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新自由主义思想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核心经济理论是倡导自由市场，以提高个人自由度、实现社会有限资源的最佳配置。在教育上，对于从19世纪40年代后迅速发展的公立教育，他认为“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金钱，而且导致了比自愿合作继续起较大作用所能产生的教育制度远为落后的制度”。

1．弗里德曼的“凭单计划”

美国的教育国有化，实质是家长通过纳税间接向学校交费。到了19世纪70年代，公立教育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公立教育被认为得了“社会集权过度症”，由于资金由政府直接拨款，学校间缺少竞争，教师也没有就业危机，从而教学质量下降。而如果进入私立学校，家长就得“双重交费”，于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选择自由权。基于对当时现状的不满，米尔顿·弗里德曼（1955）提出了“凭单计划”的改革方案。该计划被称为“一种既能保证父母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又能保持现有的财政来源的简单、可行的方法”。

该方案中，政府将投入教育的钱以凭单的形式发放到家长手中，凭单的面额等于平均税款。家长可以在任何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学校使用凭单，也允许添增金额，但教育凭单只能用于支付学费。另外，政府不再向学校拨款，学校通过收取凭单获得办学资金。凭单计划迫使公立学校自筹资金而促使了公立学校间及其与私立学校的竞争，而家长可以在不同学校间选择那些最适合的学校，自由选择权的扩大满足了他们多样化的需求。

在高等教育中，虽然不存在强制入学问题，但是政府对公立院校的补贴使得它们的价格相对低廉，而私立大学则多存在财政问题。凭单这种补贴人而不是补贴学校的做法，不仅能起到严格控制补贴的作用，还能消除要求政府直接资助私立高等院校的压力。另外，针对政府利用穷人的纳税为富人子弟支付学费的不平等现象，他提出了一项通过政府机构的“资本投资式”的贷款资助计划。该机构对符合最低质量标准的个人提供资助，并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情况来确定偿还条件。这种偿债基金实际上是使入学者负担了全部学费，从而在实现个人自由选择的同时也保证了社会公平。

凭单计划是一种定向于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它的内在机制就是通过促进教育选择和教育竞争而实现优化，体现了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但是弗里德曼的方案中由于允许家长为学费添加现金被认为会加剧社会不公平而常受到批评，于是英国经济学家艾伦·皮考克（Alan Peacock）和杰克·魏茨曼（Jack Wiseman）（1964）对其进行改进，提出了“与收入联系的市场模型”。为了避免学费超过教育券面值过高而影响到学生的入学机会，他们建议教育券计划与所得税相联系。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所纳税较多从而形成转移支付，能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面值更高的教育券，从而在以自由择校为中心的基础上促进了公平。

2．教育券的施行

到了20世纪60年代，教育券开始作为一项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在实际中有所涉及。美国教育机会办公室（OEO）就曾于1969年委托社会学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设计一项教育券实验，20世纪7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也曾展开一场为建立家庭选择或者教育券机制的州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投票，最终都告失败。1990年，美国实施了第一个由公款资助的大范围的教育券计划——《密尔沃基家长择校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教育券问题随着约翰·乔布（John Chubb）和泰利·莫（Terry Moe）（1990）的《政治、市场和美国的学校》一书再次掀起高潮。虽然这种方式在实际中常受到公共选择而非市场选择的限制，但它的提出仍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对我国来说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在我国国内，2001年浙江省兴县为了扶助民办的湖州清泉武术学校，用公费出资向教育对象发放“教育券”，开启了我国教育券的发展先河。然而在我国，教育券更多地用于扶持弱势学校，由于面额和占学校经费的比例较小，对强势学校的质量提高和家长的选择影响并不大，因此，我国的教育券很大程度上饰演了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工具的角色。

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的想法很早就存在，但一直未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对当时公立学校质量和效率的低下及公立学校扩展后资源不足的状况表示极度不满，使得教育市场化又成为讨论的热点。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各国政府教育经费的减少，政府开始寻找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保证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方法。于是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理念逐渐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