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事实
第一章 托罗斯快车上的重要旅客
叙利亚的冬季，清晨五点钟，阿勒颇（注：叙利亚西北部城市。）站台旁停着一辆在铁路指南上美其名曰托罗斯快车的火车，上面有一节厨房车、一节餐车、一节卧铺车厢和两节普通客车厢。
通向卧铺车厢的踏板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法国中尉，穿着一身醒目的制服，正在跟一个矮个子男人说着什么。后者用围巾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个红彤彤的鼻尖和两撇向上翘起的小胡子。
天气寒冷，为一位高贵的陌生人送行这份工作可不怎么令人羡慕，但中尉迪博斯克还是勇敢地坚守在岗位上，用优雅的法语说着优美的词句。实际上，他并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些谣言。将军——他的将军——的脾气越来越坏。然后来了一个陌生的比利时人，好像是大老远从英国过来的。过了一星期——无缘无故紧张的一星期——再后来发生了某些事，一位很有名的军官自杀了，另外一位突然宣布辞职，那些焦虑的脸上忽然没有了焦虑，一些军事防御措施也放松了，而将军——迪博斯克中尉的顶头上司——好像忽然年轻了十岁。
迪博斯克偶然听到了将军和陌生人的一部分谈话。“你救了我们，亲爱的，”将军充满感情地说，白色的大胡子激动得直哆嗦，“你挽救了法国军队的荣誉——避免了很多流血事件！你接受了我的请求，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你这么远过来——”
这个陌生人（他的名字是赫尔克里·波洛）回答得很恰当，其中有这么一句：“可你确实救过我的命，我怎么能忘记呢？”接着将军也很恰当地作了回答，表示过去的那件事不值一提。又提到了法国、比利时、光荣与荣耀诸如此类的话题，彼此热情拥抱之后结束了谈话。
至于两个人说的究竟是什么，迪博斯克中尉仍然是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被委以重任，护送波洛先生登上托罗斯快车，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青年军官，他怀着满腔热情执行这一任务。
“今天是星期日，”迪博斯克中尉说，“明天，星期一晚上，您就到斯坦布尔（注：斯坦布尔（Stambul），曾为土耳其城市名，旧时又称‘斯坦堡’。现为伊斯坦布尔南部的老城区。）了。”
他不是头一次这么说了。火车发动之前，站台上的对话多少会有些重复。
“是啊。”波洛先生表示赞同。
“我想，您打算在那儿待几天吧？”
“没错。我从没去过斯坦布尔，错过了会很遗憾的——是的。”他说明似的打了个响指，“没有负担——我会在那儿游览几天。”
“圣索菲，很漂亮。”迪博斯克中尉说，不过他可从来没见过。
一阵冷风呼啸着吹过站台，两人都打了个冷战。迪博斯克中尉偷偷地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五十五分——只有五分钟了！
他唯恐对方注意到他偷看手表，赶紧继续说道：
“每年这个时候，旅行的人都很少。”他说着，看了看他们上方的卧铺车窗。
“是这样。”波洛先生附和道。
“但愿您别被大雪困在托罗斯！”
“以前有过吗？”
“有过，是的。今年还没有。”
“但愿吧，”波洛先生说，“欧洲来的天气预报，说不太好。”
“很糟糕，巴尔干的雪下得很大。”
“我听说德国也是。”
“好吧，”对话又要中断了，迪博斯克中尉赶紧说道，“明晚七点四十分，您就到君士坦丁堡了。”
“是的，”波洛先生说，拼命接着话茬儿，“圣索菲，我听说很漂亮。”
“我相信肯定棒极了。”
他们头顶上一节卧铺车厢的窗帘被拉到一边，一个年轻的女人往外看了看。
自从上个星期四离开巴格达之后，玛丽·德贝纳姆就睡眠不足，不管是在去往基尔库克（注：基尔库克（Kirkuk），伊拉克东北部城市。）的火车上，还是摩苏尔（注：摩苏尔（Mosul），伊拉克北部城市。）的旅店中，甚至在昨晚的火车上，她都没睡好。这会儿，躺在闷热不通风的车厢里睡不着，实在让人厌烦，于是她起身向外张望。
这一定是阿勒颇。当然没什么好看的，只有一个长长的、光线暗淡的站台，以及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喧闹而暴怒的阿拉伯语吵骂声。她窗户下面有两个男人正在用法语交谈，其中一位是个法国军官，另一位是个留着夸张小胡子的小个子。她微微笑了笑。她从未见过穿得如此严实的人。外面肯定非常冷，难怪他们把车厢弄得这么热。她想把车窗拉低一点，可是拉不动。
卧铺车的列车员向两个男人走来，说火车就要开了，先生最好上车。小个子男人抬了抬帽子。他的脑袋简直就像一颗鸡蛋！尽管之前有些出神，玛丽·德贝纳姆还是笑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小个子，无须把这种人当回事儿。
迪博斯克中尉说着道别的话，他早就想好了，直到最后一分钟终于派上了用场，说得很是漂亮优雅。
波洛先生不甘落后，回答得同样优美……
“请上车，先生。”卧铺列车员说道。波洛先生装出一副万般不舍的样子上了火车。列车员跟在他身后也爬上了火车。波洛先生挥动着双手。迪博斯克中尉向他敬礼。火车猛地一动，缓缓向前开去。
“可算结束了！”波洛先生嘟囔着。
“啊——”迪博斯克中尉颤抖着说，这才意识到自己冻坏了……
“好了，先生，”列车员动作夸张地向波洛展示他卧铺车厢的美观以及安置整齐的行李，“先生的小旅行袋，我放这儿了。”
他带有暗示意味地伸出一只手。波洛往他手里放了一张折好的钞票。
“谢谢，先生。”列车员立刻生机勃勃起来，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先生的车票在我这里，请您把护照也给我。先生是在斯坦布尔下车吧？”
波洛先生表示同意。“我看旅行的人不太多呢。”
“没几个，先生。除了您，只有两位旅客——都是英国人。来自印度的上校和从巴格达来的年轻的英国小姐。先生您需要些什么吗？”
波洛先生要了一小瓶矿泉水。
清晨五点钟搭乘火车是个尴尬的时刻。还有两个小时才会天亮，考虑到晚上睡眠不足，并且刚刚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棘手的任务，波洛先生蜷在角落里睡着了。
醒来时已经是九点半，他冲进餐车，想喝杯热咖啡。
此时那里只有一个旅客，很明显是列车员说的那位年轻的英国小姐。她身材修长苗条，黑色的头发，二十八岁上下。从她吃早饭以及让服务员添加咖啡的冷静样子来看，想必是个见多识广、经常旅行的人。她一身暗色的旅行装束，料子轻薄，很适合车上闷热的空气。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无事可做，为了打发时间，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观察起她来。
他判断，她是那种无论在哪儿都能照顾好自己的年轻女人，沉着而且有能力。他尤其喜欢她那极为端正的五官和细致白皙的皮肤，也喜欢她那顺滑整洁的黑发，还有她那双冷淡的灰色眼睛。不过，她看起来太干练了，不是他心目中的“美女”。
没过多久，另一个人走进了餐车。这是个四五十岁的高个子男人，身形偏瘦，棕色皮肤，两鬓略有些斑白。
“印度来的上校。”波洛自言自语道。
新来的人对女子微微鞠了一躬。
“早上好，德贝纳姆小姐。”
“早上好，阿巴思诺特上校。”
上校站住了，一只手搭在她对面的椅子上。
“你介意吗？”他问。
“当然不。请坐。”
“呃，你知道，早饭可不是聊天的好时间。”
“正合我意。不过我不会咬人的。”
上校坐了下来。
“服务员！”他专横地命令道。
他点了鸡蛋和咖啡。
他的视线在赫尔克里·波洛身上短暂地停顿了片刻，又毫不在意地移开了。波洛明白这个英国人的想法，知道他准会这么自言自语：“只不过是个该死的外国佬。”
不愧是这个民族的，两个英国人并没有闲聊，只是简单地说了两句，女子就起身回自己的车厢了。
午饭时，那两个人又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边，仍然无视第三个旅客。他们的谈话比早饭时活跃了一些。阿巴思诺特上校说到了旁遮普（注：印巴交接的一个地区。），还间或询问了对方几个关于巴格达的问题。很明显，她在那儿当过家庭教师。谈话中他们发现了几个彼此共同的朋友，这立刻使二人友好起来，不再那么拘束了。他们提到了一个叫老汤米的人，还有一个老雷吉。上校问她是直接去英国还是在斯坦布尔下车。
“我直接去英国。”
“那岂不是很遗憾？”
“两年前我也坐过这趟车，那时候在斯坦布尔度过了三天。”
“哦，我明白了，我得说很高兴你直接去英国，因为我也是。”
他略显笨拙地欠了欠身，脸色有点发红。
“我们的上校很容易动感情啊。”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致地想，“这趟火车跟在海上航行一样危险！”
德贝纳姆小姐淡然地说那很不错，她的态度有些克制。
波洛注意到上校陪她回了她的车厢。后来，他们穿行在托罗斯壮丽的景色之中，两人肩并肩地站在过道上，俯瞰奇里乞亚门（注：奇里乞亚门，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中的一个重要山口。）时，女子忽然叹了口气。波洛正站在他们旁边，听到她低声说道：
“真美啊，我希望——我希望——”
“什么？”
“我希望自己能欣赏它！”
阿巴思诺特没有应答。他下巴的那条方形线条似乎更加严峻、冷酷了。
“希望上帝让你摆脱这一切。”他说道。
“嘘，请别说了。”
“哦，好吧。”他有点气恼地向波洛这边扫了一眼，然后说道，“不过我不喜欢你当家庭教师这个想法——对那些专横的妈妈和她们讨厌的小鬼唯命是从。”
她笑了，声音有些失控。
“不，你不能这么想。家庭教师‘饱受压迫’，是个已经被推翻了的传说。那些父母还怕被我欺负呢。”
两人没再说话。也许阿巴思诺特对自己的感情爆发感到羞愧。
“我在这儿看到了一幕奇怪的小喜剧。”波洛沉思着自言自语道。
他以后会记起这个想法的。
那晚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他们抵达科尼亚（注：科尼亚，土耳其城市。），那两个英国旅客下车伸展四肢，在布满积雪的站台上走来走去。
波洛先生乐于透过玻璃窗观察车站上拥挤的情形。然而大约十分钟后，他觉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兴许不是件坏事，于是他仔细地准备了一番，用好几件大衣把自己裹严，围上围巾，又在整洁的靴子外面套上胶套鞋。穿戴完毕，他小心翼翼地走到站台上，一路向车头走去。
一阵声音让他认出了站在货车厢阴影中的两个模糊的人影。阿巴思诺特正在说着：
“玛丽——”
女子打断了他。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等一切都结束了，等事情过去了，再——”
波洛先生小心地转身走开了，他奇怪着……
他差点没听出来德贝纳姆小姐那冷淡而干练的声音……
“奇怪。”他自言自语道。
第二天，不知道他们是否发生过口角，两人没怎么说话。他感觉那位姑娘心事重重的，眼睛周围也有了青晕。
大约下午两点半时，火车忽然停了。大家都把脑袋探出窗外，几个人聚在轨道旁，看着餐车下方，还指指点点的。
波洛也探出头，询问匆匆经过的列车员。那人回答完，波洛缩回脑袋，转过身，差点撞到站在他身后的玛丽·德贝纳姆小姐。
“怎么了？”她急促地用法语问道，“为什么停车了？”
“没事，小姐，餐车下面有什么东西着火了，火势不严重，已经熄灭了，他们正在抢修。别担心，没有危险。”
她做了个不太淑女的手势，仿佛想把危险事故丢到一边，把那当作无关紧要的事。
“是的，是的，我明白，可是，时间！”
“时间？”
“没错，会延误的。”
“有可能——没错。”波洛同意道。
“可我们不能误点！火车应该在六点五十五分到达，可我还得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注：欧洲与亚洲交界，北连黑海，南通马尔马拉海。），到对岸去坐九点钟的辛普朗东方快车，如果晚一两个小时，就赶不上那趟列车了。”
“有可能——没错。”他承认道。
他好奇地看着她。她握着窗口栏杆的那只手有些不稳，嘴唇也在哆嗦着。
“这对你很重要吗，小姐？”他问。
“嗯嗯，很重要。我——我必须赶上那趟车。”
她从他身边走开，去过道找阿巴思诺特上校了。
然而她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十分钟之后火车又开动了。到海德帕萨时只晚了五分钟，损失的时间在途中补了回来。
博斯普鲁斯海峡风高浪急，波洛先生很不舒服，他在船上和同行的旅伴分开了，没有再见到他们。
到达加拉塔大桥后，他径直坐车去了托卡林旅馆。
第二章 托卡林旅馆
在托卡林，波洛要了一个带浴室的房间，接着走向门房的写字桌，问有没有他的信件。
有三封信和一封电报。看见电报时，他微微抬了抬眉毛。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他像平时那样灵巧从容地打开电报，印刷的电文清楚明显：
你预测的卡斯纳案件有了突破进展，请速回。
“烦人。”波洛气恼地咕哝着，看了一眼挂钟，“我今晚就得走，”他对门房说，“辛普朗东方快车什么时候开？”
“九点，先生。”
“你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吗？”
“没问题，先生，每年这个时候都不难买票，火车差不多都是空的。头等厢还是二等厢？”
“头等。”
“好的，先生。您要去哪儿？”
“伦敦。”
“好的，先生。我会给您买一张到伦敦的票，在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为您订个卧铺。”
波洛又看了一眼挂钟，七点五十分。“我来得及吃饭吗？”
“肯定来得及，先生。”
比利时小个子点点头。他退了房，穿过门厅来到餐厅。
点餐时，有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啊，老朋友，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他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说话的是个矮胖老人，头发像刷子般支棱着，正开心地笑着。
波洛跳了起来。
“布克先生！”
“波洛先生！”
布克先生是比利时人，国际客车公司的董事，跟这位比利时警方的昨日之星相识多年。
“这次算是离家远行了吧，亲爱的？”布克先生说道。
“在叙利亚有点小事。”
“啊，所以你是要回家了？什么时候？”
“今晚。”
“太好了！我也是。我要去洛桑（注：瑞士西部城市，在日内瓦湖北岸。）办些事，你是要坐辛普朗东方快车吗？”
“是的，我刚刚让他们买了一张卧铺票，本来打算在这儿待几天，可我接到一封电报，说有重要的事要我回英国。”
“唉，”布克先生叹了口气，“重要的事——重要的事！如今你在你们那行算是登峰造极了，老朋友！”
“可能是有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小成就。”赫尔克里·波洛极力让自己显得很谦虚，但显然失败了。
布克先生大笑。
“待会儿见。”他说。
赫尔克里·波洛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那撮胡子沾到汤汁。
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后，波洛环视四周，等着他的下一道菜。餐厅里只有六个人，其中两个人引起了赫尔克里·波洛的注意。
这两个人坐在离他不远的桌子旁，年轻一点儿的三十岁上下，长相讨喜，明显是个美国人。然而让这个小个子侦探感兴趣的却是他的同伴。
这个男人有六七十岁，从远处看，俨然一副慈善家的和善面孔，有点秃顶，圆圆的额头，微笑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假牙——这些都展示了他随和的性格。只是那双小眼睛露了馅儿——眼窝深陷，眼神十分狡诈。还不止这些。他跟他年轻的同伴说话时，扫了一眼房间，瞪了波洛片刻，就在这一瞬间，脸上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恶毒神情，透着不自然的紧张。
随后，他站起身。
“结账去，赫克托。”他说。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柔软中含有古怪和危险的意味。
波洛在休息室遇见他的朋友时，之前那两个人正准备离开旅馆。他们的行李被送到了楼下，年轻的那位在打理这些事，没多久，他打开玻璃门，说道：
“都准备妥当了，雷切特先生。”
那老人咕哝了一声表示知道了，接着便走了出去。
“那么，”波洛说，“你怎么看这两个人？”
“他们是美国人。”布克先生说。
“的确是美国人。我是说，对他们的性格你怎么看？”
“那个年轻人挺有礼貌的。”
“另一个呢？”
“实话告诉你吧，我的朋友，我没怎么留意他。他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你呢？”
赫尔克里·波洛停了一会儿，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餐厅他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终于开口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野兽，一只凶残的野兽，从我身边窜了过去。凶残的，你明白吗？”
“可他看起来是一副受人尊敬的样子。”
“没错！他的身体——那笼子——怎么看都那么令人尊敬，可是透过栏杆，那只野兽却在盯着你。”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道。
“也许是吧，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邪恶跟我擦肩而过的感觉。”
“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吗？”
“就是那位可敬的美国绅士。”
“好啦，”布克先生愉快地说，“可能你说得对。这世界上的邪恶太多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门房朝他们走来，一脸忧虑和抱歉。
“太不寻常了，先生，”他对波洛说，“火车上没有头等厢卧铺票了。”
“什么？”布克先生喊出了声，“这时候？肯定是旅游团——还是政客出访什么的——”
“我不清楚，先生，”门房恭敬地对他转过身，说道，“可的确是这样。”
“好吧，好吧，”布克先生转身对波洛说，“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好的。十六号卧铺房总是空的，那是列车员说了算的！”他笑了笑，看了一眼挂钟，“走吧，”他说，“我们出发。”
布克先生在火车站受到了身穿棕色制服的列车员的真挚欢迎。
“晚上好，先生，您在一号房间。”
他叫了搬运工，在半途中接过他们的行李，一路沿着车厢走过去，车身上的贴牌注明了目的地：
斯坦布尔—的里雅斯特（注：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加来
“我听说今天的卧铺都满了？”
“太不可思议了，先生，全世界的人都选择在今晚旅行！”
“不管怎样你都得帮这位先生找一间卧铺房，他是我的朋友，他可以住在十六号房。”
“已经有人了，先生。”
“什么？十六号？”
他们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个眼神，列车员笑了。他是个脸色发黄的高个子中年人。
“是的，先生，就像我跟您说的那样，车里已经满满的了——到处都是人。”
“怎么回事？”布克先生气呼呼地质问道，“是什么地方开会吗？还是旅游团？”
“不是的，先生，这纯属巧合。刚好很多人都选择了今晚搭这趟火车。”
布克先生生气地感叹了几声。
“在贝尔格莱德（注：塞尔维亚首都。），”他说，“会加一节从雅典开过来的车厢，还有一节布加勒斯特（注：罗马尼亚首都。）到巴黎的车厢。可我们明天晚上才能到贝尔格莱德，今晚是个问题。二等卧铺也没有空位了吗？”
“二等卧铺有一个，先生——”
“好，那就——”
“但那是个女士卧铺，而且已经有一位德国女士在里面了——一个女仆。”
“哎呀，真不巧。”布克先生说。
“别烦恼了，我的朋友，”波洛说，“我坐普通车厢就行。”
“不行，不行，”他再次转向列车员，“旅客都到齐了吗？”
“其实，”那人说，“还有一位旅客没到。”他面带迟疑，慢吞吞地说。
“说下去！”
“二等卧铺的七号房。现在差四分钟九点，这位先生还没来。”
“是谁？”
“一个英国人，”列车员查了查他的名单，“姓哈里斯。”
“这名字是个好兆头，”波洛说，“根据我的狄更斯小说，这位哈里斯先生不会来了。”
“把这位先生的行李搬到七号房间，”布克先生说，“如果哈里斯先生来了，就跟他说已经晚了，卧铺不能为他留太久，到时我们再设法另行安排。我干吗要在乎这位哈里斯先生呢？”
“全听您的吩咐。”列车员说。接着他给波洛的搬运工指了路，自己则闪到车厢踏板的一边，请波洛上火车。
“最里面倒数第二间，先生。”他喊道。
波洛缓缓地沿着过道走过去，大部分旅客在自己房间外面站着。
他像钟表那样有规律且礼貌地说着“对不起”，最后终于走到了指定的房间，里面有人正伸手拿行李，正是在托卡斯旅馆见到的那个年轻的高个子的美国人。
看见波洛进来，他皱了皱眉。
“对不起，”他说，“我想你弄错了。”接着又用法语费力地重复了一遍。
波洛用英语回答他：“你是哈里斯先生吗？”
“不，我叫麦奎因。我——”
但就在这时，列车员的声音从波洛肩头传了过来——带有歉意而且急促的声音。
“火车上没有别的卧铺了，先生，这位先生只能住在这儿了。”
说这话时，他拉起了过道上的窗户，把波洛的行李拎了进来。
波洛对列车员语气中的歉意饶有兴致。这人肯定答应给列车员一笔不菲的小费，好让自己不受其他旅客的打扰，独自享用这个房间。可是，再慷慨的小费也不顶用了，因为公司的董事上了火车并下达了命令。
列车员把箱子放在行李架上，然后走出了房间。
“都放好了，先生，”他说，“您住上铺，七号房，火车一分钟后就开动了。”
说完，他便沿着过道匆匆走开。波洛走进房间。
“我可从没见过列车员亲自摆放行李，”波洛愉快地说，“真是闻所未闻！”
他的旅伴笑了笑。显然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也许他觉得再追究此事也没什么意义了。“这列火车真是座无虚席啊！”他说。
随着汽笛一声巨响，火车头也凄凉地长啸一声。两人都从房间来到过道上，外面有个声音大喊：“上车！”
“车开了。”麦奎因说。
但火车并没有开动，又传来一声汽笛。
“我说，先生，”年轻人忽然开口了，“如果你愿意睡下铺——如果方便的话——别客气，我都行。”
真是个可爱的小伙子。
“不，不，”波洛谢绝道，“我不能——”
“没关系——”
“你太客气了——”
两人谦让着。
“只是一个晚上，”波洛解释道，“到贝尔格莱德——”
“哦，我明白了。你在贝尔格莱德下车——”
“也不全是。你知道——”
火车猛然一动，两人被晃到窗口，看到灯火通明的站台缓缓地从他们身边远去。
东方快车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贯穿欧洲之旅。
第三章 波洛拒接案子
第二天，波洛稍晚了一些才去餐车吃午饭。他起得很早，一个人吃了早饭，整个上午都在阅读那些让他回伦敦办案的文件，没怎么见过他的旅伴。
布克先生已经坐在了桌边，招呼波洛坐在对面的空位上。波洛坐了下来，马上发现自己正坐在最佳的位置上——头一个享受餐点，而且种类丰富，味道出奇的好。
直到他们开始享用美味的奶油干酪时，布克先生的注意力才从美味佳肴转移到其他事物上来。人在吃饭的时候感慨最多了。
“啊，”他叹口气，“如果我有巴尔扎克的文笔，就能好好描述一下这番景象了。”他挥挥手。
“是个不错的想法。”波洛说。
“啊？你也同意？我想还没人写过吧？不过——这适合传奇的氛围，我的朋友。我们周围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籍、不同的年龄段，三天的旅程把这些互不相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吃住，谁也离不开谁，三天后，他们各奔东西，也许再也不会见面了。”
“除非，”波洛说，“发生什么事故……”
“啊，不，我的朋友……”
“你觉得这很糟，我同意。我们只是暂且假设一下，那么，这儿的所有人没准就——被死亡——联系在一起了。”
“再来点儿酒吧，”布克先生说着，急忙斟酒，“你太吓人了，我的朋友，也许是消化不良了。”
“确实，”波洛同意道，“叙利亚的食物也许不太适合我的胃。”
他抿了口酒，然后向后一靠，环视着餐厅陷入沉思。这里坐了十三个人，正如布克先生所说，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他开始研究起他们来。
他们对面那一桌坐着三个男人，他猜他们三个是独自旅行的，经过餐车服务员的准确判断之后被安排在这里。一个高大而黝黑的意大利人正起劲儿地剔着牙，他对面是个瘦削而整洁的英国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仆人，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英国人旁边是个大块头美国人，穿着俗气的西装——可能是个旅行推销员。
“要做就做大！”他声音洪亮，鼻音浓重。
意大利人拔出牙签，随意地捏着。
“当然，”他说，“只是时间问题。”
英国人看着窗外咳嗽了几声。
波洛转过视线。
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笔挺地坐着一位他见所未见的丑到极点的老太太。那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丑陋，与其说令人厌恶，还不如说是令人不解。她腰板儿挺得很直，脖子上戴着一条硕大的珍珠项链，看着不像是真的。两只手戴满了戒指。貂皮大衣披在肩上，一顶小巧、珍贵的无檐丝绒帽和下面那张蜡黄的、癞蛤蟆似的脸极不相称。
她正在跟餐车服务员说话，声音清晰、礼貌，但透着一种专横。
“劳驾，请在我的房间放一瓶矿泉水和一大杯橙汁，晚餐我要炖鸡肉，不加盐——再要一点白煮鱼。”
服务员恭敬地回答会照做的。
她礼貌性地微微一点头，站起身来，正好迎上了波洛的目光。她一副贵妇的气派，冷漠地扫了他一眼。
“那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布克先生小声说道，“是个俄国人。她丈夫在革命前变现了所有的钱，投资到海外，如今她非常富有，环游世界，四海为家。”
波洛点点头，他听说过德拉戈米罗夫公主。
“是个名人，”布克先生说，“丑成那副样子还要引人注目，对吧？”
波洛表示认同。
在另外一张大桌子旁边，玛丽·德贝纳姆和另外两个女人坐在一起。其中一个是高个子的中年妇女，穿着方格子上衣和粗花呢裙子，一头浅黄色的头发像个大面包似的奇怪地盘在脑后。她戴着眼镜，一张和蔼可亲的长脸像山羊脸，正在听一个结实的、满脸笑容的老女人说话。后者的声音清晰缓慢而单调，完全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
“……所以我女儿说，‘唉，’她说，‘美国的方法在这儿行不通。懒惰是这个民族的本性。’她说：‘他们没有一点精神头——’你要是知道我们那儿的大学的情形，仍然会很惊讶。他们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没什么比教育还重要。我们应该教东方人认清我们西方的思想。我女儿说……”
列车钻进隧道，平淡单调的声音淹没在其中。
旁边一张小桌旁坐着阿巴思诺特上校，独自一人。他紧紧地盯着玛丽·德贝纳姆的后脑勺儿。他们没有坐在一起。可其实座位并不难安排。为什么呢？
波洛想，也许是玛丽·德贝纳姆不愿意。家庭教师是很小心的，外表举止很重要。一个靠此生活的女孩得格外谨慎。
他的视线转向了车厢的另一边。尽头靠着墙壁，坐着一位身穿黑衣、面无表情的宽脸中年妇女。他猜也许是德国人或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半是那个德国女仆。
波洛的目光越过她，看到一对身体前倾、谈笑风生的情侣。男人穿着宽松的花呢英式服装，但不是英国人。波洛只能看见他的后脑，但是脑袋的形状和肩膀的模样，透露出此人身形魁梧匀称。他突然转过头，波洛看到了他的侧面。是个英俊的、三十多岁的男人，蓄着一大撮漂亮的胡子。
他对面的那位是个妙龄女郎——也就二十岁。她穿着黑色紧身的小外套和裙子，白缎衬衫，小巧时髦的黑帽子很别扭地戴在头上。她长着一张精致的外国人的脸，皮肤白皙，棕色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修剪过的、涂着深红色指甲油的手指夹着一根长烟嘴香烟，戴着一枚镶祖母绿的白金戒指。无论长相还是声音，都十分娇媚。
“很漂亮啊，”波洛嘀咕着，“是夫妻吗，嗯？”
布克先生点点头。
“我想是匈牙利大使馆的，”他说，“天造地设的一对。”
还有两个人在吃午饭——波洛的旅伴麦奎因和他的主人雷切特先生。后者面朝波洛坐着，于是波洛再一次研究起那张讨人厌的脸来，那对眉毛和恶毒的小眼睛都流露出假仁假义。
不用说，布克先生看出了老朋友的表情变化。
“你在看你的野兽吧？”他问。
波洛点点头。
波洛的咖啡端上来时，布克先生站起身，他比波洛吃得早，结束得也早。
“我回房间了，”他说，“等一会儿过来聊天吧。”
“非常乐意。”
波洛啜着咖啡，还点了一杯甜酒。服务员捧着他的钱盒子各个桌子收费。这时，那位年长的美国太太尖利而哀怨地说了起来：
“我女儿说：‘买本餐券就省得麻烦了——一了百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得付一成的小费才给一瓶矿泉水——还有股子怪味道。而且他们连依云和薇姿都没有，真是奇怪。”
“没错——他们只能——你怎么说的来着——提供本国的水。”山羊脸太太解释说。
“哼，真是奇怪。”她十分不满地看着桌上那些找给她的零钱，“看看他给我的这些形状奇怪的玩意儿，第纳尔（注：第纳尔，南斯拉夫、伊拉克、利比亚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货币单位。）还是什么，看着就像堆垃圾！我女儿说——”
玛丽·德贝纳姆向后推开椅子，站起身向另外两人微微点一点头，走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也起身跟在后面出去了。那位美国太太收起了她十分厌恶的零钱，和山羊脸太太一前一后地走了。那对匈牙利恋人也离开了。除了波洛、雷切特和麦奎因，餐厅里别无他人了。
雷切特跟他的同伴说了几句话，那人便站起来离开了餐厅。接着，他也站了起来，但没有和麦奎因一同出去，而是出人意料地坐在了波洛对面的椅子上。
“能借个火吗？”他说，声音很柔和，还有点鼻音，“我姓雷切特。”
波洛微微欠了欠身，伸手进口袋掏出一盒火柴递了过去，可对方接过去后并未点燃。
“我想，”他接着说，“我有幸跟赫赫有名的赫尔克里·波洛先生说话，对吗？”
波洛又欠了欠身。“您所知正确，先生。”
在那人再次开口讲话之前，侦探早已留意到对方那双古怪而精明的眼睛正在打量着他。
“在我们国家，”他说，“说话一向开门见山。波洛先生，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一个委托。”
赫尔克里·波洛扬了扬眉毛。
“先生，如今我的顾客十分有限，我很少接案子了。”
“啊，当然，我明白。不过波洛先生，这可是一大笔钱。”他用柔和而颇具说服力的声音重复说道，“一大笔。”
波洛沉默片刻，然后说道：“您想让我为您做什么，呃，雷切特先生？”
“波洛先生，我是个有钱人，非常有钱。高处不胜寒啊。我有个敌人。”
“只有一个敌人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雷切特尖锐地问道。
“先生，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人到了你说的那个地位，往往不止有一个敌人。”
听到波洛的回答，雷切特松了口气，他赶紧说道：
“啊，没错，我同意你这个观点，一个或多个敌人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我的安全问题。”
“安全？”
“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波洛先生。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的人，”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型自动手枪，在波洛眼前晃了晃，冷冷地继续说道，“我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遭人暗算，但我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万无一失。我认为你值得我支付这笔钱，波洛先生。请记住，这可是——一大笔钱。”
波洛沉思着注视他好一阵子，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对方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很遗憾，先生，”他终于开口说道，“我不能答应你。”
那人精明地看着他。
“你开个价钱吧。”他说。
波洛摇摇头。
“你不明白，先生。我在事业上很走运，所赚的钱完全可以满足我的现实需要和各种任性的想法。我现在只接受——感兴趣的案子。”
“你可真有勇气，”雷切特说，“两万美元能打动你吗？”
“不能。”
“如果你还想多要，那可不成，我是个识货的人。”
“我也是，雷切特先生。”
“我的提议有什么问题吗？”
波洛站起身。
“容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喜欢你那张脸，雷切特先生。”
说完，他离开了餐车。
第四章 暗夜惊叫
辛普朗东方快车于当晚八点四十五分抵达贝尔格莱德，预定在九点十五分再次开动，于是波洛下车到了站台上。可他并没停留多久，天气太冷了，外面下着大雪，即使站台上有顶棚也不顶用。他返回自己的房间。正在站台上搓手跺脚取暖的列车员对他说：
“您的行李已经搬到一号房间去了，先生，布克先生那间。”
“布克先生去哪儿了？”
“他搬到刚挂上的、从雅典来的车厢里去了。”
波洛去找自己的朋友，布克先生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
“没事，没事，这样更方便。你直接去英国，所以最好待在去加来的车厢里。哎呀，我在这儿很好，安静极了，车厢空空的，只有我和一个小个子希腊医生。啊，我的朋友，这个晚上真是……他们说很多年都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但愿我们不会被大雪堵在路上，我跟你说，我可是受不了！”
九点十五分，火车准时驶出车站。过了一会儿，波洛站起来，和朋友道晚安，然后沿过道返回自己新的车厢，在火车前端，挨着餐车。
旅程的第二天，大家的隔阂逐渐打破了。阿巴思诺特上校正站在自己房间门口和麦奎因聊天。
一看到波洛，麦奎因马上停了下来，满脸的惊奇。
“啊，”他大叫，“我以为你下车了！你说你在贝尔格莱德下车的。”
“你误会我啦，”波洛微笑着说，“我记得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火车刚好从斯坦布尔开动。”
“但是，老兄，你的行李，不见了。”
“搬到另一个房间了。”
“哦，我明白了！”
他继续跟阿巴思诺特上校说起话来，而波洛则沿着过道往前走。
离他房间两扇门远的地方，那个美国老女人——哈巴特太太——正站着跟山羊脸太太——瑞典人——说话。她硬塞给后者一本杂志。
“没事儿，拿着吧，亲爱的，”她说，“我还有好多别的可以看呢。唉，感冒可真吓人。”她友好地冲波洛点点头。
“你真是太好了。”瑞典太太说。
“没关系，希望你能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头就不那么疼啦。”
“只是天气太冷了。我去泡杯热茶。”
“你有阿司匹林吗？真有吗？我这里多得是。那好吧，晚安，亲爱的。”
对方离开之后，她转向波洛，开始喋喋不休起来。
“可怜的，是个瑞典人。据我所知，是个传教士之类的人，教学的，是个好人，可不怎么会说英语，她最爱听我跟她讲我女儿了。”
此刻，波洛已经知道到了哈巴特太太女儿的全部情况。火车上每个懂英语的人都知道！她和丈夫在士麦那（注：土耳其西部城市。）一所很大的美国大学里工作，这个哈巴特太太是第一次来东方旅行，她对土耳其人及其草率邋遢的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路况等都有不少看法。
他们旁边的那扇门开了，那个消瘦苍白的男仆走了出来。波洛瞥见房间里面雷切特先生正坐在床沿。看见波洛，他的神情都变了，气得沉下了脸。随后，门关上了。
哈巴特太太把波洛稍稍往旁边拉了一下。
“你知道，我怕死那个男人了。哦，不是那个男仆——是另一个，他的主人。确实是个主人！那个人有问题。我女儿总是说我的直觉很准。‘妈妈的预感准得不得了。’我女儿说的。我对那人有种预感。他住在我隔壁，我可真害怕。昨晚我把行李箱顶在连通门上了。我想我听见他转动门把手了。要知道，如果这男人真是个杀人犯，就像你读过的那种火车大盗，我可一点也不奇怪。我这么说可能很蠢，但事实就是这样。我被那个人吓死了！我女儿说我这次旅行会很愉快，可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么说可能很蠢，但我觉得好像会有事发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么好的小伙子怎么受得了去给他当秘书？我真是不明白。”
阿巴思诺特上校和麦奎因正从过道上向他们走过来。
“来我的房间吧，”麦奎因边走边说，“今晚我们还没聊够，我想弄明白你们关于印度的政策是——”
两个人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进了麦奎因的房间。
哈巴特太太向波洛道了晚安。“我想我要上床看书睡觉了。”她说，“晚安。”
“晚安，太太。”
波洛走进自己的房间，就是雷切特前面的一间。他脱了衣服上了床，看了大约半个钟头的书就关灯了。
几小时后他醒了，被惊醒了。他知道是什么惊醒了自己——一声很响的呻吟，差不多可以说是叫喊了，近在咫尺。与此同时，电铃骤然叮当大响。
波洛下床扭亮了灯。他意识到火车停了——可能是到站了。
喊叫声吓了他一跳。他记得隔壁房间住的是雷切特。他下床打开门，正巧列车员匆匆从过道走来，敲了敲雷切特的门。波洛把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向外观察着。列车员再次敲了敲门。铃声响了起来，指示灯显示是远处的另外一个门。列车员扭过头看了一眼。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大喊：“没事，我按错铃了。（注：原文为法语。）”
“好的，先生。”列车员又快步跑去敲刚才亮灯的那扇门。
波洛回到床上，放心地关了灯。他看了一眼手表，正好差二十三分一点。
第五章 罪行
波洛觉得一时之间难以入睡。首先是没有了火车的晃动。如果外面是个车站，也实在太安静了。相比之下，火车里的声音倒是异常响亮。他能听见雷切特在隔壁的动静——走动声、按水龙头的咔嗒声、自来水流动的声音、水溅出来的声音，然后水龙头又咔嗒一声关上了。外面过道上的脚步声，有人趿着卧室的拖鞋走了过去。
赫尔克里·波洛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外面的车站怎么这么安静？他喉咙发干——忘记要一瓶矿泉水了。他又看了看手表。才一点十五分。他想按铃向列车员要一瓶矿泉水，手指刚要伸向电铃，但又停下了。在寂静中，他听见“叮”的一声。列车员不可能同时照顾到每个铃声。
叮……叮……叮……
铃声响了又响。列车员在哪儿？有人不耐烦了。
叮……
无论是谁，仍在固执地按着按钮。
突然，过道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列车员来了，敲了敲波洛房间不远处的门。
然后传来了说话声——列车员的声音，恭敬而抱歉。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一再坚持且喋喋不休。
哈巴特太太！
波洛暗自发笑。
这场口角——如果是的话——持续了一阵子，哈巴特太太和列车员的说话比例是九比一！最终，事情似乎是解决了。波洛清楚地听见“晚安，太太”，还有关门声。
他的手指按了按电铃。
列车员立刻出现了。满头大汗又闷闷不乐。
“请帮我拿瓶矿泉水吧。”
“好的，先生。”大概是因为波洛冲他眨了眨眼睛，列车员诉起委屈来，“那个美国老太太——”
“怎么了？”
他擦了擦额头。“您想想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她坚持说——死活坚持——她房间里有个男人！您想想，先生，这么小的地方，”他用手比画了一圈，“他能藏在哪儿？我跟她争辩了一下，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可她还是坚持说，她醒了发现有个男人在那儿。于是我问，那个男人怎么能出去后还能把门闩上。可她就是听不进去，好像还嫌我们不够麻烦是的，这大雪——”
“大雪？”
“是啊，先生，您没注意到吗？火车停了。我们困在雪堆里了，天知道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多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待了七天。”
“我们这会儿在哪儿？”
“在温科夫齐（注：南斯拉夫城市。）和布罗德（注：俄罗斯城市。）之间。”
“唉，唉。”波洛苦恼地说。
列车员退了出去，回来时带来了矿泉水。
“晚安，先生。”
波洛喝了一杯水，好让自己安静地睡着。
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又被惊醒了。这一次，好像是什么重的东西砰的一声撞在了他的门上。
他跳起来打开门向外看，什么也没看到。可是在右边，离他有段距离的过道上，有个裹着一件猩红色和服式睡衣的女人走开了。在另一端，列车员坐在小椅子上，正在一大张纸上填写什么。周围都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肯定是发神经了。”波洛说着又回到了床上。这次他一觉睡到了早上。
醒来时火车仍然停滞不前。他拉开窗帘向外看，只见火车周围堆满了厚厚的积雪。
他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九点多了。
九点四十五分，他和平时一样一身整洁而时髦的打扮，向餐车走去，里面一片唉声叹气。
旅客们之前可能存在的任何隔阂已经完全打破了，所有人被一个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了一起。哈巴特太太正在高声吵闹着。
“我女儿还说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方式，坐上火车就直接到帕鲁斯了。现在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困上好几天，”她哀叹道，“而且我的船后天就要开了，我还能赶上吗？我甚至都不能打个电报去退票！我气得都不想再说这个了！”
那个意大利人说他在米兰还有要紧的事。大块头美国人说“真是太糟糕了，太太”，还安慰性地说火车还是有希望把时间补上的。
“我姐姐，还有她的孩子们都在等着我，”瑞典太太抽泣着说，“我也没办法通知他们，他们会怎么想啊？肯定会认为我出事了。”
“我们要在这儿待多久？”玛丽·德贝纳姆问，“没人知道吗？”
声音里有种不耐烦。但波洛注意到，托罗斯快车停车检查时她的那种近乎疯狂的焦虑已经消失不见了。
哈巴特太太又说了起来。
“这火车上没人了解情况，也没人想要做点事。只是一群没用的外国人。哼，要是在我们国家，至少有人会想办法做点什么的！”
阿巴思诺特转向波洛，小心谨慎地用带着英国口音的法语说：
“你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吧，先生？你能说一下——”
波洛微笑着纠正他。
“不不，”他用英语说，“我不是。你把我和我的朋友布克先生弄混了。”
“哦，对不起。”
“没关系，这很正常。我现在住在他之前的房间里。”
布克先生不在餐车里。波洛四处看看还有谁不在。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那对匈牙利情侣都不在。还有雷切特和他的仆人，以及那个德国女仆也不在。
瑞典太太擦了擦眼睛。
“我真傻，”她说，“这么不争气地哭鼻子。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这种基督教精神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
“这的确很好，”麦奎因心情烦乱地说，“我们会在这儿待上好几天。”
“这里究竟是哪个国家啊？”哈巴特太太眼泪汪汪地问。
得知这里是南斯拉夫后，她说：“哦，一个巴尔干国家，还能指望什么？”
“你是最有耐心的一个了，小姐。”波洛对德贝纳姆小姐说。
她微微耸了耸肩。
“一个人能做什么？”
“你真像个哲学家，小姐。”
“那意味着一种超然而置身事外的态度。我觉得我的态度更为自私。我已经学会如何不浪费感情了。”
她的回答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因为她甚至都没看他一眼。她的目光越过波洛，停在窗外厚重的积雪上。
“你很坚强，小姐，”波洛礼貌地说，“我觉得你比我们所有人都坚强。”
“哦，不，不，真的。我知道有个人比我坚强得多。”
“这个人是？”
她好像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正在跟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说话，直到今天早上，她也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她礼貌而疏远地笑了。
“呃，比如那个老太太，可能你也注意到她了。一位十分丑陋的老太太，可很有吸引力。她只要举起个小手指头，客气地说一句，全车人都得为她奔走。”
“他们也会服从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波洛说，“但那是因为他是这条线路的董事，而不是性格坚强。”
玛丽·德贝纳姆笑了。
一早上过去了，包括波洛在内的几个人仍然留在餐车里。此刻，集体生活能让人感觉时间好过些。他听到了更多有关哈巴特太太女儿的事，也听到了已经过世的哈巴特先生一辈子的习惯，从早上起床吃谷类早餐，一直到晚上穿着哈巴特太太亲自给他织的睡袜睡觉，等等。
波洛正在听那位瑞典太太混乱地讲述她的传教宗旨时，一位列车员走进餐车，来到他身旁。
“打扰了，先生。”
“什么事？”
“布克先生问您是否愿意劳驾去他那里坐一会儿。”
波洛站起来，向瑞典太太道了歉，然后跟列车员走出餐车。此人不是他自己车厢的列车员，而是个白皙的高个子。
波洛跟着向导穿过自己车厢的过道，来到下一节车厢的过道上。那人敲了敲门，然后站在一旁请波洛进去。
这不是布克先生自己的那个房间，是个二等房——选这间也许是因为它面积更大一些。不过仍然给人以拥挤的感觉。
布克先生坐在对面角落的一个小座位上。对面靠窗的角落里，是一个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正在望着窗外的雪。一个身材高大、穿蓝色制服的男人（列车长），还有波洛自己车厢的列车员，两人站在那儿，几乎堵住了波洛的去路。
“啊，我的好朋友，”布克先生喊道，“进来吧，我们需要你。”
窗边的小个子男人在座位上移了移，波洛才得以从另外两个人中间挤过去，坐到他朋友对面。
布克先生脸上的表情让波洛强烈地感觉到，肯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出什么事了？”他问。
“问得好！首先是这场雪——这次堵塞。现在又——”
他顿住了。列车员发出了压抑的喘息声。
“现在又怎么了？”
“现在又有一个旅客死在卧铺上了——被刺死了。”
布克先生带着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说道。
“一个旅客？哪一个？”
“一个美国人，姓——姓——”他翻查了一下面前的笔记，“雷切特。不错，是姓雷切特吧？”
“是的，先生。”列车员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波洛看看他，对方面如死灰。
“你还是让他坐下吧，”他说，“不然他要晕了。”
列车长挪了挪身子，列车员一屁股跌坐在角落里，把脸埋进手中。
“啊！”波洛说，“事情很严重！”
“确实非常严重。首先，谋杀本身就是最严重的灾难。然而不仅这样，现在情况非同寻常。我们被困在这里，可能会待上几个小时——不是几小时，而是几天！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经过一个国家，几乎都有该国的警察在车上，但是南斯拉夫——没有。你明白了吗？”
“处境确实很艰难。”波洛说。
“还有更糟的。康斯坦汀医生——我忘记介绍了。康斯坦汀医生。波洛先生。”
黑皮肤的小个子男人弯了弯腰，波洛也回了礼。
“康斯坦汀医生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一点钟。”
“在这个问题上很难作精确的判断，”医生说道，“不过我想我能断定死亡时间是在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之间。”
“最后一次看见雷切特先生活着，是什么时间？”
“据说一点二十分的时候他还跟列车员说过话。”布克先生说。
“没错，”波洛说，“我亲耳听见了。这是已知的最后一个消息吗？”
“是的。”
波洛转向医生，医生继续说道：
“雷切特房间的窗户是大敞着的，这不由得让人猜测凶手是从窗户逃走的。但我认为开窗是个假象，任何人跳窗逃走都会在雪地上留下明显的脚印。但是并没有。”
“谋杀是何时被发现的？”波洛问。
“米歇尔！”
列车员站了起来，仍旧是一脸的苍白和恐惧。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这位先生。”布克先生命令道。
他结结巴巴地说：
“这位雷切特先生的仆人今早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动静。后来，就在半小时之前，餐车服务员过来了，想问问先生是否需要吃午饭。这是十一点时的事。”
“我用自己的钥匙给他开了门，可里面还有链条，打不开。没有人应门，里面静静的，很冷——冷极了。窗户是开着的，雪花飘了进来。我想先生也许生病了，便叫来了列车长。我们弄断锁链进屋一看，他——啊，太可怕了！”
他又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
“门是锁上的，里面也有锁链锁着，”波洛沉思着说，“不是自杀吧，嗯？”
希腊医生讥笑道：
“一个人会朝自己身上刺十刀、十二刀甚至十五刀自杀吗？”
波洛睁大了双眼。“太残忍了。”他说。
“是个女人，”列车长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看样子肯定是个女人，只有女人才会那样刺。”
康斯坦汀医生陷入了沉思，脸也皱成一团。
“那得是个强壮的女人，”他说，“我不愿意说复杂的技术性问题——那只会更加混乱——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两刀刺得很用力，把骨头和肌肉上坚硬的韧带都刺穿了。”
“很明显，作案手法很不科学。”波洛说。
“还有更不科学的，”康斯坦汀医生接着说，“这么多刀都是随意乱刺的，有几刀只是划了一下，几乎没什么损伤。看起来就像是有人闭着眼睛，盲目而疯狂地乱刺一气。”
“是个女人，”列车长再次说道，“女人就是这样，生起气来很有力气。”他郑重地点点头，大家不由得怀疑他对此是否深有体会。
“我有件事可供大家参考，”波洛说，“雷切特先生昨天跟我说过话。根据我的理解，他说他处于危险之中。”
“‘干掉他’——这是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对吗？”布克先生问，“那就不是女人了，而是个‘歹徒’或‘持枪歹徒’。”
眼见自己的理论被推翻，列车长一脸痛苦。
“如果是这样，”波洛说，“手法似乎太业余了。”他很专业地反对道。
“火车上有个美国大块头，”布克先生继续推行自己的理论，“一个外表普通、穿着糟糕的家伙，嚼着口香糖，我认为好人不会这么干。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听到他提问的列车员点点头。
“是的，先生，十六号房，但不可能是他，不然我应该能看到他进出房间。”
“也许你没看到，也许。我们稍后再深入探讨。问题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看看波洛。
波洛回看了他一眼。
“好吧，我的朋友，”布克先生说，“你能理解我请你做的事情。我了解你的才干。你来指挥这次调查吧！不，不，别拒绝我。你看，对我们而言这非常严重——我是代表国际客车公司这么说的。等到南斯拉夫警察过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供解决方案，那问题就简单了！不然就会拖延时间，麻烦重重。无辜的人也会被牵连其中，谁知道呢！然而，如果你解开了这个谜题！我们就可以说：‘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件，这就是罪犯！’”
“假如我解不开呢？”
“啊，我的朋友，”布克先生的声音更加积极亲切了，“我知道你的名气，也了解你的做事方式。对你来说，这是个理想的案子。查查所有这些人的背景，发现幕后的真相——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无穷的麻烦。可我不是经常听你说，只需要躺在椅子上思考思考就能破案了吗？那就这么做吧。跟车上的旅客谈一谈，看看尸体，研究一下线索，然后——好啦，我相信你！相信你绝不会乱夸海口的。躺下来思考吧——就像我常听你说的那样，动动你那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你就想出来了！”
他俯身向前，充满深情地看着侦探。
“你的信任打动了我，我的朋友，”波洛颇为激动地说，“就像你说的，这案子并不难。昨天晚上我自己……不过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些。实际上，我对这个案子也很感兴趣。就在半小时之前，我还在想，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将要面对很长一段无聊的时间。而现在——我已经有事可做了。”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布克先生热切地说。
“是的，你就把案子交给我吧。”
“太好了——我们都听你的调配。”
“首先，我想要个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平面图，上面标注着每个人所在的房间。我还要看看他们的护照和车票。”
“米歇尔会给你这些的。”
列车员离开了房间。
“车上还有哪些旅客？”波洛问。
“在这节车厢，只有康斯坦汀医生和我。从布加勒斯特过来的车厢里，只有一位跛脚的老先生。他跟列车员很熟。除此之外就是普通车厢了，但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昨天晚饭之后它们就被锁上了。斯坦布尔－加来车厢前面，就只有餐车了。”
“那么，看起来，”波洛缓缓地说，“我们好像得在斯坦布尔－加来车厢里寻找凶手了，”他转向医生，“我想，你是这个意思吧。”
希腊人点了点头。
“晚上十二点半时，我们冲进了雪堆里。从那以后，没人能离开火车。”
布克先生板着脸说：“凶手就在我们身边——现在还在这列火车上……”
第六章 一个女人
“首先，”波洛说，“我得和那位年轻的麦奎因先生谈谈。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当然。”布克先生说着，转向列车长，“请麦奎因先生过来一下。”
列车长离开了车厢。
列车员带着一沓护照和车票回到房间。布克先生接了过去。
“谢谢你，米歇尔。我想，你最好还是回自己的岗位上去吧。稍后我们会正式听取你的证词。”
“好的，先生。”米歇尔也离开了车厢。
“见过年轻的麦奎因之后，”波洛说，“也许得请医生和我去一趟死者的房间。”
“当然。”
“我们看完那里之后——”
就在这时，列车长带着赫克托·麦奎因回来了。
布克先生站起身。
“这里有点挤，”他愉快地说，“坐我这儿吧，麦奎因先生。波洛先生坐你对面——就是这样。”
他转向列车长。
“把餐车里的人全部都请出去。”他说，“空出来给波洛先生用。你在那里跟旅客谈话可以吧，亲爱的？”
“好的，那里再合适不过了。”波洛同意道。
麦奎因站在那儿，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听不太懂连珠炮似的法语。
“出什么事了？”他吃力地用法语说道，“为什么——”
波洛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示意他坐在角落那儿。他坐了下来，再次问道：
“为什么——”然后他停住了，换成了自己的语言，“车上发生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吗？”
他又看了一圈房间里的人。
波洛点了点头。“没错，出事了。你对这个打击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的主人，雷切特先生，死了。”
麦奎因撅着嘴吹了声口哨。他眼睛一亮，除此以外，他脸上没有任何震惊和痛苦的表情。
“这么说他们还是干掉他了。”他说。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麦奎因先生？”
麦奎因犹豫着。
“你是在假定雷切特先生是被谋杀的吗？”
“不是吗？”这次麦奎因倒是惊讶了，“啊，是的，”他缓缓地说，“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说他只是死在睡梦中吗？啊，这老头很强壮啊——很强壮——”
他停住了，为自己的直言不讳而茫然无措。
“不，不，”波洛说，“你的假设非常正确。雷切特先生是被谋杀的，被刺死的。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肯定这是一起谋杀，而不是——正常死亡。”
麦奎因又犹豫了。
“我得搞清楚，”他说，“你到底是谁？从哪儿来的？”
“我是受国际客车公司委托，”波洛顿了顿，然后补充道，“我是个侦探，叫赫尔克里·波洛。”
他并未得到自己预期的效果。麦奎因只说了句“哦，是吗”，然后就等波洛的下文了。
“你也许听过这个名字。”
“呃，好像有点儿印象，不过我一直以为是个做女装的裁缝。”
赫尔克里·波洛嫌恶地瞅着他。
“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什么不可思议？”
“没什么。我们先说说眼前这件事吧。我要你告诉我，麦奎因先生，你知道的关于死者的一切。你是他的亲戚吗？”
“不，我——以前是——他的秘书。”
“这份工作你做了多久？”
“只有一年多。”
“请告诉我你知道的所有事情。”
“呃，一年多以前我在波斯遇到了雷切特先生——”
波洛打断了他。
“你在那儿做什么？”
“我从纽约到那儿调查石油特许权。我想你也不愿意听我说这方面的详情吧。我和我的朋友们处境很糟。雷切特先生也在同一家旅馆，刚刚跟他的秘书吵了一架，于是他请我做这个工作，我答应了。当时我无所事事，很愿意接受这份现成的高薪工作。”
“从那以后呢？”
“我们到处旅行。雷切特先生想环游世界，可语言不通，于是我更像是个旅游团的导游而不是秘书。生活倒是很愉快。”
“现在跟我详细说说你老板的情况。”
年轻人耸耸肩，面露难色。
“这可不容易说。”
“他全名叫什么？”
“塞缪尔·爱德华·雷切特。”
“他是美国公民吗？”
“是。”
“他是美国哪里人？”
“我不知道。”
“好吧，告诉我你知道的。”
“真实的情况是，波洛先生，我什么也不知道！雷切特先生从不谈论自己或者在美国的生活。”
“你觉得他为什么不说？”
“我不知道。我猜他是羞于谈论自己的出身吧。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个结论能令人满意吗？”
“坦白说，不能。”
“他有什么亲人吗？”
“他从没提起过。”
波洛接着问道：
“你总得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吧，麦奎因先生。”
“嗯，是的，确实。首先，我认为雷切特不是他的真名。我觉得他离开美国肯定是为了逃避某些人或事。直到几星期前，我都一直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呢。”
“后来呢？”
“他开始收到一些信件——恐吓信。”
“你见过这些信吗？”
“是的。我负责处理他的信件，第一封信是两个星期前收到的。”
“这些信都销毁了吗？”
“没有，我的文件夹里还有两封——还有一封被雷切特先生愤怒地撕掉了。我要拿来给你吗？”
“那太好了。”
麦奎因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他回来了，在波洛面前放了两张极脏的信纸。
第一封内容如下：
你以为你骗了我们能逍遥法外是吗？绝不可能。我们要干掉你，雷切特，我们一定会干掉你！
没有署名。
波洛只是扬了扬眉毛，未加评论。他拿起了第二封信。
我们会带着你去兜兜风，雷切特，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干掉你——明白吗？
波洛放下了信。
“风格单调！”他说，“比笔迹还差。”
麦奎因盯着他。
“你看不出来，”波洛愉快地说，“对这种事得有眼力的人才行。这些信不是一个人写的，麦奎因先生，是两个或者更多的人写的——每次各写一个单词的一个字母。而且用的还是印刷体，这样鉴别起来就更难了。”他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雷切特先生曾经请我帮助他？”
“请你？”
麦奎因那惊讶的语气明确地告诉波洛，这个年轻人对此事一无所知。
侦探点点头。“是的，他很惶恐。告诉我，他收到第一封信时有什么反应？”
麦奎因迟疑了。
“很难说。他——他——笑着把信放在了一边，很镇静。但，不知怎么，”他微微颤抖了一下，“我总觉得他在这平静之下隐藏了很多情绪。”
波洛点点头，接着问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
“麦奎因先生，你可否诚实地告诉我，你对你的老板有何评价？你喜欢他吗？”
赫克托·麦奎因想了一会儿。
“不，”他终于回答道，“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
“我说不清，虽然他一直对人很和气，”他顿了顿又说，“但是说实话，波洛先生，我既不喜欢也不信任他。我敢肯定，他是个残忍而危险的人。虽然我得承认我并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个观点。”
“谢谢你，麦奎因先生。还有个问题：你最后见到活着的雷切特先生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昨天晚上……”他考虑了一下，“应该说是十点钟。我去他房间记一些备忘的事情。”
“关于什么的？”
“他在波斯买的一些瓷砖和古式陶器。收到时发现货不对版。双方已经通信纠缠很久了。”
“那是你最后一次见雷切特先生活着的时间吗？”
“是，应该是。”
“你知道雷切特先生收到最后一封恐吓信是什么时候吗？”
“我们离开君士坦丁堡的那天早上。”
“我还要问你个问题，麦奎因先生。你跟你的老板相处得好吗？”
年轻人忽然两眼放光。
“这下我肯定要起鸡皮疙瘩了。借用一本畅销书上的话，‘你抓不住我的把柄’。雷切特和我相处得不错。”
“麦奎因先生，可否告诉我你的全名和你在美国的住址？”
麦奎因说了自己的全名，赫克托·威拉德·麦奎因，并给了他纽约的地址。
波洛靠回靠垫上。
“先谈到这儿吧，麦奎因先生，”他说，“如果你能对雷切特先生的死讯暂时保密，我将不胜感激。”
“他的仆人，马斯特曼，肯定会知道的。”
“没准他已经知道了，”波洛冷冷地说，“如果是这样，请他管住自己的舌头吧。”
“那应该不难，他是个英国人，宣称自己‘不与人交往’。他看不上美国人，更看不上其他国家的人。”
“谢谢你，麦奎因先生。”
美国人离开了车厢。
“怎么样？”布克先生问，“你相信他说的吗，那个年轻人？”
“他看起来倒是诚实坦率，并没有因为自己可能会有重大嫌疑而假装对自己的老板有好感。他说雷切特先生并没有将曾经找过我但是请求被拒的事告诉他，这应该是真的，不过我不认为这情况有什么可疑。我认为雷切特先生是那种在任何场合都守口如瓶的人。”
“那么你认为在这场谋杀中，至少有一个人是清白的了。”布克先生快活地说。
波洛责备地看了他一眼。
“我嘛，不到最后一分钟，每个人都有嫌疑。”他说，“不过我得承认，我并不觉得这个清醒而冷静的麦奎因会失去理智，朝受害人刺上十二或十四刀。这不符合他的心理——完全不符。”
“没错，”布克先生沉思着说，“只有怀着近乎疯狂的仇恨的人才干得出来——具有那种拉丁风格的人。否则，就像我们列车长所说——是个女人。”
第七章 尸体
波洛跟着康斯坦汀医生来到隔壁车厢被害人的房间里。列车员用自己的钥匙给他们打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波洛转向同伴问道：
“这间房被弄乱过吗？”
“什么也没动过。我验尸时十分小心，没有挪动过尸体。”
波洛点点头，环视四周。
他第一感觉是很冷。窗户被推开，窗帘也拉上去了。
“呵。”波洛打了个冷战。
医生颇有同感地笑了。
“我不想关窗。”他说。
波洛仔细地检查了窗户。
“你说得对，”他宣称，“没人从这里离开车厢。也许打开窗户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大雪破坏了凶手的计划。”
他仔细检查了窗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朝窗框上吹了一点儿粉末。
“完全没有指纹，”他说，“这说明窗框被擦过了。就算有指纹也没什么用，可能是雷切特先生或者他的仆人，或者列车员留下的。现在的罪犯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既然如此，”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还是关上窗户吧。这里已经变成冷库了！”
说完他就关上了窗，然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卧铺上一动不动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被解开了，敞开的衣襟被翻到了背后。
“你知道的，我得检查伤口的性质。”医生解释道。
波洛点点头，俯身在尸体上方观察。终于，他愁眉苦脸地直起腰。
“真是难看死了，”他说，“一定是有人站在这儿，刺了一刀又一刀。究竟有几处伤口？”
“我算的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只是划破了点皮。但是，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
医生的语气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眼神犀利地盯着他。小个子希腊人站在那里，瞪着尸体，困惑地皱着眉头。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古怪，对吗？”他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想不通？”
“你说得对。”对方承认道。
“是什么？”
“你看这两处刀伤——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着，“很深。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断了——但是刀口的边缘没有裂开。血流得比正常情况下要少。”
“这说明什么？”
“人已经死了——死了没多久——在刺这几刀的时候。可这确实太荒谬了。”
“看来是这样，”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以为自己没有圆满完成任务，于是又回来确定一下，但这显然很荒谬！还有吗？”
“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看这儿的这个伤口——在右臂下面——靠近右肩膀。用我的钢笔试一下。你能这么刺一刀吗？”
波洛举起一只手。
“没错，”他说，“我明白了。用右手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那人得反着刺，但如果这一刀是左手刺的呢——”
“完全正确，波洛先生。这一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左手刺的。”
“所以我们的凶手是个左撇子？不，情况还要更为复杂，是吗？”
“你说对了，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右手刺的。”
“两个人。我们又说回两个人了。”侦探嘟囔着，忽然又问道，“那时候灯是亮着的吗？”
“这很难说。你知道，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列车员就会把灯关掉。”
“开关会告诉我们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和床头灯的开关，两者都是关着的。
“好吧，”他沉思着说，“我们假设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第一个凶手刺了被害人，然后关掉灯，离开房间。第二个凶手摸黑进来，没有看见他或者她的任务已然完成，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两刀。你怎么想？”
“真了不起。”小个子医生热诚地说。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很高兴。可我听着像胡说。”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这正是我问自己的。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么？如果有两个凶手，会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想也许有。就像我说过的，有些刀伤说明了凶手的一个弱点——缺乏力量或者信心不足。没有力量，只是划了几下。但是这儿的一刀，还有这儿的一刀，”他又指着说道，“这些刀伤需要很大的力气，把肌肉都刺穿了。”
“在你看来，是不是个男人刺的？”
“几乎可以确定。”
“不可能是个女人？”
“一个年轻有力的女运动员可能会刺这几刀，尤其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
对方急切地问：“你明白我的想法了吗？”
“完全明白，”波洛说，“事情变得清晰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他很软弱无力；是个女人；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是个左撇子。啊哈，真是有意思！”他突然生气地说：“那被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干吗？他大叫了吗？挣扎了吗？自卫了没有？”
他把手伸进枕头下面，抽出一把自动手枪，前一天雷切特给他看过。
“你看，子弹还是满膛的。”他说。
他们四处看了看。雷切特白天的衣服挂在墙壁的衣钩上。盥洗台上放着各种东西：一只玻璃杯里浸泡着假牙；还有一个空杯子；一瓶矿泉水；一只大的长颈瓶；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个雪茄烟烟蒂以及一些烧焦的碎片；还有两根燃过的火柴梗。
医生拿起空玻璃杯，闻了闻。
“可以解释受害人被害时为何没有反应了。”他平静地说道。
“被下药了？”
“是的。”
波洛点点头。他捡起两根火柴梗，仔细检查了一番。
“你有线索了？”小个子医生急切地问道。
“这两根火柴的形状不一样，”波洛说，“这根比那根扁，你看到了吗？”
“这是火车上的那种，”医生说，“纸盒装的。”
波洛在雷切特的衣服口袋里逐个摸索着，不一会儿，他掏出了一盒火柴，跟那两根燃烧过的作了仔细的对比。
“圆一点的是雷切特擦过的，”他说，“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扁一点的。”
但是进一步搜索之后，没有看到其他火柴。
波洛的眼睛在房间里四处打量，就像鸟儿的眼睛一样闪着锐利的精光，好像什么也逃出不它们的搜寻。
他轻呼一声，弯下腰，在地板上捡起了一个东西。
是块小小的方形薄棉布，很精致，边角处绣着一个首字母——H。
“一块女人的手帕，”医生说，“我们的朋友列车长说得对，有个女人牵涉其中。”
“而且落下一块手帕也最为轻而易举。”波洛说，“真像书里写的、电影里演的——而且对我们而言，事情更简单了，上面还标着一个首字母呢。”
“我们的运气真好！”医生大叫。
“可不是吗？”波洛说。
他的语气让医生有些意外，可还没来得及问，波洛又朝地板上弯下腰去了。
这一次，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试探性地问。
“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通条，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条线索。”
“哦，肯定是。而且又是很恰当地留了下来。你注意看，这次，是条男性线索。不能抱怨这案子没有线索了，线索已经很丰富了。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凶器的？”
“没找到凶器，肯定是凶手带走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正在小心地翻看着死者的睡衣口袋。
“我忽略了这个，”他说，“我解开上衣之后就把它翻到后面去了。”
他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壳瘪得厉害，时针指向一点一刻。
“你看到没？”康斯坦汀热切地大叫，“这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跟我的推断一样。我说的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可能是一点钟，虽然这种事情很难精确判断。好啦，这就是证据。一点一刻。这就是作案时间。”
“有可能，是的，当然有可能。”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请原谅，波洛先生，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波洛说，“完全不清楚。而且，就像你感到的那样，我很苦恼。”
他叹口气，弯腰仔细检查小桌子上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现在需要一个老式的女士帽盒。”
这句奇怪的话让康斯坦汀医生一头雾水。总之，波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他打开门，来到过道上叫列车员。
那人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多少个女人？”
列车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一、二、三……六个，先生。一位美国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轻的英国小姐，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想了想。
“她们都有帽盒，是吗？”
“是的，先生。”
“那给我拿来吧——让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位女仆的。我就要这两个。你跟她们说，这是海关例行检查什么的，随便你怎么说。”
“好的，先生。这会儿她们都不在自己的房间。”
“那就快点。”
列车员离开了，回来时拿着两个帽盒。波洛打开女仆的那个，看了看就扔在一旁。然后他打开瑞典太太的那个，满意地叫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揭开下面垫帽子用的圆形铁丝网。
“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大约十五年前，帽盒就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用帽针把帽子串在凸起来的铁丝网上。”
他边说边熟练地取下两圈铁丝，然后重新装好了帽盒，告诉列车员物归原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他转向同伴。
“我亲爱的医生，你看，我不是一个遵循专业程序的人，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指纹或烟灰。但在这个案子中我需要一点科学的帮助。这房间里充满了线索，但是我能确定这些线索真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那好，举个例子——我们发现了一块女人的手帕。那就一定是个女人掉的吗？会不会是个男人，在作案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得弄得像个女人做的。我要给我的敌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几刀，有几刀要软弱无力，无关痛痒。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杀了他，会不会故意扔下一根烟斗通条，好让人看着像个男人干的？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分别作案，而且每个人都粗心大意地丢下了能识别他们身份的线索？巧合太多了！”
“可是帽盒有什么用呢？”医生仍然困惑地问道。
“啊，我正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这些线索——金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这手帕、烟斗通条——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故意伪造的。我还无法告诉你。但这儿有个线索——虽然我可能错了——我认为不是伪造的。我指的是这根扁的火柴，医生。我认为这根火柴是凶手用过的，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用来烧掉某种会暴露罪行的文件。也许是本笔记。若真如此，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个错误，某个疏忽，可能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我正在设法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带回一个小酒精炉和一把烫发钳。
“我平时用来烫胡子的。”他指着后者说。
医生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波洛把两圈凸起的铁丝网捋平，然后非常小心地把烧焦的纸片放在其中一个上，再把另外一个盖在上面，用钳子把两圈铁丝网钳在一块儿，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
“这只是个临时替代品，”他扭过头说，“但愿能达到目的。”
医生很专心地看着整个过程。铁丝开始发红，忽然，他看到几个隐约的字，火让这些字母慢慢变成了单词。
这是一个很小的纸片，只显示出了几个和另一个字的一部分。
记（得）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尖叫一声。
“它告诉你什么了吗？”医生问道。
波洛两眼发光，小心翼翼地放下钳子。
“是的，”他说，“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了。”
“他叫什么名字？”
“卡塞蒂。”
“卡塞蒂？”医生拧着眉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好几年前，我记不得……这是个美国的案子，对吗？”
“是的，”波洛说，“美国的一个案子。”
除了这些，他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他环视四周，接着说：
“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确认一下这里该看的是否都看过了。”
他迅速而熟练地又检查了一遍死者的衣服口袋，但是没找到让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试着打开通往隔壁房间的连通门，但是门从另一边闩上了。
“有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汀医生说，“如果凶手没有从窗户里逃跑，如果这扇连通门从另一面闩上了，如果通向过道的门不仅从里面锁上了，而且还扣上了链条，那么凶手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这也是观众说的，当一个人被捆住手脚关进箱子里——不见了之后。”
“你是说？”
“我的意思是，”波洛解释道，“如果凶手有意让我们相信他是从窗口逃跑的，他自然会让另外两个出口看上去不可能出得去。就像箱子里‘消失的人’一样，这是个骗局。我们的工作就是揭穿骗局。”
他把连通门在另外一边锁上了。“以防万一，”他说，“那位优秀的哈巴特太太头脑一热，打算收集第一手犯罪资料，写信给她女儿。”
他再次环顾四周。
“我想，这儿没事可做了。我们去找布克先生。”
第八章 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他们发现布克先生刚吃完一客煎蛋卷。
“我想最好立刻在餐车里供应午饭，”他说，“之后把餐车清理好，波洛先生就能在那里询问旅客了。同时，我得让他们给我们三个送点儿吃的来。”
“好主意。”波洛说。
三个人都不饿，所以很快就吃完了。喝咖啡的时候，布克先生才提到了那个他们满脑子都在琢磨的话题。
“怎么样了？”他问道。
“很不错。我已经发现被害人的身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非得离开美国。”
“他是谁？”
“你记得读过关于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的报道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卡塞蒂。”
“我想起来了。令人震惊的事件——虽然我记不清细节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获得过十字勋章。他是半个美国人，他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W.K.范德霍特的女儿。他娶了当时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琳达·阿登的女儿。之后一家定居美国，有了一个孩子——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孩。她三岁时被绑架了，绑匪索要的赎金数额巨大。我现在不想啰唆地讲述后来复杂烦琐的细节，让你觉得烦。我要说的是，这对夫妇交付了多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之后，发现了孩子的尸体，至少已经死了两个星期。这事在社会上激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更糟的还在后面。阿姆斯特朗太太当时正怀着孕，由于受到这个巨大的刺激，她早产生下一个死胎，之后自己也撒手人寰。她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天哪，太悲惨了！我想起来了，”布克先生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个人死了是吗？”
“是的，还有个不幸的法国或者瑞士保姆。警方认定她知道绑架的情况，完全无视她歇斯底里的否认。最后，绝望之中的姑娘开窗跳下去，死了。事后证实，她绝对清白，跟这起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想起来就不舒服。”布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卡塞蒂作为绑架团伙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也犯过几次这样的案子。如果发觉被警察盯上了，他们就撕票，把尸体藏起来，在案发之前尽可能勒索更多钱财。”
“现在，我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卡塞蒂就是这个人！依靠他积累起来的巨大钱财，以及手头掌握了很多人的秘密，钻了法律的漏洞，竟然逃脱了。如果不是他狡猾，溜之大吉，早就被民众处以私刑了。我现在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改名换姓离开了美国，从此成了一个悠闲的绅士，靠着利息在国外旅行。”
“啊！真是个畜生！”布克先生的语气里透出发自内心的厌恶，“他死了一点也不可惜，一点也不！”
“我同意。”
“但是，他不应该在东方快车上被杀，还有别的地方啊。”
波洛微微一笑。他理解布克先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
“我们现在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他说，“这起谋杀，是卡塞蒂以前出卖过的对头干的，还是私人的报复行为。”
他解释了在烧焦的纸片上发现的几个字。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信是凶手烧的。为什么？因为它提到了‘阿姆斯特朗’这个姓氏，这是这个谜团的线索。”
“阿姆斯特朗家还有什么人活着吗？”
“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我当时读过报道，阿姆斯特朗太太还有个妹妹。”
波洛继续讲述跟康斯坦汀大夫共同调查的结果。提到那只坏了的金表时，布克先生面露喜色。
“看起来这精确地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
“是的，”波洛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的语调中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这使得其他两个人都惊奇地看着他。
“你说在差二十分一点的时候，你亲耳听见雷切特和列车员说过话？”
波洛复述了一遍发生过的事。
“那，”布克先生说，“这至少证明卡塞蒂——我还是继续叫他雷切特吧——在差二十分钟一点的时候的确还活着。”
“准确地说，是差二十三分一点。”
“那么正式的说法，是十二点三十七分，雷切特先生还活着。至少这是一个事实。”
波洛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那儿沉思地看着前方。
此时敲门声响起，餐车服务员走了进来。
“现在餐车已经空了，先生。”他说。
“我们去那儿吧。”布克先生说着站起身。
“我能一起去吗？”康斯坦汀问道。
“当然了，我亲爱的大夫。除非波洛先生反对？”
“当然不，当然不。”
一番客气的“你先请”“不，你先请”之后，他们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