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全球华语视角下的台港澳语言
一、 从“华人社区”到“社区词”
“社区”本来是一个社会学术语，社会学家把它描述为由若干个社会群体在一定地域内所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风笑天，2002：160），大多数社会学家认同的社区概念大致都包括社会互动、地理区域和共同关系这样三个特征。（罗建平，2009）在四地语言差异对比研究中，张维耿（1988）较早地使用了“社区”的概念，文章中说：“当今世界上有不少华人聚居的地区，最集中的除我国本土（包括大陆地区、台湾省地区、港澳地区），还有新加坡的华人区，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区，马来西亚的华人区，泰国的华人区、美国的唐人街区等。这些地区的华人在内部交际时使用华语（尽管是带方言色彩的华语或者就是某种汉语方言），多数地区还有自己的华文报纸和华文书刊。上述华人聚居之地，有自己内部使用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我们把它统称为华人社区。”
这是作为总称的华人社区，而更多的人则是着眼于“分”，即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对华人社区作进一步的划分，比如有人认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是四个主要的华人社区”。（施仲谋，1994）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很多人都由此来考察和分析各地语言之间的差异与融合，如邵敬敏、吴立红《香港社区英文词语夹用现象剖析》（《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4期）等。
在此基础上，香港学者田小琳于1993年提出了“社区词”的概念（田小琳，2002），她的立论基础是，“使用汉语的人群，并非生活在一致的社会形态内。如果划分一下，中国内地是最大的社区，还有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以外的，还有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华人社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就会有一些社区词在不同的社区流通。”（田小琳，2004）关于社区词的内涵和外延，田小琳（1997b）说：“它的内涵是指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社会区域的词语。社区词语的外延主要指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海外华人社区范围很广，比如东南亚华人社区，美国华人社区，欧洲华人社区等。”在田氏的观念中，社区词是与外来词、古语词、方言词等并列的词汇新类聚、新品种。
然而，田氏自己多次提到，她所说的社区词是“社会区域词”的减省形式，即她主要只是着眼并强调“社会区域”这一点，而没有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和说明，因此这里以及上文提到的社区与下文将要讨论的作为社会语言学概念的言语社区还是有区别的。
在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中引进社会学的社区概念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及其关系。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本质上是共性基础上的个性研究以及个性基础上的共性研究，用社区及社区语言的概念，可以给各地语言一个非常恰当的定位，而有了准确的定位之后，各个比较对象之间的关系自然就更为明确、更加显豁了。
第二，有利于进一步发现和解释造成各地语言差异的原因。在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中，对各地语言差异造成原因的解释和说明一直是一个重点，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就某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来考虑和说明，这样在某一个或几个点上可能比较全面，甚至比较深入，但是在全局的把握上可能就有一定的不足，而建立了社区及社区语言的概念，自然有助于全面考察和把握造成各地语言差异的历史及现实原因。
第三，有利于进行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虽然语言学家很早就把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借入语言研究领域，从布龙菲尔德到拉波夫都进行过探究和表述，但是对相关成果的系统引进以及用于汉语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学者们的表述上，我们都找不到这里的华人社区及社区词与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之间有直接渊源关系的证明。然而，这种源自研究实践的区分和表述，确实与从理论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角度所作的划分和表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引进我国，首先就用于四地及整个华人社区的语言对比研究，甚至是以后者为载体，由这一点来说，也不妨认为二者是殊途同归。
二、 从“华人社区”到“全球华语社区”
国外语言学者最早把社会学的社区概念引入语言学领域，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开始，相关的讨论就从未间断。布龙菲尔德（1980：45）把言语社区定义为“依靠言语相互交往的一群人”；霍凯特（1986：8）认为言语社区是“通过共同的语言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往的一整群人”；而甘柏兹（1985：36）则认为，言语社区是“凭借共同使用的言语符号进行经常的有规则的交流，并依据语言运用上有实义的分歧而区别于同类集团的人类集合体”。现在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作为一个言语社区，通常应当具备人口、地域、交际、语言、认同这样几个要素。（杨晓黎，2006）
在我国语言学界，较早系统介绍国外言语社区理论的是社会语言学家徐大明，他最早给言语社区下的定义是“根据语言行为和语言态度而区分的自然交际聚合体”（徐大明等，1997：2），认为它“是一种符合社会学定义的社区，同时又是一种具有语言特性的社区，社会学的社区要素，在语言上都有相应的表现”。后来，他又进一步介绍说：“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言语社区理论指出，语言的基本存现单位是言语社区，活的语言都容纳在社区之中。可以有没有标志性语言的社区，不可以有无社区依托的语言。”“一个言语社区是一个有确定人口和活动地点、进行频繁言语互动的社会群体。社区成员之间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在语言上的体现就是语言变异的社会化及其社会评价。”此外，徐氏还认为，言语社区理论“一旦全面、成熟地发展起来，必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而且会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取得重要地位”。（徐大明，2004）
徐氏对言语社区理论的引介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与当今世界各地汉语及其运用的实际结合了起来：“对于世界上将近十三亿的使用汉语的人口来说，不管自己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汉语变体，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认同一种汉语的标准语，这就是在中国大陆叫作‘普通话’、在台湾叫作‘国语’或‘华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作‘华语’的汉语标准变体。……我们建议将汉语的标准变体统称为华语。这样，即使地区性的规范活动已经造成了不同的标准变体，我们仍然可以在‘华语’的范畴内进一步区分‘大同小异’的‘华语变体’，如‘普通话’、‘国语’、‘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等等。”（徐大明、王晓梅，2009）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氏对“华语”作了以下的表述：“作为一个去除其地域性特征的术语，用来指称‘华人’的‘民族共同语’这样一个国际性规范语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化的概念。”（徐大明，2006）
把言语社区理论与上述对“华语”的认识对接，徐氏提出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新概念，表述为“一个依托全球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徐大明、王晓梅，2009），由此就把相关研究纳入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而在此后的研究中也经常出现“香港言语社区”之类的指称形式，如苏金智《香港言语社区两文三语的格局及其变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有人认为，上述华语概念“有着重要的超疆域的意义，对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也有推波助澜之效”，因而“是一个簇新的现代化的概念，是一个汉语走向世界的恰如其分的新名称”（徐大明，2006）；还有人认为，华语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科学认识各地华语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各地华语现象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也有助于强化世界华人的认同。（郭熙，2006b）
三、 全球华语观念与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
从华人社区到全球华语社区，反映了研究观念的演进。仅从直接可感的部分来说，一是由“人”转换到“言语”或“语言”，这样就有了一个视角甚至立足点的转换，显然更贴近语言及语言研究；二是进一步明确并强调了研究的范围，同时也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就进一步的意义和价值来说，把言语社区理论与四地语言差异及融合研究结合起来，或者说是在言语社区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四地语言的差异及其融合，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可以把相关研究纳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之内，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视角和方法，更多地结合社会因素来考察和分析各自的变异以及相互的交融，从而使这一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更有学术意义和价值。具体说来，主要的益处有以下几点：
1. 可以获取一些新的认识角度
祝晓宏（2011）认为，华语除了作为一个概念和研究对象外，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视角，即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各地华语，特别是对核心区华语——汉语（普通话）的观照。由此，就把四地的局部性研究推而广之了，不仅可以整体把握研究对象，更可以给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定性、定位。
确立了言语社区的观念，把各地语言及其运用中的诸多差异除看作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外，也看作社区变体，由此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理解、把握和表述各地语言的差异及其原因、性质等。比如，作为一个言语社区，语言的认同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很少从这一角度来揭示造成四地语言及其运用差异的原因。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而广之，从全球华语社区语言认同的角度来宏观地把握和微观地考察四地语言之间的融合。再比如，以前人们在分析各地语言差异的原因时，往往（甚至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对语言本身的原因则揭示不够，如前引朱德熙（1987）所说，由于与基础方言隔绝，由此而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而这种制约力量的减弱甚至缺失，应当是造成华语子社区与内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显然还很不够。
2. 可以进一步促进各华人言语子社区语言研究的深入展开
刘庆伟（2010）认为，“‘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思路就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这种研究可以收集到使用中的语言，研究者可以从实际语料中进行语音、词汇、句法方面的研究，语言研究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得到增强。”全球华语社区研究包括总体的言语社区和各地的子社区这样两个层次，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而它的研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的质量，所以，应当花大力气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就后者的研究来说，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本体”的研究，二是相互间关系的研究。就前一方面来说，以前的四地语言对比研究中，人们多是着眼于某一点或几点差异来展开讨论，这样的研究虽然可以形成一些局部性的认识，但却难有全局性的把握。正确的路径应当是先对各子社区的语言及其运用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全面比较各子社区之间的差异，进而形成完整的认识。就后一方面来看，以前多数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把“港澳”或“港澳台”语言看作一个整体来与内地进行对比，这样，在重视两地或三地语言共性的同时，往往也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特征（见前）。其实，港澳或港澳台既然分属于不同的言语子社区，它们的语言自然是不同的社区变体，因而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自然应当而且可以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及融合状况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观察和发掘。
3. 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四地语言差异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共时平面展开的，而历时平面的视角基本尚未建立，相关的研究也基本没有展开。姚德怀（2007）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归根结底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这里实际上是指出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一种是近百年来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一种史的架构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关于这一点，周清海（2008）说：“1949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和大陆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郭熙（2004b）更是指出，“汉语已经是世界性的语言，不再为中国所独有。汉语的发展也不再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汉语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自然也应当有这样的视野，进一步开展全球华语历时发展演变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开展华语本身的研究，如它的内涵与外延、标准与层次、历史与发展、规划与规范，等等。由此，可以把更多华语社区的语言及其使用情况纳入研究范围，同时也可以为某一或某几个华语社区自身及相互对比的研究确立更多的参照对象。
4. 增加研究的理论内涵
全球华语观念与言语社区观念关系密切，相较而言，后者主要着眼于个体（某一言语社区或子社区），可以看作是由个体再到全体（整个华语社区）；而前者则先着眼于整体，再由整体及于个体。二者合一，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用于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操作框架，并且还可以不断用研究中获取的新知补充、完善已有的认识，进而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5. 关于“全球华语学”
时至今日，虽然全球华语的观念和概念日益普及，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作为指称一个独立学科的“全球华语学”却是一个异常陌生的概念，除笔者之外，似乎还没有人专门提出。[3]我们认为，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为了相关研究更好地展开，以及提高其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同时为了这一研究将来更好地发展，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
一般而言，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建立，大致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有固定的研究范围及内容，二是有自己的理论支撑或体系，三是有独自的适用研究方法。现在看来，这几点已经基本具备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全球华语学”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研究分支学科的条件。不过，这个问题比较重大，我们将另行论证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