于计量植树的圆坑,二者所计量的对象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在现代汉语中,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量词“棵”的组配范围与本章所论述的“窠2”的组配范围仍然基本一致,既可以用于花草树木,也可以用于“白菜”“生菜”之类的蔬菜;“棵”作为名词来用,一般说“棵儿”,指“植株大小的程度”。可以说,“棵”与“窠2”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系统的对应关系,即凡是以前使用“窠2”的地方后来均使用“棵”。根据我们对文献的考察,跟“窠”与“棵”有那么多前后不同时代的“异文”用法相比,“科”与“棵”没有此类现象。

再来看古代字书和韵书中所记载的“棵”的音与义。

“棵”最早见于魏张揖《广雅》,其反切为“口卵”,意义与“俎”同,即“几也”。在宋司马光《类篇》中:“棵,户管切,断木也。一曰木名,一曰薪蒸束。又苦果切,俎名,又苦缓切,文一,重音二。”辽行均《龙龛手鉴》中:“棵,卢卧、胡管二反,木名。”“棵”在《广韵》中属于“缓”韵,有两个读音,一个属于“缓”这个小韵:“棵,断木。”一个属于“款”这个小韵:“棵,断木。”在《集韵》中也属于“缓”韵,同样有两个读音,在“缓”这个小韵下:“梡、棵,断木也。一曰木名,一曰薪蒸束,或作棵。”在“款”这个小韵下:“棵、梡、,断木也,或从完,从款。”

读音上,在上述诸字书和韵书中,“棵”除了“苦果(属于上声‘果’韵)”和“卢卧(属于去声‘过’韵)”两个偶尔提及的阴声韵以外,较常用的读音一直是阳声韵。在现代汉语中,“窠”和“棵”同音;而上述诸字书和韵书中“棵”的这两个阴声韵与“窠”的读音却相去甚远,“窠”在《广韵》中的反切是“苦禾切”,属于平声“歌”韵。从读音上来说,上述诸韵书中的这个“棵”是发展不出其今天的读音的。意义方面,从上引诸韵书的释义可以看出,“棵”的意义与“窠”的本义、隐喻用法及后来发展出的指植株的意义均无任何共同之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上述字书或韵书中记载的“棵”或许并非是量词“棵”的源头。在这一点上,此前的不少研究和论述都存在着错误的认识,例如黎锦熙(1924/1992:85)认为“棵”是从名词转变为量词的。叶桂郴(2008a)说“‘棵’是‘梡’的俗字”,“梡”有“枝”之义,所以“棵”“从‘枝’意义生发出量词意义,称量植物。读音则依照形体,取从木果声的‘苦果切’”。我们的分析证明这些说法是不正确的。

2.1.6 基于“窠”来重建“科”的语义发展过程

有了“窠”的语义发展规律,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科”,进而厘清“科”与“窠”及“棵”之间的纠葛。

《说文解字》曰:“科,程也。”“程,品也。”清段玉裁在“科”字下注曰:“《广韵》曰:‘程也,条也,本也,品也;又“科,断也”。’按:实一义之引申耳。《论语》曰:‘为力不同科。’《孟子》曰:‘盈科而后进。’赵岐曰:‘科,坎也。’按:盈科为盈等也。”“科”如何从一个意义引申出来如此众多且互相差别甚大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弄清楚。下面让我们根据“窠”的语义发展过程重建“科”的语义发展历程。

首先让我们从魏张揖《广雅》对“科”的释义谈起。在《广雅》中,“科”有这样几个解释:

a.科,空也。(《广雅·释诂》)

b.科,本也。(《广雅·释诂》)

c.科,坑也。(《广雅·释水》)

d.科,藂也。(《广雅·释言》)

e.科,品也。(《广雅·释言》)

f.科,条也。(《广雅·释言》)

“空”和“坑”二义,或许是“科”的最早的意义。因为在文献中,这两个意义的用例是最早的,例如:

(85)其于木也,为上槁。(《周易·说卦传》)

(86)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章句下》)

(87)流水之为物也,不盈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章句上》)

对于例(85)中的“科”,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把它解释为“指树木中空”。关于例(86)和例(87)中的“科”,东汉赵岐注曰:“科,坎也。”从《说文解字》对“坎”的释义来看,“坎”与“空”意义相同,都是“坑”的意思。《说文解字》:“坎,陷也。”段玉裁注曰:“陷者,高下也。高下者,高而入于下也。”即“中空”为“坎”。根据宗福邦等(2003),“穴”有“空”“坑”义,“窟”有“坎”“窠”义,而“窠”也有“空”义。这些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均有相同或相近的引申。

下面让我们根据《齐民要术》中“科”和“窠”的分布来对“科,藂也”和“科,本也”的来源做一分析;“藂”就是“丛”,“本”即“植物的茎干”。

(88)胡麻,六畜不食;麻子啮头,则大。(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

(89)有蚁者,以牛羊骨带髓者,置瓜左右,待蚁附,将弃之。(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

(90)六月中无不霖,遇连雨生,则根强大。七月种者,雨多亦得,雨少则生不尽,但根细小,不同六月种者,便十倍失矣。(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

(91)移葱者,三支为一本;种薤者,四支为一科。(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

(92)三茎作一科,相去八寸。(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

(93)一亩为二十四科。区方圆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粪。(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

汪维辉(2007:242)把例(88)—例(90)中的“科”解释为:“用同‘棵’。”“植物的丛;植物大小的程度。”实际上也就是“植物的茎干”,是个名词。例(91)—例(93)中,“科”可以分析为计量植物栽种或移植的量词。这里的问题是,“科”的量词用法和名词意义是怎么产生的呢?

无独有偶,在前文提到的《齐民要术》的例(65)中,有“八九枝共为一窠”一句,这一句跟例(91)和例(92)中的“四支为一科”和“三茎作一科”完全类似。本章前边已经论证,“窠”成为一个量词是源于“窠”的隐喻意义——“种植植物的圆坑”。而刚刚提到,“科”最早的两个意义就是“空”“坑”。更为有趣的是,“科,本也”说明“科”也具有“植物的茎干”这样的名词意义,跟“窠”也是完全一致的。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基于这种平行性,我们认为,“科”的量词用法当是跟“窝”“窠”一样,来自“空”“坑”,而其名词意义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实义化。

刚才提到的汪维辉对名词“科”的释义中,有“植物的丛”一句。“藂”即“丛”。实际上,例(65)中的“八九枝共为一窠”中的“窠”,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丛”“束”。语法化是在特定的句法、语义环境中实现的。“窝”“窠”隐喻指“种植植物的圆坑”,坑中所栽种,可能是独生的植物,也可能是丛生的植物,所以“窝”“窠”在语法化为量词之后,其所计量的对象可能是独生的,类似今天的“棵”,也可能是丛生的,类似今天的“丛”。如在成都方言中,有“一窝树子”“一窝白菜”“一窝玫瑰(菊花、牡丹)”等组配,“一窝白菜”可能就是一个,“一窝玫瑰”可能是好几支,“一窝树子”可以指丛生的树木。现代汉语的例(59)中,“凡有一窝土,便有一蓬瓜果,几株树”,可见“一窝树”可能就是“几株”;如例(63)就是“一窝双株”。我们认为,“科,藂也”这一释义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曾良(2009:305)认为计量树木的量词“科”是自身独立发展出来的,“‘科’谓树或草蓬科而生,灌木更明显,故语法化为量词”,“科”是自身独立发展出来的并且多计量灌木,我们赞同,但需要指出的是,量词“科”并不是因为计量灌木“故语法化为量词”的,它语法化为量词,跟“窝”“窠”一样,源自其“坎”“空”之义。

根据《广雅》,“科”还有“品”“条”两个意义。“窠”没有这两个意义。“科”能否从其“空”“坑”之义引申出这两个意义呢?先来看几个例子:

(94)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古之道也。”(《论语·八佾》)

(95)曰:“殆非也。夫子之设也,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孟子·尽心章句下》)

(96)邪人反道而受恩宠,与此同。(汉王充《论衡·幸偶》)

(97)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安得程于儒生哉?(汉王充《论衡·量知》)

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把例(94)和例(95)中的“科”解释为“事物的类别”,其中例(95)中的“科”特指“课程的类别”。《王力古汉语字典》把这里的“科”解释为“等级”“类别”,再从“等级”“类别”引申出“科条”“法律条文”“科断”“判决”及“科目”等诸多意义。下面让我们根据《说文解字》中“程”和“品”的释义来对“科”的“等级”“类别”义的来源做一推测。

在《说文解字》中,“科”“程”“品”是递训的:“科,程也”,“程,品也”,“品,众庶也”。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将例(94)中的“科”解释为“品”。《广雅》和《广韵》也均做此解。根据《说文解字》:“品,众庶也。”由“众庶”引申而有“汇聚”“类别”“齐”“等”“同”“法”等诸多意义。“品者,汇聚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七);“品,类也。”“品,类别也。”(《慧琳音义》卷二十七);“品,齐也。”(《广雅·释诂》《玉篇》);“品,等也。”(《易·巽》“田获三品”之焦循章句);“品,同也。”(《大戴礼记·虞戴德》“品奏五声”之王聘珍解诂);“品,法也”(《广雅·释诂》《广韵》)(参见宗福邦等,2003)受“品”的意义及其引申意义的启发,我们不难推测,“科”的“品”的意义应该是这样引申出来的:“科”有“坑”“空”“坎”义,这些意义跟“窝”“窠”“窟”“穴”等词意义接近,而我们知道,中空或中部凹陷的地方,一般就是事物的汇聚之所,明人张志聪对《素问·气穴论》中“阴阳蹻四穴”的“穴”注曰:“盖穴者,脉气之所注也。”再如我们今天说“他们是一窝的”,就含有“他们是一伙的”“他们是同类”的意思。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汇聚在一起的一般说来就是同类的,或者在某个方面是等同的。这或许就是“科,品也”这一释义的来源。根据《王力古汉语字典》,“科,条也”则是在“科”的“等级”“类别”意义之上进一步引申出来的。

在唐代诗歌中,“窠”的用例很多,大部分是“巢穴”或其“空”“坑”之义,但也有不少“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和“植物之茎干”的名词用法;“科”大部分用例是与“科举”有关的,但也有不少“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和“空”“坑”“植物之茎干”的名词用法。从文献来看,在唐代时期,“科”和“窠”及它们之间平行对应的意义,是并行不悖的。来看下面的两组例子。

唐代“科”的用例:

(98)神池泛滥水盈,仙跸纡徐步辇过。(唐李乂《兴庆池侍宴应制》)

(99)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唐韩愈《石鼓歌》)

(100)绿秧早稻,紫笋折新芦。(唐白居易《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

(101)闲临静案修茶品,独旁深溪记药。(唐陆龟蒙《和袭美冬晓章上人院》)

(102)高添雅兴松千尺,暗养清音竹数科。(唐谭用之《山中春晚寄贾员外》)

唐代“窠”的用例,除了前面的例(45)—例(50)和例(67)、例(68)以外,还有:

(103)屋老多鼠,窗卑露山脊。(唐贯休《冬末病中作二首》)

(104)毒龙来有窟,灵鹤去无。(唐许浑《晨自竹径至龙兴寺崇隐上人院》)

(105)一架长条万朵春,嫩红深绿小匀。(唐裴说《蔷薇》)

(106)药溉分数,篱栽备幼冲。(唐元稹《春六十韵》)

最后来看“科”与“棵”的关系。如果确如《王力古汉语字典》和张双棣、陈涛主编的《古代汉语字典》所言,计量植物的量词“科”后来写作“棵”的话,那么在“棵”出现以后,“科”的量词用法和名词用法当被“棵”取代,也即“科”的量词用法和名词用法当不再出现,但是文献显示并非如此,“科”仍然有不少用例,甚至在同一本书中,“科”和“棵”共现,如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有“棵”,有“窠”(见例(79)),也有“科”:

(107)良田率一尺留一科。(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十五)

(108)地参,又名山蔓菁,生郑州沙岗间,苗高一二尺,叶似初生桑小叶,微短。(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五十一)

在明代,“棵”已经大量使用,如“王庆独自闲耍了一回,向那圃中一棵傍池的垂杨上,将肩胛斜倚着,欲等个相识到来。”(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浑家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明冯梦龙《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却说桑枣园中有银杏一棵,大数十围。”(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带定了狼牙钉,住会儿睁开了两只眼,只见坐下的马一头儿撞在一棵大柳树上。”(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七回)如果“棵”和“科”之间有替换关系的话,例(79)作“一棵”,而例(107)作“一科”,这种现象当不会存在。根据对《农政全书》的检索,“一棵”只有一例,而“一科”则有近20例。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量词“棵”可能是取代“窠2”的后起俗字,是一个新造的形声字,与原有的“棵”只是偶然的同形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原有之“棵”只是“梡”的异体字,功能负荷很低,很不常用,所以人们不顾其本音本义,直接把它拿过来替换了“窠2”。我们更倾向于文中的观点。,“棵”与“科”也没有关系,“科”的名词用法和量词用法是独立产生并持续发展的,至于在现代汉语中“科”之“根茎”的名词义和计量植物之量词用法的逐渐式微乃至消失,当与“棵”的不断发展壮大有关。

那么,量词“棵”出现的原因,或者说“棵”这个字形取代“窠2”这个字形的动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棵”这个字形的出现可能是这样的:前边已经证明,量词“窠2”在一定语境中被实义化了,即具有了“整个植物植株”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形声字,“窠”之“穴”的形符及其占据强势地位的“巢穴”意义都与其“植株”意义相去甚远。我们知道,汉字形声字的形符大致显示了汉字所指事物的意义类属。“植株”从义类上说,当属于“木”类,而“窠”之“穴”的形符与“木”没有丝毫联系,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巨大差异促使人们创造了“棵”这个新的形声字(俗字)来取代“窠2”,新的“棵”与原有的“棵”只是偶然同形而已,读音和意义上均没有任何联系。

2.1.7 结语

语义演变是有规律的,基于这种规律性,我们可以基于汉语方言材料对通过文献无从查考或者无法确证的语义演变进行重建。

“窝”与“窠”在汉语史上是具有历时替换关系的一组词语,其本义均为“动物穴居的地方”。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窝”具有计量植物、动物等的量词用法。在一些现代汉语方言中,“窠”也具有计量动物等的量词用法,但是没有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而在汉语史上,“窠”却有大量的计量植物的量词用例,那么“窝”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计量植物的量词用法足以证明“窠”的这一用法应该是自身产生的,源自其隐喻意义——种植植物的圆坑。“窠”的“植物的茎干”这一名词意义是其量词用法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窠”的语义发展,我们可以重建“科”的语义发展脉络,即“科,空也”/“科,坎也”/“科,坑也”→“科,本也”或“科,藂也”,这一语义发展历程完全对应于“窠”的语义发展。“科”的语义发展还有另一个路径,即“科,空也”/“科,坎也”/“科,坑也”→“科,品也”→“科,条也”,这一路径或许是由“空”“坎”“坑”等的引申义“汇聚”“类别”等发展而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科”的诸多意义进行排序,重建“科”的语义发展历程。

材料对于语言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文献材料却时有缺乏甚至出现空白。对于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而言,语义演变的规律性和汉语丰富的方言材料,或许能帮助我们填补某些空白或者理清多义词语义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