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重在践行

法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一些城市如苏州已走在中国社会文明建设的前列。然而，在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实施和经济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社会文明，是中国社会和各级领导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讲，面临的任务很多，但优化法治环境无疑是提升社会环境、推进转型发展、增强综合竞争力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战略意义。法治城市，不仅在于完善法制基础，提升从政府到全民的法制意识，更重在践行。依据我的有限观察和体验，以苏州为例，以下几点非常关键。

1．有法必依，执法到位，逐步消除闹文化

当前法治建设的一大障碍是很多法律得不到严肃执行，很多部门还习惯于以政或以权代法，许多案件通过闹得到政府关注，进而胁迫政府通过非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从而形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威严，执法部门应把“有法必依、执法到位”作为建设法治城市和法制社会的首要任务。当然，与此同时，还须不断提高执法队伍的水平，保证执法的质量和智慧，提升法律的尊严。

2．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包括补充法律漏洞，以及去除或废止恶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使得法律漏洞和法理滞后等现象普遍存在，亟待完善。如不恰当定义和强调弱势群体，会导致法律面前无法人人平等，进而会纵容违法，汽车碰瓷频发即一例；又如法律和社会保证体系衔接不系统，会导致车祸后不是救治而是致其死亡的恶行；等等。另外，立法机构还应管理好立法的权力，防止和监督有关部门利用立法保护其利益。

3．增加执法透明度，提升法治文化

通过公开审理、利用信息化工具发布法律案件等手段，增强立法部门、执法部门、政府和社会公众心中“有法、尊法和遵法”的意识；通过宣传和教育，培育和强化社会公众通过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习惯；通过加强律师队伍建设，让社会逐步形成有事找律师、找法院而不是找政府的风气。

4．积极建设便民的执法体系，引导和便利公民走进法律

长期以来，因“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腐败、执法过程的困难和高成本、“染上法律的事不是好事”的潜意识，使得中国人遇事找关系、找政府而不是找法律。法制文明的建设必须坚决防止法律腐败，简化没必要的程序，大大降低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问题的成本，从而让人们乐于走进法律，而不是寻求关系和非法地闹事。例如，建立社区法院，简便执法过程，让市民很容易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

5．处理好法和权的关系，确立法律在社会秩序维护中的权威性

长期以来，因为权大于法或干预法，老百姓、社会甚或各级政府官员在处理有关纠纷或事件时，更喜欢通过权力干预而非法律程序，乐于寻求上级领导的关注或批示。真正的法治文明，一方面需要处理好法和权的关系，划清二者的界限，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坚决杜绝权力对执法过程的非法干预；另一方面需要逐步改变社会处理事务的“情、理、法”顺序，应逐步过渡为“法、理、情”逻辑，鼓励人们采用法律处理矛盾和纠纷，而不是依靠权力、关系和“老娘舅”。

6．增加社会透明，强化社会监督

发达的网络和通信技术已经形成公民社会的技术基础，社会公共事务的开展还须进一步完善法制基础和有效的运行机制。公开、透明是这种机制和法治的根本，法治城市或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增加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的透明度，扩大法律案件审理的公开面，让社会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久而久之，法治文明就会孕育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