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地理语言学的历史

地理语言学是19世纪8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1876~1881年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最早运用这种方法调查和绘制了有“同语线（同言线）”的6幅德国方言地图。以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有了相关成果。例如法国在1902到1909年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涉及650个地点，2000个词语，由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编制。“地理语言学”是索绪尔（1982：13）《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个部分的标题，可见在19世纪末期地理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曹志耘，2002A）

在亚洲，日本的地理语言学发展比较早。最早从西方引进地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是上田万年。他早年在德国留学。1905~1906年出版《音韵调查报告》和《口语语法调查报告》，分别包含29张“音韵分布图”和37张“口语语法分布图”。这是日本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发现了日语在地域上呈现东西对立的分布特征。柳田国男在《蜗牛考》（1930年出版，1943年修订）认为地图上分布着“蜗牛”的各种词形，原因是历史上的中央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结果，阐明了语言时空变异的关系。柴田武《言语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69年），使日本地理语言学走向成熟。柴田武、野元菊雄、上村幸雄、德川宗贤等1966~1974年出版《日本言语地图》，涉及2400个地点，300幅地图。从此，地理语言学在日本掀起高潮。（张勇生，2011）他们还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汉语方言作为研究地理语言学研究对象。

但是，在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产生比欧洲晚了一百年，而且是先发展方言学，再发展地理语言学。虽然以前也有借助地图或者根据地名研究方言的成果，但是，真正的地理语言学意义的成果是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现标志性成果《中国语言地图集》，不过这个成果还只是分区类型的地理研究。一直到了21世纪初期特征类型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才不断出现，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特征地理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朝扬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已经采用地名来分析汉语方言的地理差异。

真正采用地图来研究语言到20世纪初期才出现。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有一幅“语言区域图”，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这是中国第一幅语言分区地图，还不是语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外国学者对中国地理语言学特别是地理方言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Grootaers）（1911~1999）利用在中国传教的机会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和民俗文化。他1943~1945年在《华裔学志》发表《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贺登崧的汉语地理语言学成果集中在岩田礼等编译的《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东京：好文出版，1994）。石汝杰（1997）发表《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介绍它，并且已经把它翻译成汉语出版，书名是《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2003）。

这些研究中的地图都是方言特征地图。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萌芽。贺登崧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开拓者。

几乎同时，中国学者在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也附带做了地理语言学研究，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等学者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方言调查，涉及广东和广西（1928~1929年）、陕西南部（1933年）、安徽南部（1934年）、江西和湖南（1935年）、湖北（1936年）、云南和四川（1940年）。其中一个重要成果是：赵元任等1936年调查1938年写作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里面有66幅方言地图，是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属于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

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调查成果后来带到台湾由杨时逢研究整理出版了云南（1969年）、湖南（1974年）和四川（1984年）3个省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分别绘制的方言地图有：云南65幅，湖南53幅，四川47幅。

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白涤洲1933年开始调查，他去世以后由喻世长整理在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关中方言调查报告》，有23幅地图，涉及陕西关中42个县级地点的材料。

中国学者王辅世是贺登崧的学生，在1949~1950年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所出版，1994年），有34幅地图，涉及15个项目，64个地点。这是中国学者在外国导师的指导下做的第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全部是方言特征地图，而且用了很多篇幅对地图进行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为了配合普通话推广进行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不少调查研究成果中绘制了面向方言分区的方言特征地图。例如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有江苏和上海的方言地图有43幅。

中国学者丁声树、李荣等1959年开始调查，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有地图12幅，涉及193个村级地点的方言特点。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日本龙溪书社，1981年出版）是又一个专门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的调查地点多到几百个。有51幅地图，涉及263个地点，地点覆盖了每个乡镇的主要村子。这些地图修订后收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这是到当时为止调查地理密度最大的特征地理调查成果，是典型的地理语言学成果。这个调查对一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调查选择的地点最多，虽然没有落实到每个村子，但是涉及了263个经过抽样选择的村子。当然这个成果对材料从理论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几乎没有。

在20世纪末期出版的方言成果中，地图丰富的首先是有里程碑意义的1987~1989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写，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1989年）。它用地图的方式，根据重要特征进行概括以后对中国不同语言和汉语的不同方言进行了大致的空间划分，就是分区。这是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语言和汉语方言分区地图，是最重要的分区地理研究成果。

另外詹伯慧、张日升等研究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广东西部方言，侯精一、温端政等研究山西方言，鲍明炜等研究江苏方言的成果，使用了不少面向方言分区的特征地图。主要的成果有：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包含42幅地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包含50幅地图，涉及33个地点），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包含50幅地图），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

殷焕先主编《山东省志·方言志》（包含25幅地图），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45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包含63幅地图，涉及93个地点），语文出版社，1997年。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西十县市方言调查报告》（包含68幅地图），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鲍明炜主编的《江苏省志方言志》（包含55幅地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包含36幅地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包含24幅地图），齐鲁书社，2001年。

除了大集体协作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个人或者小集体也使用地图研究方言。例如，刘村汉在《方言》1985年第4期发表《广西蒙山语言图说》，用了6幅地图。钱曾怡带领合作者多次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发表成果（钱曾怡，2002年）。1991年钱曾怡、曹志耘和罗福滕在《方言》第3期合作发表论文，为了体现一个县内部的语音差异，对山东省平度县进行了59个地点的地理研究，画成6幅方言特征地图。

这个时期日本学者对汉语地理语言学研究很有贡献，而且他们纯粹从特征地理角度绘制地图和进行分析。例如，岩田礼《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开篇》单刊，东京：好文出版，1989年）、《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还有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这时日本学者还在根据文献编制中国全国性的汉语方言特征地图。岩田礼等《汉语方言地图》（18个项目，24幅地图，280个地点），1992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涵盖整个汉语方言的特征地图集。

接着日本学者平田昌司等《汉语方言地图集》（38个项目，88幅地图，470个地点），1995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远藤光晓等《汉语方言地图集》第3集（33个项目，97幅地图，650个地点），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

日本学者松江崇《扬雄〈方言〉逐条地图集》，根据扬雄《方言》的资料绘制地图，1999年在日本用“研究成果报告书”的形式出版。这是第一部后人整理出来的古代汉语方言特征地图集。

进入21世纪后，地理语言学在中国逐渐成熟。2002年曹志耘《南部吴语语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著作除了使用大量表格表现方言特征的空间差异，也使用了一些方言特征地图。

从落实到每个村子的高密度调查角度来说，彭泽润的《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是第一本县级范围内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这是彭泽润自主选题后在鲍厚星指导下完成2003年答辩的湖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这个成果中绘制了90幅地图，数据覆盖县内的全部354个行政村。这个成果也可以说是20世纪40年代贺登崧开创中国地理语言学以后，经过王辅世和叶祥苓发展以后，在21世纪产生的第一个地理语言学成果。

2004年，陈立中（2004）用2幅地图描述了湖南以及跟周边的广西、湖北、江西交界区域的浊音声母的分布情况，特别是影响它的地理条件，阐述了江西北部连接吴语和湘语的方言走廊。

以后地理语言学成果不断涌现。曹志耘指导了多篇北京语言大学答辩的地理语言学博士和硕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例如2005年答辩的：王文胜的《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郭凤岚的《宣化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唐伶的《永州南部土话语音研究》。

甘于恩指导了暨南大学2006年答辩的地理语言学硕士论文：蔡燕华的《中山粤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2006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史浩元、石汝杰、顾黔的《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是一部研究方言边界的地理语言学的重要著作。这个调查采用词汇调查而不是语素（字）的调查方法。表格有两个：包含439个词的简要词汇表格；包含1900个词的详细词汇表格。词汇表格中基本覆盖了常用语素（字）。

具有标志性的地理语言学成果应该是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这是第一部全国范围的汉语方言特征地理研究的狭义的地理语言学著作，也是中国语言学的标志性成果。

“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调查研究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一共有来自34个单位的57位学者参加。调查地点一共是930个，遍及全国，东南部地区达到一县一地点的密度。除了省会级城市和方言区代表点城市以外，其余地点都调查乡下方言。发音人基本上是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调查条目使用课题组专门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调查手册》，涉及1005个条目，其中语素（字）425个，词汇470个，语法110个。设立调查条目的主要原则是：（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所有数据一律到当地进行调查。在传统的书面记录之外，还采用数字录音方式录制全部调查项目的有声语料。所有调查材料经过录入、校对后，建成全部930个调查点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再利用NFGIS的全国地图数据和ArcView9.1绘图软件，建立“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方言地图的绘制工作。然后从全部调查条目中归纳出最有价值的510个地图条目，绘制成510幅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分为语音、词汇、语法3卷。各卷地图的类型及其数目是：（一）语音卷205。（1）音类160；（2）特字32；音值13。（二）词汇卷203。（1）概念188；（2）词形6；（3）分合4；（4）综合5。（三）语法卷102。（1）结构51；（2）语法词39；（3）综合12。

2009年鲍厚星又指导了两篇湖南师范大学答辩的地理语言学博士论文：孙益民的《湖南亲属称谓的地理语言学研究——以湘东北及湘东部分地区为立足点》，李永新的《湘江流域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

2013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彭泽润、彭建国的《湖南方言》附录了40幅湖南方言词汇特征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