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证词
第一章 列车员的证词
餐车内一切准备就绪。
波洛和布克先生一起坐在桌子的一边，医生隔着通道坐在另一边。
波洛前面放着一张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平面图，上面用红笔标着每个旅客的姓名。护照和车票堆在另一边。桌子上还有信纸、墨水、钢笔和铅笔。
“很好，”波洛说，“我们的调查法庭即刻开庭。首先，我们得听听列车员的证词。可能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了解。他有什么性格特点？他说的话是否可靠？”
“我得说他很可靠。皮埃尔·米歇尔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他是个法国人——住在加来附近。品行端正，诚实本分。也许，头脑不怎么灵活。”
波洛会意地点点头。“好的，”他说，“让我们见见他吧。”
虽然皮埃尔·米歇尔多少恢复了点冷静，但仍然很紧张。
“但愿先生不会认为我的工作有所疏忽，”他焦急地说道，看了看波洛，又看看布克先生，“发生这种事太可怕了。不管怎样，先生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也有关联吧？”
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波洛开始问问题。他先问了米歇尔的姓名、住址、服务年限以及在这条特定的路线上工作了多久。虽然波洛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但这些例行提问会让对方平静下来。
“现在，”波洛继续说道，“我们说说昨晚的事情。雷切特先生上床休息，是几点钟？”
“大约是晚饭之后，先生。事实上是在我们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前天晚上也是这样。晚饭的时候他吩咐我铺好床铺，我照做了。”
“之后有没有人去过他的房间？”
“他的仆人，先生。还有那位年轻的美国先生，他的秘书。”
“还有别人吗？”
“没了，先生，据我所知没有了。”
“好的。那么，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或者听到他说话吗？”
“不是的，先生。您忘了吗，大约差二十分钟一点的时候，他按过铃——我们停车后没多久。”
“究竟是什么事？”
“我敲了敲门，但是他大声说他弄错了。”
“用英语说的，还是法语？”
“法语。”
“他的原话是什么？”
“没事，我按错铃了。”
“完全正确。”波洛说，“我听到的也是这样。然后你就走了？”
“是的，先生。”
“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没有，先生，我先是去应了另外一个刚刚响的铃。”
“现在，米歇尔，我要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点一刻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吗？先生，我在过道尽头我的小座位上。”
“你确定吗？”
“是的，不过——”
“什么？”
“我去过隔壁车厢，那节雅典车厢，跟我的同事聊天。我们谈起了这场大雪。那时刚过一点钟，我说不好确切的时间。”
“然后你就回来了——什么时候？”
“又有铃声响了，先生。我记起来了，我跟您说过。是那位美国太太，她按了好几次。”
“我记得，”波洛说，“后来呢？”
“后来？先生，我听到您的铃声还给您送去了矿泉水。然后，大概半小时之后，我给另外一个房间的客人铺床去了，就是那位年轻的美国先生，雷切特先生的秘书。”
“你去铺床的时候，麦奎因先生是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吗？”
“那位十五号房间的英国上校跟他在一起。他们正坐着聊天。”
“上校离开麦奎因先生的房间之后，做了些什么？”
“他回自己的房间了。”
“十五号房间，离你的座位很近，是吗？”
“是的，先生，过道尽头倒数第二个房间。”
“他的床已经铺好了吗？”
“是的，先生，他吃晚饭的时候我就铺好了。”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
“我说不上确切的时间，先生，肯定不超过两点钟。”
“后来呢？”
“后来，先生，我就在自己的位子上坐到早晨。”
“你没再去雅典车厢吗？”
“没有，先生。”
“也许你睡着了？”
“我想没有，先生。火车停住不动，我就不像平时那样容易睡着了。”
“你看到有旅客在过道里走动吗？”
他想了想。“我想，有位太太去过过道尽头的洗手间。”
“哪位？”
“我不知道，先生。她在过道那头，很远，而且背对着我。她穿了一件猩红色的和服式睡衣，上面绣着龙。”
波洛点点头。“后来呢？”
“没什么了，先生，天亮前没什么事。”
“你确定吗？”
“啊，对不起，先生，您——您自己开开门，向外看了看。”
“这就对了，我的朋友，”波洛说，“我就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忘了。我好像是被什么重东西撞在我门上的声音给惊醒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人瞪着他。“没有，先生，我什么也没听见，我肯定。”
“那我肯定是做噩梦了。”波洛平静地说。
“除非，”布克先生插嘴道，“你听到的声音是隔壁房间的。”
波洛没有理会这个意见，可能他不想在列车员面前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说说下个问题。”他说，“假定昨天有个杀手上了火车，能否确定他犯案之后没离开火车？”
皮埃尔·米歇尔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他也没有可能躲在什么地方吗？”
“车上已经仔细搜查过了，”布克先生说，“放弃这种想法吧，我的朋友。”
“而且，”米歇尔说，“只要有人上了卧铺车，就休想逃过我的眼睛。”
“上一站是哪里？”
“温科夫齐。”
“什么时间？”
“原本应该在十一点五十八分离站，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晚了二十分钟。”
“可能有人从普通车厢跑过来呢？”
“不会的，先生。供过晚饭，普通车厢和卧铺车厢之间的门就锁上了。”
“你在温科夫齐下过车吗？”
“是的，先生。和平时一样，我到了站台上，站在车厢的脚踏板旁边，其他列车员也是如此。”
“前面的门呢——靠近餐车的那个？”
“一直都是从里面闩着的。”
“现在没有闩上。”
列车员显得很惊讶，后来恢复了平静。“肯定是哪位旅客打开门看雪去了。”
“也许吧。”波洛说。
他沉思着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了一两分钟。
“先生不会责怪我吧？”列车员怯生生地问道。
波洛亲切地冲他笑笑。
“也许纯属巧合，我的朋友。”他说，“啊，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你说过，你在敲雷切特先生的房门时，另外一个地方又响铃了。实际上我也听见了。是谁？”
“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她吩咐我叫她的女仆来。”
“你去了吗？”
“是的，先生。”
波洛若有所思地研究着面前的平面图，然后点点头。
“目前就这些问题了。”他说。
“谢谢，先生。”
列车员站起来，看着布克先生。
“别难过了，”后者亲切地说，“我看不出你有什么失职的地方。”
皮埃尔·米歇尔高兴地离开了房间。
第二章 秘书的证词
波洛沉思了一会儿。
“我想，”他终于开口说道，“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最好还是跟麦奎因先生进一步谈谈。”
年轻的美国人迅速出现了。
“好吧，”他说，“进展得怎么样了？”
“不算太糟。上次我们谈过之后，我知道了一些事——雷切特先生的身份。”
赫克托·麦奎因感兴趣地凑近了一些。“是吗？”他说。
“就像你猜的那样，‘雷切特’是个化名，雷切特就是卡塞蒂，那个臭名昭著的专业绑匪，包括那起有名的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麦奎因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接着沉下脸来。“这个该死的浑蛋！”他大声说道。
“你对此毫不知情吗，麦奎因先生？”
“是的，先生。”年轻的美国人果断地回答道，“要是我知道，宁可砍掉右手，也不会给他去当秘书。”
“你的反应很激烈，麦奎因先生？”
“这是有特殊原因的。当年，我父亲是处理这个案子的地方检察官，波洛先生。我不止一次见过阿姆斯特朗太太——她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士，但悲痛欲绝。”他的脸色又暗了下来，“这应该是雷切特，或者说是卡塞蒂应得的报应。我很高兴他有这么个下场。这种人不配活着！”
“看起来，你恨不得是自己亲手杀了他？”
“我会的，我——”他停住了，急得涨红了脸补充道，“我好像是在给自己定罪。”
“如果你对你老板的死表现得过于悲伤，麦奎因先生，我反而会更怀疑你了。”
“我觉得，就算能让自己免于坐电椅，我也不会那么做的，”麦奎因坚决地说，接着又补充道，“请原谅我的过分好奇，你是怎么发现这个的？我是说卡塞蒂的身份。”
“在他房间里一封信的碎片上发现的。”
“可是，肯定……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那取决于，”波洛说，“每个人不同的观点。”
年轻人似乎觉得这话难以理解。他盯着波洛，好像在努力理解他的意思。
“目前我的任务是，”波洛说，“弄清楚火车上每位旅客的行动。你知道，我无意冒犯谁，只是例行公事。”
“当然。那就这么做吧。如果可以，让我澄清一下我的情况。”
“我不用问你的房间号码了，”波洛笑着说，“因为我们同住过一晚。二等车厢的六号和七号床铺，而且我走了之后，你就一个人住了。”
“没错。”
“现在，麦奎因先生，我想请你讲述一下昨晚离开餐车以后你的行踪。”
“很简单。我回到我的房间，看了会儿书，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去了站台，天气太冷，于是就回来了。我跟隔壁房间的英国小姐聊了一会儿，后来又跟那个英国人，阿巴思诺特上校，聊了起来——事实上我们说话的时候你正好从旁边经过。接着我去找雷切特先生，就像我跟你说的，记一些他想写的备忘信件。道过晚安之后，我就离开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仍然站在过道上，他的卧铺已经铺好了。所以我提议一起去我的房间。我要了两份饮料，接着坐着喝了起来。我们讨论着世界政治、印度政府、国内禁酒令带来的麻烦，还有华尔街危机。我平时不太喜欢英国人——他们太顽固——但我喜欢这位。”
“你知道你们聊完时是几点吗？”
“很晚，快两点了，我想。”
“你注意到火车已经停了吗？”
“哦，是的，我们还有点奇怪呢。朝窗外一看，地上的雪很厚，但我们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阿巴思诺特上校道了晚安之后呢？”
“他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而我则让列车员给我铺床。”
“他铺床的时候你在哪儿？”
“就站在门外的过道上吸了一支烟。”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上床睡觉直到天亮。”
“昨晚你下过车吗？”
“阿巴思诺特和我打算在那个——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温科夫齐——伸伸腿脚。但是天气太冷了，还有暴风雪，我们就跳回车上了。”
“你们是从哪扇门下的车？”
“离我们房间最近的那扇。”
“挨着餐车的那扇？”
“是的。”
“你记不记得当时门是否是闩着的？”
麦奎因考虑了一下。
“嗯，是的，我好像记得是闩着的，至少门把手上插着个棍子。你指的是这个吗？”
“是的。你们回来的时候把棍子又闩回去了吗？”
“唔，没有，我记得我没有。我在他后面。不，我记得我没有闩。”他忽然补充说，“这很重要吗？”
“可能吧。现在，先生，我假设一下，你跟阿巴思诺特上校坐着聊天，你房间里通向过道的门是开着的吗？”
赫克托·麦奎因点点头。
“如果可能，我想请你告诉我，从火车离开温科夫齐之后到你们分开回房间睡觉这段时间，有人从过道上经过吗？”
麦奎因的眉毛拧在了一起。
“我想，列车员走过去一次，”他说，“从餐车那边过来的。还有个女人从另一头走过来，去餐车那个方向。”
“哪个女人？”
“很难说。我真没注意到。你也看到了，我正跟阿巴思诺特上校辩论，好像看到过一眼有个穿红衣服的人从门口经过。我没看见，而且也看不到那个人的脸。你知道，我的房间对着餐厅那头，所以这个女人朝那个方向走过去，我也只能看见她的背影。”
波洛点点头。“我猜她是要去洗手间吧？”
“我想是这样的。”
“你看到她回来了吗？”
“哦，没有，既然你提到了，虽然我没注意，但我想她肯定是回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你抽烟斗吗，麦奎因先生？”
“不，先生，我不抽。”
波洛停了一会儿。“我想就这些吧。现在我要见见雷切特先生的仆人。顺便问一句，你跟他旅行时都坐二等车吗？”
“他坐。不过我经常坐头等——如果可能，就在雷切特先生隔壁的房间。他把大部分行李都放在我的房间，这样就方便找东西或者叫我了。但这次，所有的一等铺位都订完了，只有他订到一个房间。”
“我知道了。谢谢你，麦奎因先生。”
第三章 男仆的证词
美国人走了之后，进来的是那个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的英国人。波洛在前一天就注意到这个人了。他端端正正地站在那儿。波洛示意他坐下。
“我知道你是雷切特先生的仆人。”
“是的，先生。”
“你的名字是？”
“爱德华·亨利·马斯特曼。”
“多大了？”
“三十九岁。”
“家庭住址？”
“克拉肯威尔，福莱尔大街二十一号。”
“你的主人被杀害了，你听说了吗？”
“是的，先生，非常令人震惊。”
“现在可否请你告诉我，你最后一次见到雷切特先生是在什么时候？”
仆人回想着。
“应该是昨晚的九点钟左右，或者再晚一点。”
“请你回忆一下当时发生的事。”
“和平时一样，我去找雷切特先生，伺候他。”
“你的职责都是些什么？”
“帮他把衣服叠好或者挂起来，把他的假牙泡到水里，看看他睡前还有什么需要的。”
“他的举止跟平时一样吗？”
仆人考虑了一阵子。
“呃，先生，我觉得他很心烦。”
“心烦？什么表现？”
“为了他正在看的一封信。他问是不是我把那封信放在他房间的。当然，我跟他说我什么也没做过。他骂了我一顿，无论我做什么他都能挑出错来。”
“这很不寻常吗？”
“哦，算不上，先生，他很容易发火——我说过，他心烦的时候就会这样。”
“你的主人吃过安眠药吗？”
康斯坦汀医生身子往前靠了靠。
“坐火车旅行的时候就吃，先生。他说不吃他就睡不着。”
“你知不知道，他常用的安眠药是什么？”
“我不知道，先生，真的。瓶子上没有药名，只写了‘睡前服用安眠药’。”
“昨晚他服用过吗？”
“服了，先生。我把药倒进杯子里，给他放在梳妆台上了。”
“你没有看到他喝下去吗？”
“没有，先生。”
“后来呢？”
“我问他还需要些什么，还问了早上几点叫他起床。他说如果不按铃就不要去打扰他。”
“平时也这样吗？”
“很常见的，先生。他要起床的时候就会按铃叫列车员过去，让他再来叫我。”
“通常他是早起还是晚起？”
“这要看他的心情，先生。有时候他会起来吃早饭，有时候会一直睡到午饭时间。”
“所以一早上都没叫你，你也不觉得奇怪了？”
“是的，先生。”
“你知道你的主人有仇人吗？”
“知道，先生。”这人无动于衷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他跟麦奎因先生说过几封信，先生。”
“你对你的主人有感情吗，马斯特曼？”
马斯特曼的脸色变得比平时更加漠然了。
“我不想说，先生，他是个大方的主人。”
“可你不喜欢他？”
“能不能说成我不太喜欢美国人，先生？”
“你去过美国吗？”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看过报纸上刊登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他的两颊微微有些发红。
“确实看过，先生，还是个小女孩儿，是吗？一件让人震惊的案子。”
“你知不知道你的主人，雷切特先生，在那个案子中是主谋？”
“我真不知道，先生。”这个仆人的声音里第一次流露出热度，“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先生。”
“然而这是真的。现在，说说你昨晚的活动。例行程序，你明白的。离开主人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先生，我告诉麦奎因先生，主人叫他。然后我就回自己的房间看书去了。”
“你的房间是？”
“二等车厢的尽头，先生，靠着餐车。”
波洛看着平面图。
“我知道了。你在上铺还是下铺？”
“下铺，先生。”
“是四号吗？”
“是的，先生。”
“有人跟你一起住吗？”
“有，先生，是个意大利大块头。”
“他说英语吗？”
“呃，英语的一种，先生。”仆人的语气里有种挖苦的味道，“我知道，他在美国的芝加哥待过。”
“你跟他经常聊天吗？”
“不，先生，我宁愿看书。”
波洛笑了。他能想象这幅景象——一个高大、爱说话的意大利人和一个冷若冰霜的“绅士中的绅士”。
“我能问问你读的是什么书吗？”他问。
“现在我正在看《爱的俘虏》，阿拉贝拉·理查森夫人写的。”
“写得好吗？”
“我觉得很好看，先生。”
“好，我们继续吧。你回到房间，看《爱的俘虏》看到什么时候？”
“大约是十点三十分，先生。那个意大利人想睡觉了，所以列车员就过来铺床。”
“然后你就上床睡觉了？”
“我上床了，先生，但是没睡着。”
“你为什么没睡着？”
“我牙疼，先生。”
“哎呀呀，那很疼的。”
“非常疼，先生。”
“你没有吃点药什么的？”
“我抹了一点丁香油，先生，疼痛缓解了一点，可还是睡不着。我打开床头灯继续看书——好让自己忘记疼痛。”
“那你就根本没睡着？”
“不，先生，早上四点钟的时候我睡着了。”
“你的同伴呢？”
“那个意大利家伙？哦，他一直打呼噜。”
“整个晚上他都没离开房间吗？”
“没有，先生。”
“你呢？”
“也没有，先生。”
“晚上你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没有，先生。我是说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动静。火车停了，四周很静。”
波洛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嗯，我还有个小问题要问。你对这个惨剧一点头绪也没有吗？”
“恐怕是这样的，很抱歉，先生。”
“就你所知，你的主人和麦奎因先生之间有过争吵或者仇怨吗？”
“哦，没有，先生。麦奎因先生是位很好的绅士。”
“你在服侍雷切特先生之前，在哪里工作？”
“跟亨利·汤姆林森爵士，先生，在格罗夫诺广场。”
“你为什么离开他？”
“他打算去东非，先生，不再需要我的服侍了。但是我肯定他会为我作证明的，先生，我跟随他好几年了。”
“那么，你跟随雷切特先生多久了？”
“只有九个多月，先生。”
“谢谢你，马斯特曼。顺便问一句，你抽烟斗吗？”
“不，先生，我只抽卷烟——廉价的，先生。”
“谢谢你，就这些。”
波洛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仆人犹豫了一会儿。
“请原谅，先生，但是那位美国老太太——我该怎么说呢——情绪很激动。她说她知道关于凶手的一切。她激动得不行，先生。”
“既然这样，”波洛笑笑，“最好下一个就问她。”
“需要我去告诉她吗，先生？她要求见相关负责人有一阵子了。列车员正努力安抚她。”
“让她过来吧，朋友，”波洛说，“现在我们听听她的说法。”
第四章 美国太太的证词
哈巴特太太气喘吁吁地走进餐车，激动得话都说不清楚了。
“快告诉我——谁是这儿的负责人？我有很重要的事，非常重要，我要马上告诉这儿的负责人，要是你们几位先生——”
她游移的眼神在三个人身上扫来扫去。波洛向前探了下身子。
“跟我说吧，太太，”他说，“但请您先坐下。”
哈巴特太太扑通一声重重地坐在了波洛对面。
“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昨天晚上火车上发生了谋杀案，而那时凶手正好就在我房间里。”
她顿了顿，戏剧性地加重了最后一句话的语气。
“你确定吗，太太？”
“当然确定！这是什么话！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会原原本本告诉你所有的事。昨晚我上了床就睡着了，后来忽然醒了——四周黑漆漆的——可我知道有个男人在我房间里。我吓得都叫不出来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只能躺在那儿，心想：‘上帝啊，我要被杀死了。’我可说不上来当时是什么感觉。我只想到了让人讨厌的火车和我读到的小说里的那些暴行。我还想着：‘好吧，反正他也抢不走我的珠宝。’因为，你知道吗，我把它们装在一只长袜子里，塞进枕头下面了——这样睡上去很不舒服，有点硌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但这不重要。我说到哪儿了？”
“太太，你意识到有个男人在你房间里。”
“没错，啊，我就闭着眼躺在那儿，想着该怎么办。我想，幸亏我女儿不知道我的悲惨处境。后来，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伸手摸电铃，叫列车员。我按了又按，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的心脏都停止跳动了。‘上帝啊，’我跟自己说，‘没准他们把火车上的人全都杀了。’火车停了，周围静得让人恶心。可我还是不停地按铃。哦，我听见走道里有脚步声传了过来，有人在敲门，这才放下心喘口气。‘进来！’我叫着，同时拧开了灯。信不信由你，那儿连个人影也没有！”
这似乎不是哈巴特太太的结束语，而正是戏剧的高潮部分。
“后来呢，太太？”
“后来我告诉列车员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好像还不相信，还以为是我在做梦。我让他看看床底下，可他说床底下那么窄，藏不下什么人。这明摆着那个人肯定是跑掉了。绝对有个人进来过，但那个列车员就只是安慰我，我快被他气疯了！我可不是个爱胡思乱想的人，先生——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波洛，太太。这位是布克先生，公司的董事。这位是康斯坦汀医生。”
哈巴特太太咕哝着：“很高兴见到你们，真的。”她心不在焉地跟三个人打了招呼，接着又陷进自己的故事之中了。
“我现在不敢说我当时很清醒，我当时觉得就是隔壁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被杀的那个可怜的家伙。我让列车员看看两个房间之间的连通门，肯定没闩上，我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当时就让他闩上了。他走了之后，我下床找了个箱子顶上门，以确保安全。”
“那时几点了，哈巴特太太？”
“唔，我可说不出来。我心里乱得要命，根本没看表。”
“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啊，我得说，这再明白不过了。在我房间里的那个人就是凶手。除了他还会有别人吗？”
“那你认为他又回到隔壁房间去了？”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我紧闭着眼呢。”
“可能他从门口溜到过道上去了。”
“哦，我可不知道。你知道的，我紧闭着眼呢。”
哈巴特太太忽然发作似的叹了口气。
“上帝啊，吓死我了！要是我女儿知道——”
“太太，你认为你听到的不是有人在隔壁房间走动的声音吗——在被害人的房间里？”
“不，不会，先生——您叫什么来着？——波洛。那个男人就和我在一个房间里。关键是，我有证据。”
她得意地拿出一个大手袋，在里面摸索着。
她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拿了出来：两块干净的大手帕，一副牛角框眼镜，一瓶阿司匹林，一包芒硝，装在一个塑料盒里的鲜绿色的薄荷糖，一串钥匙，一把剪刀，一本美国运通支票，一张相貌极其普通的小孩照片，几封信，五串仿造的东方念珠，此外还有一个小小的金属物件——一个纽扣。
“你看到这个纽扣没？这可不是我的，也不是从我的衣服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发现的。”
她把纽扣放在桌子上之后，布克先生凑过去检查了一下。“可这是列车员制服上的！”
“对此，可以有个合理而自然的解释。”波洛说。
他礼貌地转向这位太太。
“这个纽扣，太太，可能是从列车员的制服上掉下来的，也许是他帮你在房间中找人时掉的，也可能是昨晚为你铺床时掉的。”
“我就是不明白你们这些人都怎么了，除了跟我唱反调之外什么事也不做。听我说，昨晚我睡觉前正在看一本杂志，关灯之前我把杂志放在一个小箱子上，箱子就在靠窗的地板上。你们明白了吗？”
他们都表示明白。
“那很好。列车员在靠门的地方看了看我的床底下，然后闩上了我和隔壁房间的那扇连通门，但他根本没靠近那扇窗。可今天早上，这个纽扣就出现在杂志的上面。我想知道，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太太，我们叫证据。”
这个答案似乎安抚了这位太太。
“我最讨厌别人不相信我。”她说。
“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既让人感兴趣，又有价值。”波洛安慰她说，“现在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啊，没问题。”
“既然你这么害怕这个雷切特，为什么不把两个房间之间的联通门闩上呢？”
“我闩上了。”哈巴特太太迅速答道。
“哦，你闩上了？”
“呃，其实是我问那个瑞典女人——一个挺好的人——门是不是闩上了，她说是的。”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
“因为我已经上床了，而且我的手袋挂在门把手上。”
“你问她看门闩没闩的时候是几点？”
“让我想想。肯定是十点半或者十一点差一刻，她过来看我有没有阿司匹林。我告诉她在哪儿，于是她从我的手袋里拿走了。”
“你是躺在床上的吗？”
“是的。”
说到这儿，她忽然大笑起来。“可怜的人——她心烦意乱的，你瞧，她居然不小心打开了隔壁房间的门。”
“雷切特先生的？”
“是的。你知道，在火车上每扇门都是关着的，她错开了他的门，这事儿让她很懊恼。他大笑了几声，我猜他可能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可怜的人，她苦恼极了。‘哦，我犯了个错，’她说，‘这真是让人羞愧。不是好人，’她说，‘他说我太老了。’”
康斯坦汀医生吃吃地笑了起来。哈巴特太太当即瞪了他一眼。
“他不是个好人，”她说，“对一位太太说这样的话。这种事是不应该笑的。”
康斯坦汀医生赶忙道歉。
“后来你听见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吗？”波洛问。
“呃，不太确定。”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太太？”
“呃，”她顿了顿，“他打呼噜。”
“啊，他打呼噜，是吧？”
“太响了，前一晚我就没睡着。”
“你被那个在你房间里的男人吓到之后就没听见他打呼噜？”
“啊，波洛先生，我怎么能听见？他死了啊。”
“啊，是的，没错。”波洛说，一脸困惑。
“你记得阿姆斯特朗绑架案吗，哈巴特太太？”他问道。
“是的，当然记得。那个坏蛋居然逃掉了！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他并没有逃脱，他死了，昨天晚上死了。”
“你该不是说——”哈巴特太太激动地快从座位上跳起来了。
“是的，雷切特就是那个人。”
“哎呀，想一想，太好了！我必须写信告诉我女儿。昨晚我不是告诉过你，那人长着一张邪恶的脸吗？你看，我说对了吧。我女儿总是说：‘只要我妈妈有了预感，你就可以押上所有的钱，准赢。’”
“你认识阿姆斯特朗家的人吗，哈巴特太太？”
“不。他们都是上流人士，不过我听说阿姆斯特朗太太是个可爱的美女，她丈夫也很疼爱她。”
“好啦，哈巴特太太，你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确实很大。可否请你告诉我们你的全名？”
“哦，当然。卡罗琳·玛萨·哈巴特。”
“能写下你的地址吗？”
哈巴特太太一面写着，嘴巴也没有停下来。“我简直不敢相信，卡塞蒂——在这列火车上。我对这个人早就有预感了，对吧，波洛先生？”
“是的，确实，太太。顺便问一句，你有没有猩红色的丝绸睡衣？”
“上帝啊，真是个奇怪的问题！哦，没有。我有两件睡衣——一件粉红色法兰绒睡衣，坐船穿很舒服；另一件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礼物，紫色的丝质睡衣，本地货。但是你问我睡衣干什么？”
“是这样的，太太。昨天晚上有人穿着一件猩红色的睡衣去了你的或者雷切特先生的房间。就像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门都是关着的，很容易搞错。”
“哦，没有穿猩红色睡衣的人去过我的房间。”
“那她肯定是去了雷切特先生的房间。”
哈巴特太太撅着嘴，坚决地说道：“我一点都不意外。”
波洛靠过去。“那你听见隔壁有女人的声音了？”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猜想，波洛先生。我真是不明白。不过，呃，其实，我听见了。”
“但是我刚才问你听见隔壁有什么动静没，你说你只是听见他打呼噜。”
“啊，确实是这样。有阵子他是在打呼噜，至于其他时候——”哈巴特太太的脸红了，“真是不太好讲。”
“你听见有女人的声音是什么时候？”
“说不上来。我醒了一会儿，听见一个女人在说话。很明显她就在那儿。所以我就想：‘哦，他是这种人，我可不奇怪。’然后我又睡着了。如果不是你逼问我，我绝对不会向三个陌生的男人提起这种事。”
“这是那个你房间里的男人吓到你之前还是之后？”
“啊，你又像刚才那样问问题了！如果他死了，怎么可能跟一个女人说话？”
“对不起。你肯定认为我很蠢，太太。”
“我猜就算是你这样的人，也会时不时地犯糊涂。我只是没想到居然是卡塞蒂那个魔头。我女儿知道了会说……”
波洛手脚麻利地帮这位好心的太太把东西放进手袋里，然后陪她朝门口走去。
在最后一刻，他说：
“你的手帕掉了，太太。”
哈巴特太太看了看他递给她的那块小小的棉纱手帕。
“那不是我的，波洛先生。我的在这儿呢。”
“对不起，我看见上面有个首字母‘H’，以为是——”
“哦，真是有意思，不过真不是我的。我的那上面绣着C.M.H.，面料很实用——不是那种巴黎产的高级样子货。这种手帕对人的鼻子有什么好的？”
三个人似乎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哈巴特太太得意地走出了房门。
第五章 瑞典太太的证词
布克先生拿着哈巴特太太留下的纽扣。
“这个纽扣，我真不明白。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皮埃尔·米歇尔也卷进去了吗？”他问道，顿了顿，看波洛没有回答，便又说，“你怎么看，我的朋友？”
“这个纽扣说明了几种可能性，”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在讨论我们所听到的证词之前，先找那位瑞典女士谈谈吧。”
他整理了一下摆在面前的一沓护照。“啊，在这儿！格丽塔·奥尔松，四十九岁。”
布克先生吩咐餐车服务员过去。没多久，一位盘着浅黄色发髻、长着一张和善的山羊脸的女人被领了进来。她透过眼镜匆匆看了波洛一眼，神情很平静。
知道她懂法语，所以这场谈话就用了这种语言。波洛首先问了几个他已然知道答案的问题——姓名、年龄、住址。还问了她的职业。
她说她在斯坦布尔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做护士长，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护士。
“你知道昨晚发生什么了吗，小姐？”
“当然。太可怕了。那位美国太太跟我说，事实上凶手进过她的房间。”
“我听说，小姐，你是最后见到被害人还活着的人？”
“我不知道。可能吧。我错开了他房间的门，我觉得很羞愧。真是个让人尴尬的错误。”
“你真的看见他了？”
“是的。他在看一本书。我赶紧道了歉，就退出来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这位值得尊敬的女士的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红晕。
“他大笑了几声，说了几句——我听得不太清楚。”
“之后你又做什么了，小姐？”波洛巧妙地转移了话题。
“我去找那位美国太太了，哈巴特太太，向她要了几片阿司匹林，她给了我。”
“她有没有问你，她和雷切特先生房间中间的连通门闩上了没有？”
“问了。”
“闩了吗？”
“是的。”
“后来呢？”
“后来我回到自己房间，吃了阿司匹林就上床了。”
“是什么时候？”
“上床的时候是十一点差五分，我给表上弦的时候看过。”
“你很快就睡着了吗？”
“不算很快，头不那么疼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睡着。”
“你上床之前火车停下来了吗？”
“没有。我觉得在我昏昏欲睡的时候，火车在一个站停了。”
“应该是温科夫齐。小姐，你的房间是这一间吗？”他指着平面图问。
“是的，是这间。”
“你在上铺还是下铺？”
“下铺，十号。”
“有人跟你同住一间吗？”
“有，一位年轻的英国小姐。人很好，很可爱，从巴格达上的车。”
“火车离开温科夫齐之后，她离开过房间吗？”
“没有，我肯定她没有。”
“可要是你睡着了，为什么还这么肯定呢？”
“我睡觉很轻，一点声音就能把我吵醒。如果她从上铺下来，我肯定会醒过来。”
“你离开过房间吗？”
“今天早晨之前都没离开过。”
“你有没有一件猩红色的丝绸睡衣，小姐？”
“没有，真的。我有件耶格尔纯毛料的睡衣，很舒服。”
“跟你住在一起的那位——德贝纳姆小姐呢？她的睡衣是什么颜色的？”
“一件淡紫色的骆驼毛材质的，在东方买的那种。”
波洛点点头，然后和气地问：“你为什么来旅行呢？度假吗？”
“是的，我要回家度假。不过我要先去洛桑跟我妹妹住一个星期左右。”
“你人真好，介不介意写下你妹妹的姓名和住址？”
“当然可以。”
他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她按要求写下了姓名和住址。
“你去过美国吗，小姐？”
“没有。那次我差一点就去了。是跟一位虚弱的太太去，不过行程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我很遗憾。美国人都很好，他们花了很多钱办学校和医院，而且他们还很务实。”
“你记得阿姆斯特朗绑架案吗？”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波洛向她解释了一下。
格丽塔·奥尔松很愤慨，连黄色的发髻也跟着颤抖起来。
“世界上居然有这么邪恶的人！简直不是人。那位可怜的妈妈——我都替她难受。”
那位好心的瑞典小姐，善良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饱含着泪水，离开了。
波洛连忙在一张纸上写了起来。
“朋友，你在写什么？”布克先生问。
“亲爱的，我有整洁有序的习惯。我在写事件发生的时间表。”
写完以后，他把纸递给了布克先生。
九点一刻 火车开出贝尔格莱德。
大约九点四十分 男仆准备好安眠药，离开雷切特。
大约十点整 麦奎因离开雷切特。
大约十点四十分 格丽塔·奥尔松看见雷切特（最后一个看到他活着的人）。
注意：他还在看书。
零点十分 火车开出温科夫齐（晚点）。
零点三十分 火车陷进雪堆里。
零点三十七分 雷切特的铃响了，列车员去应门，雷切特用法语说：“没事，我按错铃了。”
大约一点十七分 哈巴特太太认为有个男人在她房里，按铃叫列车员。
布克先生赞赏地点点头。
“很清楚。”他说。
“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没有。一目了然。凶案发生在一点十五分，这再明白不过了。金表就是个证据，跟哈巴特太太说的也相符。根据我的想法，我能猜出凶手的特点。我的朋友，要我说就是那个意大利大块头。他来自美国——芝加哥。别忘了，意大利人的武器就是刀，而且他还刺了不止一下，而是好几下。”
“没错。”
“不用怀疑，这就是答案。他跟这个雷切特在绑架案中显然是一伙的。卡塞蒂就是个意大利名字。后来，雷切特做了什么事，出卖了他。意大利人跟踪了他，先是给他写恐吓信，最后采取了残忍的报复手段。就这么简单。”
波洛怀疑地摇摇头。
“恐怕没那么简单。”他咕哝道。
“我相信这就是事实。”布克先生说，越发相信自己的推论。
“那么那个牙疼的男仆发誓说意大利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怎么解释呢？”
“很难解释。”
波洛眨眨眼睛。
“确实很烦人。雷切特的男仆居然牙疼了，这对你的推论很不利，可是对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来说，很是幸运啊。”
“会解释得通的。”布克先生十分自信。
波洛摇摇头。
“不，没那么简单。”他又咕哝道。
第六章 俄国公主的证词
“我们听听皮埃尔·米歇尔对这个纽扣有什么话说。”波洛说。
列车员又被叫了过来。他诧异地看着他们。
布克先生清了清喉咙。
“米歇尔，”他说，“这是你制服上的一个纽扣，是在美国太太的房间里发现的。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列车员下意识地摸了摸制服。“我没掉纽扣，先生，肯定是弄错了。”
“真奇怪。”
“我无法解释，先生。”列车员有些吃惊，但看起来并不心虚或者慌张。
布克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根据这个纽扣被发现的地方看，应该是从昨晚她按铃时在她房间里的那个人身上掉下来的。”
“可是，先生，那儿没有人。肯定是那位太太想象出来的。”
“她没有想象，米歇尔，杀害雷切特的凶手确实经过了她的房间——并且掉了这个纽扣。”
米歇尔一明白布克先生话中的含义，立刻变得万分焦虑。
“不是的，先生，不是的！”他喊了起来，“您是在指控我犯了罪。我，我是清白的。我绝对清白！我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先生？”
“哈巴特太太按铃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告诉过您，先生，我在隔壁车厢跟同事聊天。”
“我们会叫他来的。”
“叫他来吧，先生，求您了，叫他来。”
隔壁车厢的列车员被叫了进来。他立刻证实了米歇尔的话。他还说布加勒斯特车厢上的列车员也在那儿。三个人一直在讨论这场雪引发的事故，大约聊了十分钟，这时米歇尔听见铃声，他打开了连接两节车厢的那扇门。他们也清楚地听见了铃声——电铃一直按个不停。米歇尔马上飞快地跑去查看了。
“所以您瞧，先生，我是无罪的。”米歇尔着急地大声说道。
“纽扣是从列车员制服上掉下来的，这你怎么解释？”
“我解释不了，先生。我也不明白。我所有的纽扣都完好无损。”
其他两个列车员也宣称他们没有掉纽扣，而且也从未去过哈巴特太太的房间。
“冷静点，米歇尔，”布克先生说，“回想一下你听见哈巴特太太的铃声之后跑过去的情形。你在过道上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看见有人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也没有，先生。”
“奇怪。”布克先生嘀咕了一声。
“也不算奇怪，”波洛说，“这是个时间问题。哈巴特太太醒过来发现有人在她房间。有那么一两分钟她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这人溜进了过道里，然后她才开始按铃。但是列车员并没有马上过来，响了三声或四声他才听到。我可以说，有足够的时间——”
“足够的时间干什么，干什么呢，亲爱的？火车周围可都堆满了厚厚的积雪啊。”
“我们那位神秘的凶手有两条路可走，”波洛缓缓地说道，“他可以退到洗手间，或者藏在某个房间里。”
“但是房间都满了。”
“是的。”
“你是说，他回自己的房间了？”
波洛点点头。
“这就对了，对了，”布克先生喃喃地说，“在列车员不在车厢的十分钟内，凶手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进到雷切特的房间，杀了他，从里面锁上门，扣上链条，再从哈巴特太太的房间里出去，列车员到车厢的时候他已经安全回到自己房间里了。”
波洛咕哝着：“这可没那么简单，我的朋友。我们的医生朋友可以告诉你。”
布克先生做了个手势，示意三个列车员可以离开了。
“我们还得见八个旅客，”波洛说，“五位头等厢的旅客——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安德雷尼伯爵夫妇、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哈德曼先生；三位二等车的——德贝纳姆小姐、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和女仆弗洛林·施密特。”
“你要先见谁——意大利人？”
“你怎么总是唠叨这个意大利人！不，我们先问身份最高的人。也许德拉戈米罗夫公主愿意抽点时间跟我们谈谈。米歇尔，请她过来吧。”
“是，先生。”列车员就要朝门外走。
“告诉她，如果她觉得来这里麻烦的话，我们可以去她的房间里谈。”布克先生吩咐道。
但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并不介意来这里。她走进餐车，微微偏着头，坐在波洛对面。
她那小小的蛤蟆般的脸比前一天更黄了。她真的很难看，就像个癞蛤蟆，一双傲慢的黑眼睛闪着宝石般的光，显示着她那潜在的精力和一眼就能感受到的智慧。
她声音低沉、清晰，只是有点刺耳。
她打断了布克先生辞藻华丽的道歉。
“用不着道歉，先生们。我明白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自然，你们得询问所有的旅客。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们。”
“您真是太善良了，夫人。”波洛说。
“不客气，这是种责任。你想知道些什么？”
“您的教名和住址，夫人，也许您想自己写下来？”
波洛递给她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可公主把它们推到了一旁。
“你可以写，”她说，“反正也不难。娜塔丽亚·德拉戈米罗夫。巴黎克莱贝尔大街十七号。”
“您是从君士坦丁堡搭车回家吗，夫人？”
“是的。我在奥地利大使馆待过，我的女仆跟着我。”
“您是否愿意将您昨天晚饭后的活动跟我们说一下？”
“非常愿意。我在餐车的时候吩咐列车员给我铺床，晚饭后我立刻上了床，看书看到十一点，然后就关了灯。因为风湿性疼痛发作，我一直睡不着。一点差一刻，我按铃叫女仆过来。她给我按摩，还为我读书，直到我睡着了。我不知道她具体是什么时间离开的，可能是半小时后，也可能更晚一点。”
“那时火车停了吗？”
“火车已经停了。”
“您没听见什么不寻常的声音吗，夫人？”
“没听到。”
“您的女仆叫什么名字？”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
“她跟随您很久了吧？”
“十五年了。”
“您认为她可靠吗？”
“绝对可靠。她来自我死去的丈夫的德国领地。”
“我猜您去过美国吧，夫人？”
话题的突然转变让老太太抬了抬眉毛。“很多次。”
“您是否认识阿姆斯特朗一家——遭遇惨剧的那一家？”
老太太的声音有些激动。“你说的是我朋友吧，先生？”
“那么，您跟阿姆斯特朗上校很熟了？”
“不是很熟。但是他太太索妮亚·阿姆斯特朗是我的教女。我跟她母亲交情颇深，那个演员，琳达·阿登。琳达·阿登是个伟大的天才，全世界最伟大的悲剧演员之一。麦克佩斯女士和玛格达都赶不上她。我不仅是她艺术的崇拜者，还是她的挚友。”
“她去世了吗？”
“不，不，她仍健在，但是已经退出了舞台，她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沙发上。”
“我想，她是不是还有个女儿？”
“是，比阿姆斯特朗太太小多了。”
“那么她还活着吗？”
“当然。”
“她在哪儿？”
老太太敏锐地看了他一眼。
“我得问问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跟现在这个案子，车上的谋杀案，有关系吗？”
“有这样的关系，夫人。被杀的那个人就是绑架阿姆斯特朗太太女儿的主谋。”
“啊！”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两道剑眉拧在了一起，身子也稍稍挺直了。
“照我看，这起谋杀做得真是大快人心！请原谅我的观点有些偏激。”
“这很正常，夫人。现在我们再说说您没有回答的问题。琳达·阿登的小女儿，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现在在哪儿？”
“我真不知道，先生。我跟年轻的一代人没什么往来。我认为她几年前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去了英国，但现在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她停了片刻，接着说道：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先生？”
“只有一件事了，夫人。有关您的私人问题。您睡衣的颜色。”
她微微抬了抬眉毛。“我想你问这种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我的睡衣是黑缎子的。”
“没有问题了，夫人。非常感谢您这么爽快地回答我的问题。”
她那带着沉甸甸戒指的手微微做了个手势。然后她站起身，其他人也跟着起身，但是她站住了。
“请原谅，先生，”她说，“能问问尊姓大名吗？你很面熟。”
“夫人，我叫赫尔克里·波洛，静候您的差遣。”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赫尔克里·波洛，没错，我想起来了，这是命运的安排。”
她走了，身板很直，但动作有些僵硬。
“真是一位贵妇人啊，”布克先生说，“你觉得她怎么样，朋友？”
但赫尔克里·波洛只是摇了摇头。
“我在想，”他说，“她说‘命运的安排’是什么意思。”
第七章 伯爵夫妇的证词
下一个要问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然而来到餐车的只有伯爵一个人。
面对面地看过去，毫无疑问，他是个英俊的男人。至少有六英尺那么高，肩膀宽阔，腰身细窄，穿着裁剪得体的英国花呢西服，如果不考虑他胡须的长度和颧骨的线条，准会以为他是个英国人。
“怎么，先生们，”他说，“我能帮什么忙吗？”
“我想您能理解，先生，”波洛说，“因为发生了这起案子，我有责任向所有的旅客问一些问题。”
“很好，很好，”伯爵快速说道，“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是恐怕我和我妻子帮不上什么忙。我们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
“您知道死者是谁吗，先生？”
“我知道他是个高个子的美国人，长着一张让人很不舒服的脸，吃饭的时候坐在那张桌子上。”说着他点头示意雷切特和麦奎因坐的那张桌子。
“是的，是的，先生，您说得很对。我是说，您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吗？”
“不知道。”伯爵好像被波洛问得完全摸不着头脑。
“要是你想知道他的名字，”他说，“护照上肯定有吧？”
“他护照上的名字是雷切特，”波洛说，“但是，先生，这不是他的真名。他叫卡塞蒂，那起美国有名的绑架案的主谋。”
说这话的时候他密切地注视着伯爵，可后者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条消息的影响，只是微微睁大了眼睛。
“啊！”他说，“那么这件事肯定真相大白了，美国真是个非同寻常的国家。”
“您大概去过美国吧，伯爵先生？”
“我在华盛顿待过一年。”
“也许您认识阿姆斯特朗一家？”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很难记起来了——遇到不少同姓的呢。”他微微一笑，耸耸肩，“但是说到现在这个案子，先生，”他说，“我还能帮你做些什么？”
“您是什么时候上床休息的，伯爵先生？”
赫尔克里·波洛偷偷看了一眼平面图，安德雷尼伯爵夫妇在相连的十二号和十三号房。
“我们在餐车的时候，一间房已经铺好了，回去之后我们在另外一间房里坐了一会儿——”
“哪一间？”
“十三号。我们玩了皮克牌。大约十一点钟，我妻子去休息了。列车员给我铺好床，我也睡了，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您有没有注意到火车停了下来？”
“今天早上我才注意到。”
“您夫人呢？”
伯爵笑了。“坐火车旅行时，我妻子都会服用安眠药。她和平时一样服了台俄那。”
他顿了顿。“很抱歉，我帮不了你们了。”
波洛递给他一张纸和一支钢笔。
“谢谢您，伯爵先生。这只是例行公事，您可否写下您的姓名和住址？”
伯爵缓慢而仔细地写着。
“还好是我写给你们，”他愉快地说，“不熟悉这种语言的人，很难拼写出我庄园的名字。”
他把纸还给波洛，站起身来。
“我妻子完全没有必要来这儿了，”他说，“她知道的还不如我多。”
波洛的眼睛微微一亮。
“自然，自然，”他说，“但是我想还是应该跟伯爵夫人稍微谈一两句。”
“绝对没有这个必要。”伯爵的声音里透出一股威严。
波洛和善地向他眨眨眼。
“只是例行公事，”他说，“可是您知道，这对我的报告很有必要。”
“请便吧。”
伯爵不情愿地让步了，简单地行了个外国礼，就离开了餐车。
波洛伸手拿过一份护照，上面记着伯爵的姓名和头衔。他往下翻看着。“陪同人员：妻子；教名：埃伦娜·玛丽亚；娘家姓：戈尔登贝格；年龄：二十。”上面还有一滴粗心的办事员不知何时掉上的油渍。
“外交护照，”布克先生说，“我们得小心，我的朋友，别惹事。这种人跟谋杀可不会有什么关系。”
“放心吧，我的朋友，我很老练的。只是例行公事。”
看到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走进餐车，他压低了嗓门。她看起来十分娇羞，楚楚动人。
“你们想见我，先生们？”
“只是例行公事，伯爵夫人。”波洛殷勤地站起来，恭敬地把她迎到自己对面的座位上，“只是问您昨晚是否看到或者听到什么，也许对弄清这个案子有帮助。”
“什么也没有，先生，我睡着了。”
“比如，您没听见您隔壁房间的骚动声吗？住在那边的美国太太非常慌乱，还按了电铃叫列车员。”
“我什么都没听见，先生。你知道的，我吃了安眠药。”
“啊！我明白。好吧，我们就不挽留您了。”然而，等她迅速站起身后，波洛又说，“请稍等。这些资料——您娘家的姓氏、您的年龄等——没错吧？”
“非常正确，先生。”
“也许您可以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个字？”
她匆忙地签了，写得一手秀丽的斜体字：埃伦娜·玛丽亚。
“您陪您丈夫去过美国吗，夫人？”
“没有，先生，”她笑了笑，有点脸红，“那时我们还没结婚，我们结婚才一年。”
“啊，好的，谢谢您，夫人。顺便问一句，您丈夫抽烟吗？”
她正要走，听见此话，停住脚步，看着波洛。
“是的。”
“抽烟斗吗？”
“不，他抽香烟和雪茄。”
“啊！谢谢您。”
她站住脚，好奇地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可爱，乌黑的杏仁眼，长长的黑睫毛衬托着精致白皙的脸庞。她的嘴唇涂成了外国流行的鲜红色，微微张着。整个人看上去很美，极富异国情调。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
“夫人，”波洛轻快地挥了挥手，“侦探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也许您能告诉我您睡衣的颜色？”
她盯着他，然后笑了。“是玉米色的雪纺绸。那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夫人。”
她好奇地问道：“这么说，你真的是个侦探吗？”
“静候差遣，夫人。”
“我以为过了南斯拉夫，火车上就没有侦探了——到了意大利才会来。”
“我不是南斯拉夫侦探，夫人，我是国际侦探。”
“你属于国际联盟吗？”
“我属于全世界，夫人，”波洛戏剧性地说，“我主要是在伦敦工作。您会说英语吗？”他用英语问的最后一句话。
“嗯，会说一点点儿。”她连口音都那么有魅力。波洛又鞠了一躬。
“我们不打扰您了，夫人。您瞧，没那么可怕。”
她笑了笑，歪了歪头，就走了。
“真是个美丽的女人。”布克先生欣赏地说，然后叹口气，“唉，没什么进展。”
“可不，”波洛说，“什么都没看见、没听见的两个人。”
“现在我们要找那个意大利人谈谈吗？”
波洛没有马上回答。他正在研究匈牙利人外交护照上的那片油渍。
第八章 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证词
波洛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抬起头来时，正好看见布克先生热切的眼神，便眨了眨眼睛。
“啊！我亲爱的老朋友，”他说，“你瞧，我已经变成他们所谓的势利小人了！我以为我们要先问头等厢的人，再问二等厢的。我想，下一位，我们见见那位英俊的阿巴思诺特上校吧。”
发现这位上校的法语实在有限，波洛便用英语跟他交谈。阿巴思诺特上校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以及确切的军衔都问清楚之后，波洛继续说道：
“你是从印度回家休假——所谓的军休，是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对这帮外国人怎么称呼他的状态并没有兴趣，只是用地道的英语简单地回答道：“是的。”
“但你没坐船回家？”
“没有。”
“为什么？”
“我选择陆路是出于私人原因。”
（“这个，”他的神态似乎是说，“就是给你的答案，你们这帮多管闲事的小猴子。”）
“你直接从印度过来的吗？”
上校冷冷地答道：“我待了一晚，去看迦勒底的乌尔。又在巴格达跟一位空军指挥官住了三天，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你在巴格达住了三天。我知道那位年轻的英国女士，德贝纳姆小姐也是从巴格达过来的，也许你在那儿见过她？”
“不，不，我在从基尔库克到尼西宾的火车上才第一次见到德贝纳姆小姐。”
波洛向前探了探身，用一种劝导的语气和更加外国化的方式说道：
“先生，我恳求你了。你和德贝纳姆小姐是火车上仅有的两名英国人，我问一下你们对彼此的看法，这很有必要。”
“完全不合逻辑。”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冰冰地说。
“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这起凶杀案很有可能是个女人干的。死者被刺了不少于十二刀。甚至列车长都脱口而出说‘是个女人’。那么，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跟那些所有乘坐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女乘客，进行一次他们所谓的‘简单聊聊’。但是对一个英国女人作判断是困难的。她们非常矜持。所以我请求你，先生，为了正义。德贝纳姆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了解她吗？”
“德贝纳姆小姐，”阿巴思诺特上校的语气中有一丝暖意，“是位淑女。”
“啊！”波洛表现出一副很欣慰的样子，“所以你认为她不可能跟这案子有关系了？”
“这种观点很荒谬，”阿巴思诺特上校说，“那人完全是个陌生人——她之前从未见过他。”
“她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的。她说过，他那张脸令人生厌。要是你认为这跟女人有关（我认为这毫无根据，只是猜测），我向你保证德贝纳姆小姐不可能跟这件事有关系。”
“你在这件事上真热情。”波洛笑着说。
阿巴思诺特上校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意思。”他说。
这一眼似乎让波洛挺狼狈。他低下头摆弄着面前的文件。
“随便说说而已。”他说，“我们还是实际点，说说事实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起凶杀案发生在昨天晚上一点一刻。因此，我们有必要按照常规询问车上的每个人当时他或者她在干什么。”
“应该如此。一点一刻，我想我正在跟那个年轻的美国人，也就是死者的秘书聊天。”
“啊！是你在他的房间里，还是他在你的房间里？”
“我在他的房间里。”
“那个年轻人是姓麦奎因吗？”
“是的。”
“他是你的朋友吗，还是只是认识而已？”
“都不是，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昨天我们碰巧聊起了天，大家都很有兴致。通常我不喜欢美国人——他们没什么用处——”
波洛笑了，想起了麦奎因对英国人的评价。
“但是我喜欢这个年轻人。关于印度的情况，他有一些傻乎乎的愚蠢的看法。美国人就是这么糟糕——他们感情用事，还是理想主义者。不过，他对我说的话挺感兴趣，对那个国家，我有将近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我对他跟我说的美国的禁酒令也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大致谈了谈世界政治。看到手表时我很吃惊，都已经两点差一刻了。”
“你们是那个时候结束谈话的？”
“是的。”
“然后你干什么了？”
“回我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
“你的床已经铺好了？”
“是的。”
“你在——让我看看——十五号房间，靠着餐车那头倒数第二间？”
“是的。”
“你回自己房间的时候，列车员在哪儿？”
“坐在尽头的一张小桌子旁边。实际上，我一回房间，麦奎因就叫他过去了。”
“为什么叫他？”
“我猜是铺床吧。他那里还没铺床。”
“现在，阿巴思诺特上校，我希望你能仔细想一想，你跟麦奎因先生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人从门外的走廊上经过？”
“我觉得有好多人，我没注意。”
“啊！但是我指的是——这么说吧，你们聊天的最后一个半小时。你在温科夫齐下车了，是吗？”
“是的，可是大约就一分钟。外面有暴风雪，冷死了，还是回到车上呼吸闷热污浊的空气吧，虽然我通常都认为这种列车的供暖让人无法忍受。”
布克先生叹了口气。
“很难让每个旅客都满意。”他说，“英国人喜欢开窗，其他人就喜欢走过来都给关上。两难啊。”
波洛和阿巴思诺特上校都没有注意他的感慨。
“现在，先生，请回忆一下，”波洛鼓励他说，“外面很冷。你回到火车上，又坐了下来，吸烟——也许是香烟，也许是烟斗——”
他顿了顿。
“我抽烟斗，麦奎因先生吸香烟。”
“火车又开动了，你抽着你的烟斗，讨论着欧洲的形势——或者世界形势。很晚了，大多数人都休息了，有没有人从门口经过？想想。”
阿巴思诺特上校皱着眉努力回想着。
“说不好，”他说，“你知道我没留意。”
“但是你有着军人观察细节的能力，就是说，就算没留意也能注意到。”
上校又想了想，摇摇头。
“说不上来。除了列车员，我不记得还有谁经过了。等等，我想，有个女人。”
“你看到她了？年老的还是年轻的？”
“我没看见她——没朝那个方向看。只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一种味道。”
“味道？香味吗？”
“呃，是一种水果味，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一百码以外就能闻到。但是……”上校慌忙说，“很可能是昨天晚上早些时候的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是无意中注意到的。那天晚上我一度嘀咕过：‘女人……香味很浓’，可到底是什么时间我不确定，但是……啊，是的，肯定是离开温科夫齐以后。”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我闻了闻……当时我正谈论斯大林五年计划惨败，我想是女人这个念头让我想到了俄国女人的地位这个话题。然后我们一直把这个话题谈论到最后。”
“你能否说得更明确一些？”
“不好说。大概就是在最后半小时。”
“是在火车停了以后吗？”
对方点点头。“对，我可以肯定。”
“好，先不说这个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你去过美国吗？”
“从来没去过。不想去。”
“你认识一位阿姆斯特朗上校吗？”
“阿姆斯特朗——阿姆斯特朗——我认识两三个姓这个姓的人。六十军区的汤米·阿姆斯特朗——你说的不是他？还有塞尔比·阿姆斯特朗，他在索姆被杀了。”
“我说的阿姆斯特朗上校娶了个美国人，唯一的孩子被绑架而且被撕票了。”
“啊，是的，我记得读过——令人震惊的事件。我跟这个人没什么往来，虽然我听说过他。托比·阿姆斯特朗，很好的人，大家都喜欢他。成就杰出，获得过十字勋章。”
“昨晚被杀的那个人就是杀害阿姆斯特朗女儿的主谋。”
阿巴思诺特的脸色非常阴冷。“那么，我觉得这个卑鄙的家伙是罪有应得。虽然我更希望他在美国受到绞刑或者电刑。”
“事实上，阿巴思诺特上校，你是赞成法律秩序，反对私自报复喽？”
“是啊，你总不能像科西嘉人和黑手党那样制造流血事件或自相残杀。”上校说，“无论如何，陪审团审判是合理的制度。”
波洛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他一两分钟。
“是的，”他说，“我相信你是这么认为的。好吧，阿巴思诺特上校，我没什么要问你的了。你记得昨晚有什么事，或者现在我们说的，有什么让你觉得可疑吗？”
阿巴思诺特上校考虑了一会儿。
“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除了……”他犹豫了。
“但是请说吧，请你说吧。”
“呃，其实也没什么，”上校慢吞吞地说，“你说任何事都可以说。”
“对，对，请继续。”
“哦，没什么，只是件小事，但是我回房间的时候注意到我隔壁的房间，就是末尾那一间，你知道——”
“我知道，十六号。”
“呃，那扇门没有关严，里面那个人偷偷摸摸地往外窥视，然后迅速关上了门。当然，我知道这没什么，但是我觉得有点古怪。我是说，打开门探出头往外看这很正常，但是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波洛不太相信地说道。
“我告诉过你这没什么的，”阿巴思诺特抱歉地说，“可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凌晨了，周围很静，一切都看着阴森森的——就像侦探小说里写的。我说的真是废话。”
他站起来。“好吧，如果你没什么再——”
“谢谢你，阿巴思诺特上校，没别的了。”
军人迟疑了一会儿。起初那种被“外国人”盘问而产生的天然的厌恶感消失了。
“至于德贝纳姆小姐，”他尴尬地说，“我保证她没有问题。她是个普卡·萨布（注：普卡·萨布（Pukka sahib），出自印地语，后成为英语的俚语。英国人常用于形容某个人受过良好教育，是上等人，绅士，正人君子。）。”
他有些脸红地走了出去。
“‘普卡·萨布’是什么意思？”康斯坦汀大夫感兴趣地问。
“意思是德贝纳姆小姐的父亲和兄弟跟阿巴思诺特上校受过相似的教育。”波洛说。
“哦，”康斯坦汀大夫失望地说，“这跟案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没错。”波洛说。
他陷入了思考之中，轻轻地敲击着桌子，然后，他抬起了头。
“阿巴思诺特上校抽烟斗，”他说，“在雷切特先生的房间里我发现一根烟斗通条，而雷切特先生只抽雪茄。”
“你认为？”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承认抽烟斗的人，而且他知道阿姆斯特朗上校——也许真的认识他，只是不承认。”
“所以你以为可能——”
波洛猛烈地摇了摇头。
“这是——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这么一个可敬的、有点傻气的、正直的英国人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刺十二刀！我的朋友，你说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心理学。”布克先生说。
“而且要尊重心理学，这个案子有个特征，不过不是阿巴思诺特上校的特征。咱们还是见见下一位吧。”
这次布克先生没再提意大利人，但心里仍然想着他。
第九章 哈德曼先生的证词
头等车厢中最后一位旅客是哈德曼先生，他是个身材高大、派头十足的美国人，跟意大利人和男仆同桌吃过饭。
他穿着一身俗艳的方格西装，粉红色衬衫，别着华丽俗气的别针，走进餐车的时候嘴巴还大嚼特嚼的，那张多肉、粗犷的大脸上，倒是一副和气的表情。
“早啊，先生们，”他说，“我能帮你们做什么？”
“你听说过这起谋杀了吧，呃——哈德曼先生。”
“当然。”他熟练地在嘴里翻了翻口香糖。
“我们有必要跟火车上的所有旅客都谈一谈。”
“我没有问题，处理这种事也只能这么做了。”
波洛查看了一下面前的护照。
“你是赛勒斯·贝特曼·哈德曼，美国人，四十一岁，打字机带的流动推销员？”
“没错，就是我。”
“你是从斯坦布尔去巴黎吗？”
“是这样。”
“原因呢？”
“跑业务。”
“你总是坐头等车厢吗，哈德曼先生？”
“是的，先生，公司给我支付车费。”他眨眨眼。
“现在，哈德曼先生，我们谈谈昨晚的事吧。”
美国人点点头。
“关于这件事，你能对我们说点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
“啊，真遗憾。哈德曼先生，也许你能告诉我们昨天晚饭之后你的具体活动？”
起初，这个美国人好像还没做好回答问题的准备，最后他终于说道：“对不起，先生，可你们都是谁？好让我明白明白。”
“这位是布克先生，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这位先生是验尸的医生。”
“你呢？”
“我是赫尔克里·波洛，受公司委托调查这起案子。”
“我听说过你。”哈德曼先生说，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想还是老实交代的好。”
“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们显然是明智的。”波洛一本正经地说。
“你问我是否确实知道一些事，可我不知道。就像我说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可我应该知道些什么。这让我很烦恼。我应该知道。”
“请解释一下，哈德曼先生。”
哈德曼叹了口气，吐出口香糖，把手塞进口袋。这时，他似乎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更加真实，而不是舞台上的演员了，那洪亮的鼻音也有所收敛。
“那本护照做了点假，”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我。”
波洛查看了他翻给他的名片，布克先生也凑过去偷看了一眼。
赛勒斯·B.哈德曼 先生
麦克尼尔侦探社
纽约
波洛知道这家麦克尼尔侦探社，是纽约最有名、规模最大的私家侦探社之一。
“那么，哈德曼先生，”他说，“让我们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吧。”
“没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到纽约来追踪两个坏蛋——跟这起案子无关。到了斯坦布尔就跟丢了。我给我的上司发电报，他指示说让我回去。要不是因为这个，我早就回纽约了。”
他递给波洛一封信。
信纸上印着托卡林旅馆。
亲爱的先生：
获悉您是麦克尼尔侦探社的侦探，请于今天下午四点来我的套间谈谈。
S.E.雷切特
“后来呢？”
“我准时去了他的房间，雷切特先生跟我说明了他的处境，还给我看了他收到的两封信。”
“他惊慌吗？”
“假装很镇静，但是整个晚上都很紧张。他提议，让我跟他坐同一列火车去帕鲁斯，保护他不受人伤害。所以，先生们，我就坐了这同一列火车，可他还是被人杀了。我觉得非常痛心，这对我来说糟糕极了。”
“他有没有给你指示采取什么方法？”
“当然。他全都安排好了。他出主意说我应该住在挨着他的房间里，可是一开始计划就告吹了。我只买到了十六号房，还费了不少力气。我猜列车员留着这一间是另有打算，不过这无关紧要。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形势，觉得这个十六号房具有非常好的战略位置。斯坦布尔卧铺车前面只有餐车了，而且前端通往站台的门在晚上又是闩着的，歹徒只能从车尾下站台的门进来，或者是从车尾沿着车厢进来，但不管哪种情况，他都得经过我的房间。”
“我想你可能不了解那个攻击者吧？”
“呃，我知道他长什么样，雷切特先生跟我描述过。”
“什么样？”
三个人全都急切地向前探过身子。
哈德曼接着说：
“一个小个子男人，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这就是老头儿告诉我的。他还说，他认为第一个晚上应该没事，第二或第三晚最有可能。”
“他居然知道不少事情。”布克先生说。
“他知道的事肯定比告诉秘书的多，”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他有没有跟你说起过他敌人的情况？比如，他为什么说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没有，关于这件事他缄口不言，只是说那家伙想要他的命，而且势在必行。”
“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波洛沉思着地重复着，然后他尖锐地盯着哈德曼，问道，“你肯定知道他究竟是谁了？”
“谁，先生？”
“雷切特，你认出他没？”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雷切特就是卡塞蒂，杀阿姆斯特朗的凶手。”
哈德曼先生拖长声音吹了声口哨。
“这真是个意外，”他说，“是啊，先生！不，我没认出他来。案发的时候我在西部，我想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可是只要登上报纸，就算我妈妈的照片我也认不出来。毫无疑问，有人要对卡塞蒂不利了。”
“你知不知道跟阿姆斯特朗案子相关的人之中，有谁符合下面的描述吗：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
哈德曼想了一会儿。“很难说。跟这案子有关的人几乎全都死了。”
“有个女孩跳窗户自杀了，记得吗？”
“当然。说得好。她是个外国人，说不定有意大利亲戚。不过，别忘了，除了阿姆斯特朗还有其他很多案子呢，卡塞蒂做绑架的勾当可是有一阵子了，你不能只考虑这一起。”
“啊，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昨晚的案子跟阿姆斯特朗一案有关。”
哈德曼疑惑地看了波洛一眼，但波洛没有反应。美国人摇了摇头。
“我不记得有什么人长得像阿姆斯特朗案里的人了。”他缓慢地说，“当然，我没有介入这个案子，知道的也不多。”
“好，请继续说吧，哈德曼先生。”
“也没多少可说的。我白天睡觉，晚上密切注意着。第一天晚上没有可疑情况；昨天晚上，除了我提到的，也没什么。我把我的房门打开一条缝朝外观察着，没有陌生人经过。”
“你确定吗，哈德曼先生？”
“绝对没错。没人上过火车，也没有人从后面的车厢过来。我发誓。”
“在你那个位置能看见列车员吗？”
“当然，他坐的那个小椅子都快挤到我门上了。”
“火车停在温科夫齐时他离开过座位吗？”
“是说上一站吗？啊，是的，他应了两次铃——在火车停下来之后。然后，他从我门前走了过去，到后面的车厢去了——在那儿待了有一刻钟。后来铃声大作，他又跑了回来。我走到过道上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我觉得有点紧张——不过就是那位美国太太，不知为了什么事火冒三丈，真好笑。接着他去了另外一个房间，回来之后又给某个人送了瓶矿泉水。之后他就坐在座位上，直到另一头的房间让他去铺床。我觉得在今天早上五点之前他都没有走动过。”
“他打过盹儿没？”
“说不好，可能打盹儿了吧。”
波洛点点头，机械地伸手去拿桌子上的文件。他又拿起了那张名片。
“麻烦你在上面签个字。”他说。
对方同意了。
“我猜，没人能证实你的身份吧，哈德曼先生？”
“在这火车上吗？哦，没有，除了麦奎因那个年轻人。我跟他比较熟，我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见过他。这倒不是说他能从一大堆侦探里认出我来。没法子了，波洛先生，你还是等积雪清扫完之后发电报给纽约吧。不过没关系。那么，再见了，先生们。很高兴见到你，波洛先生。”
波洛拿出烟盒。“也许你喜欢抽烟斗？”
“我不抽。”他自己拿了支烟，便轻快地大步离开了。
三个人面面相觑。
“你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吗？”康斯坦汀医生问。
“是的，是的，我了解这一类人。而且，如果是编的假话，很容易就被揭穿了。”
“他给我们提供了很有趣的证据。”布克先生说。
“是的，确实。”
“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声音很尖细。”布克先生沉思地说。
“他的描述不适用于火车上的任何人。”波洛说。
第十章 意大利人的证词
“现在，”波洛眨眨眼睛，“我们让布克先生高兴一下，见见意大利人。”
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像只猫一样快步走进餐厅，笑容满面。这是一张典型的意大利人脸，黝黑而阳光。
他法语说得很好，只带一点儿口音。
“你的名字是安东尼奥·福斯卡雷利？”
“是的，先生。”
“你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
这个美国人咧嘴笑了。“是的，先生，这对我的生意有好处。”
“你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代理人？”
“是的，你听我说——”
然后就是一通口若悬河的自我介绍：业务途径、旅程、收入，以及他对美国及欧洲各国的看法等等。可是到了最后，三个人仍然没听出个所以然来。跟这个人不需要问什么信息，他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地讲出来。
做完最后一个富有表现力的手势，他和善、孩子般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他停了下来，用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水。
“你瞧，”他说，“我是做大生意的，走在时代前沿，深谙推销之道！”
“那么，这十年来你肯定经常去美国吧？”
“是的，先生。啊！我忘不了第一次坐船去美国的情景，真远啊！我老妈，我小妹——”
波洛截断了这洪水般的回忆。
“你在美国逗留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死者？”
“从没见过，可我了解这类人。是的，是的。”他表情丰富地打了个响指，“他很体面，很时髦，可背地里很坏。以我的经验看，他一定是个大骗子。绝对错不了。”
“你的看法完全正确，”波洛一本正经地说，“雷切特就是卡塞蒂，那个绑匪头子。”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看人很准，看脸就行。这很有必要。只有在美国他们才会教你如何卖东西。我——”
“你记得阿姆斯特朗这个案子吗？”
“不太记得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嗯？是个小女孩，对吗？”
“是的，一个很悲惨的案子。”
意大利人似乎是第一个对此持有异议的人。
“啊！嗯，这种事情发生在，”他富有哲理地说道，“像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里——”
波洛打断了他。“你有没有见过阿姆斯特朗家里的什么人？”
“不，没见过。很难说，我给你几个数字。单是去年，我就卖了——”
“先生，请别跑题。”
意大利人表示歉意地摊了摊手。“万分抱歉。”
“可否请你告诉我昨天吃过晚饭之后你的具体活动？”
“没问题，在这儿待多久都行，这里更好玩。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位美国先生聊天，他卖打字机带。然后我就回自己的房间了。里面没人。那个可怜的约翰牛（注：John Bull，英国人的绰号。）照料他主人去了。后来他回来了——和平时一样拉着脸。他基本不说话，只说‘是’或‘不是’。英国人是个可怜的民族——不值得同情。他坐在角落里，绷得直直的，看一本书。后来列车员进来给我们铺床。”
“四号铺和五号铺。”波洛咕哝着。
“正是——最后一个房间，我在上铺。我坐起来，抽抽烟，看看书。我觉得那个小英国佬得了牙疼病，他掏出一小瓶味道很浓的东西，躺在床上直哼哼。没多久我就睡着了。我每次醒过来都能听见他的哼哼声。”
“你知不知道，他晚上是否离开过房间？”
“我认为没有。不然，我应该能听见。那过道里的灯光——要是你醒了，准会以为是国境线上的海关检查呢。”
“他说没说过他的主人？有没有表现出敌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说话。他没有感情。一条死鱼。”
“你说你吸烟，那你是抽烟斗还是香烟或者雪茄？”
“只抽香烟。”
波洛递过去一支，他接了过去。
“你去过芝加哥吗？”布克先生问道。
“哦，去过，一个很好的城市——但是我更了解纽约、克利夫兰、底特律。你去过这些地方吗？没有？你真应该去。它——”
波洛向他面前推过一张纸去。
“请在这里签个名，还有你的永久地址。”
意大利人龙飞凤舞地写了下来。之后他站起身，笑容依然可爱。
“这就行了？不再问我什么了吗？再见，先生们。希望我们能走出这大风雪。在米兰我还有个预约呢。”他可惜地摇摇头，“不然这桩买卖就要丢了。”他离开了。
波洛看看他的朋友。
“他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布克先生说，“还是个意大利人，而且意大利人是用刀子的！而且他们都善于说谎！我不喜欢意大利人。”
“看起来，”波洛笑着说，“好吧，也许你说得对，但是我得说，我的朋友，我们没有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
“可是心理因素怎么说？意大利人不是喜欢杀人吗？”
“毫无疑问，”波洛说，“尤其是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但这个——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谋杀案。我有个小想法，我的朋友，这起谋杀计划和实施得都很周密，想得长远，非常聪明。它不是——我该怎么表达？——不是拉丁式的犯罪。这个案子显示的是冷静、机敏而深思熟虑的头脑。我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
他拿起了最后两本护照。
“现在，”他说，“我们见见玛丽·德贝纳姆小姐吧。”
第十一章 德贝纳姆小姐的证词
走进餐厅时，玛丽·德贝纳姆小姐更坚定了波洛之前对她的看法。她穿着整洁的黑色小西装，配着灰色的法国衬衫，头上乌黑光滑的鬈发梳得十分平整，行为举止也像她的头发那样沉着冷静。
她在波洛和布克先生对面坐了下来，眼含询问地看着他们。
“你的名字叫玛丽·赫麦厄妮·德贝纳姆，二十六岁？”波洛先发问。
“是的。”
“英国人？”
“是的。”
“可否麻烦你在这张纸上写下你的永久地址？”
她照做了，字迹清晰易辨。
“现在，小姐，你对昨晚发生的案子有什么要说的吗？”
“恐怕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我上床睡着了。”
“小姐，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你感到难过吗？”
这个问题真是出人意料，她灰色的眼睛微微睁大了。
“我不太懂？”
“我问你的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小姐。我再说一遍，这列火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你感到难过吗？”
“我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不，我说不上难过。”
“一桩谋杀案——对你而言是很平常的事吗，嗯？”
“自然，发生这种事是让人不舒服。”玛丽·德贝纳姆平静地说。
“你真是个英国人（注：原文为Anglo-Saxon，指祖籍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英国人。），小姐。很冷静，不容易动感情。”
她微微一笑。“恐怕我不会用歇斯底里来证明自己的感情，毕竟，每天都会有人死去。”
“是有人死去，没错，不过谋杀是很罕见的。”
“哦！那当然。”
“你认识死者吗？”
“昨天在这儿吃午饭时我才第一次看见他。”
“那你对他印象如何？”
“我没注意他。”
“你印象中不觉得他很邪恶吗？”
她微微耸了耸肩。“说真的，我没想过。”
波洛锐利地看着她。
“我觉得你对我的询问方式有点不以为然，”他眨眨眼，说，“你认为应该是一种英国式的调查。每件事都应该事先安排好，实事求是，井然有序。但是小姐，我有一点独创的小见解。我会先见一下证人，总结一下他或者她的性格，再据此提出问题。就在几分钟前，我刚问过一位先生，他打算把自己对每件事的看法全都告诉我。那我就严格要求他围绕中心主题来说。我只要他回答‘是’或‘不是’。就是这样。接着你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井然有序、有条不紊。你会就事论事，你的回答肯定是简单扼要的。因为，小姐，人类的天性中就有自找麻烦的一面，所以我问你的问题也与众不同。所以我问你的感觉，你的想法。这种方式没有让你不高兴吧？”
“请原谅我这么说，这似乎是在浪费时间。我喜不喜欢雷切特先生的脸，好像对是谁杀了他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你知道这个雷切特的真实身份吗，小姐？”
她点点头。“哈巴特太太已经告诉所有人了。”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那你对阿姆斯特朗一案有何想法呢？”
“太可恶了。”这个女孩干脆地说。
波洛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我想你是从巴格达上车的吧，德贝纳姆小姐？”
“是的。”
“去伦敦？”
“对。”
“你在巴格达是做什么的？”
“我是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假期结束后你回去工作吗？”
“我不确定。”
“为什么？”
“巴格达很落后，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我更愿意留在伦敦。”
“明白了。我还以为你要结婚了呢。”
德贝纳姆小姐没有回答。她抬起眼睛，盯着波洛的脸，那眼神明显是在说：“你太无礼了。”
“你对跟你同一个房间的奥尔松太太有什么看法？”
“她好像很快乐、单纯。”
“她的睡衣是什么颜色的？”
玛丽·德贝纳姆瞪大眼睛。“褐色的，衣料似乎是纯毛的。”
“啊，请恕我冒昧，在阿勒颇到斯坦布尔的路上我见过你睡衣的颜色。淡紫色。”
“是的，你说得对。”
“你还有没有别的睡衣，小姐？比如猩红色的睡衣？”
“不，不是我的。”
波洛探身向前，像一只正在逮耗子的猫。
“那么是谁的？”
女孩吓得向后缩了缩。“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不是‘没有，我没有这样的睡衣’，而是‘不是我的’。这意味着这件睡衣是属于某个人的。”
她点点头。
“车上其他某个人的？”
“是的。”
“是谁的？”
“我刚刚告诉过你了：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大约五点钟我醒了，感觉火车好像停了好一阵子了。我打开房门，向过道上看了看，以为我们到站了。我看见有人穿着猩红色的睡衣朝过道那头走去。”
“那你不知道她是谁吗？她是黄头发、黑头发还是灰色的？”
“我说不出来。她戴了顶小帽子，我只看见她后脑勺儿的轮廓。”
“什么体形？”
“根据我的判断，她又高又苗条，但是也很难说。睡衣上绣着龙。”
“是的，是的，没错——绣着龙。”他沉默了一分钟，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没道理啊。”
接着，他抬起头，说：“不再多麻烦你了，小姐。”
“哦！”她似乎很是惊讶，不过还是立刻站了起来。
然而走到门口，她还是犹豫了一下，又折了回来。
“那位瑞典太太——奥尔松女士，是吗——好像很担心。她说你告诉他，她是最后一个见到那人活着的人。她认为你因为这样而怀疑她。我能告诉她是她误会了吗？你知道，她真的是个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人。”说话的时候她微微一笑。
“她向哈巴特太太要阿司匹林是在什么时候？”
“十点半刚过。”
“她出去了——多久？”
“大概五分钟。”
“晚上的时候她又离开过房间吗？”
“没有。”
波洛转向医生。“雷切特有可能在这之前被杀吗？”
医生摇摇头。
“那么我想，你可以让你的朋友放心了，小姐。”
“谢谢。”她突然对他笑了笑，这副笑容可是很容易博得同情的，“你知道，她就像只绵羊，忧虑得直啜泣。”
她转过身，走了。
第十二章 德国女仆的证词
布克先生好奇地看着他的朋友。
“我真是看不透你，我的朋友，你想……干什么？”
“我在寻找一个漏洞，我的朋友。”
“一个漏洞？”
“是的，在一位年轻小姐沉着冷静的外表上寻找。我想动摇她的临危不乱。我做到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她没想到我会这样办案。”
“你怀疑她，”布克先生缓缓地说，“可是为什么呢？她是个年轻迷人的女孩，是世界上跟这种案子最扯不上关系的人。”
“我同意。”康斯坦汀说，“她很冷漠，没有感情。所以她不会去杀人——而是会把他送上法庭。”
波洛叹了口气。
“你们两个人不能固执地认为这是一起始料不及的、仓促的犯罪。我之所以怀疑德贝纳姆小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无意中偷听到的，这件事你们还不知道。”
于是他跟二人说了在从阿勒颇过来的路上无意中听见的一段奇怪的对话。
“果然很奇怪。”听完波洛的话之后，布克先生说道，“这需要解释一下。如果这跟你怀疑的一样，那么他们两个人都牵涉其中了——她和那个呆板的英国人。”
波波点点头。
“然而恰恰还没有事实能证明这一点。”他说，“你知道，如果他们都参与了这起谋杀，我们能指望发现什么？他们能给彼此提供不在场证明。不是这样吗？是的，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德贝纳姆小姐的不在场证明只能由她素昧平生的瑞典太太提供，而阿巴思诺特上校则由死者的秘书麦奎因担保。不，这种解开谜题的方法也太简单了。”
“你说过让你对她有所怀疑的还有一个原因？”布克先生提醒他道。
波洛笑了。
“啊！但那只是个心理因素。我问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德贝纳姆小姐计划了这场谋杀？在这种行为的背后，我认为，有个冷漠而聪明机智的大脑在操纵。德贝纳姆小姐符合这些因素。”
布克先生摇摇头。“我觉得你错了，我的朋友。我怎么看那个年轻的英国女孩都不像个杀人犯。”
“啊！好吧，”波洛说着，拿起最后一份护照，“我们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希尔德嘉德·施密特，女仆。”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被服务员叫进了餐车里，恭敬地站在那儿等着。
波洛示意她坐下。
她坐下来，双手交叉，一声不响地等他问问题。她的性情真的很温和——品行端正，可能没那么聪明。
波洛对待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方式跟对玛丽·德贝纳姆的完全不同。
他很是和蔼亲切，好让她放下心来。然后，让她写下姓名和住址，之后才委婉、自然地引出问题。
他们用的是德语。
“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他说，“我们也知道，关于谋杀案本身，你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情况，但是没准你看到或听到了什么，虽然你不以为意，但可能对我们来说很有价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好像没明白，那宽阔而亲切的脸庞仍旧是一副平静而迟钝的表情。她回答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先生。”
“呃，比如，你知道你的女主人昨天晚上叫过你吧？”
“那个，我知道。”
“你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不记得了，先生。你知道，列车员过来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是的，是的。通常都是派人去叫你吗？”
“一般都这样，先生。我们仁慈的夫人晚上经常需要人服侍，她睡眠不好。”
“啊，这么说，你随后就起床了。那你穿了件睡衣？”
“不，先生，我穿了几件常服，我不想穿着睡衣去夫人那里。”
“不过那是件很不错的睡衣吧——猩红色的，对吗？”
她盯着他。“是深蓝色的法兰绒睡衣，先生。”
“啊！你接着说吧，我只是开个小玩笑，没别的意思。然后你就去公主的房间了，那么，你到了那里之后做什么了？”
“我给她做了按摩，先生，然后读书给她听。我读得不是很好，但是夫人说那样更合适——更容易入睡。她快睡着的时候，先生，便让我走了，于是我合上书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吗？”
“不知道，先生。”
“那么，你在公主那里待了多长时间？”
“大约半个小时，先生。”
“很好，继续说吧。”
“一开始，我从自己的房间里拿了一条毯子给夫人。虽然有暖气，可还是很冷。我给她盖上毯子，她跟我说晚安。我给她倒了一些矿泉水，然后关了灯就走了。”
“后来呢？”
“没什么了，先生。我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
“你在过道上看到什么人没有？”
“没看到，先生。”
“比方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猩红色睡衣的女人，衣服上还绣着龙？”
她睁圆了那双温顺的眼睛看着他。“真的没看见，先生。除了列车员，大家都睡了。”
“但是你看到列车员了？”
“是的，先生。”
“他在干什么？”
“他正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先生。”
“什么？”布克先生向前探过身，“哪间？”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再次受到了惊吓。波洛责备地看了他的朋友一眼。
“自然啦，”他说，“晚上的时候，旅客经常会按铃，列车员就得过去。你记得是哪一间吗？”
“大概在车厢的中间位置，先生，跟公主的房间隔了两三个门。”
“啊！要是你愿意的话，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
“他差点撞到我，先生，那时候我正从自己的房间拿了毯子送给公主。”
“那么就是说，他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又差点跟你撞个满怀。他向哪个方向走的？”
“朝着我，先生。他道了歉，然后朝餐车那边跑过去了。后来又有铃响了，不过我觉得他没去应铃。”她顿了顿，又说，“我不明白，怎么——”
波洛的话很让人放心。
“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说，“这些都是例行公事。可怜的列车员，他这个晚上肯定忙坏了，先是叫醒了你，然后去应旅客们的铃。”
“他不是叫醒我的那个列车员，先生，是另一个。”
“啊！另一个！你以前见过他吗？”
“没有，先生。”
“啊，你觉得如果你再见到他，能认出他来吗？”
“我想可以的，先生。”
波洛在布克先生耳朵边咕哝了几句，后者站起来走向门口下达了命令。
波洛继续用他轻松友好的方式问着问题。
“你去过美国吗，施密特小姐？”
“从没去过，先生，肯定是个很不错的国家。”
“也许，你听说过死者真正的身份是杀死一个小孩的凶手吗？”
“是的，我听说过，先生。这太可恶了——罪大恶极。仁慈的上帝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我们德国人不会这么邪恶的。”
泪水从女仆的眼里淌了出来。她那强烈的母爱之心受到了震撼。
“这真是一桩可恶的罪行。”波洛严肃地说。
他掏出一块棉纱手帕递给她。
“这是你的手帕吗，施密特小姐？”
她仔细地看着手帕，沉默半晌，然后抬起了头，有点脸红。
“啊！不是我的，真的。这不是我的，先生。”
“你瞧，上面有个H，所以我以为是你的。”
“啊，先生，这是夫人小姐们使用的手帕，非常贵，手工刺绣，我敢说是巴黎货。”
“不是你的，那你也不知道是谁的？”
“我？哦，不，不知道，先生。”
三个听的人之中，只有波洛察觉到了她回答时那一点点细微的犹豫。
布克先生在他耳边低语几句，波洛点点头，对女仆说：
“三个车厢的列车员就要过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晚上你给公主送毯子时看见的人是哪一个？”
三个人走了进来。皮埃尔·米歇尔；高个子金发，雅典－巴黎车厢的列车员；还有布加勒斯特车厢上那个粗壮魁梧的列车员。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看看他们，然后马上摇了摇头。
“不，先生，”她说，“他们都不是我昨晚看见的那个。”
“可火车上只有这三个列车员啊，你肯定是记错了。”
“绝对没错，先生，他们全都高高大大的，而我看见的那个又小又黑，长着一小撮胡子。他说‘对不起’的时候，声音很柔弱，像个女人。真的，我记得很清楚，先生。”
第十三章 旅客证词小结
“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男人。”布克先生说。
三个列车员和希尔德嘉德·施密特都已经离开了。
布克先生失望地摊开手。“可我什么都没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不明白！这个雷切特提到的敌人，他到底还是上了火车吗？但是他在哪儿呢？他怎么能凭空消失呢？我的头都给搅和晕了。说句话吧，我的朋友，求你了。告诉我这不可能是怎么变成可能的？”
“说得好，”波洛说，“不可能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所以，无论表面如何，这不可能的一定是可能的。”
“那就快点给我解释解释，昨晚在火车上到底怎么了？”
“我不是个魔术师，我的朋友，跟你们一样，我也很困惑。这案子的进展真是奇怪。”
“一点进展也没有，还在原地不动。”
波洛摇摇头。
“不，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确有所进展。我们知道了一些事情，也听到了旅客的证词。”
“可这些告诉我们什么了？什么也没有。”
“不能这么说，我的朋友。”
“也许我夸大其词了，那个美国人哈德曼，还有德国女仆——没错，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可也让这案子更加扑朔迷离了。”
“不，不，不。”波洛温和地说。
布克先生转向他。
“说吧，我们来听听聪明的赫尔克里·波洛怎么说。”
“我没跟你说过，我跟你一样也很困惑吗？但是至少我们能面对现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和方法整理现有的事实。”
“请继续说，先生。”康斯坦汀医生说道。
波洛清了清喉咙，把一张吸墨纸铺平。
“我们回顾一下现有的情况。首先，有几点无可置疑的事实，这个雷切特或者卡塞蒂，昨天被人刺了十二刀，死了。这是一个。”
“这点我承认，我承认，朋友。”布克先生嘲讽地说。
波洛一点也没有气恼，继续平静地说着。
“现在，先略过我和康斯坦汀医生已经共同讨论过的某些奇怪的现象，等一会儿再说。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作案时间。”
“这还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啊，”布克先生说，“凶案发生在今天凌晨一点一刻，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一点。”
“不是所有的，你夸大了。确实，有相当多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
“很高兴至少你承认了。”
波洛并没有被打岔影响，继续泰然自若地说道：“我们面前有三种可能性：
一、就像你说的，凶案发生在一点一刻，手表以及哈巴特太太、德国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话都是证据，康斯坦汀医生也同意这点。
二、凶案发生的时间稍晚，而手表上的时间被人故意动过手脚，用来误导人的。
三、凶案发生的时间稍早，有人伪造了手表时间，原因同上。”
“现在，如果我们接受可能性一，因为最有可能发生，证据也最多，那么我们也得接受由它产生的某些相关的事实。如果凶案发生在一点一刻，凶手就无法离开火车，那问题也随之而来：他在哪儿？他是谁？”
“首先，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证词。我们先是听到存在这么一个人——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这是哈德曼说的。他说雷切特告诉他有这么个人，还雇用他来保护自己。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是听哈德曼这么说而已。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哈德曼会不会冒充了纽约侦探社的员工？”
“我觉得这个案子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没有任何警方能提供的信息，无法调查这些人身份的真实性，只能依靠逻辑推理。对我来说，这个案子更加有意思了。没有常规程序，全凭智力。我问自己：我们能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吗？我作了个决定，回答‘能’。依我看，我们可以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
“是靠直觉吗？就是美国人说的第六感？”康斯坦汀医生问。
“不。我注重的是可能性。哈德曼持假护照旅行——这会让他立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警方到达现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扣留哈德曼，并打电报查证他对自己的介绍是否属实。况且还有这么多旅客，要查清他们证词的真实性是很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去查证，尤其是他们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嫌疑，但是哈德曼的情况就很简单了，不管他是不是那个他冒充的人。所以我说这一切都能证明是有规则可循的。”
“你说他是无罪的吗？”
“不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根据我的了解，任何美国侦探都有希望杀死雷切特的私人理由。不，我要说的是我们可以接受哈德曼的自我介绍，他所说的雷切特找到他，并雇用他这件事不是不可能，而且很有可能——虽然不能完全肯定——是真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是真的，那我们就得看看能否证实这一点。我们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证词中——找到了证据。她所描述的见到的那个穿列车员制服的人，其特征跟哈德曼说的完全符合。关于两个人的证词，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呢？有的。就是哈巴特太太在她房间里发现的那个纽扣。另外还有一个确凿的证词，你们两个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是什么？”
“阿巴思诺特上校和赫克托·麦奎因两个人都提到的有个列车员经过他们的房间。虽然他们不认为这有什么重要的，但是，先生们，皮埃尔·米歇尔宣称，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更不可能经过阿巴思诺特和麦奎因坐着聊天的那个房间，去车厢的尽头。”
“因此，这个故事，这个关于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身穿列车员制服的故事，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被四位证人的证词所证明了。”
“一个小问题，”康斯坦汀医生说，“如果希尔德嘉德·施密特说的是真的，那么这个真的列车员怎么没有提到被哈巴特太太的铃声召去时见过她？”
“我认为有种解释。当他去应哈巴特太太的铃时，女仆已经在主人的房间里了。后来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列车员就在哈巴特太太房间里。”
布克先生好容易才等他们把话说完。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他不耐烦地对波洛说，“虽说我佩服你的谨慎，还有你那一步一个脚印的探索方式，但是我认为你并没有抓住争论的焦点。我们都同意存在这么个人，问题是，他去哪儿了？”
波洛责备地摇摇头。
“你错了。你犯了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在我问自己‘这个男人消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之前，我问的是‘这个人真的存在吗’。你瞧，如果这个人是虚构的——捏造的——那么让他消失是多么容易啊！所以我首先得确立一个事实，就是真有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既然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那么，现在他在哪儿？”
“关于这点，只有两个答案，先生。要么他仍然躲在火车上一个别出心裁、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要么，就像我说的，是两个人。就是说，他既是他自己——雷切特所担心害怕的那个人——又是火车上乔装打扮的一个旅客，而雷切特没有认出来。”
“这个想法不错，”布克先生说，脸色也亮堂了，可马上又布满了乌云，“可还有个相反的想法——”
波洛说出了他没说完的话：
“这人的身高。你想说这个吗？除了雷切特先生的男仆，所有的旅客都是高个子——意大利人、阿巴思诺特上校、赫克托·麦奎因、安德雷尼伯爵。那么，剩下的只有这个男仆了——这种假设不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别忘了那个‘女里女气’的声音。这让我们有了选择的余地。这个人可能会假扮成一个女人，或者，‘他’真的就是个女人。一个高个子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就会显得很矮小了。”
“可是雷切特肯定知道——”
“也许他确实知道。也许，这个女人之前以为穿着男人的衣服更容易达到目的，结果却刺杀未遂。雷切特也许以为她会故技重施，所以告诉哈德曼留心一个男人。然而他提到了‘女里女气’的说话声。”
“有这个可能性，”布克先生说，“可是——”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想现在我得告诉你康斯坦汀医生注意到的某些前后矛盾的地方。”
他详细地说了他和康斯坦汀医生根据死者伤口得出的结论。布克先生哼了一声，捂着脑袋。“我知道，”波洛很是同情地说，“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头还晕着呢，是吗？”
“整件事就是个幻想！”布克先生大喊。
“确实如此。荒谬、不现实、不可能。所以我自己也说过。然而，我的朋友，的确如此！不能逃避事实。”
“太疯狂了！”
“可不是？有时候我会被这样一种感觉困扰：事实上事情肯定非常简单……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小想法’。”
“两个凶手，”布克先生咕哝着，“并且在东方快车上……”
这个想法都快让他哭了。
“让我们把这种幻想变得更加异想天开一些吧，”波洛兴致勃勃地说，“昨天晚上在火车上，有两个神秘的陌生人。一个是哈德曼先生所描述的、希尔德嘉德·施密特和阿巴思诺特上校以及麦奎因先生所见到的列车员。还有一个穿猩红色和服式睡衣的女人——一个高个子、苗条的女人，这是皮埃尔·米歇尔、德贝纳姆小姐、麦奎因先生还有我自己（可以说还有阿巴思诺特上校闻到的！）所见到的。她是谁？火车上没人承认有件猩红色的睡衣。她也消失了。她和那个假列车员是同一个人吗？或者她具有某些十分独特的个性？这两个人，他们在哪儿？还有，顺带问一句，列车员制服和猩红色睡衣在哪儿？”
“啊！现在有明确的东西了！”布克先生急切地跳了起来，“我们必须搜查所有旅客的行李！没错，肯定有东西！”
波洛也站了起来。
“我敢预言。”他说。
“你知道它们在哪里？”
“我有个小想法。”
“那么，在哪里？”
“你会在其中一个男人的行李箱中发现猩红色的睡衣，在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行李箱里发现列车员的制服。”
“希尔德嘉德·施密特？你认为——”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犯了罪，就‘有可能’在她行李箱中找到制服；但如果她是清白的，衣服就‘一定在’那儿。”
“可是怎么——”布克先生说了个话头就打住了，“哪里来的声音？”他大喊道，“好像是机车发动的声音。”
噪声越来越近了，还掺杂着刺耳的喊叫声、女人的抗议声。餐车尽头的门猛地被打开了，哈巴特太太闯了进来。
“太可怕了！”她叫喊着，“这可真是太可怕了！在我的洗漱包里，我的洗漱包！一把大刀——全是血！”
她忽然向前一扑，重重地倒在布克先生的肩膀上。
第十四章 凶器
布克先生使出了比骑士还充沛的力气，把昏厥的太太的头放在了桌子上。康斯坦汀医生对一个跑过来的服务员大喊大叫着：
“把头这么放着，”医生说，“要是她醒了，就给她喝点白兰地，明白吗？”
然后他急忙跟着另外两个人走了。他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凶案上了——一个昏倒的中年女士根本让他提不起任何兴趣。
相对于其他办法，这种方法能更快地让哈巴特太太醒过来。几分钟之后，她坐了起来，喝着服务员递给她的一杯白兰地，又说了起来：
“我都说不出来有多可怕！我猜车上没人能理解我的感受。我从小就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一看到血——啊呸！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想晕倒。”
服务员又把杯子递了过来。“再喝点吧，太太。”
“你觉得我还要喝吗？我是个终身禁酒者。我从来不碰酒，我们一家子都滴酒不沾。不过，只有这个药有效——”
她又喝了口酒。
与此同时，波洛和布克先生——后面紧跟着康斯坦汀医生——急匆匆地走出餐车，沿着斯坦布尔车厢的过道朝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走去。
车上所有的旅客好像都聚集在门外了，一脸疲倦的列车员正在请大家都回去。
“没什么好看的。”他用好几种语言重复着这句话。
“请让我过一下。”布克先生说。
他那圆咕隆咚的身子从围观的旅客中挤了过去，走进房间，波洛紧跟在他身后。
“很高兴你来了，先生，”列车员说着松了口气，“大家都想进来，那位美国太太——就那么尖叫着——天哪，我以为她也被杀了！我跑了过去，她就像个疯女人那样尖叫着，喊着一定要找到您，然后扯开嗓子尖叫着出了门，每经过一个房间，就告诉里面的人发生了什么。”
他做了个手势，补充道：“它就在这儿，先生，我没碰过。”
跟隔壁相通的连通门上挂着一个大方格子的橡胶洗漱包，在它下面的地板上，有一把从哈巴特太太手里掉下来的锥形匕首——一个廉价货、在东方买的赝品，刀柄上雕刻着花纹，刀片是锥形的，上面沾着一片片的锈迹一样的东西。
波洛小心翼翼地把刀捡了起来。
“是的，”他嘟囔着，“没弄错，这就是我们正在找的凶器——对吗，医生？”
医生仔细地查看着。
“你不用这么小心，”波洛说，“上面只有哈巴特太太的指纹，没别人的。”康斯坦汀医生并没有检查太久。
“是凶器没错，”他说，“跟任何一处刀伤都吻合。”
“我的朋友，请你不要这么说！”医生看起来很是惊讶。
“我们已经被这么多巧合压得透不过气了，昨天晚上有两个人决定杀死雷切特先生，如果他们选择了同样的凶器，这反而成了一件坏事。”
“这个也许看起来没那么巧合，”医生说，“有成千上万把这样的东方匕首赝品被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市集上出售。”
“你这话让我觉得安慰了一点，但是只有一点。”波洛说。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门，然后拿起洗漱包，拉了拉门把手，门一动不动。在门把手上方大约一英尺的地方是门闩，波洛把门闩抽了出来，又试了试，可门还是不动。
“别忘了，我们从另一边把门锁上了。”医生说。
“是这样。”波洛心不在焉地说，好像是在想别的事情，眉毛困惑地皱作一团。
“是这样的，对吗？”布克先生说，“那人穿过这间房，当他关上身后的连通门时摸到了这个洗漱包，他灵机一动，迅速把沾了血的刀塞进了包里，无意中吵醒了哈巴特太太，就从另一扇门溜到过道上去了。”
“就像你说的，”波洛咕哝道，“肯定是这样了。”但他仍旧一脸困惑。
“怎么了？”布克先生问道，“有些事你不满意，对吗？”
波洛飞快地扫了他一眼。
“同样是这一点，没引起你的注意吗？不，显然没有。呃，不过是件小事。”
列车员朝房间里看了看。“美国太太回来了。”
康斯坦汀医生看起来很内疚，他觉得自己对哈巴特太太过于冷漠了，但她并没有责备他，她的精力都集中在另一件事上了。
“有件事我要说清楚，”她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我再也不要待在这个房间里了！给我一百万美金我今晚也不睡在这里！”
“可是，太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这么做的！哎呀，我宁可在过道里坐一个晚上！”她开始大哭，“啊，要是我女儿知道——如果她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啊——”
波洛当机立断，打断了她的话。
“你误会了，太太，你的要求再合理不过了，你的行李会马上搬到另一个房间。”
哈巴特太太放下手帕。“真的吗？哦，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可现在房间都是满的，除非一位先生——”
布克先生说话了：
“太太，你的行李会搬到另外一节车厢里去，我们会给你安排个房间，从贝尔格莱德挂上的那节车厢。”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不是个过度紧张的女人，可是睡在死人房间的隔壁！”她哆嗦了一下，“我会发疯的。”
“米歇尔，”布克先生喊道，“把行李搬到雅典－巴黎车厢的空房间里去。”
“是，先生，也是三号房间吗？”
“不用，”波洛抢在他朋友之前回答道，“我认为给这位太太换个不一样的号码比较好。比如，十二号。”
“是，先生。”
列车员抓起行李，哈巴特太太感激地转向波洛。
“你人真好，又周到，我向你保证我很满意。”
“不用客气，太太，我们会跟你一起过去，帮你舒服地安顿好。”
哈巴特太太被三个人一路护送到她的新居，开心地看了看四周。“很好。”
“合适吗，太太？你瞧，这跟你之前的那个房间一模一样。”
“没错——只是方向相反。但没关系，反正火车就是一会儿朝这个方向一会儿朝那个方向的。我对女儿说：‘我想要间朝火车头的房间。’她说：‘不，妈妈，这对你不好，很可能是你睡觉时朝这个方向，醒过来时火车又朝另外一个方向了！’她说得太对了。可不，昨天晚上我们到贝尔格莱德时是一个方向，出来时就变了。”
“无论如何，太太，你现在满意了吗？”
“哦，不，不能这么说。我们陷进了雪堆里，也没人能做点什么，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
“太太，”布克先生说，“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无一例外。”
“哦，那倒是，”哈巴特太太说，“可是别人的房间里就没有凶手半夜进去过。”
“我仍然不明白，太太，”波洛说，“要是连通门像你说的那样是闩着的，凶手又是怎么进入到你房间里去的呢？你肯定门是闩着的吗？”
“怎么不肯定，瑞典太太在我眼皮子底下试过。”
“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时的场景，你正躺在你的卧铺上——那么，你自己看不到门闩，是吗？”
“看不到，因为上面挂着洗漱包。哦，我的天，我得换个新的包了！看见就恶心。”
波洛捡起洗漱包，把它挂在连通门的门把手上。
“就是这样，我明白了。”他说，“门闩就在门把手下面——洗漱包把它给挡住了——你在躺着的地方看不到门是不是闩着的。”
“可不，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那么，瑞典太太，奥尔松太太是这么站着的，在你和门之间，她试了试，然后告诉你门闩上了。”
“是这样的。”
“可是，太太，也许她弄错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波洛好像急于解释清楚似的，“门闩只是一个金属突起物，往右推的时候，门就锁上了；往左一拉，门就开了。没准她就是试了试门，因为那一边的门是闩着的，所以她可能会以为你这边也是闩着的。”
“哦，我想她可真是糊涂。”
“太太，再善良、再亲切的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当然，这倒是。”
“顺便问问，太太，你这次是去士麦那（注：土耳其西部港市。）旅行吗？”
“不，我直接坐船去斯坦布尔。我女儿的一个朋友，约翰逊先生（一个非常可爱的男人，真希望你能认识他）去接我，然后带我去斯坦布尔游览。但这个城市真叫人失望，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还有那些清真寺，还得给你的鞋子套上一大堆什么东西——我说到哪儿了？”
“你正在说约翰逊先生来接你。”
“是的。他把我送上去士麦那的一艘法国邮船，我女婿会在码头上等着我。要是他听说了这些，他会说些什么啊！我女儿说这是她能想象得到的最安全、最简单的路线，‘坐上火车，’她说，‘一下子就到巴黎了，美国运输船就在那儿等着你。’可是，哦，我亲爱的，我怎么才能把船票给退了呢？我真应该让他们知道，可是现在联系不上了。真是太可怕了——”
哈巴特太太的眼泪又淌了出来。
早就有点坐立不安的波洛立马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受惊吓了，太太，餐车服务员会给你送点茶和小饼干过来。”
“我没那么爱喝茶，”哈巴特太太眼泪汪汪地说，“那是英国人的习惯。”
“那就来点咖啡，太太。你需要一些提神的东西——”
“那个白兰地弄得我头昏脑涨的，我想我得喝点咖啡。”
“太好了，你一定能恢复体力的。”
“我？你说得真好笑。”
“但是，首先，太太，这只是例行公事，可否允许我检查一下你的行李？”
“为什么？”
“我们打算检查所有旅客的行李，我不想让您感到不愉快，可是，别忘了，你的洗漱包——”
“天哪！别提了！我再也承受不了这种刺激了！”
检查很快就结束了。哈巴特太太的行李只有那么一点：一个帽盒，一个廉价的手提箱，还有一个装满东西的旅行箱。三个箱子里的东西简单，一目了然。如果不是哈巴特太太坚持让大家看看“我的女儿”和两个很丑的小孩的照片——“我女儿的孩子，机灵吧？”——而耽误了检查，连两分钟都用不了。
第十五章 旅客的行李
波洛耗尽口舌说了很多好话，还告诉哈巴特太太会给她送咖啡来，才得以脱身，跟两个朋友一起离开了房间。
“唉，刚开了个头却又扑空了，”布克先生说，“我们下一个要检查谁？”
“很简单，只需要沿着车厢挨个房间查就行了。就是说，我们先从十六号房，平易近人的哈德曼先生开始。”
正在抽雪茄的哈德曼先生热情地欢迎了他们。
“请进，先生们，如果可能的话。在这儿聚会真是有点拥挤了。”
布克先生解释了他们来访的目的，大块头侦探会意地点点头。
“没关系。说实话我还一直在想你们怎么不早点过来。这是我的钥匙，先生们，而且要是你们也想检查我的口袋，那么没问题。要我把旅行箱拿下来吗？”
“列车员会做这些的。米歇尔！”
哈德曼先生的两个旅行箱很快就检查完了，里面有几瓶烈性酒。哈德曼先生眨眨眼睛。
“在国境线上他们通常不怎么检查旅行箱——如果贿赂列车员就不用检查了。我马上拿出一沓土耳其钞票，就再也没有麻烦了。”
“那么在巴黎呢？”
哈德曼又眨眨眼。
“我一到巴黎，”他说，“剩下的这一点就会全部倒进贴有洗发水标签的瓶子里。”
“你不赞成禁酒，哈德曼先生。”布克先生笑着说。
“是的，”哈德曼说，“我只能说我从不担心禁酒令。”
“啊！”布克先生说，“是地下酒吧。”他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这个词，像是在品味它，“你们美国的语言真是离奇有趣，富有表现力。”
“我倒是很想去美国。”波洛说。
“你可得学学那边的进取精神。”哈德曼说，“欧洲需要觉醒了。她整天半睡半醒的。”
“美国是个先进的国家，这是事实，”波洛同意道，“很多地方我都十分钦佩，只是——也许我是个守旧的人——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女性不如我们国家的迷人。法国或者比利时女孩，风情万种，我想没人能赶得上。”
哈德曼转过身，凝视着窗外的雪。
“也许你说得对，波洛先生，”他说，“不过我猜各个国家的人还是最喜欢他们本国的姑娘。”他眨眨眼，好像雪太刺眼了。
“眼花了是吗？”他说，“我说，先生们，这事儿真让我紧张——谋杀和大雪。而且什么也做不了，就是四处闲逛消磨时间。真想跟着什么人找点事情忙起来。”
“典型的西方忙碌精神。”波洛笑着说。
列车员放好行李之后他们去了隔壁的房间。阿巴思诺特上校正坐在角落里抽着烟斗看杂志。
波洛说明了来意，上校没有反对。他有两只很重的皮箱子。
“剩下的箱子都从船上托运走了。”他解释说。
像大多数军人一样，上校的东西整洁有序，几分钟就检查完了。波洛注意到一包烟斗通条。
“你一直用这种型号的吗？”他问。
“经常用，只要能弄得到。”
“啊！”波洛点点头。这些烟斗通条跟他在死者房间地板上发现的完全相符。
他们又回到过道上时，康斯坦汀医生也说到了这件事。
“尽管如此，”波洛嘟囔着，“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不像他的性格。如果能弄清楚这一点，就能解释清楚每件事了。”
下一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房间。他们敲了敲门，里面传来公主低沉的声音：“进来。”
布克先生代表大家说话，解释来意的时候毕恭毕敬、礼貌文雅。
公主一言不发地听他说着，小小的蛤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如果有必要的话，先生们，”布克先生说完之后她平静地说，“东西都在这里。我仆人那里有钥匙，会帮你们打开的。”
“您的钥匙一向是女仆拿着吗，夫人？”波洛问道。
“当然，先生。”
“那么假如在某个晚上，边境的海关人员要求打开箱子检查呢？”
老妇人耸了耸肩。“不可能。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列车员会找她过来的。”
“这么说，您非常信任她，是吗？”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公主平静地说，“我从来不用我不信任的人。”
“没错，”波洛若有所思地说，“这年头信任确实很重要。也许雇用一个可以信赖的朴实的女人比雇一个时髦的——比如机灵的巴黎女人——要好得多。”
他看到那双智慧的黑眼睛缓缓地转了转，然后牢牢地盯着他。“你这话到底在暗示什么，波洛先生？”
“没什么，夫人。我？没什么。”
“但是你有。你认为我得雇一个聪明的巴黎女人伺候我上厕所，不是吗？”
“也许这很常见，夫人。”
她摇摇头。“施密特对我很忠诚。”她故意拖长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忠诚——是无价的。”
德国女仆带着钥匙到了。公主用施密特的母语告诉她打开旅行袋，帮着先生们检查，自己则待在过道里看着外面的大雪。波洛留下来陪着她，留下布克先生检查行李。
她对他冷冷一笑。
“那么，先生，你不想看看我的旅行袋里都装了些什么吗？”
他摇摇头。“夫人，只是例行公事，仅此而已。”
“你是这么想的吗？”
“对您是这么想的。”
“然而我了解也深爱索妮亚·阿姆斯特朗。那么你怎么想？难道我不会杀死卡塞蒂这种流氓来弄脏自己的手吗？唉，也许你是对的。”
她沉默了一两分钟，接着又说：
“像这种人，你知不知道我更想怎么处置？我要召集所有的仆人，对他们说：‘打死这个人，把他扔到垃圾堆上去！’这是我年轻时的做事方式，先生。”
他仍旧没说话，只是专注地听着。
她忽然急躁地看着他。“你什么也不说，波洛先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他用率直的目光看着她。“我想，夫人，您的力量在您的意志而非手臂。”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那瘦小、裹在黑衣服里的手臂，还有鸡爪般枯黄的、满是戒指的手指头。
“说得没错，”她说，“我没有力气——一点也没有。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然后她迅速转身回房，女仆正忙着收拾箱子。
公主打断了布克先生的道歉。
“不需要道歉，先生，”她说，“发生了凶杀案，就得采取行动。就是这么回事。”
“您真是太好了，夫人。”
他们离开时，她微微歪了歪头。
下面两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布克先生停下来挠挠头。
“见鬼！”他说，“真麻烦，他们拿的是外交护照，行李免检。”
“海关检查可以免，但谋杀是另外一回事。”
“我知道。可我还是不想惹麻烦。”
“别烦恼，我的朋友。伯爵夫妇都是明白事理的人，瞧瞧亲切的德拉戈米罗夫公主是怎么对待这事的？”
“她真是一位贵妇人。这两位也是身份高贵的人，可是我觉得伯爵的性格有些蛮横无理。你坚持要询问他妻子时，他可是很不高兴。这回更得发火了。假如——嗯？——别检查他们了。毕竟他们跟这案子没关系。我们干吗自找麻烦呢？”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波洛说，“我肯定安德雷尼伯爵会讲道理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试试。”
没等布克先生张嘴，他就对着十三号房门猛敲一通。
里面传来“进来”的声音。
伯爵坐在门边的角落里看报纸，伯爵夫人在对面靠窗的角落里蜷缩着，头下面靠着一个枕头，像是睡着了。
“请原谅，伯爵先生，”波洛先说道，“请原谅打扰您了。我们正在检查车上所有旅客的行李，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例行公事，可是又不能不做。布克先生提议说，因为您持有外交护照，有理由拒绝接受检查。”
伯爵考虑了一会儿。
“谢谢，”他说，“不过我不希望自己是个例外。我更愿意像其他旅客一样，让你们检查我的行李。”
他转向他妻子。“我想你不反对吧，埃伦娜？”
“一点也不。”伯爵夫人毫不犹豫地说。
随后进行了一番快速、敷衍了事的检查。波洛似乎是想通过问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来掩饰自己的尴尬，比如：
“您箱子上的标签都湿了，夫人。”他拿下一个蓝色的、上面有首字母简写和皇冠图样的摩洛哥箱子。
伯爵夫人没有回应这个话题。看起来她确实被整个搜查搞得心烦意乱。她仍旧蜷缩在角落里，做梦一般地盯着窗外。这时波洛在检查隔壁房间的行李。
检查结束之前，波洛打开盥洗池上的一个小橱柜，快速地扫了一眼里面的东西——一块海绵、面霜、香水，还有一个贴着台俄那标签的小瓶子。
然后双方很有礼貌地说了几句话，搜查小队就撤退了。
接下来是哈巴特太太、死者以及波洛自己的房间。
他们来到二等车厢，第一个是十号和十一号，里面住着正在看书的德贝纳姆小姐和格丽塔·奥尔松，后者正在睡觉，可他们一进来就醒了。
波洛重复了一遍例行的开场白。瑞典太太看上去焦虑不安，而玛丽·德贝纳姆小姐则是冷静又冷漠。
“如果您同意，小姐，我们会先检查你的行李，然后还得麻烦你过去看看那位美国太太怎么样了。我们帮她搬到隔壁车厢的一个房间里了，但是发现包里的刀之后，她还是很烦乱。我已经吩咐给她送去了咖啡，不过我觉得最好还是找个人跟她聊聊天。”
好心的太太的同情心马上被激起来了，当即就想过去。她的神经一定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这位可怜的太太已经被这次旅行还有远离女儿弄得心烦意乱。啊，是的，她要马上过去——她的行李没上锁——而且还要给她带点氯化铵。
她匆忙离开了。她的财物很快就检查完了。她的东西就那么一丁点儿。显然，她还没有注意到帽盒中已然不见了一些铁丝。
德贝纳姆小姐放下手中的书，观察着波洛。他开口请求，她才交出了钥匙。他拿下箱子打开的时候，她问：
“你为什么把她支开了，波洛先生？”
“我？小姐，哦，去照顾美国太太。”
“很好的借口——可惜也只是个借口。”
“我不明白，小姐。”
“我认为你清楚得很。”她笑了，“你想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是吗？”
“别把这话强加给我，小姐。”
“还把想法也强加给你了吗？不，我可不这么想。你早有打算，是吧？”
“小姐，俗话说——”
“谁辩解谁就承认了——你想说这个吗？你应该相信我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出于某些原因，你脑子里认为我知道关于这个卑鄙事件的一些内情——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被谋杀了的人。”
“这都是你的臆测，小姐。”
“不，我可没胡思乱想，在我看来，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了不说真话上——拐弯抹角而不是有话直说。”
“那么你不喜欢浪费时间，是的，你喜欢直接说重点，你喜欢直来直去的方式。那好，我就照你说的做：直来直去。我要问问你，在叙利亚的车上我无意中听见的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在科尼亚车站，我下了车，你们英国人叫‘活动手脚’。大晚上的，你和阿巴思诺特上校的声音传进了我耳朵里。你对他说：‘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等一切都结束了，等事情过去了。’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小姐？”
她极为平静地问道：“你认为我说的是——谋杀？”
“是我在问你，小姐。”
“这些话是有含义的，先生，但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以我的名誉向你保证，在上火车之前，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雷切特。”
“那么——你拒绝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吗？”
“是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拒绝。这跟我——跟我承担的一项任务有关。”
“那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是什么意思？”
“任务完成了，是吗？”
“你为什么这么想？”
“听着，小姐，我要提醒你另外一件事。我们到斯坦布尔那天，火车因为一点小事故耽搁了，你很是不安，小姐。你现在这么镇定自信，可那时你却没了冷静。”
“我不想错过转车。”
“你是这么说的。但是小姐，东方快车每个星期每天都有从斯坦布尔开出的车次，就算你耽误了转车，也不过是晚了二十四小时。”
第一次，德贝纳姆小姐一副要发脾气的样子。
“你好像没有意识到，有人可能有朋友在伦敦等着她，晚到一天就会打乱安排，产生很多麻烦。”
“啊，是这样吗？有朋友在等着你？你不想给他们带来不方便？”
“当然。”
“可是，奇怪的是——”
“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列火车——我们又延误了。而且这次更为严重，因为根本不可能给你朋友发电报，或者打个长——长——”
“你是说长途电话吗？”
“啊，是的，你们管它叫多用电话。”
玛丽·德贝纳姆不禁微微一笑。“长途电话。”她纠正道，“是的，正如你所说，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拍电报，确实令人非常烦恼。”
“可是，小姐，这次你的态度大不一样。你没有显得不耐烦，而是沉着冷静。”
玛丽·德贝纳姆一脸通红，她咬着嘴唇，收起了笑容。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小姐？”
“很抱歉，我不知道有什么可回答的。”
“你态度的变化，小姐。”
“你不觉得自己有点大惊小怪吗，波洛先生？”
波洛抱歉地摊开手。
“这可能是我们侦探的一个缺点，我们总是希望人们表里如一，不允许情绪无端变化。”
玛丽·德贝纳姆没有做声。
“你跟阿巴思诺特上校很熟吗，小姐？”
他觉得转移话题能让她放松点。
“这次旅行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有没有理由让你怀疑他可能认识这个雷切特？”
她果断地摇摇头。“我确定他不认识他。”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从他的话里。”
“可是，小姐，我们在死者房间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根烟斗通条，而阿巴思诺特先生是火车上唯一抽烟斗的人。”
他严密地注视着她，可她表现得既不惊讶也不激动，只是说：
“荒谬，没有道理。阿巴思诺特上校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犯罪的人——尤其是这么戏剧化的谋杀案。”
这跟波洛的想法如此符合，他觉得自己都快要同意她的看法了。可是他说道：
“我必须提醒你，小姐，你跟他并不熟。”
她耸耸肩。“我很了解这种类型的人。”
他说得很温和：
“你仍然拒绝告诉我那些话的意思吗，‘等事情过去了’？”
她冷冷地回答道：“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没关系，”赫尔克里·波洛说，“我会查出来的。”
他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关上门。
“那样做明智吗，我的朋友？”布克先生问，“你引起了她的警觉，而且通过她——阿巴思诺特上校也会对我们有所提防。”
“我的朋友，要想抓到兔子，就得在洞口放只貂；如果里面有兔子——它就会跑。这就是我所做的。”
他们走进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的房间。
这个女人一切都准备妥当，她站在那儿，一脸恭敬却冷漠的表情。
波洛匆匆扫了一眼放在座位上的小箱子里的东西，然后他示意列车员把一个稍大一点的箱子从行李架上取下来。
“钥匙？”他问。
“没锁，先生。”
波洛打开搭扣，掀起箱盖。
“啊哈！”他说，转向布克先生，“还记得我说的吗？看这儿！”
在箱子的上面一层是一件匆忙卷起来的褐色的列车员制服。
这个迟钝的女人忽然间变了脸色。
“啊呀！”她大喊，“不是我的！不是我放的！自从我们离开斯坦布尔，我就没打开过这箱子。真的，真的，是真的！”她轮番看着这三个人，眼神里充满恳求。
波洛温和地扶着她的胳膊，安慰着她。
“不，不，没事的。我们相信你。别紧张，我相信你没有把制服藏在这儿，就像我相信你是个好厨娘。瞧，你是个好厨娘，对不对？”
这女人听得云里雾里，不由自主地笑了。“真的，没错，我的女主人们都这么说。我……”
她不说话了，只是张着嘴，又是一副惊恐的样子。
“不，不，”波洛说，“我向你保证没事的。听着，我会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就是你看到的穿列车员制服的人，从死者的房间里出来，差点撞到你。他运气可真不好。他希望没人看见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必须扔掉制服，因为现在它已经不是个保护装备了，而是一个危险。”
他看了看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他们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瞧，外面下着大雪，大雪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他能把这些衣服藏在哪儿呢？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终于，他经过一个房间，门没锁，看上去里面没人。这肯定是他刚刚撞到的那个女人的房间。他溜了进去，脱下制服，急急忙忙塞进行李架上的一个箱子里。这衣服大概需要过一阵子才会被发现。”
“然后呢？”布克先生问。
“那我们必须得研究一下了。”波洛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他拿起衣服，上面第三个纽扣不见了。波洛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把列车员用的可以打开所有房间的万能钥匙。
“这就可以解释这个人为什么能进入上了锁的门了。”布克先生说，“你问哈巴特太太的问题，没有必要了。不管锁不锁，这个人都能轻易地穿过连通门。毕竟，如果弄到了列车员制服，为什么不能弄到万能钥匙？”
“确实。”波洛说。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的。你记不记得，米歇尔说他去应哈巴特太太的铃声时，她房间里通向过道的那扇门是锁着的。”
“是这样的，先生，”列车员说，“所以我以为这位太太肯定是在做梦。”
“但是没这么简单，”布克先生继续说道，“无疑他想锁上连通门，但是可能他听到床上有动静，吓了一跳。”
“现在，”波洛说，“我们只需要找到那件猩红色的睡衣了。”
“没错。可最后两个房间里住的都是男人。”
“照样检查。”
“哦，这是肯定的！另外，我记得你说过什么。”
赫克托·麦奎因很乐意配合检查。“我希望你们早点过来，”他苦笑着说，“我觉得我是火车上嫌疑最大的人，你们只要找到一份上面写着老头儿把全部财产都留给我的遗嘱，那么事情就搞定了。”
布克先生怀疑地看了他一眼。
“我只是在说笑，”麦奎因急忙补充道，“他一分钱也没留给我，真的。我只是对他有用——语言翻译什么的。你知道，只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话而不会别的语言，不一定能走运。我虽然不是那种通晓数国语言的人，但是购物、住宿——还可以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多少说一点。”
他的声音比平时稍大了一点，似乎虽然他看上去很乐意接受检查，但仍然有些紧张不安。
波洛出来了。“什么也没有，”他说，“连能沾上边儿的遗赠品都没有！”
麦奎因叹口气。“啊，总算卸下了心头的重担。”他幽默地说。
他们朝最后一间房走去，对大块头意大利人和男仆的行李的检查没有任何结果。
三个人站在车厢尽头，面面相觑。
“接下来怎么办？”布克先生问。
“我们回餐车去，”波洛说，“现在，我们能了解的全都了解到了。我们有了旅客的证词，行李的证据，我们看到的证据……不能指望再获得什么帮助了。现在，轮到我们动脑子了。”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烟盒，里面是空的。
“我一会儿就过来，”他说，“我需要烟。这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奇特的案子。是谁穿着那件猩红色睡衣？现在它在哪儿？真希望我知道。这案子之中有些东西——一些事实——我一时想不起来。这案子复杂，是因为有人把它弄复杂了。但是我们会讨论这一点的。稍等片刻。”
他沿过道匆匆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他记得自己的旅行袋里还有一些香烟。
他拿下箱子，打开锁。
接着，他倒退了几步，目不转睛地看着。
箱子的最上一层整齐地叠着一件猩红色的薄丝绸睡衣，上面绣着龙。
“那么，”他喃喃地说，“是这样。一个挑战，很好，我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