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大学生活界定为“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而文化则是大学精神的直接表征，是大学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柱。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先进文化、增强大学核心竞争力、提升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深入推进，大学发展开始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大学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文化建设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尚需进一步明确。

一、文化及大学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在大学留给后世的财富中，文化无疑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深刻。一所好的大学，必然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作为支撑。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呢？“文化”一词很早就见诸于中国古籍，《易经·贲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文化”的最早出处。西汉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中提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是汉语中“文化”一词连用的最早出处。在我国古籍中，普遍将“文化”与“武功”相对应，其基本含义是“以文化之”。因此，《辞源》将“文化”一词解释为“文治与教化”。现代汉语中的“文化”概念，源于从日文转译的西文“culture”，该词最早源自于拉丁文“colere”，在中古英语中有“耕耘”和“掘种土地”的意思。“文化”一词在17世纪被用来隐喻人类的发展，1871年，英国学者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根据西方对文化的定义，结合我国古籍对文化的阐释，《辞海》从广义和狭义上分别对文化做了定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综合中国和西方关于文化的观点，可以将大学文化定义为“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淀和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大学文化：一是大学物质文化，即大学校园内“物质形态”的文化，包括校园建筑、园林绿化、人文景观、文化活动场所、传媒设施和自然生态的保护等。特色浓郁的大学物质文化能够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陶冶与感染，使学生的心灵得以净化，文化品位得以提高。二是大学制度文化，既包括学校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等内容，又包括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所营造的学术氛围、育人氛围、管理氛围和舆论氛围，以及所孕育的价值观、教育观等内容。制度文化为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功能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制约和引领行为方向。三是大学行为文化，即大学师生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习生活、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行为操守、文化品位及相关文化现象。行为文化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的具体体现。四是大学精神文化，即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个性和独特气质，具体表现为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尊崇的办学方向、办学理念及价值追求等。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形式。

总之，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积淀、人文品格和价值理念，它内化于大学的办学理念、价值追求和学术品位，外显于大学的制度规范、行为方式和物质条件。作为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大学发展方向，是大学提升办学水平和特色发展的内在支撑。

二、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我国直至19世纪末期才产生现代意义的大学。因此，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文化，首先要从西方大学文化传统中溯源，从中吸取合理的养分。尽管如此，中国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吸取中国文化的养分，西方孕育出来的大学文化也必然会与中国的现实发生碰撞，并在碰撞中调适。因此，中国的大学文化既具有西方大学文化的合理内涵，又具有中国本土的特殊元素，包括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至少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保障学术自由。大学是钻研高深学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必须遵循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人才成长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教学科研人员的首创精神，使其能够独立地思考和探究。为此，必须保障学术自由，这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只有学术自由得到保障，大学教师才能根据教学科研活动的规律、社会的需求以及个人的兴趣来选择研究方向和安排教育教学活动，大学也才能产生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更好地履行其使命。纵观国外成功的大学，学术自由是重要保障，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曾指出：“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也正如耶鲁大学校长莱文所指出的，“只有自由探索、自由表达，才能真正发掘人类潜能。”

2.包容与批判兼具。兼容并包是现代大学的基本文化特质。大学之所以要兼容并包，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学术创造，尊重自由选择，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持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之大，不在于高楼大厦，不在于学生规模，而在于其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气魄与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既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也要允许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派和观念在大学内部交锋和碰撞，这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当然，大学的兼容并包并非消极、无原则的接受。大学学术活动必须具有价值导向，大学知识分子应该具备批评的精神，不能迷信和盲从。这既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内核，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核心要素。大学要引导多元的文化争鸣与融合，在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批判与反批判的交锋中不断推陈出新。包容与批判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大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3.科学与人文并重。科学精神是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起点，是迈向近现代文明的重要支柱；人文精神是西方大学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科学代表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人文则是科学精神的回归，二者在现代大学不可偏废。科学精神要求大学崇尚真理，尊重知识，遵循客观规律，将追求真理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人文精神要求大学以人为本，尤其是以师生为本，尊重学生选择和个性特长发展，尊重教师劳动和贡献。大学只有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努力营造追求真善美、关注人的价值的文化氛围，才能为学生成材和教师发展创造条件，才能更好地实现知识创新，将知识造福于人类，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4.传统与创新协调。大学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发源地，也是人类文明存续和传递的依托。大学既要有开拓的精神，努力生产知识和创新思想，加深对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迈上新的高峰；也要善于呵护传统，尤其要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让人类历史中创造的文明成果能够代代相传。因此，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应该是传统与创新协调的文化。大学文化要保持创新精神，不断创新文化理念，以前瞻性的科学预见引领时代潮流，烛照社会发展之方向；另一方面，大学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牢牢地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厚实土壤，传承优良传统，坚持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惟其如此，大学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中永葆生机和活力，更好地实现其历史使命。

5.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胸怀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财富。这一传统的核心就是，作为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应当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勇于担当、献身社会。现代大学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场所，理应继承中国文化中“胸怀天下”的优良传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因此，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必须促进大学主动参与社会变革，积极引领和推进社会进步。尤其要重视培养师生的爱国精神，让他们融入社会，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追求卓越，服务人民，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实现人生价值。

三、当前我国大学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学的文化建设，始终牢牢把握大学先进文化的方向，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大学文化建设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对大学文化建设重视不够。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更多体现为规模的扩张。在这种特定的背景和条件下，政府和大学往往将主要精力用于拓展发展空间和加强硬件建设，而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和财力则相对不足，功利主义倾向比较严重。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最近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大众化，短期内还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从主观方面看，由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不易见到效益，加之目前各类高等教育评估鲜有针对大学文化的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和大学对文化建设重视不够，或者将重视简单停留在口头上，未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由于大学文化建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市场化、商品化等外部思潮的冲击下，一些大学在文化建设上十分被动，甚至一度丧失了对大学文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这对大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2.大学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大学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非常广泛，校园建筑风格、校园环境、教育教学活动、日常管理等都体现着大学文化。因此，大学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综合规划，尤其要加强制度保障，建立大学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但总体看来，不少大学在文化建设上重形式轻内涵，将开展文体活动、打造建筑风格等简单地等同于大学文化建设，而未将文化建设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很少对文化建设的效果进行评估，文化的教育功能未充分发挥。

3.大学文化缺乏鲜明个性。大学文化代表着大学独特的精神气质，是大学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体现。每一所大学在历史、地域、结构、功能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必然有其特定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念，有其独特的价值诉求，在文化上也应体现其个性和特色。但遗憾的是，由于政策导向和思维惯性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学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等方面趋同化或同质化现象严重，限制了文化个性的彰显。有的大学过多强调大学文化的共性，忽视了大学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导致在大学文化建设上陷于被动局面。大学文化的趋同和个性缺失，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成为大学特色发展的障碍。

4.对西方大学文化的科学借鉴不足。大学文化是大学组织特性的外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必须遵循大学的组织特征。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也要积极从西方大学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合理的养分。西方大学文化的内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等，我国大学都应该学习，并结合具体国情和校情科学地加以借鉴。应该说，我国大学在学习借鉴国外大学文化方面已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总体看来，西方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中孕育的大学文化在中国时常遭遇“水土不服”。如何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将国际视野和本土化实践相结合，让西方大学文化的“精华”适应中国的“土壤”，是中国大学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我国大学文化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的原因，同时还有大学自身的原因。应当看到，大学文化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文化的生成需要历史积累，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需要制度保障。因此，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学、政府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1.明确政府和大学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政府和大学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是大学的宏观管理者，在大学文化建设上，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思想指导和政策导向，引领文化建设发展方向。要尽量避免直接干预大学的文化建设，否则容易导致大学文化的同质化，抑制大学个性和特色的形成。要依法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真正成为文化建设工作的主体，扭转目前大学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重视不够、主动性不足等现象。另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评估，并逐步将评估结果作为对大学进行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外部督促大学切实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大学则应该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克服急功近利倾向，从规划制定、制度保障、政策设计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注重厚积薄发，扎实抓好文化建设工作。

2.坚持育人为本。大学文化是大学本质特征的直接体现。大学文化的建设主体是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人员。大学的功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其中人才培养是核心。因此，加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要坚持育人为本，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必须尊重学生，尊重教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在资源配置和工作安排上，要突出教师和学生的重要地位；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要因材施教，做到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有机结合，注重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挥，促进其全面发展。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的作用，使其成为大学文化建设的主体。当前阶段，大学尤其要克服浮躁心态，避免被其他偏离育人目标的事务分散财力和精力，集中力量抓好人才培养。

3.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当前，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缺乏保障机制。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文化建设应纳入大学发展规划，成为大学的重点工作，并建立起加强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大学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形式，更要重视内涵。要注重将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进行凝练和升华，并通过制度固定下来。文化建设的内容要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的全过程，渗透到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社会实践、日常管理等各个环节。此外，还要立足长远，保证大学文化建设经费的投入。

4.充分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大学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是比较抽象的，其培育、传播和继承、创新需要借助特定的物质载体。为增强大学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必须以校园文化建设为载体，以校风学风建设为抓手，充分利用课堂、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载体。进入新世纪以来，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和重要的沟通平台，对大学生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深入研究网络文化载体的规律和特点，既要发挥其在文化传播上的经济、快捷等优势，又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克服其负面影响。

5.拓宽大学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在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大学应该是开放的体系，中国特色的大学文化应该是开放的文化。近年来，随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尤其要加强大学之间文化层面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加强学习借鉴，既要从国外的先进大学文化中吸取养分，也应把我国大学文化中的精华推向世界，不断提升中国大学的国际地位。

（原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