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声音[1]
一般说来，了解艺术家的生活，未必就能理解他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蒲柏却是个特例。大多数他的优秀诗作属“应景之作”，也就是说，那些作品不描绘想象中的人物或事件，却与历史现时、与蒲柏政界文学圈的敌友相关。于是，不了解这些人物，我们就无法正确地理解他写作的对象和原因。（毋庸说，这些知识无法解释为何他写得如此出色。）比如，这首诗大概写于1715年以前，在末尾几行里，蒲柏（或者我过去是这么认为）这样来形容艾迪生[2]：
政客，却是真理之友！灵魂真诚，
行动诚挚，名声清白；
从不食言，毫无私心，
不为名利，众人之友；
他凭自己高贵，众人不吝赞美，
他钟爱的缪斯，夸耀他，不带嫉妒。
结果我弄错了。这几行虽然出自“给艾迪生的信”，却是说与詹姆斯·克拉格斯听的。克拉格斯继蒲柏之后担任国务卿一职，这首诗口吻上却很友好。
接着，那之后到1735年间，蒲柏改了主意，这样来描述艾迪生：
这样的人，热衷独裁，
就像土耳其人，不堪宝座旁的手足
拿轻蔑、妒忌的双眼瞧他，
憎恨原本抬高他的艺术，
明褒实贬，苟合大众，
不带嘲讽地教会他人嘲讽。
要明白这个转变，必须知道，在蒲柏的《伊利亚特》译本面世之际，几乎同时蒂克尔的译本也付梓印刷，当时，艾迪生动了点花花肠子[3]。
蒲柏与玛丽·沃特利夫人之间的恩怨往来就更难以捉摸、也更悲情得多。她是他一生唯一所爱，他爱得轰轰烈烈，激情荡漾，而她虽不作回应，却显然也是十分倾慕于他，至少开始时是这样。两人为何疏远对方，无人知晓。坊间传闻有诸多版本：一说玛丽夫人从蒲柏母亲处借了两床床单，一时疏忽，脏兮兮的就拿来还了；一说蒲柏不等时机成熟就疯狂示爱，她当场哈哈大笑。但这些大抵不过是谣传。彼得·昆内尔在《亚历山大·蒲柏：天才的教育，1688—1728》一书中曾提及此事，他的版本或许最接近真相：
他们之间若真吵起架来，也许不是单个事件引起，而是因为两人之间那种怪异且不对等的友谊关系本身，私底下互相给对方各种紧张和压力。对玛丽夫人来说，这种友谊是文学消遣，逗乐子玩，对蒲柏来说，则是一往情深。蒲柏天资过人，自然傲慢，玛丽夫人也是才华横溢，除了能人常有的自负之外，还免不了加上女性角色教养中灌输的过分轻浮与不经意间显露的冷酷无情。
他们的决裂大概从1722年开始，蒲柏深受其害，这从他写给盖伊的诗来看基本能猜出几分：
啊朋友，这是真理——你们这些情人们懂这个真理——
我的架构徒劳出现，我的花园徒劳生长，
美丽的泰晤士河徒劳地映射这两重景色
高悬的群山与倾斜的草地：
这里没有欢乐；欢乐飞去更愉悦的地方，
它只在沃特利目光所在之处常驻
欢乐的花坛，斑驳的树影，
清晨的凉亭，黄昏的柱廊，
这些莫非不是心神不宁之人休憩之处
悄无声息地叹息，向着那过路的风儿？
受伤的小鹿也是这样，在某个隐匿之处
躺下迎接死亡，心口受着箭伤。
既然悲痛至此，想起若干年后他疯狂的报复，虽不能说可以宽恕，却也在常理之中。
所以，不了解一点当时文人墨客们日常所思所想，就无法完全理解蒲柏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在他们那个年代，谈起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说他们关于自然、人与社会的看法一致，在艺术品好上也志趣相投，总不会有错。而这一点在其他历史时代并不多见。所以那个年代，天才的标志不是“独创”或“异化”。就拿宗教信仰来说，当时未受教育的民众都是狂热的反教皇制度者。笛福曾说，在他生活的时代，成千上万的人抵死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却连罗马天主教会是人是马都弄不明白。罗马天主教徒虽未遭受实质性的迫害，却也得了惩罚：他们只能住在伦敦城十里以外区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在公共事务部门任职。可是有点文化的普通信众，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觉得信仰分歧不至于损害到社交关系。教皇自出生之时起就是罗马天主教徒，可他一生中多数密友均是新教徒。若要他们说清楚两种信仰之间的差别，恐怕没人答得上来。
否则，罗马教廷无法通过教皇的信仰宣誓，也不会赞成他关于中世纪天主教的观点：
对他们（新教徒）来说，直言无法救赎所有人，除了他们自己，这过于狂妄蛮横，又看似缺乏善心，比起这个没有更令他们感到可怕的事情了……在教会里除了少数几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再一次分立教派，詹森主义[4]信徒被耶稣会信徒批得一无是处，反之亦然，严苛的司各脱主义[5]在托马斯主义者口中分文不值，如此等等。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是我想不到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连人类的慈悲心都完完全全毁了，而上帝正是通过我们的慈悲心把我们相互联结在一起……
我不反对教皇制度，因为我放弃世俗对于教皇权力的各种侵扰……
接着迷信便结合了暴虐的行径；
那个奴役了肉体，这个奴役了心灵。
人们相信的太多，明白的又太少，
结果驽钝被说成是优点；
于是大洪水再度泛滥了学术界，
哥特人开始的，僧侣们来帮它完结。
最终，伊拉斯谟，那个受辱的大名，
（整个教士阶级的荣耀，及其羞耻！）
阻断了那股野蛮时代的狂野潮流，
而把那些神圣的枉道者赶下了舞台。[6]
我想，事实上当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他们信仰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自然神教。他们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可是甚至在政治活动上他们也表现出对于秩序的喜爱，而不是思想上的信守。威廉三世上台以来，辉格党中的富豪财阀大行其道，教皇和他的大多数友人都是保守党，他们痛恨财阀阶层。教皇自己甚至私底下支持过詹姆斯二世党[7]，但1715年和1745年二世党人起义失败后，有人说教皇为此数夜未眠，倒也不可信。他曾坦言自己希望的“不是辉格党的国王，也不是保守党的国王，而是英格兰的国王”，“求上帝垂怜，赐予我们这样的君主”。
昆内尔先生的书既是一本优秀的诗人传记，又是一部上佳的历史著作，他敬仰那位诗人，也热爱且了解那段历史。书写得漂亮，既有学术价值，又朗朗上口。我很感激他没写什么龌龊的琐碎内情。蒲柏为人常有狡黠之处，处事上无所顾忌，但令人称奇的是，他一生没有丑闻缠身。年轻时他可能不时去趟烟花柳巷——但他身子孱弱，又能指望有多少风花雪月的奇遇发生？——他只是摆出一副花花公子的派头，实际上则要本分得多。他也没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却逃过三次死劫：
第一次是在宾菲尔德，一头疯牛差点用角刺死他；第二次，他还年幼，有个马车夫莽撞得很，涉水趟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时，差点把他和车上其他人拖进河床上一个深坑里；最后一次，他差点在伯林布洛克勋爵疾驰的六马大车下毙命。
昆内尔先生也写了一两件趣事，比如有一次蒲柏在哈利法克斯勋爵面前读了一小部分他翻译的《伊利亚特》。尊贵的勋爵大人打断了他四五次：
“对不起，请原谅，蒲柏先生，”他这么说，“可是那一段里有些地方我听着不怎么爽快。请你标记一下……我相信你会修改好的。”蒲柏又是疑惑又是羞怒；在回家途中，坐在盖斯博士的马车里，他抱怨起来，又仔细想了想挨批评的那些段落，实在搞不懂大臣为何会有异议。这时盖斯会心一笑……“你什么也不用做，”他说，“只消不管它们就是。三两个月后再去拜访哈利法克斯勋爵，先感谢他对那些段落的好心点拨，接着再读一遍给他听，就说是已经修改过了。”蒲柏遵照博士的指示做了，果然“勋爵大人非常开心”，看来他的批评意见起了作用，他嚷嚷着说那些他挑出来的段落终于像那么回事了。
接着，是蒲柏与伏尔泰的会面，这次交往不怎么成功。
时光荏苒，道别的时刻就要到来，蒲柏提议他留下来共进晚餐；饭桌上他见到了蒲柏太太，那是一个长相平庸，谨慎端庄的圆脸老太太；如今她不止八十四了。那时，蒲柏太太表现得就像个母亲（欧文·鲁夫海德[8]这么写道），她注意到外国客人“身形消瘦憔悴”，似乎消化力也不好，就“示意关心了一下他的胃口”，而伏尔泰则给她“描述了他在意大利染上的疾病，用词颇为粗鲁不雅，可怜的太太不得不立马离开了饭桌”。
但蒲柏的生活中甚少流言蜚语。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写作、翻译、料理庭园、画画、与狗玩耍或者招待朋友，日子过得平静勤勉。（我很好奇他的画作有多少遗存了下来。我曾亲眼见过他的一张油画自画像，堪称一流。）
说起艺术家的私生活，蒲柏在公开发表私人信件前做了修订，我不得不说我完全赞同他的做法，纵使那也是徒劳。他删减了部分，把一些信的收件人姓名改了，又把一些原本单独的部分串在一起，形成单个的文本，这样就更引人入胜一些：
就像拜伦一样，蒲柏认为他的信件一定会流芳后世；即使是在最稀松平常的信里，他也明显怀有二心：除了和心爱的朋友互通有无之外，他意图在自己与未面世的读者间建立起关联。但他不像拜伦那样轻率鲁莽，一旦提起笔，他就警惕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创新艺术家。他的文体感觉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接着影响到他的语言和他对主题的整体把握。一旦发现哪一处需要修改，他就停下来做适当的调整。
对于那些要公之于众的私人信件（我在遗嘱里嘱托我的朋友把信烧了），做点修改并非见不得人的事，那就跟修改一首诗一样。
时至今日，读到这样一位作家，承欢膝下，恪守孝道，是少有的令人愉悦的事情。老蒲柏正是诗人理想中父亲的样子。他鼓励儿子坚持高水准的创作。“这些韵律可不怎么好听，”这么严肃的话都成了他的口头禅，接着小蒲柏就躲到一边再做修改。“老蒲柏夫妇晚上唠嗑时儿子总是插话，他们并不责打他。有时蒲柏没心没肺自顾自地从楼梯上往下翻筋斗，老夫妻俩也随他去……在其他事上父亲也由着他，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要读什么有趣的书就径直读去。”我想普通孩子没点外来的规矩，单凭自己可学不了什么，但蒲柏绝非平庸之辈，所以这么放羊式的教育方法在他身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通过手抄书籍自学。一个叫班内斯特的牧师教他基础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来这位学生这么写道：
要不是那样的话我应该什么语言也没学会：后来我上的那些小学校什么也没教会我。
之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学这些语言了：
我不学语法，反倒去读一些作家的作品，从中找到我自己的句法规律：接着在最优秀的古希腊古拉丁文诗作里，只要读到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我就着手翻译：由此形成自己的品位。那时我差不多十六岁，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时我的审美水平已经和现在非常接近了。
日期记录总是件有趣的事，虽然有时令人惊奇。提起蒲柏，说他是十八世纪的诗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谁又知道他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就辞世了。人们也不怎么记得他如何早慧早熟，还有他的才华多快就得到认可。六十四的威彻利[9]竟然找时年十八岁的蒲柏修正诗稿，这听起来简直耸人听闻。虽然不及兰波早慧，蒲柏可是在二十一岁的年纪就写了一首重要的长诗，《论批评》，二十六岁时他出版了《秀发遭劫记》第二版，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可是，与其他伟人不同，他的诗才一直到很晚才枯竭。“书信集”和“仿贺拉斯”这两部晚年作品堪称是蒲柏的上乘佳作。）只有肯定自己的才华，又意识到自己当下极高的名望，才会在二十四岁时就开始收集自己的信件，二十五岁时又开始翻译《伊利亚特》，因为他自信能找到足够多的读者，才会花六年时间潜心翻译，而不至于穷困潦倒。
福祸总相依，蒲柏天资聪颖，家庭和睦，身子骨却不怎么好。十二岁那年，因为喝了一头感染肺结核的奶牛产的奶，蒲柏患上卜特病——一种脊椎结核病，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孩子成了残废，“女人们笑话着小蒲柏。”想象一下他因此遭受的残酷冷遇、伤痛屈辱，所以他偶尔表现得不理智，疑心病重，有时又满肚子坏心眼，这些都很正常，但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还能时不时友善待人，宽宏大量，甚至还交了不少朋友。相同处境的人极少有勇气能写出“小矮人俱乐部”这样的文章：
我们一伙人组成社团，宣誓不怕变矮，在那些人类的庞然大物鼻子底下勇敢地表露身为矮人的尊严，那些超然巨人人种，那些轻视我们的高个子……若有团员因为自己的假发更饱满或更长一些，或是因为自己的帽子高一些，就以为自己变壮变高了，那么他就得穿上红色高跟鞋，在帽子上插上红色羽毛，教他看看清楚自己到底有多矮。
真正重要的是他的诗歌，也许读懂他诗歌的最好方法是看看他关于庭园园艺的一些见解。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和谐，古往今来都很少见。一方面野性的自然被驯服了，另一方面机械仍未玷污奴役她。十八世纪之前，人们眼中的自然是一片危险的领土，人类必须与其抵御抗争，后来，自然又成为自由的乐土，个体逃脱社会的樊笼，归隐自然。欧洲巴洛克式的花园体现了前一种对于自然的看法。它们被塑成各种几何形状，树枝几经修剪，全然没有了外头大自然的模样。而在英格兰，像威廉姆·肯特这样的园艺师则认为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替自然刷刷袍子”，在最后果断做点润色而已，比如在这边立一根胸像柱，在那边放一尊狮身人面像或者方尖碑，或者把花园一角“修饰一番”，看上去就像洛兰或者普桑的画了。蒲柏是肯特热切的追随者。他能写出“比起披着加冕礼服的王子，一棵树显得更为高贵”这样的句子，就一定不会惧怕自然，而且他对巴洛克式的那一套老旧礼数极尽揶揄：
接着他的园子叫你艳羡，
你端详每一边，看那堵墙！
没有加入讨人喜欢的错综景象，
没有做作的野性让情景复杂化；
树林相互颔首，小道如同手足，
这一半平台只是映射另一半。
遭罪的眼睛注视着反转的自然，
树木修剪成雕塑，雕塑则粗壮如树木。
可是他也不否认只有人类才能帮助自然实现完全的美：
求教所有场地设计的天才
他规定潮涨潮落，
或者帮助野心勃勃的山登天顶
或者在环形剧场中挖出山谷，
召集国民，紧抓林间空地，
交合顺服的树林，造出不同的阴影，
一时打破、一时引领流动的线条，
种植时描绘，劳作时设计，
仍旧不忘理智，所有艺术的灵魂，
交相呼应的部分融合成整体，
周边美景自发而出，
开始时甚至困难重重，偶然间锤炼而成。
真是恰如其分的描述，这也表达了蒲柏在诗歌里的追求，以及在最好的作品里所要实现的目标。比较了德莱顿和蒲柏之后，昆内尔说：
通常德莱顿的文字，读一段我们就知道他是天才，而蒲柏的文章一读再读，总能从中找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微妙之处。德莱顿的品格流于表面，蒲柏的诗则是压缩了多层意义，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他诗里的意象有一种变幻莫测的魅力，在读者眼皮底下不断变化，不断成长。
他第一部出版的诗集是《牧歌》，其中自然在能工巧匠前俯首称臣，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过于注意音律和谐上的细枝末节，诗句里的描述语言既抽象又保守，就像浪漫主义诗人眼中所有的拉丁文诗歌一样：
当羊群甩干夜间的露水，
两个情郎因为爱而无眠，他们与缪斯
将金羊毛般的爱怜倾注于泛白的山谷，
如晨曦一般新鲜，如这个季节一般美丽。
但后来他就能写出双韵体诗，既形象生动又极富韵律，让人过目难忘：
移动的群山听见那有力的呼喊，
冲锋的溪涧高悬在瀑布里倾听！
从《论批评》一直到晚年的诗歌写作，蒲柏作品里的传统语言越来越少，诗里的描述性语言通常是具体的词汇，亦不乏原创性。读过他的成熟作品，我所能发现的唯一技术上的不足就是他的双韵体思维模式太过根深蒂固，而双韵体诗行都是独立的组成部分。结果，有时候他没注意到上下两个双韵体诗行的韵律过于相似：
伯纳德伸展双臂滑动他的国度，
使左腿的雅各布似乎也尽力赶路。
正当中路上躺着一片湖泊，
碰巧是柯尔的科琳娜那日早晨所作。
到了十八世纪末，英雄双韵体走到了尽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诗人们纷纷抛弃了这种文体，寻求新的长诗和抒情诗诗体形式。可是，如果华兹华斯在建议诗人们“用真正的人的语言”写作时，还把蒲柏假想成自己的敌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把蒲柏最好的作品和浪漫主义诗人包括华兹华斯最好的作品比较一番，会发现真正以普通人的对话风格写作的正是蒲柏，而浪漫主义诗人们使用的则是“诗性”语言。华兹华斯按照自己的理论写诗，结果却往往平淡无奇，他必须忘记那些理论，否则就出不了好作品。而蒲柏的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让我们来比较看看：
快，快锁上门，好约翰！太累了我说。
系紧门环！说我病了，我死了。（蒲柏）
她从歌剧、公园、集会、玩乐中脱身，
开始晨间散步，每日祷告三个小时；
把时间花在阅读与红茶上，
沉思，倒出孤寂的茶水，
或者在冰冷的咖啡上用小匙翻搅，
计算缓慢的时钟，恰正午时分用餐。（蒲柏）
对于我，最平淡的野花也能启发
最深沉的思绪——眼泪所不能表达。（华兹华斯）
在赫布里底——天边的海岛，
春光里，听得见杜鹃啼叫，
一声声叫破海上的沉静，
也不及她的歌这样动听。[10]（华兹华斯）
要在十九世纪早期诗歌里找到“日常语言”，就去翻翻那些骨子里最不“浪漫主义”，最最蒲柏式诗人的作品吧。比如拜伦的《唐璜》，还有汤姆·摩尔的《巴黎闲扯一家门》。
在我看来，蒲柏的主要作品中只有一部是个败笔，即《论人》。当然偶尔也有几行写得特别漂亮，比如：
在芬芳的疼痛中玫瑰死去
但这些都无法弥补诗中的自然神教调调，即不可信又无聊透顶。
说说他的《伊利亚特》译本。一直以来有两种意见。不喜欢它的人说蒲柏是戴着维吉尔的眼镜去理解荷马，这是事实（他笔下的武士更多带有罗马式的庄严肃穆，而不是他们原本青铜器时代的样子），所以荷马悲剧的部分在蒲柏那儿也显得宏伟壮丽，别无其他。另外，英语英雄双韵体诗的韵脚和结构也与古希腊语的六步格律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尽管这些评论家竭尽全力恶意中伤，我们无法否认蒲柏的英语“译诗”极为出色，后来的译者，无论在语言学或考古学方面如何博学，都无法再译出如此值得一读的作品。至于韵脚的问题，我觉得也没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一些二十世纪的译者放言最好的对应体是六拍子的无韵体诗，我还是同意卡恩罗斯先生的说法，他在最近出版的《得洛斯岛》中写道：
我觉得那些主张……被炒作得有些过了。长度上是相当，但六拍子无韵体诗节奏迟缓笨拙，根本无法与荷马那些清晰灵活的诗行相提并论。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因为排版像诗才称之为诗，它的韵律太不明了，一旦碰上其他格律就乱了阵脚，失了阵地。
如今再提起《笨伯咏》，我已经没有十八年前写到它时那么激动。我尤其不喜欢第二卷，读起来邋里邋遢的，就像我们同时代的一些“地下”作品。头三卷里最好的章节不外乎是《论批评》的附录部分，蒲柏停止了人身攻击，用漂亮的语言谈起拙劣的写作：
她看见隐喻的乌合之众前行，
陶醉于迷阵舞步的癫狂……
时间之神如何伫立不动，听她指挥，
国土改变位置，海洋变为陆地。
这里埃及用阵雨取悦欢快的描述；
或者献上忍不拉岛的果实，巴萨的鲜花……
寒冷的十二月芬芳的花冠盛开，
沉甸甸的庄稼在雪地上垂下头。
整个第四卷却好得出奇，就像一部预言，道出了我们如今不得不忍受的种种。蒲柏从未见过所谓的“行为主义者”，也不知道什么“社会学家”，可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十分精准：
“那是我的任务（阴沉的牧师回答道，
他是神秘事物的死敌，却像神一样阴暗；
他虔诚地希望见到那天的到来
那时道德证据将要腐朽，
诅咒含蓄的信仰与神圣的谎言，
迫不及待强加信仰于他人，
乐于把一切教条化）：
让他人缓慢匍匐于地，步子怯懦，
把卑微的基础建立于普通经验之上，
借由常识生成常识，
最后，通过自然导向自然因。
在你的迷雾里一切澄明，我们无需向导，
傲慢之母，骄傲的源泉！
我们走这荣耀高尚的先验之路，
抛下理性，直到我们怀疑上帝：
仍旧让自然破坏他的计划；
将他赶走，到最远的地方：
把某种机械因塞进他的地盘；
或者用物质捆绑，或者在空间弥散。
或者，一下子逾越所有他的律法，
用人的形象创造上帝，人是终极因，
美德只在局部，所有人嘲讽关联性，
在自我里见到一切，为了自我而生：
最确定的是我们的理性，
最可疑的是灵魂和意志。”
如果只让保留蒲柏的一首诗，我会挑《秀发遭劫记》。昆内尔先生描述了这首诗如何诞生，任何关心作诗过程中各种因素如何加入的人都会对这一段感兴趣。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历史事件——两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分别是费尔莫和彼得家族，他们之间积怨已久，因为彼得勋爵七世从阿拉贝拉·费尔莫那里偷了一缕秀发，多年的宿怨一触即发。彼得勋爵是蒲柏的朋友约翰·卡莱尔的护卫，他于是向诗人提议，也许他可以就此事写首打油诗，两家人读了之后可以一笑泯恩仇。第二个因素是讽刺史诗这种文体，类似于《青蛙与老鼠之战》（一度被认为是荷马的作品），或1622年出版的塔索尼[11]的《被偷的水桶》，布瓦洛[12]完成于1683年的《诵经台》等，所有这些蒲柏都应该读过。把这个叫做第二个因素并非因为它第二个出现。考虑到蒲柏的文学品位和才能，写一部讽刺史诗的念头也许早已在他心中形成，他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主题。第三个因素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诗里面那段关于男爵与贝琳达玩纸牌游戏的段落写得最为出色，如果不是上个世纪英格兰从西班牙引进了这种奥伯尔牌戏，也许就不会有这一段了，如今这种牌戏也成了风靡一时的消遣。最后是一本奇怪的书，蒙特福孔修道院院长写的《卡巴拉伯爵》。蒲柏偶然间读到这本书，或者是原版或者是英语的译本，并从中俘获了小气仙[13]们和其他“较低等级的空中军团”。《秀发遭劫记》第一版出版时里面还没有这些形象，所以我猜他刚动笔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无论如何，他可真够歪打正着的，严肃史诗里头有些神明之类的角色，正巧那些气仙之类的在讽刺史诗里起了类似的作用。另外，那些小不点又完全符合蒲柏的想象，因为他一直着迷于小玩意儿。
《秀发遭劫记》是首很美的诗，也展示了蒲柏的奇思怪想，他比我们惯常以为的要古灵精怪得多。我刚才说他的诗就像他的园艺功夫。他在特肯汉姆的花园从整体格局来看，与当时的大众审美品位一致，但是里面有个地方十分特别——即约翰逊博士提到过的那个洞穴，博士一脸严肃：“只需挖条通道的地方，虚荣心驱使，他却弄成了洞穴。”
［蒲柏］ 给通道包上一层粗糙的发光矿石马赛克，尽是些康沃尔钻石、一些金属瘤石、成团的紫水晶、珊瑚的尖枝、彩色巴西卵石、水晶和石英石、打磨过的厚火石板，还有罕见有趣的“化石”标本，这些矿石周围又包了满满一圈手工贝壳制品，其中还夹杂着玻璃镜的碎片，都切割成了有棱有角的形状。顶上一面五角星形状的镜子闪闪发光，从中垂下一盏吊灯——“一个薄薄的雪花石膏石裹成的球体”——在周边投下“万丈光芒”。每一个表面或闪耀着光芒，或摇曳着微光，或散发出如水面下的柔光。正当我们沉迷于这些陆离炫目之物时，美妙悦耳的水上音乐响起，那是工人掘洞时发现的一个地下泉，泉水“幽幽滴落的呢喃”，整日整夜回荡在洞穴中。
所以，蒲柏在他的诗中会突然陷入某种“癫狂”的状态，和刘易斯·卡罗尔[14]一样：
这里站着活茶壶，它两条胳臂
弯的是茶柄，伸着的便是壶嘴；
小小瓦锅，走得像荷马三足鼎；
坛子叹气，讲话的是鹅肉馅饼；
有力的想象能使男人怀孩子，
姑娘变瓶子，高声喊着要塞子……[15]
她又说了几句，可是哈欠连天——自然万物颔首应和：
凡人如何能抵御神明的哈欠？
它瞬息之间就抵达教堂与礼拜堂；
（首先是圣詹姆斯教堂，因为沉闷的吉尔伯特正在讲道）
接着紧抓学校的孩童，礼堂的听众几乎都沉睡过去；
毕业典礼上的人们咧开嘴，却无法说话……
温和的气体在每个委员会上空爬行；
未完成的论述在每间办公室里沉睡；
没了将领的军队靠打盹打发战役；
海军在大海上听到指令也哈欠连天。
昆内尔先生的书主要还是一本传记，而不是文学批评，所以最后我来聊聊蒲柏这个人本身也是应该的。在一个许多作家都是政府雇员的年代，他的正直令人钦佩。虽然不至于像大多数穷人街住客那般穷困潦倒，蒲柏却也称不上富人，至少在《伊利亚特》出版前是这样。似乎也有向他提出诱人条件的。蒲柏自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段，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他。据说在1717年，当时的战争部长詹姆斯·克拉格斯曾提议给他：
一份三百英镑的年金，而且他完全不用插手任何公务，因为克拉格斯打算从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情报局基金里给他拨这笔款，“没人知道我这笔钱。”这件事克拉格斯提了好多次，“还总是强调要给我安排辆马车，这样会方便一些。”
蒲柏全身心投入诗歌的事业，却从不以美学家自居，这也是令人赞赏的。他从来不把自己的事业看作高人一等。事实恰恰相反，就如他写的：
文章要写得漂亮，文字要永存，要不朽，难道不需要离开父母，转投入缪斯女神的怀抱吗？……成为作家，勉强有时间成为别人的好邻居、好朋友，怎还会有时间去种树，更别提什么拯救灵魂了。
诗歌不是逃离生活的借口，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暂时远离当下的许多问题，对疲惫的灵魂来说，它是提神之物，对紧张的神经来说，它是松弛之道。我年岁越来越大，世道也愈加黯淡艰难，像贺拉斯和蒲柏这样的诗人，我发觉自己越发需要他们，正是他们给了我所需要的活力。
[1] 本文于1969年2月22日发表于《纽约客》，系作者为英国传记作者及历史学家彼得·昆内尔（Peter Quennell）的著作《亚历山大·蒲柏：天才的教育1688—1728》（Alexander Pope：The Education of a Genius 1688—1728）撰写的书评。
[2]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辉格党政治家。曾在牛津大学求学和任教，并去欧洲大陆旅行多年。担任过南部事务部次官、下院议员、爱尔兰总督沃顿伯爵的秘书等职。与斯梯尔合办《闲话报》（1710）和《旁观者》（1711）等刊物。为英国散文大师之一。写有诗篇《远征》、悲剧《卡托》以及文学评论文章等。
[3] 艾迪生对托马斯·蒂克尔翻译的《伊利亚特》（1715年）第一卷赞赏有加，这使亚历山大·蒲柏认为艾迪生想贬低蒲柏的译本，蒲柏为此写了一首诗报复艾迪生。
[4] 詹森主义（Jansenism）是罗马天主教在十七世纪的运动，是由康内留斯·奥图·杨森（Cornelius Otto Jansen，1585—1638）创立，他是荷兰乌特勒支省人。其理论强调原罪、人类的全然败坏、恩典的必要和宿命论。
[5] 司各脱主义（Scotism）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邓斯·司各脱的神学学说。与托马斯主义相对。主张哲学不从属于神学。认为哲学的对象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万物，神学的对象则是上帝本身；研究哲学依靠理性，研究神学则靠教会权威，而理性无法解释信仰问题。
[6] 诗歌部分引自蒲柏早期代表作《论批评》。
[7] 詹姆斯二世，1633年10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圣詹姆斯宫，1701年9月16日逝世。从1685年到1688年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他是最后一位天主教的英国国王。他的臣民不信任他的宗教政策，反对他的专权，在光荣革命中他被剥夺王位。王位落到了他新教的女儿玛丽二世和女婿威廉三世手中。詹姆斯二世退位后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保护。路易、他的儿子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和孙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还继续策划恢复詹姆斯派的王位，但最后也没有成功。
[8] 欧文·鲁夫海德（Owen Ruffhead），蒲柏的传记作者。
[9] 威廉姆·威彻利（William Wycherley，c.1640—1715），复辟时期英国戏剧家，代表作为《村妇》（The Country Wife）与《诚实的商人》（The Plain Dealer）。
[10] 华兹华斯的诗歌部分引用杨德豫先生的译文，前两行选自《颂诗：忆童年而悟不朽》，后四行选自《孤独的割麦女》。《华兹华斯抒情诗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
[11] 塔索尼（Tassoni，1565—1635），意大利诗人，作家。
[12] 布瓦洛（Boileau，1636—1711），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1666年发表一组讽刺诗，针砭教士、妇女及巴黎的生活，成为莫里哀、拉辛等文豪的朋友。1674年发表《诗艺》，阐明了文学的古典主义原则，对当时法国和英国的文坛影响很大。还撰有打油叙事诗《读经台》，并且翻译了朗吉努斯的《论崇高》。
[13] Sylph，气仙，十五到十六世纪瑞士医师Paracelsus假想中体态苗条轻盈、生活在空气中的精灵。
[14]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童话作家、牧师、摄影师。代表作为《爱丽丝漫游仙境》。
[15] 引自黄杲炘先生的译文。《秀发遭劫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