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与诺维拉[1]
就我所知，在作家或艺术家中，歌德是第一个成名的。诗人、画家或是作曲家彼此熟知、相互尊重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对于大众来说，无论多么喜欢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私底下可不愿意和艺术家有什么交往。可是在歌德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任何一个有点教养的年轻人，在遍历欧洲的旅行日程上，绝对少不了去一趟魏玛拜会下这位伟人，聆听他的教诲。晚年时前来拜访他的人数不胜数，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只读过他的一本书，也就是他二十四岁时写的那本。歌德对此的感受也许从他第一版的《罗马第二挽歌》可以猜出几分：
美丽的女士们，上流社会的先生们，去问你们愿意问的人吧，现在我可不受你们管了！“可是真有叫维特的人吗？真有那样的事吗？那么可爱的绿蒂住在哪个小镇呀？”天哪，我常常咒骂那些愚钝的追随者，他们把我年轻时的悲惨经历弄得路人皆知！如果维特是我兄弟，我又弄死了他，即使他的幽灵满是忧伤，伺机报复，我也不会受到这般的迫害。
传记作家告诉我们《维特》是歌德追求夏洛特·布夫不得而写成的作品，可这么断言确实过于简化事实了。作者在写小说时自然会利用自己的个人经历，但是小说不是自传。比如说，歌德不会像小说的男主人公一样自杀。而且歌德笔下的维特是个游手好闲的业余文艺爱好者，读一点书，画一点画，却无法认真专注。这里面有点自我描写的意味：歌德自己，要么因为性格急躁，要么因为爱好过于广泛，也很难完成一件作品，但他绝没有游手好闲的恶习。写《维特》的时候他可能心绪不太安宁，小说出版一年以后，他这么写道：“我总是不断地陷入困惑之中。”这本小说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艺术作品，小说作者的意识与无意识动机构成矛盾。意识动机表现在歌德对男主人公的赞同态度，但是他的无意识动机却是为了治疗：他要光用语言来尽情放纵自己，让自己陷于主观情绪，就像狂飙突进运动标榜的那样，这样那种自我放纵的缺陷才会从他的体系里消失，他才能找到真实的诗性自我，就像拜伦在写完《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之后，可以把缺乏幽默感的悲伤情绪抛诸脑后，转而激发自己作为喜剧诗人的真正才华。歌德中年时写过几行这样的诗句，那些《维特》的仰慕者们读了一定会不知所措：
若徒有放任习性，
则永难至境遨游。
非限制难见作手，
惟规矩予人自由。[2]
大多数歌德的同时代人并没有读过他的晚年作品，可生活在二十世纪而不是十八世纪的我们读过，但我们还是为《维特》着迷，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它读起来不像是爱情悲剧，反倒是对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主义者全面精妙的刻画，就像被宠坏的小屁孩一样，维特没有爱的能力，因为除了他自己他什么人、什么事也不关心，他自说自话，才不管给别人造成什么伤害。这个自我主义者把自己想象成狂热的恋人，歌德明显很喜欢这一主题，三十年后，他在《亲和力》里又刻画了一个相同的人物，及丈夫爱德华一角。
歌德是否从内心深处真的期望读者仰慕维特这个人物？他为什么要讲仆人爱上守寡的女主人的故事？偷偷爱了她很久之后，他终于向她表露心迹，却被她兄弟的举动吓到，最后可想而知，他被解雇。过了不久，他枪杀了顶替他位置的那个仆人，他这么做毫无道理，我们所能猜到的原因就是那个仆人的成功见证了他的失败。歌德不仅创造了这样一个角色，还让后来将要自杀的维特把自己代入了那个杀人犯的处境，这样一来，读者们便无法把自杀与“高贵”联系起来。另外，如果歌德确实期望我们成为维特的拥护者，在维特—绿蒂—阿尔贝特这段三角恋情中支持维特，那么我们会希望歌德把阿尔贝特描写成没有教养的粗俗之辈，绿蒂与他之间的婚姻根本就不幸福，但事实却非如此。阿尔贝特的确是个“死脑筋”，欣赏不来克罗普斯多克[3]和奥西恩[4]，可他是个好人，深情、勤劳、顾家，绿蒂对他也很满意。她从来没有表达过要嫁给维特的意思。她很喜欢他，但明显只是把他看作“弟弟”，一个能交谈、能谈笑风生的弟弟。她不喜欢面对惨淡的事实，这是她的弱点，也是最终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她一直都期待维特的激情可以退却，他们可以只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对她来说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把他拒之门外。
为了逃避自己的情感困惑，歌德去魏玛宫廷做了公务员，很快被委以重任。同样的，维特在清醒的时候，通过朋友威廉的好心帮助，意识到自己能做的唯一一件明白事就是放弃绿蒂，去找份工作，显然也是诸如公务员之类的职位。他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古板沉闷，谄上欺下，保守俗套，可他的顶头上司伯爵大人却很喜欢他，看起来他就要飞黄腾达了。后来却有了一段令人不快的小插曲：
［C伯爵］ 昨日邀请我去他家赴宴。城里整个贵族阶层，那些先生们小姐们，都习惯在那天晚上聚在他家。我完全忘了这件事，也不曾想过像我这样的小职员其实在那儿是不受欢迎的。
那些贵族到了，他觉得气氛开始变冷，可是他没有走，反倒是呆在那儿，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结果就是大家对他公然无视，最后伯爵不得不亲自请他离开。
关于这个也许还可以再说几点。首先，作为一名职业的外交或行政工作者，他不应忘记自己所处社会的各种行为惯例。第二，维特早已充分了解这样的事实，贵族阶层自认为高人一等，自然也比他优越，因为他出身中产阶级，不够高贵。最后，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所处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社会风俗愚蠢可笑，不大恰当，那么他大可以自行其道，赢一个局外人的美名。有两种做法，要么保留自己的观点，置身事外，随意遵守那些风俗习惯，要么故意打破那些习惯，令他人惊愕不已，自己却乐在其中。维特惹了一桩丑闻，却自得其乐。虽然人们不欢迎他，但他留了下来，偏要违抗那群人的意愿。可是他的宝贝自我却因为他们的反应受了伤害，他随后离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绿蒂还有灾祸身上，他毁了自己，毁了绿蒂和阿尔贝特的生活。多可怕的小怪物！
《诺维拉》1828年出版，四年后歌德离世，这本小说是牧歌这种文体的极佳范例，而德语作者，比起其他语种的同行，总是更擅长写牧歌。（我想不出有什么英语作品确切说来算是牧歌。） 《诺维拉》读起来像是他某部最杰出作品的附言，即那首发表于1798年的史诗《赫尔曼与窦绿苔》。和田园诗一样，牧歌预设了人与自然、欲望与理性的和谐关系，但是在牧歌里对人与自然的描写则要贴近现实得多，它不像田园诗那样过于理想化。牧歌和喜剧一样，必须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又和喜剧不一样，它里面的情绪总是严肃稳重的。
在《诺维拉》里有两个重要的地点，小镇的市场和老城堡，还有两种重要的人物类型，猎人和驯兽师。市场这个意象意味着美好的人类社会，平和、勤劳、协作、富饶。
王子的父亲挺长寿，能见到这一天，善用这一点，那时，显而易见所有的国民都知道要勤勤勉勉过日子，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工作生产，都知道先苦后甜。
山民们的家在岩石、冷杉和松树中间，他们从静谧的家中出来，和平原上的人们，和那些小山、田野与草地间的居民混在一起，还有小镇来的商人，其他一些人，大家都聚集在此。悄悄打量了人群一番过后，公主问她的随从，所有这些人，无论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衣着怎么都这么华丽，真是没必要，他们身上边边角角多了许多布料、亚麻线和缎带。“看起来女人似乎特别愿意把自己填塞起来，男人们也是，要把自己裹得鼓鼓囊囊才算满足。”
“我们还是别因为他们那种快乐而愤愤不平了，”那位老先生说。“人们有点闲钱就打扮打扮自己，这时候他们很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老城堡则早已变成废墟，藏匿在森林里面。现在正在修缮，似乎不是要重新住人，而是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如果我读懂了歌德的话，他是在讲一个关于野性的、未驯服的自然与人类工艺或是技巧之间关系的寓言。人必须尊重自然，而不是要奴役她，另一方面，自然需要人的协助来完全实现自己的潜能。自然恶魔般毁灭性的一面通过火的故事表现出来，市场里起了两场大火，第二次的时候似乎就要把它吞噬。可是，我们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场合发生火灾也许是人的疏忽造成，而并非“上帝之举”。人可以也应该驯服火，就像他如果够灵敏耐心的话，也一样可以驯服狮子老虎。但是他总是把野兽当成杀戮的对象，或者为了取乐而利用它们。在描述王子狩猎过程时，歌德用了军队的暗喻，这一点意味深长。
……计划是要深入群山，来个偷袭，打破那些森林住客的安宁。
逃脱的猛虎靠近公主时，她恐惧万分，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而奥诺里奥射死了老虎，这也很自然，虽然后来他们了解到，除非受了惊吓，不然老虎不会伤害他们。奥诺里奥再三考虑，后来动手时就要迟疑得多。
“快给它最后一枪！”公主大喊。“恐怕这头野兽还会拿爪子伤你。”
“很抱歉，可它已经死了，”年轻人这么回答，“我不想弄坏它的皮毛，明年冬天你滑雪橇时可以用来做装饰。”
城堡堡主的态度也是一样，因为无法射杀狮子他有点恼羞成怒：
“我为什么昨天要把枪拿到镇上去清洗！如果枪在我手里的话，那头狮子早就死翘翘了。那张兽皮也就是我的了，我还可以拿这件事炫耀一辈子，唉真是的！”
王子，公主，还有奥诺里奥人本不坏，但还需要给他们再上几课，他们要学会尊重生命。是那些粗人，那些男人、妻子和孩子给了他们生命，而狮子老虎这些野兽正是粗俗存在的一员。因为他们还不坏，他们甚至会愿意从下等人那里学点什么。把孩子当成主要的老师，这是歌德极好的艺术构思，就让他把这个想法歌唱出来吧，而不是写成无韵文。
[1] 本文系作者为美国翻译家伊丽莎白·迈耶（Elizabeth Mayer）与美国诗人露易丝·博根（Louise Bogan）合译歌德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与诺维拉》（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and Novella）（纽约：兰登书屋，1971年）撰写的序言。
[2] 引自辜正坤先生的译文，选自《简论诗歌翻译与语言艺术问题》一文，发表于《英语世界》，2012年第12期，商务印书馆。
[3] 克罗普斯多克（Klopstock，1724—180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上受弥尔顿的《失乐园》影响极大。
[4] 奥西恩（Ossian），传说中三世纪爱尔兰英雄和吟游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