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数字略语使用差异考察与分析
汉语缩略词语中有一种数字略语，即先截取原式中的关键语素或词，然后再在它的前边添加数词或数量词组而形成的缩略词语。（曹炜，2009：123）四地数字略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这就是数量以及频率上的不平衡：内地数量多、频率高，而台港澳则正好相反，数量少且频率低。
关于海峡两岸数字略语及其使用的上述差异，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比如李振杰（1990）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用数字组成的新词语台湾很少，而内地却很多，其他一些学者在比较两岸新词语或缩略词语差异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这一点。然而，对这个问题，人们只是“提到”而已，迄今未见有人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和阐述，另外也未及于整个台港澳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因为它本身以及在它的背后，都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是非常值得专门进行全面探讨和深入分析的。这样的探讨和分析不仅可以认识现代汉语数字略语的一般情况及其发展变化，了解四地用语在这方面存在的差异，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窗口，来进一步观察、了解和认识它们之间的差异及其造成原因。
台港澳三地在数字略语的使用方面有相当的一致性，因而与内地形成明显的差异，本节中我们主要以台湾为考察重点，来说明这种差异。
一、 数量及来源比较
建国以后，数字略语的数量日渐增多，在整个新词语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关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都谈到过[3]，笔者对此也有所讨论（刁晏斌，2006a：214）。本小节中，我们仅以两岸工具书对数字略语的收录情况为考察对象。为了节约篇幅，我们只考察最为多见的以“三”起首的形式。
1. 内地的数字略语
袁晖、阮显忠主编《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共收了164个这样的数字略语，它们是：
A组：三罢、三版、三包、三胞、三边、三表、三餐、三查、三肠、三代、三贷、三德、三等、三电、三定、三定向、三多、三反、三贩、三防、三废、三粉、三敢、三高、三工、三公、三昄、三好、三化、三荒、三基、三机、三坚持、三兼顾、三鼓、三讲、三胶、三椒、三教、三结合、三经、三禁、三军、三考、三课、三孔、三老、三乱、三纶、三落实、三麦、三霉、三农、三陪、三普及、三棋、三侨、三秋、三区、三权、三热爱、三生、三失控、三师、三史、三丝、三私、三酸、三蒜、三算、三所、三台、三潭、三铁、三通、三同、三突出、三围、三为主、三乌、三无、三西、三峡、三夏、三先、三心、三性、三严、三遥、三爷、三业、三引、三优、三优先、三浴、三育、三育人、三园、三杂、三藏、三早、三账、三制、三整、三证、三政、三中心、三自。
B组：三个基本、三个基地、三个面向、三个平面、三个有利于、三块铁、三项制度、三种人、三大差别、三大改造、三大合成材料、三大民主、三大名石、三大平衡、三大球、三大运动、三大战役、三大作风。
C组：三白西瓜、三班倒、三班制、三笔字、三防训练、三江平原、三光政策、三民主义、三网养鱼、三峡办、三信危机、三跑田、三远透视法、三直机关、“三资”企业。
D组：三包一奖、三保三压、三定一聘、三反两利、三高一轻、三菇六耳、三馆二院、三黄一圣、三会一节、三会一课、三机一箱、三跤一柔、三来一补、三老四严、三名三高、三清一打、三双一彩、三颂二雅、三言两拍、三要三不要、三支两军、三自一包、三字一话。
以上数字略语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我们分别称之为简单式（A组）和复杂式（后三组）。
所谓简单式，即由数词与关键性（也就是各项共有）的词/语素加合而成，是最为常见的数字略语。从音节形式来说，武占坤、王勤（2009：319）所说的“双音节占优势，三音节次之”，即指此类而言。
B组基本是由数量结构加共有词或语素构成的，我们之所以说“基本”，主要是因为此类形式除了多用“个”等典型量词外，还经常用到“大”字。有人认为这个“大”是活用为量词，它既有“个”等专职量词的意思，同时又有“大的、重要的、规模大的、气势盛的”等的形容词意思，因此是“量词意义作基本意义和形容词意思作附加意义的结合”（刘巧云、李向农，2004）。我们基本同意这一看法，把这个“大”看作“准量词”。
C组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采取的是“数字+共有词/语素+中心词/语素”，其中的中心词/语素可以是原式中有的，也可以是另外添加的。前者最多，如“三白西瓜”，指白皮、白瓤、白籽的西瓜；后者如“三峡办”，它的全称形式是“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系由两次缩略叠加而成，即先有“三峡”，然后再加上一个缩略语素“办”。
D组是A组形式的并列，它对应的自然是更为复杂的原式，通常是两组的并列，个别也有三组并列的，如“五讲四美三热爱”。
当代汉语中，数字略语依然是一种十分能产的形式，比如仅收于王均熙编著《汉语新词词典（2005—2010）》（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的就有以下47个与上引词语形式不同或形式相同但意思不同的含“三”数字略语：
三不、三超、三车、三低、三电、三独、三断、三高、三公、三孤、三过、三机、三基、三假、三剑、三快、三零、三率、三民、三暖、三平、三屏、三全、三属、三贴近、三无、三险、三小、三证、三主、三转、三总、三最；
三敢干部、三民博览会、三特服务；
三费一金、三杆一栓、三精一水、三靠三不、三落一稳、三破一苦、三棋一牌、三社二团、三网一港、三优二免、三支一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新生数字略语中，没有B组的，这或许是因为它还不算“最简”的形式。
2. 台湾的数字略语
因为我们关于台湾方面的资料有限，所以这里只考察《国语辞典》（1997年光盘版）的收词情况。该辞典共收含“三”数字略语128个（有的含多个义项），其中110个是来自古代的，如“三德、三多、三纲五常”等，约占86%；另外18个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现代汉语“旧有”的，计有“三餐、三一律、三峡、三态、三权分立、三民主义、三大洋”等7个。
第二类是标明“大陆地区用语”或“大陆地区指”的，计有“三自、三资、三西、三通一平、三通四流、三侨、三大球、三大件、三北”等9个。例如：
三大球：大陆地区指篮球、排球、足球。
第三类是不属于前两类的，只有“三机、三读”两个：
三机：（1） 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2） 电视机、收录音机、洗衣机。
三读：立法机构议决法案的程序。即一读会、二读会和三读会。法案经三读表决通过后即完成立法程序。
按，由上述释义看，“三读”可以看作数字略语，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它经常是指“三读会”的，这时显然就不是数字略语而只是一种“简称”形式，这样的用例如：
（1） 将“选罢法”修正草案排入廿六日院会进行二、三读。（《自立晚报》2004.3.24）
（2） ……今日下午三读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重要修正。（同上2005.1.20）
按，例（1）二、三并列，“三读”显然是指三读会；例（2）的“三读”是在一个下午完成的，所以显然也不可能是合指义。
真正取合指义的，大概是以下这样的用例，但是数量很少：
（3） 行政部门和各党派折冲协调，以二十四天完成三读，打破“立法院”记录。（同上2004.10.27）
此外，还有两个词是“古义”与“大陆义”兼备的，即“三通”与“三农”，比如前者的释义是：
三通：1.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合称。又与续三通、清三通合称为“九通”。2.大陆地区用语：（1）指台湾海峡两岸的通商、通邮、通航。（2）指通水、通电、通路。
上述几部工具书收词情况的简单对比清楚地显示，普通话中，数字略语是一种十分活跃、有旺盛生命力的能产形式，而在台湾地区国语中，它更主要的只是一种传统的遗存，既不活跃，也没有太大的能产性。
二、 使用情况考察
接下来，我们再看两岸数字略语的具体使用情况。
1. 内地的使用情况
普通话中数字略语的上述特点并不仅仅反映在工具书中，同样也反映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考察了2011年1月1日至31日的《人民日报》，在这一个月的报纸中，总共出现了以下一些含“三”的数字略语：
三个代表、三科三控、三农、三提五统、三个不动摇、三权分立、三峡、三国、三大工程、三贴近、“三高”人员、三加快、三个注重、三个重点、三个确保、三支一扶、三费、三项治理、三进三同、两评三会一公开、“三学”模式、“三高”问题、三包规定、三个转型、三打造三提高、三下乡、三高、三个结合、三无公司、三会村治、“三房”改造惠民工程、一减三增、“三门”干部、三网合一、三告别、三假、三通、三大改进、三项承诺、三大市场、“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三个不直接分管”制度、三个率先、两打三防、三公开、三躁风、三有两评、三带、三包、三大改造、小三通、三大球、三大目标、三突出、三无一杜绝、三深化、三推进、三纳入、三术、三性、“三避”技术、三靠、“三制”模式、“三实”主义、一主三辅五配套、三促进、三不误、三评三比、三低、三模三电、三过、三个率、三圈一带、三进、三性统一、三落实、一区三园、三会一课。
这些词语中，有一些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如“三个代表、三下乡、三网合一、三通、三公开”等，均有相当的复现率。上引词语有少数是旧有的，如“三峡、三权分立”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近年来新产生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陌生化程度还非常高，如果只看数字略语，往往不知所云，所以经常会在具体的使用中采取以下两种“补救”措施。
一种是连带着把“原型”一并列出，通常是采取括号加注的形式。例如：
（4）全面实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和“一把手”“三个不直接分管”制度（即不直接分管人事、财政和工程），加强了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制约。
另一种更为多见，采取先“分述”（原型），后“总括”（数字略语）的形式，数字略语本身通常不单用，而是构成一个前偏后正的更大语言单位。例如：
（5） ……公开向社会作出“不收红包、不拿回扣、不吃请、不耍态度”的“四不承诺”。
（6） 陈延年还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的“六不”原则。
这样，本来为求简而生的数字略语反而更为繁琐了，给人的感觉是为了用数字略语而用数字略语，换句话说，许多作者并不是为了表达的简约，而是把数字略语当作一种惯常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表达方式了。
2. 台湾的使用情况
首先，有一种情况是需要排除的：某一数字略语虽然也在台湾出现，但却只是“引用”。随着两岸交往的日益密切，台湾媒体对内地报道的增多，这一情况经常出现。比如，邹嘉彦、游汝杰编著《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收“三贴近”（贴近中心工作、贴近群众和贴近工作实际），此条的书证中就有引自台湾报纸的“刘云山提出做好外宣工作要坚持‘三贴近’”，显系对内地报道的转述，而该词典在“地区差异”项下，也指出此形式“多用于中国大陆”。
我们考察了共计50余万字的台湾报纸语料，看到的含“三”数字略语只有“三餐、三权、三通、三农、三个代表、三读、三赢、三管五卡”等8个，其中前两个属于旧有的，中间的三个显然都有内地背景，其中未见内地工具书收录的大约只有最后三个。“三读”的情况已如上所说，最后两词各只有一例，即：
（7） 民主进步党籍“立委”王幸男说，政府宣称“三管五卡”没问题，但这次显然还是有问题。
（8） 翻车鱼渔业要破除迷失，创造三赢：海洋赢（生态系健全），鱼才会赢（永续生存），鱼赢才会人赢（有钱赚）机遇。
以上用例分别都采取了“有标记”的形式，一个加了凸显其独特性或非常用性的引号，另一个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在台湾媒体有限的使用中，后者是最常见的情形，再举一个不含“三”的用例：
（9） 针对开放招收陆生来台就学与大陆高校学历采认办法，8月份……临时会通过，正式将“一限二不”入法。
所谓“一限二不”，也就是限制采认大陆医事学历、陆生不得报考国安机密相关系所、不得参加公务员及专门职业与技术人员考试。
3. 对比和说明
通过以上简单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四地数字略语使用中非常突出的两个差异：
一是数量上的差异，这一点是所有差异中最为明显和突出的；
二是使用频率上的差异，这一点同样也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
就第二点来说，上述《人民日报》的反映显然是不充分的，比如“三个不直接分管”，虽然该报仅用一次，但是我们2011年6月5日“百度一下”，却一共得到4 720 000个结果，虽然实际的使用情况要打一个非常大的折扣，但是依然可以证明它有不低的使用频率。比如，仅就第一页的10条来说，主体不重复的就有怀化市直机关、双滦区交通局、通道侗族自治县、宣城市、肥西县、靖州县等6个，可见其并非一时一地的使用。
这一情况有一定的普遍性。再比如，给人感觉同样是陌生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主三辅五配套”，我们也能在百度上找到为数不少的用例，并且同样也涉及不同的主体。安徽新闻网2009年11月25日有一则新闻，标题是《安徽省“一主三辅五配套”推进全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正文中这一形式也出现一次，未作任何解释，说明在一定范围内，这已经不是一个陌生化程度特别高的形式了。
台湾的情况我们现在查考不便，但是也可以作一些初步的调查，比如我们登录台湾的联合新闻网，分别就上引用例中的“三管五卡、三赢、一限二不”进行检索，所得数据分别是89、0、16，考虑到“误收”“多收”等情况，使用频率都不能说有多高。
此外，我们还在自建的1000万字的台湾地区的国语语料库中进行相关检索，结果基本也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四地交往日益密切，有个别新生的数字略语成了四地共用的，如“三通”，以及由此而来的“小三通、大三通”等。另外，随着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也有少数内地数字略语经常被港澳地区媒体“引用”，比如我们在澳门报纸上就多次看到“三个代表”“三农”等，以下再举一个实际的用例：
（10） 中国最基本的任务是推进“三化一调整”。“三化”指的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一调整”则是收入分配改革。
三、 相关的原因分析
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说，数字略语虽然有简明、信息量大的长处，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这就是它的不明确性。关于这一方面，已经有不少人论及，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难以“见形明义”。葛本仪（2004：105）认为，用数字概括的方法而形成的简缩词如“三好”“四声”等，如果只从表面形式看，很难了解它们的意思。的确，这一点如果与“调研、关爱”等简缩形式相比，应当是相当明显的。（刁晏斌,2011a）
二是容易造成一形多义。武占坤、王勤（2009：319）指出：“由于数词略语除数词外仅有一个与联语意义有关的词，这就可能存在不同的联语而其数词略语相同的现象。人们仅根据数词略语，一般难于准确地断定它所代表的联语。”曹炜（2009：124—126）也谈到缩略词语“意义的多源性”问题，所举例子如“双抢”，最初指抢种抢收，后又指抢夺、抢劫，曹氏称之为“同形缩略词语”。我们将在下文列出的一形多义的“三讲”，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普通话中还要大量使用这一形式？如果用“求简”的心理与追求，也只能解释一部分原因：虽然像“五讲四美三热爱”这样的例子有些极端，但是“三通、三好”之类却是比较普通的。但是，像上述的即使加上各种“补救”措施也要使用，并由此而造成更为复杂和繁琐的形式，显然就不是求简的问题了，需要我们从其他方面另外寻求解释。
分析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差异现象，通常都要从社会与语言自身这样两个角度和方面着手，这对于分析造成四地数字略语及其使用情况差异的原因，同样也是适用的。
1. 社会方面的原因
几乎所有研究四地语言差异的论著在分析造成诸多差异的原因时，都会指出社会方面的差异，并且往往把它列为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我们对四地数字略语差异产生原因的分析。
就海峡两岸而言，社会生活的差异，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差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两岸语言差异的最早源头，是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而出现的国共对立的政权，即“国统/白区”与“苏/红区”的对立，有人说，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为汉语后来逐步分化播下了一颗无形的种子”（郭熙,2004a：110），而有人更是明确指出，“海峡两岸语言方面的差异并非是从全国解放、两岸处于隔绝状态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是在国共两党的对立，苏区、边区和解放区跟国统区并存之时就开始形成，只是在后来这种差异被进一步强化了。”（於贤德、顾向欣,2000）
语言分化的社会原因，就是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差异。就内地一方来说，很长时间内，整个社会生活都紧紧围绕着“运动”和“斗争”，因而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就先后进行的一连串政治运动来说，往往都有成系列的对象、目标、要求和环节等，它们在一段时间内高频使用，因而特别需要用简短有力的形式加以标示或指称，并且也特别适合用数字形式加以概括，由此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类”数字略语，如“两忆三查、四清、五反”等。我们看到，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数字略语的指称形式。
除此之外，内地大量的数字略语在指称内容上还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类是与“政治”相关的，这类数字略语最多，例如以下一些：
二为、双百、双规、两参一改、两打、两个凡是、两个文明、两公开、两劳、两论、两史一情、两手抓、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三大改造、三大运动、三大作风、三个面向、三坚持、三讲、三突出、三要三不要、三支两军、三整、四大、四个坚持、四化、四旧、四类分子、四有三讲两不怕、五爱、五个一工程、五讲四美三热爱。
另一类是与“制度”“规定”与“工作”等相关的，上引许多含“三”的词语都属于此类，其他的再如收于《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中含“两”的词语：
两办、两对一改、两参一改三结合、两操一活动、两带一区、两弹、两反、两弹一星、两放三统一包、两个效益、两个转换、两公开、两公开一监督、两户、两户一体、两会一队、两禁、两课两操两活动、两劳、两劳一管、两免三减、两膜、两权、两山、两史一情、两所一庭、两院、两院一部、两制、两证、两转。
以上几类词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事项，基本都不存在于台湾社会，所以在台湾地区国语中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些数字略语了。
台湾为数不多的数字略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日常生活的，比如以下两个含共同语素“不”的例子：
（11） 切记应征工作，薪资汇款只需提供账户复印件即可，提款卡及密码切勿提供，……并谨记“不缴款及不购买产品、不将证件交予他人（身分证、存款簿、印章、提款卡密码等）、不随便签署文件、不喝不明饮料、不从事非法工作”的“五不”口诀，以免落入求职陷阱。
（12） 除了自己所爱的男人之外，对于其它异性一向都保持着三不的原则，也就是不牵手、不接吻、不上床。
有日本学者在描述汉语普通话词汇给人的感觉时说：“革命化、军事化、工业化、农业化、数字化的词汇较多，显示政治的强劲和经济的飞速成长与发展。”而台湾地区国语则“大致是生活化，现代化，有着都市化和开放性社会的风格”（市川勘、小松岚，2008：232—233），其实这就是不同的社会生活在语言中留下的印迹。
2. 语言方面的原因
汤志祥在谈到内地普通话多用“数字统括法”时，认为这从修辞的角度至少说明以下四点：一是内地普通话比较喜欢用“排比”的方法去思维和说明问题，以求阐述的严密性和铺排性并加强语势；二是喜欢用常用通俗的数字来表明事物的外延，显示“简约”，以求表达的统括性和简明性，从而简单化概念；三是以数字搭配带来的新奇感，激起求知欲，引起注意力并起到强化的作用；四是朗朗上口，语体风格上更加口语化和通俗化。[4]
结合汤氏的论述，加上我们自己的考察和分析，本书作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与普通话中数字略语众多这一现象密切相关。
一是“配套成龙”式的思维和表达习惯。上引汤文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前已言之，有大量的数字略语与社会政治以及制度和规定、工作任务等有关，而在这些方面，往往是最讲究“配套成龙”的，即通常要围绕一个宗旨或出发点，从不同的方面或角度提出要求，或者是加以陈述、阐发、申明和概括，力争做到完整和全面。
比如，我们以“三讲”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检索，得到了以下一些所指不同的内容，它们分别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数字略语或是其中的一部分：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讲责任、讲奉献、讲纪律；
讲原则、讲感情、讲艺术；
讲诚信、讲礼貌、讲卫生；
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
讲科学、讲创新、讲道德；
讲工作任务、讲安全注意事项、讲危险点；
党支部讲创建、党小组讲争先、党员讲奉献；
司法所长讲案例、法律专家讲业务、纪检干部讲行风。
很显然，作为原则、方针以及工作任务等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广和实行，如果只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讲”，在一些人看来，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配套成龙的思维模式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往往就是喜欢使用排比形式。我们曾经考察过“文革”时期排比的使用情况，发现它是本阶段仅次于引用的使用频率第二高的辞格形式（刁晏斌，2011b：265—270），此期的很多排比形式都有一定的、甚至是很高的复现率，并最终由此而进一步简缩为数字略语，如“三忠于四无限、三个正确对待、四个念念不忘、四个伟大”等，而由此也促成了此期新词语中“数字构词”多这样一个明显而又突出的特点（刁晏斌，2011b：114）。“文革”时期如此，其他各时期和阶段基本也是这样。
二是通俗化的取向与追求。杨必胜（1998）比较了两岸新闻用语的异同，认为台湾新闻在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文言色彩较浓，而这主要是因为解放以后，基本上沿袭了解放前的报纸文风的缘故。游汝杰（1992）也认为，两岸书面语有较为明显的风格差异，台湾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较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的文言成分。这样的语言风格，我们曾经概括、表述为“古旧”色彩浓厚。（刁晏斌，1998b）
相对于台湾地区国语的这一特点，内地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通俗化的取向和追求，而数字略语产生数量和使用频率的对比，正是二者上述差异的一个集中反映。上引汤文提到的“口语化和通俗化”，也是此意。
数字略语之所以比较“通俗”，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其一，作为基本词汇的成员，数目字一直都是古往今来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最普通词语，基本没有什么“典雅”的内涵或附加色彩；
其二，数字以外，剩下的词/语素往往都是现代的常用词语，基本不含“古雅”的色彩义，甚至有不少还有比较强的口语色彩；
其三，即使在古代汉语中，作为一种便于称说的简略形式，数字略语似乎也不是特别“庄重”或“典雅”的，比较“《周礼》《仪礼》《礼记》”与“三礼”，“苏氏父子”与“三苏”，语体色彩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5]
所以，武占坤、王勤（2009：320）提到，从运用的范围来看，简称和数词略语多用于口头和报纸杂志，较庄重的文件（政府法令、公告）不用或少用，而正式文件为表示郑重，不能用数词略语。
三是词语模与类推机制的推动。现代汉语有为数众多的具有批量产生新词语能力的词语模（李宇明，1999），它的产生和广泛使用与语言使用者的类推心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词语模由不变的“模标”和空位的“模槽”两部分构成。借助词语模批量造词是新词语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由此就造成了数量不等的一个个“词群”或“词族”。像“二/两 ”“三 ”等都是充满活力的词语模，甚至像“数A数B（如‘一打三反’）”、“数A数B数C（如‘五讲四美三热爱’）”等一定程度上也都是。而在台湾地区国语中，它们有的可能还不属于词语模，有的即使属于，也是活力不足。
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在类推机制的作用下，把某些思想、要求或具体的事项方便地纳入这样一些“套子”之中，由此就使得这些形式常用不衰，不断生成新的数字略语。
为了把一些内容纳入这样的词语模中，特别是凑足“三”这个数目，有时人们甚至不太注意各事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上引“三讲”中的“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前者与后两者显然就不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
[1] 这样的分类会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更深层次的分类基础和依据，各类的范围及相互之间的依存、对立和转化等关系，相关的规范问题，分类后对整个现代汉语缩略语知识体系的影响，等等。如前所述，我们进行这样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称说四地缩略词语差异的方便，因此只做最基本的说明而不做进一步的展开，相关的分析与阐述以待来日或来者。
[2]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3] 例如黎运汉、程达明《大跃进中汉语词汇的新发展》（《中国语文》1958年11月），武占坤等《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中国语文》1959年7月）。
[4] 汤志祥《海峡两岸缩略词语特点比较》，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tangzhixiang/tang01.htm。
[5]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