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港澳常见的两种缩略形式

四地缩略词语的差异可以从一个方面充分反映海峡两岸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生活氛围、不同语言习惯等等方面的明显差异（侯昌硕，2004），因此非常应该而且值得作进一步的探究。

总的来说，台港澳地区书面语与内地在缩略形式的创造和使用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后者简缩形式和数字略语都很多，而前者数字略语却用得很少。可以说，内地是两种缩略形式并重，而台港澳则偏重一种。四地数字略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差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本节中我们只讨论前一种缩略形式。

我们以袁晖、阮显忠主编的《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下简称《缩略语词典》）所收词条为考察对象，因为这部词典“兼收了相当数量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缩略语”（见该词典凡例）。我们确定这些简缩形式台港澳身份的依据有以下四个（其中主要是前三个）：

第一，《缩略语词典》书证的出处。该词典对书证的选择是非常明确的：产生于内地的，就选内地的书证；出自台港澳的，则取当地的用例。所以，由此就可以对各个简缩形式的来源进行初步的识别。

第二，基于我们对台港澳语言的了解。笔者对台港澳地区书面汉语（特别是台湾地区国语）的一般状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曾经出版过《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也发表过若干相关的论文，而在其他一些论著中有时也涉及一些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对此也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第三，基于我们对普通话的认知。笔者近年来致力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在当代汉语词汇方面用力稍多，出版过一本《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对改革开放以来新词语及其使用等的方方面面相对熟悉一些，因此对某些词语的来源和身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和进一步的查考，并由此而得出结论。

第四，结合他人的相关论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也零星地涉及一些较为常见的缩略词语的来源和出处问题，比如像“关爱、研发”等，就有不少人指出它们的港台身份，这些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面的证据。

一、 缩略形式考察

台港澳简缩形式与内地数量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的多与少，而多出的部分，也就是具有前者特色的那些简缩形式。

1. 临时性组合的简缩

这类简缩形式基本属于上一节所说的“造词的缩略”。所谓临时性，是相对于稳定性或固定性而言的。长期以来，普通话中的缩略形式通常都要有一个固定的、有相当使用频率的原型（有人称之为原词语），这是缩略词语产生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关于这一点，研究者经常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说明，比如有人说：“不是所有的缩略语的产生都是必要的，有必要进行简缩的是那些使用频率较高，结构较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语言单位。一般说来，一个语言单位使用的频率越高，它产生缩略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吴翠芹，2005）

所以，在一般对缩略语的表述中，人们往往都会紧扣“常用”“稳定/固”这样的字眼，比如俞理明（2000）说：“词语的缩略是语流中一些常用的多音词、词组、短语或某些固定形式在意义不变的前提下，在历时的发展中，由其中的部分形式代表整体，成为话语的一个基本单位。”俞氏在其专著《汉语缩略研究》中，则直接使用了“高频率使用”这样的表述（俞理明，2005：51），而刘叔新（1990：104）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不固定的言语自由组合就根本不是须要缩略的语言单位本原形式，谈不上缩略的问题。”

但是，在台港澳书面汉语中，却经常不受这样的限制，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临时性的组合也有相对应的简缩形式，而这在内地是较少见到的。关于这一点，侯昌硕（2004）说：“从台湾国语缩略语我们可以看出，台湾对非固定短语的缩略是比较大胆的，这给汉语新词的产生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里的“非固定短语”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台港澳简缩原型的特点，而“大胆”则表明了其与内地在简缩取向和做法上的差异。

以下我们按词类性质分别列举《缩略语词典》所收的各种简缩形式。

动词性的

杨必胜（1998）说：“台湾新闻喜欢用简缩词，简缩词成为创造新词的重要手段。……这种简缩词多数是动词，少数是名词，其他词类的很少见。”《缩略语词典》所收台港澳简缩形式，确实以动词性的为最多，而其中尤以动词性联合词组的简缩形式最为常见。简缩后，其词性依然是动词性的，例如（原组合与简缩形式的对应关系，也就是简缩形式的释义均取自《缩略语词典》）：

培养和储蓄—培蓄、关心重视—关重、煽动蛊惑—煽惑、鼓吹煽动—鼓煽、提取划拨—提拨、启发引导—启导、审查与推荐—审荐、歪曲和损害—歪损、展示公布—展布、依附伴随—附随、扩大推广—扩广、进攻侵犯—进侵、寻觅探视—觅探、物色建立—物建、蔓延燃烧—延烧、捕捞养殖—捕殖。

很显然，如“培养和储蓄”之类显然不属于一个固定的组合形式（《缩略语词典》在给出原型时加上了连词，也能说明这一点），因而它也不会是常用的，而我们所举的例子，基本都属于此类。

其次，动宾词组的简缩也为数不少，例如：

承担责任—承责、惩罚暴力—惩暴、抽取佣金—抽佣、勘查外景—勘景、贩售安非他命—贩安、防止色狼—防狼、恢复健康—复健、维持生活—维生、违反承诺—违诺、供应毒品—供毒、提供保卫—供卫、鼓足勇气—鼓勇、超过实际—过实、立下志愿—立愿、流入香港—流港、缺乏人员—缺员、实施袭击—施袭。

第三种结构方式是状中式，也较为多见，这一类原型的临时性似乎最为明显，例如：

安静休息—静息、首先登场—先登、小量买进—小买、紧急聚会—急会、虔诚聆听—虔聆、动情协商—情商、在外面吃饭—外食、完全封锁—完封、直接资助—直助、协助寻找—协寻、继续贬值—续贬、轮流上涨—轮涨、酌量卖出—酌出。

名词性的

名词性的简缩形式也为数众多，这一点与上引杨必胜所说不完全一致。我们所见主要是名词性偏正词组的简缩，简缩后结构不变。例如：

钓鱼场地的情况—钓况、现实形势—现势、石油出口国—油国、袋装的尸体—袋尸、犯法行为—犯行、员工方面—员方、咳嗽药水—咳水、痛苦状况—苦况、临时房屋—临屋、大量卖出的压力—卖压、民生困难—民困、露宿街头的流浪儿童—街童、上天的启示—天启、商界业务代表团—商团、上述情况—上情、合适的称呼—适称、乒乓球队—乒队。

名词性联合词组的简缩形式相对少一些，例如：

枪械与弹药—械弹、薪水津贴—薪津、官司是非—官非、技术与联系—技联、文娱康乐—文康、体育娱乐—育乐、姿态色彩—姿彩、规定与限制—规限、劳工和雇主—劳雇、界限分野—界野、黄金与现钞—金钞。

形容词性的

此类基本都是形容词性联合词组的缩略，也较为多见，与上引杨必胜所说的“少见”有较大出入。例如：

和谐融洽—谐洽、雄壮盛大—雄盛、精致充实—精实、低廉适宜—廉宜、温和善良—温善、稳健顺利—稳顺、拥挤紧迫—挤迫、安乐祥和—安和、诚实正派—诚正、痴迷疯狂—痴狂、艰难困苦—艰困、诧异惊讶—诧惊、妥善和谨慎—妥慎。

以下对这类简缩词语的使用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差异略作考察与分析。

我们在上述的台湾“联合知识库”中对上引动词性第一组进行检索，结果如下：

培蓄4、关重2244、煽惑219、鼓煽0、提拨11714、启导18、审荐244、歪损3、展布50、附随132、扩广10、进侵14、觅探0、物建376、延烧11057、捕殖1。

需要说明的是，与一般的网上检索相同，这里所得的数字要打一个不小、甚至很大的折扣，一是有些信息可能会重复出现，二是电脑会误收、多收一些（比如我们检索“雄盛”一词，就发现把“在高雄盛大举行”也收了进来）。网站提供的检索结果是含该关键词的标题及文章开头的100个字，而我们无权打开文档查看，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去一一甄别。所以，据此只能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下文的检索结果同样也是如此），而实际的情况是各例词的使用数会少于以上数字，因而不会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

以上16个缩略词语中，使用数为0的2个，占12.5%；使用数在10次及以下的6个，占总数的37%。而如果考虑到上边所说的情况，这一比例可能还会高一些。

为了验证内地普通话与台湾地区国语的上述不同，我们曾就与之宽泛对应和较为严格对应的两组词的使用情况在中新网上进行检索，以下对此进行说明。

第一组是在前引贺卫国（2010）讨论“拼词”的论文中随机选取的，以下就是这些“临时性词语”（见贺文）及其实际用例数：

武替（武打替身）29、网商（从事互联网经营的商家）1248、离男（离婚男子）86、影风（影片风格）564、月抛（使用一个月就抛弃）57、北漂（在北京漂泊的外地人）874、潮服（追求潮流的服装）103、董秘（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2315、酒驾（酒后驾驶）3774、裸聊（裸体聊天）192、职粉（职业粉丝）13、糖友（糖尿病之友）92。

如果说这样的对比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可比性不高），那么我们再就与上组台湾缩略形式同样取自《现代汉语缩略语词典》的16个动词性并列式来进行同样的工作。为了更具可比性，我们比较严格地遵守以下几个选择原则：

第一，从前往后顺次选择，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某些人为因素的干扰；

第二，同“族”词中只选一个（如“办复、办结”取在前的“办复”），这是为了增加选词的覆盖面；

第三，标明“已词化”的不选，这是为了突出前述的“临时性”。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考虑因素，比如“历史词”不选（如“抄抓”主要反映“文革”时期的史实）、主要用于其他组合中的不选（如“差旅”主要用于“差旅费”）等。以下是我们所选的16个造词缩略形式及其由中新网显示的使用情况：

办复356、帮教714、报捕98、爆膨0、毙伤64、编播105、捕办43、裁退87、采供304、查补222、撤并633、冲放13、储汇45、创演115、打防637、贷放553。

数据显示，使用数为0的仅“爆膨”1个（爆制膨化，仅用于玉米花，这一表义范围当然会大大限制它的使用范围），占6.25%，其他的使用数均在10次以上，与上一组台湾词语的数据还是有相当明显差异的。

2. 固定组合形式的缩略

如果说上一类是“造词的缩略”，那么此类大致就是“用词的缩略”，即对“词”的简缩，它的目的不在造词，但是当某些简缩形式有了一定的复现率之后，也有可能词化。这是台港澳缩略词语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类，主要是由三音节固有成词到二音节的简缩。

王艾录（2009：104）指出，现代汉语中由三音节到二音节的缩略式用例很少，如以前我们所见，只有“落花生—花生、机关枪—机枪、铁路局—路局”等为数不多的一些。这样的词为什么少？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所谓简缩或缩略语，无非就是把较长的比较固定的语言单位缩略成较短的语言单位，或者说是用较短的语言单位来代替较长的语言单位。因为如果“原词语的能指很长，使用不方便”（陈文，2001）。在一般情况下，三音节词通常不在“长”的范围内，所以才少有简缩形式。

而在台港澳地区，却有相对较多的三音节成词存在相对应的简缩形式，例如：

童子军—童军、乒乓球—乒球、橄榄球—榄球、幼稚园—幼园、建筑商—建商、利息率—息率、总督府—督府、纺织品—纺品、核武器—核武、教育界—教界、客流量—客量、催泪弹—泪弹、旅行团—旅团、柠檬茶—柠茶、演说词—演词。

可以归入三音节成词范围的，还包括一些机构名称，如：

教育厅—教厅、教育署—教署、警察署—警署、律政署—律署、建筑署—建署、财政司—财司、联合国—联国。

《缩略语词典》所收的这类简缩不太多，我们曾经列举过见于其他词典的台湾地区国语中以下一些这样的形式，附列于此，以广用例（刁晏斌，2000b：57—58）：

台北市—北市、台中市—中市，高雄市—高市、行政院—政院、经济部—经部、交通部—交部、教育部—教部、环保局—环局、指挥部—指部、警察局—警局、童养媳—养媳、承包商—包商、嫌疑犯—嫌犯、生命体—生体、仪仗队—仪队、制片厂—片厂、有效期—效期、演艺界—艺界、艺术品—艺品、运动会—运会、农产品—农产、建筑物—建物、波斯湾—波湾、足球赛—足赛。

此外，在其他相对固定的词语中，也有一些由三音节到二音节的简缩形式，例如：

咖啡色—啡色、学生数—生数、加价风—加风、篮球赛—篮赛、联盟体—盟体、顾客层—客层、新条例—新例、车钥匙—车匙。

二、 上述缩略形式的特点

总的看来，上述缩略形式有以下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1. 面广量大

所谓面广，指的是简缩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可简缩的形式更多，而简缩的样式也更多，由此，简缩形式总体上的量就相当大了。除前边列出的外，还有其他一些内地极少见到的形式，比如“姓氏+类名（表示性别、身份等的单音节词或语素）”形式，我们所见就有“谢生（谢姓学生）、杨女（杨姓女子）、陈妇（陈姓妇女）、刘嫌（刘姓嫌疑人）”等。另外，一般认为，除了个别特别常用的（如“伏特—伏，瓦特—瓦”等）外，双音节词无需简缩，台港澳地区虽然基本也是如此，但是却也有个别不见于内地汉语的“双—单”简缩，由此也进一步体现了其面广的特点。比如，我们在台湾报纸的征婚广告中，看到了大量“毕业—毕”的用例，例如“医学院毕、国中毕、大专毕、高毕”等。（刁晏斌，2000b：55）

2. 复现率比较低

如前所述，所谓缩略或简缩，是先有一个高频或较高频使用的原型，而后才在此基础上进行简省，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替代形式，所以后者的使用频率一般也不低，有些甚至还要高于前者。台港澳简缩的对象经常只是一个临时、低频的组合形式，所以无论原型还是缩略形式往往均无太高的复现率。

比如，我们利用自建的约120万字的台湾书面汉语语料库，就前边列举过的“关重、启导、复健、直助、现势、民困、谐洽、温善”及其原型进行检索，结果全部为零，这当然不能说明上述简缩形式并不存在，但是基本可以证明它们并不多见。为了验证这一结果，我们还利用台湾“中研院”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约有500万词）进行了同样的检索，结果只发现“复健”有较多的用例（但是原型“恢复健康”未见），其他均无用例。

所以，我们认为，台港澳的简缩形式有不少属于语篇层次，而不是词汇层次，即它们只是一些具体语境中的临时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同意有人直接称之为“词”或“简缩词”（杨必胜，1998），而是用“简缩形式”来指称它们。因为不固定，所以有些原型有不同的简缩形式，比如“黑市劳工”，《缩略语词典》就分别收了“黑工”与“黑劳”两个缩略形式，所举用例分别是：

（1） 元朗地盘吸引黑劳 （香港《东方早报》1993.2.2）

（2） 入境处昨出动八十多名人员到黑劳（黑市劳工）麇集的枫树街球场展开大规模扫荡行动。（《香港商报》1993.5.13）

按，后一例对“黑劳”加括号注明原型和原义，也从一个侧面表明这种语篇层面简缩形式的非常用性。

另外再如“和谐融洽”也分别简缩为“谐洽”与“和洽”。

3. “可懂度”比较高

董欣胜、林天送（2005）提出了“可懂度”的概念，他们从台湾语料中提取了一些新词语（其中包括不少缩略形式），分析它们对于内地民众来说能够理解的程度，发现其可懂度高达69.9%～87.9%。

这里的可懂度是就台港澳三地书面汉语对内地民众而言的，可以设想，对三地的使用者来说，上述简缩形式的可懂度一定要高得多，否则的话，它们也就不可能大量存在并且不断产生了。

我们认为，支持三地这些简缩形式保持较高可懂度的重要条件有以下两个。

一是以单音节汉字为基础。吕叔湘（1983：78）说：“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上述简缩形式中，最为多见的是由四音节到二音节，音节结构由2+2到1+1。构成四音节组合的两个双音节词有很多都是由原有的单音节词扩展而来的，而上述简缩则是还原其单音节形式。比如，“寻觅探视—觅探”，其前半段是“觅—寻觅—觅”；同样，后半段也是“探—探视—探”。虽然有许多原有的单音节词与其后扩展了的双音节词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借助具体语境，还是基本可以确定二者之间对应关系的。其他再如“审荐、承责、戒惧、温善”等，都是如此。

二是充分利用类推机制。类推既是上述简缩形式产生的重要心理基础和原因，同时也是理解其意义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就某一个简缩形式来说，它可能是新的，但是却往往都可以找到与之同类的形式，可以纳入某一词族之中，而后者又往往会成为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前者意义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对它可以起到“显化”和“固化”作用。比如“温和善良—温善”，就首字来说，“温善”可以纳入“温顺、温和、温厚、温良、温柔、温馨”等的系列；就尾字来说，则可以归入“友善、亲善、和善”等中。再比如球类，已有“篮球、排球、足球”等，而有了这些“球”，后出的“乒球、羽球、榄球、高（尔夫）球”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有一些简缩形式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类推的系列，如上举的“—球”。类似的再如“研究审核—研审、研究判断—研判、研究分析—研析、研究修订—研修、研究商议—研议”等。

当然，可懂度的高低也是相对而言的，就某些具体的简缩形式来说，由于它们与原型的非常用性以及其他原因，实际上也可能增加表达的不明确性，因而会更多地依赖语境，如“赋予活力—赋活、肯定认可—肯认”；此外还有个别简缩形式改变了原短语的意义，如“纯真洁白—纯白、刁难民众—刁民”（侯昌硕，2004），但这都是个别而不是一般的现象。

三、 由上述形式看四地简缩观的差异

前引侯昌硕（2004）所说，两岸三地缩略语的不同，能够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思维方式、生活氛围以及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的确如此，以下我们仅就简缩观的差异作初步的探讨。

1. 原型标准观的差异

四地对简缩对象标准的认识有差异，因而所取的范围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前边我们已经提到，内地汉语简缩原型的标准基本有两条：一是较为复杂，二是使用频率较高。应当说，在具体的言语实践中，这两条标准执行得都比较严格。台港澳的简缩原型标准基本也是上述这两条，但是相对来说却宽松了不少。比如第一条就较多地延及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三音节词语。特别是第二条更是有较大的突破，把简缩对象扩大了许多，由此就造成了许多不见于内地的独特简缩形式。

那么，这种宽松标准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观念和认识？这就与下边的两点差异密切相关了。

2. 语言效率观的差异

我们认为，台港澳上述缩略形式的大量出现，最根本的动因是追求用语的经济，或者说是表达的效率，也就是上引吕叔湘（1983）所说的“省事”。

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当代汉语的效率诉求及其表现，其中就涉及由效率诉求而带来的语言简约化问题（刁晏斌，2008），我们认为，这样的效率诉求及其诸多表现，是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些表现往往都与台港澳语言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其中有许多都是由后者直接移植或引进的。就我们所知，台港澳对语言效率的讲求比内地更充分、更彻底，由此而带来的各种表现也比后者更充分，本文所讨论的简缩现象正是其一个方面的表现。

比如以下一些《缩略语词典》的书证，其中的简缩形式表达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3） 东亚运集训，到训情况差。——报到并接受集训—到训

（4） 永兴仓机的失事，凸显了我们的飞安管制、气象资料、塔台设施等条件的不足。——飞行安全—飞安

（5） 包括前总统罗斯福所鼓倡推行的重要主张。——鼓励提倡—鼓倡

（6） 检察官员讯一小时后命令收押禁见。——禁止会见—禁见

（7） 叶楚航下季转任副练。——副练马师—副练

标题是最讲求效率的，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简缩形式出自标题。一种最普遍的情形是，标题用简缩形式，而正文则用原式，比如以下几个香港报纸的例子：

教局（标题）——教育局（正文）

劳处（标题）——劳工处（正文）

人币（标题）——人民币（正文）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简缩的标题形式：

（8） 巨轮杀两青 死者遗孕妻 （《都市日报》2011.5.17）

这里的“青”指“青年”。

效率观的差异，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

其一，是三音节到双音节简缩形式的有无；

其二，是大规模的简缩，甚至是“无理”简缩的多少。

关于第一点，其效率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也涉及其他因素，见下），而第二点则需要略作解释和说明。

所谓大规模，是指相对于简缩形式来说，原型更长、更复杂。比如“超级任天堂电子游戏机—超任、露宿街头的流浪儿童—街童、钓鱼场地的情况—钓况、大量卖出的压力—卖压”等，大致就属于此类。在这一由相对复杂到“最简”的过程中，如果略掉了一些重要的原有信息，以至于在一般的使用条件下和语境中难以实现意思的“还原”，这基本就是“无理”的所指了。像上引这几个例子大致就是如此，比如看到“钓况”，一般人首先想到的可能还原形式应当是“钓鱼/垂钓情况”，通常不会想到“场地”，这就是一个在简缩过程中去除的、而在理解时难以还原的部分，可以说是一种人为的、硬性的损耗。

当然，这样的大规模无理简缩形式在内地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们讨论过的“在香港有亲戚的内地人—港戚、简易立体公路交叉桥—简交”等（刁晏斌，1995：26），只是相对来说，这样的形式要少于台港澳地区。

此外，像上举的“陈妇、刘嫌、医学院毕、大上”等，所体现出的“效率第一”观念都是相当明显而又强烈的。

3. 表达效用观的差异

如果说上述语言效率观的差异只表现在四地简缩形式数量多少的差异，那么，表达效用观的差异则涉及语体风格和语体色彩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更有内涵以及最具台港澳特色的差异。

上引吕湘湘的话说由“眉毛和头发”到“眉发”（我们认为这正可以作为台港澳大量存在而内地较少出现的一种简缩方式的代表），“既省事，又‘古雅’”，所谓“省事”其实就是讲求效率，而“古雅”，则体现了台港澳表达效用观的一种追求，同时也是这种追求的具体表现。

笔者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过台湾语言与内地的差异，认为二者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前者“古旧”色彩浓厚（刁晏斌，1998b），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推而广之，把这一点看作四地语言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简单地说，四地简缩形式表达效用观的差异，主要就表现在古旧色彩的强弱与是否明显。前边提到，内地数字略语多于台港澳而简缩形式少于台港澳，这一多一少，正是上述差异的直接反映。我们认为，数字略语的概括性强，明确性好，但是“文雅”色彩不足，基本属于一种比较直白的表述，在古代及近代汉语中较少使用；“眉发”类简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返古”，即把两个由古代单音词拉长的现代双音词重新压缩成古代的单音词，实现了由“2+2”（现）到“1+1”（古）的转换，当然它的“古旧”或“文雅”色彩就比较浓厚了。^[2]

我们看以下书证，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9） 正当东主跟顾客洽谈选购电器用品时，四名持有三支枪及一把军刀的匪徒冲进公司。——店东主人—东主

（10） 许多孝子贤孙打着雨伞排队轮候巴士，准备前往扫墓。——轮流（依次）等候—轮候

（11） 行政部门不应宽容怠忽这些仲裁之执行。——懈怠玩忽职守—怠忽

（12） 因屡建奇功，而获颁勋章。——获得颁奖—获颁

另外，由三音节到双音节的简缩，除了效率方面的需求外，也有表达效用方面的考虑和追求：汉语最标准的节奏单位是双音节，最均衡、最文雅的语音组合形式是四字格，能够充分体现汉语的诗性与神韵，所以台港澳地区才在三字格的基础上“再造”出很多双音节的简缩形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四地既有差异，又有融合，而这一点在简缩形式中同样也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已经有不少上述简缩形式进入内地，如“残障、研发、关爱、封杀、高铁、公投、共识、豪宅、价量、架构、拒载、考量、空港、战机、楼市、民调”等，这一现象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