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方言调查的类型和要求

从方言调查的不同深度和广度说，调查类型可以分为概略调查、专题调查和深入调查三种。

概略调查是对方言所做的初步的基础调查，这虽然是起步的工作，却是决定方言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作为基础调查，最重要的是确定方言的音系，摸清方言的音位系统、声韵调系统、音节系统，制定反映方言语音全貌的同音字表；有连读音变的方言还得弄清多音词的变调、变声、变韵及合音等规则。词汇语法方面应该记录一批常用的核心词、基本词，包括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间词、方位词、数量词、否定词和常用的虚词（副词、助词、介词、连词、叹词、语气词），以及实词中的极常用的“万能词”（如动词、量词）。要达到这样的要求，至少要调查并准确地记录单字音和词汇各1500个。概略调查规模虽然不大，但因为是初次调查，要求又比较高，难度是不小的，必须认真细致地做好，不能贪多求快、降低质量。初学者先做好一两个这样的概略调查，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基础训练。过好这第一关，就能走上前方的坦途，使后续调查既能保证质量，也不至于太慢。

概略调查不但是初步的基础调查，有时也用于大规模的面上调查，例如为大方言区做比较研究而制作字音、词汇、语法例句的对照表（如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又如绘制大型的方言地图（如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深入调查是概略调查的后续工作。除非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在深入调查的时候往往还会发现一些初步调查时尚未完全弄清的问题，例如增加个别管字少的音类，更常见的是补充新的字音异读或是发现重要的方言词、新的句式。深入的调查应该记录多少词汇、语句和长篇语料，必须根据主客观的条件确定一个合理的、有弹性的调查计划。主观条件就是调查的目的要求，研究项目是中型的还是大型的，着重点在语音、词汇、语法或是文化方面；客观条件主要是时间和经费以及在当地的活动的方便程度。制订计划时可以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开列调查项目，按照主次详略分级排列调查条目。深入调查是没有止境的。比如语言研究所和昌黎县志编委会合编的《昌黎方言志》，就县内的5个方言点详细调查了三千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语，一百多条语法例句，为了绘制方言地图还调查了193个方言点的县内有差别的条目；李荣主编的全国41本方言词典，则都在音系和音变调查的基础上编入了五六千条以上的方言词，并逐一分列了各个方言词的不同义项。最为极端的深入调查是国外人类学家所做的旷日持久的语言文化的全面考察和调查，这种调查者为了掌握详尽的材料，往往在所调查的社区住上几年，学会使用当地语言，跟当地人打成一片，融入他们的社会生活，编出详尽的词典。

专题调查是从研究专题的需要出发而设计的，调查提纲和调查规模可大可小。1955年在准备“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时候，曾有人调查过各地官话方言分不分［n~l］的问题。就语音可以调查全浊声母今读的差异，精庄章的分与合，四呼是否齐全；就常用词汇可以调查亲属称谓、方位词、人称代词等封闭性词汇；语法方面，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就动词的体貌标记做过不同规模的调查，已经获得一些成效。专题调查不一定都要先做完整的基础调查，可就某个特点在较大范围设点调查。如果建立一个稳定的协作网，只要调查者有较好的素质，能获得准确的语料，经过认真的比较，是可以较快见效的。

就不同的工作方式分，方言调查的类型有直接调查和间接调查两种。

直接调查就是到实地做调查，即一般所说的田野调查。目前的汉语方言，绝大多数还存活在民间的生活交际之中，实地调查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方言材料，是汉语方言调查的首选。由于汉语使用的文字形式是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些方言词经过长久的演变已经跟原有汉字的读音失去了明显的联系，有些方言地区自己创造出来的词语，本来就不是用汉字造出来的，而是直接用方音说出来的，不像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说话的人直接用字母拼出来。这就是汉语方言调查一向采取实地调查的基本原因。再者，方言不像共同语那样，不论是读音或是词义的理解、句型的构造都具备大体明确的规范形式，而是城里城外常有不同的口音，老年人和青少年的说法也多有差异，这都是常见现象。即使同一个年龄段的人或一家人对于方言字音和词汇也会有争议。只有到了当地，经过对不同人的查问，才能确认地道的说法。当然，如果调查者记的是自己的母语，也算是一种实地调查，不过年轻的学生在练习母语的记音时，还是常常需要打电话回家向父辈或祖辈咨询的。如果是领着一批学生做城乡方言的调查，也可以把预先物色好的不同发音人请到一处，让记音人和发音人一对一地做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节约时间，完成批量的任务，也便于老师给一群学生做指导。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赵元任带队到湖北、四川和江西做面上调查，就是在城里找了各县来的中学生同时做调查的。直接调查是汉语方言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本书主要就是为训练田野工作而编写的。

间接调查又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坐地采访。调查者发现了某种重要的方言，并且有了现成的理想发音人，就可以免去舟车之劳，就地进行调查。中国第一部光辉的方言著作《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就是西汉末年成都人扬雄搜集了前代人采风留下的方言记录材料之后，再扩大调查整理出来的。他在长安用了27年时间，向赴京的各地官员进行采访，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宝贵的方言材料。罗常培的《临川音系》则是在北京大学向游国恩先生的女儿调查的。这种调查节省时间，又可以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是调查者必须有高水平才能驾驭，发音人也要能提供准确的事实，而且，要做出完整的调查成果也并不容易。如果只是了解某一方言的某个特征，这种采访则可以随时进行，在五方杂处的旅店或长途车船的偶遇，有时也能得到一些有用的启发。

第二种是通信问卷。西方的语言学家开始做方言调查时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大范围的密集调查的。德国语言学家乔治·温克所编的地图集，也是使用这种方式调查的。他把要调查的词句印发给各地学校的老师，让他们将当地方言记录在表格中，最后得到了德语的五万个点的材料。汉语方言如果要做通信调查恐怕只能选择一些简单的专题，设计调查提纲时还得绕开汉字书写和标音的困难，并且针对调查对象所能接受的方式，比如问行外人只能问：姓王姓黄能不能分，男的、难的、蓝的是否有别；问语文老师做调查可以用汉语拼音，问“去”的声母是k或q或h，韵母是i或e或o或ü，“我找不到他”能不能说成“我找他不到、我找不他到”；问本行的学者才可以列出例字直接问是否鼻化、儿化、轻声，尖团分不分，有无入声韵和入声调等。

第三种是文献调查。这是利用已经记录过的方言语料进行调查。广义上说，这也是方言调查，不过往往只是为方言史的研究积累素材。现存的方言文献主要有地方韵书、方言杂字、用方言书写的山歌、民谣、儿歌、故事、传说。曲艺方面的京韵大鼓、相声、评话、山东快书是官话区的记录，粤讴、南曲、歌仔册是闽、粤语的说唱。吴、粤语则曾有方言小说（如吴语的《海上花》《九尾龟》，粤语的《虾球传》），闽南的梨园戏则存有大量明清以来的戏文。这类材料有的经过通语的加工，用字也很混乱，使用的时候需要一番仔细的考证。值得注意的方言文献还有明清以来西洋传教士所编的方言词典、翻译成方言的《圣经》和用罗马字拼写的各种课本。据游汝杰研究，这些文献遍及吴、闽、粤、客、赣等方言，方言《圣经》译本共有609种，词典就有110种（游汝杰，2004，第229—231页）。编写这批词典、课本和翻译《圣经》的好多都是训练有素的学者，他们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方言的方法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已经做过一些研究，证明了这些文献确实反映了一百多年前汉语方言的面貌。还有一类可供调查研究的文献是外国人编的给外国人学习的官话教材。明清以来，早的有朝鲜人编的学北方官话的《老乞大》《朴通事》、琉球人编的学南方官话的《白姓官话》等，用对话课文作为学习官话的教材；后来比较重要的有英国人威妥玛编的《语言自迩集》（1867）、美国人狄考文编的《官话类编》（1892）。前者没有全部注音，但反映三百年前的北京话相当详尽；后者加注拼音，还可以研究当时的官音。不管是哪一种间接调查，得到的总是第二手材料，编者未必都能吃准当年的语言，当年的方言大多和现在的说法有了变异。作为方言史的研究素材是很难得的，考察方言的历史演变时还得费一番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