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研究目的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法律和实际管辖方面看，中国都享有对台湾的绝对主权。台湾地位早经确定，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澎湖列岛。为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失地，中国人民从没有放弃努力。等待时机成熟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责任。

为了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奋不顾身，在台湾岛内长期抗争，沿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维系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台籍志士奔赴祖国大陆，从事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呼吁祖国人民关注台湾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纷纷要求收复台湾。1943年12月初，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4年，国民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下简称“台调会”），筹划收复台湾的大政方针。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次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9月2日，日本在向各同盟国投降而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中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

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最终收复台湾。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

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总督府的土地、财产、公营企业、军事设施等，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台胞的中国国籍，强制推行国语国文，铲除日本殖民色彩，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承接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蒋介石集团败退台岛。美国为了维护其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阴谋干涉中国内政。

1951年9月8日，在没有海峡两岸中国人参加的情况下，美、英等48国代表在旧金山签署《对日和约》，载明“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依据和要求”，但是未明确其归属，制造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关系到维护台湾作为全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十多年来，台湾岛内有一些学者竭力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为台湾脱离全中国版图制造历史依据与法律依据；因此，加深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揭示台湾回归祖国的历程，驳斥“台独”谬论，是历史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研究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不仅具有严谨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二 研究现状

1．台湾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即开始宣传收复台湾的经过，颂扬国民政府及台调会在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经国共内战，国民党在中国大陆遭到惨败，1949年退据台湾。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军事介入台湾海峡，国共隔海对峙。台湾成为国民党政权“生聚教训、反攻大陆”的基地。自1950年至1980年代后期，蒋氏父子推行白色恐怖，对涉及中国共产党、左翼活动的资料、书籍一律加以查封，鼓吹“反攻大陆”，建构“反共复国”的历史观，宣传国民党光复台湾的事功，来论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台湾光复与二二八事件前后相连，若深入研究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必然牵涉到二二八事件。直接从事收复台湾的陈仪因“匪谍罪”被枪毙，台湾革命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如谢南光回到大陆，参加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回到台湾，因“匪谍罪”相继被枪毙。因此，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大力宣传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每年纪念台湾光复节；另一方面严禁提及二二八事件，对台调会、陈仪、谢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讳莫如深。基于现实政治的禁忌与“反共复国”的考虑，在台湾岛内，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难以真正展开。

1954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撰《台湾省通志稿》，其中编有《革命志·抗日篇》，书中叙述自《马关条约》割台、台胞武装抗日，至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民主党的反日活动为止，资料丰富翔实。因国民党政权推行“白色恐怖”，鼓吹“反攻大陆”，该书虽以资料汇编为主，却对台湾共产党、李友邦等人的抗日活动只字不提。

经过不断搜集、整理史料，组织史学专才，1974年7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重新编撰《台湾省通志》，共编成146册。为了便于大众阅读，将《台湾省通志》删减，1977年，盛清沂、王诗琅、高树潘编写成《台湾史》一书，关于日据时期台胞的抗日斗争，叙述文化协会、民众党的活动，却对台湾共产党、台湾工农的左翼运动省略；叙述台湾革命同盟会，却不提其领导人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叙述台湾义勇队，却不提其创始人李友邦；叙述收复台湾，主要突出蒋介石的决策作用，至于台调会、陈仪不过是执行者，尽量淡化陈仪的作用，对二二八事件只字不提。该书主要强调国民党与台湾的历史联结，突出孙中山立志收复台湾、蒋介石决策收复台湾的贡献。

1980年，台湾学者陈三井著《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出版。该书取材于《台湾省通志》，介绍了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关系，重点叙述了国民革命与台湾，包括兴中会台湾分会的成立、孙中山三次来台经过、翁俊明与同盟会台湾分会的成立、蒋介石与台湾、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奋斗、台籍志士与台湾光复等，还有国民党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成就。作者主要突出孙中山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及蒋介石收复台湾的事功，对陈仪及台调会的工作避而不谈。作者意在阐述，台湾光复是国家行为，与陈仪个人努力无关，如书中用语：“（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由台湾省行政长官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从此台澎正式重归祖国的怀抱。”

1981年，何应钦将军将所著《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一书再次修订出版。该书概述了台湾光复与八年抗战的关系，包括“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渊源”、“中日甲午战争与台湾”、“台湾英勇抗日的义行”、“光复台湾成为中国全面对日抗战的远因”、“台胞对抗战之贡献”、“开罗会议与台湾光复”、“台湾与大陆相互之关系”等。该书有助于台湾民众了解台湾光复与祖国抗日战争的内在联系，起到了普及抗日知识的作用。

1982年10月，历史学家秦孝仪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论文《先总统蒋公与台湾》，详述了蒋介石“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艰苦历程，包括发表《开罗宣言》、指示成立台调会等活动，推崇蒋介石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贡献。该文属学术论文，却对陈仪只字未提。

1950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在国民党政权的严密控制下，台湾出版的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著作、论文重点宣传国民党与台湾的历史连结，强调台湾是国民党政权收复。由于缺乏新史料，基本沿用了国民党官方出版的史书的观点，并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

当代人写现代史甚至当代史，回忆往事，不免有政治上、人际间的顾忌，难以超脱，对事件、人物的评判受到现实环境的制约，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但这些著作仍有一定的可信度，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多的史料。

台籍志士林忠早年投身抗日复台运动，参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工作。1945年10月，返回故乡台湾，参加接收工作。鉴于当年参加抗日复台工作的老战友渐渐离世，他便着手搜集、整理史料，1983年10月，林忠编著的《台湾光复前后史料概述》出版。该书涉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日据时期台胞抗日概况、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特别介绍了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台调会的工作情况、陈仪在台湾光复中的作用。林忠详述了1945年10月25日，他负责台湾广播电台，转播台湾受降典礼的实况。该书附录了台籍志士小传，如翁俊明、丘念台、黄朝琴、游弥坚、李万居、连震东、刘启光、王民宁、黄国书、谢东闵等人，却没有自己的战友李友邦、宋斐如、谢南光，因为宋斐如、李友邦因“匪谍罪”早已被杀，谢南光“投匪怀抱”，不便提起。该书实为抗日复台运动简史，作者用“史料概述”的书名，来强调该书为史料汇编，不涉及史观及史论，来避开当局的出版检查及责难。在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中，实是一个不小的突破。

1986年，台湾学者吕芳上发表学术论文《蒋中正先生与台湾光复》，探讨了蒋介石在台湾收复中的作用，涉及蒋介石继承孙中山复台志业、立志收复台湾；收复台湾的准备，包括设立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成立台调会、台胞响应蒋介石的复台号召。结论是：“八年抗战台湾光复，不只是蒋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目标之一的达成，实亦即台湾同胞五十一年来‘返本归宗’心愿的实现。”作者使用国民党党史会的资料，有助于加深对蒋介石收复台湾作用的认识。该文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不同于之前关于蒋介石收复台湾的著述多偏重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乏翔实的史料支撑。

1980年代中后期，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蒋经国自知来日无多，被迫开放党禁、报禁。民间力量不断突破国民党当局对台湾史的解释，要求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鼓吹台湾独立的声音浮现。台独的“二二八”史观直接动摇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与二二八事件是前因后果的关系，为了弄清二二八事件真相，就必须加强对收复台湾的研究。

历史学研究涉及到史观、史论，作者选择材料，褒贬史事、人物，作出价值判断，容易造成学术争议，甚至社会对立。而出版史料汇编，属于如实展现某段史实，简单易行，可避免许多争议。当然，即使是没有编者分析、评论的史料汇编，史料的取舍也间接反映了编者的某种政治倾向、学术旨趣。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藏有大量关于收复台湾的史料。为了回应社会大众对台湾光复前后史事的争议，1989年至1990年，国民党党史会将收藏的大量关于收复台湾的史料公开出版，以满足社会大众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推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相继出版的史料汇编有《国父孙先生与台湾》、《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抗战时期收复台湾之重要言论》、《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等。在海内外学者一般难以进入国民党党史会查找资料的情况下，这批史料的出版弥足珍贵，对于广大学者及社会大众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研究帮助甚大。

1990年以来，台湾“国史馆”相继公开出版馆藏的台湾光复初期史料，如《政府接收台湾史料汇编》（上、下册）、《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汇编：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建设》、《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1995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了《抗战与台湾光复史料辑要》。这些史料多是第一次披露，为台湾接收与重建研究的深化创造了条件。

随着台湾政治的民主化、本土化，台湾史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台湾接收与重建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国民党政权降低反共调门，对被杀的“匪谍”及其家人赔礼道歉，予以补偿，对李友邦、宋斐如、谢南光等人不再是一味回避。陈仪的“匪谍”形象被淡化，而被指为二二八事件的罪魁祸首。

台湾学者吕芳上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发表学术论文《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探讨了台胞抗日组织和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事功，以及谢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的作用。1994年，这两篇论文收在李云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五册。具有国民党属性的学者主动研究谢南光、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在台湾光复中的作用，表明台湾学术界有意全面认识收复台湾历史。

体制外力量发起“二二八和平人权运动”，挑战国民党的合法性，二二八事件研究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历史的研究也相应得到推动。仅仅研究二二八事件，不去探讨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背景，很难全面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

围绕对二二八事件背景的研究，1992年，台湾多位学者发表文章，如陈纯莹撰《光复初期台湾警政的接收与重建：以行政长官公署时期为中心的探讨》，颜清梅撰《光复初期台湾米荒问题初探》，吴乃德、陈明通撰《政权转移和精英流动：台湾地方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成》。这些论文收于赖泽涵主编的《台湾光复初期历史》一书。

这些学术专著、论文主要探讨二二八事件的经过，涉及到陈仪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接管的经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度的利弊、台湾公营经济的得失。台湾一些学者将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责任归于陈仪团队，对台湾接收与重建多持否定的态度，进而对陈仪及台调会筹划接管台湾也持负面看法。

台湾学者郑梓著《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台湾现代史研究论集》，于1994年出版。汤熙勇撰《战后初期台湾省政府的成立及人事布局》，于1997年收于黄富三等主编《台湾史研究一百年：回顾与研究》。这些学术专著、论文都对陈仪及台调会做了初步研究，来探讨二二八事件的远因。

1994年，台湾举行“孙中山建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围绕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多位学者发表论文，如侯家驹撰《光复初期台湾经济体系之重建》、蔡相辉撰《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初探》、简笙簧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组织之探讨》、洪桂己撰《从开罗会议到台湾光复》、陈三井撰《台湾光复的序曲——复台准备与接收》。这些论文引用了国民党党史会收藏的大量史料，有助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细化。

关于二二八事件背景的研究集中于政治史。光复初期台湾公营经济与二二八事件有密切的关联。相较于政治史，经济史的敏感度稍低。1992年以来，台湾多位学者展开对光复初期台湾经济的探讨，出版了几部学术专著，如吴若予著《战后台湾公营事业之政经分析》、《二二八事件与公营事业——二二八事件档案专题选辑》，袁颖生著《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刘士永著《光复初期台湾经济政策的检讨》，于宗先、王金利著《台湾通货膨胀（1945—1998）》，翁嘉禧著《二二八事件与台湾经济发展》，涉及陈仪的公营经济政策、专卖局与贸易局、台币的发行与通货膨胀、粮食管控与粮价上涨等。

在加强对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研究的同时，台湾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光复初期台湾思想文化的变迁，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

2003年12月，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举办了“光复初期的台湾”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集中研讨光复初期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涉及光复初期台湾的教育、台北学运（1945—1949）、民主思潮与二二八事件、台湾知识分子的日本观（1945—1949）等，探寻去日本殖民文化的过程中，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5年4月，黄俊杰教授将研讨会的论文以《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为名结集出版。

2005年，台湾学者曾健民出版了学术专著《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8月15日后激动的一百天》，对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社会的反应做了深入探讨，涉及台湾民众庆祝光复、米价暴涨、人事任用等问题，有助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

台湾“国史馆”的欧素瑛研究员长期从事台湾光复初期史料的整理工作，撰写了多篇论文。2006年，她推出学术专著《传承与创新——战后初期台湾大学的再出发（1945—1950）》，以大量丰富的资料，分析光复初期台湾大学的改制与创新，从一个侧面来深化对台湾高等教育变革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为论证其与台湾的历史连结，加强对蒋渭水、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的研究。李友邦“匪谍案”得到平反。台湾出版了一批李友邦的抗日文献资料，学术界加强对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的研究。

2007年，台湾学者王政文著《台湾义勇队：台湾抗日团体在大陆的活动（1937—1945）》出版。该书征引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探讨了台湾义勇队的创立、组织与活动、政治主张、在抗日复台运动中的作用。这部著作言之有据，持之成理，深化了对台湾义勇队的研究。

台湾《“国史馆”学术集刊》、《台湾史研究》等学术刊物相继刊发了多篇关于台湾光复初期的研究文章。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大量史料，来探讨光复初期台湾的接收与重建。

李登辉当政后期，指责国民党政权是“外来政权”，鼓吹应加强对台湾史的认识与研究，从台湾史寻找突破口，建构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台独分子努力为之。2000年5月至2008年5月，陈水扁当政期间，鼓吹台湾分离意识，将台湾与大陆定位为“一边一国”。为了图谋台湾“法理独立”，民进党政权组织一些专家学者，竭力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以“台湾主权地位未定”为口实，要由2300万人民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与命运。这一时段，台湾出版的一些台湾史书籍，否定《开罗宣言》的法律约束力、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2008年5月，代表国民党的马英九上台执政，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在台湾岛内本土意识高涨的大环境下，马英九高调纪念台湾光复，难能可贵。这表明他正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连结。

2．大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继承中华民国的主权和领土。

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对国民党政权收复台湾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强调台湾光复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肯定台湾光复合法性的时候，指出其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作为，而非国民党政权、蒋介石、陈仪的个人努力。在国共隔海对峙、誓不两立的政治氛围下，大陆学术界无法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大陆认为，台湾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因此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0年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说，严正声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当中国政府接受了台湾日军的投降，并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时候，台湾就不仅是在法律上而且亦在事实上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这就是1945年以来关于台湾的现状。因此，战后五年来，从1945年到1950年6月27日止，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台湾不论是在法律上或是事实上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的一部分”。

1954年，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反美、反蒋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195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包括台湾的解放。由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台湾应归还中国。但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卖国政府和它的主子美帝国主义被赶出大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不甘于失败的美帝国主义竟庇护蒋介石残余匪帮在台湾苟延残喘。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同时侵占我国台湾。”

1950年至1979年，大陆一些文史学者为了配合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编写了多本台湾简史，论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台湾的侵略，歌颂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台海两岸军事对峙，国共两党争夺中国的代表权，对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大陆一般采取回避，甚至是负面的看法，一些小册子强调台湾光复是国民党反动派去奴役压迫台湾人民，但对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约束力、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仍是予以高度肯定。因作者并非专职研究台湾史，参考书籍不多，考证不够严密，这类书籍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其对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的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却无法正视蒋介石、陈仪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979年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中共对台政策从“一定要解放台湾”调整为采取和平方式，与国民党政权打交道，来解决台湾问题。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从台湾撤出军队，反美不合时宜。中国大陆高层开始正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统治，对国民党过去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开始有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相关部门开始搜集、整理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加以出版。

自1974年起，陈碧笙先生开始撰写台湾史，于1982年出版学术专著《台湾地方史》，叙述了自古代至台湾光复间的历史。作者专列一章“抗战胜利与台湾复归祖国”：“《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的签署和发表，战后台湾、澎湖的法律地位已经确定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是得到国际公认的。”“（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日方投降代表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领受中国受降主官陈仪的‘第一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接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行使职权。”“台湾、澎湖实际归还祖国，也为当时的盟国政府所公认。”“由上种种，台湾、澎湖实际上已经归还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已得到国际公认，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作者最后指出：“由于1662年郑成功出兵收复台湾，才得以摆脱荷兰统治下的第一次殖民地的命运；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才得而摆脱日本统治下的第二次殖民地的命运。”这样的表述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与二二八事件密切相关。为了解放台湾，大陆有关方面长期宣传“二二八起义”，贬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历史地位。为了实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大陆逐渐淡化对“二二八起义”的宣传，开始纪念台湾光复，为与国民党政权打交道，寻找共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光复四十周年之际，1985年10月25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使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而回归祖国。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员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宣布‘从今日起，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至此，中国正式收回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团结抗战的重大成果。”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光复节的祝愿》，指出：“今天是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纪念日，是台湾人民的节日，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我们向台湾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引用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北举行接受驻台日军投降仪式，日本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兼驻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台北公会堂签署，并向中国政府委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官陈仪呈递了降书。陈仪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和澎湖列岛已重入中国版图，举凡所有人民、土地、政权，均为我中国政府所管辖。’从此，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半个世纪的历史。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

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一次高度评价台湾光复的重大历史意义，并召集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由国家副主席发表讲话，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在前三十多年是不敢想象的。在降低两岸敌意、缓和紧张关系的大背景下，大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渐展开。

1987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单位将关于回忆陈仪的文章加以整理，出版了《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一书，所收文章涉及到陈仪的一生，包括陈仪筹建台调会、接收台湾的经过。这是一部研究陈仪其人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二档馆经过长期整理，于1989年编辑出版了《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这部资料集包括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之筹划、台湾的接收与重建，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档案，为大陆学术界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

1993年，福建省档案馆、厦门市档案馆将馆藏的日据时期闽台交往的史料加以编辑整理，出版了《闽台关系档案资料》。书中收有李友邦等台籍志士抗日复台的史料，弥足珍贵。

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四伏。值台湾光复五十周年之际，1995年10月24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持大会，国务院总理李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五十年前的十月二十五日，祖国的宝岛台湾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今天首都各界隆重纪念台湾光复五十周年，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强调：“根据当时的中国政府参与签署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重置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台湾与祖国大陆迄今尚未统一，但是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中国对台湾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人民的崇高使命——纪念台湾光复五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明严正立场，坚持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纪念规格之高、评价之高，前所未有。他们逐渐意识到，面对台湾岛内分离势力的坐大，高度评价台湾光复对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性。

民进党政权上台后，大搞分裂活动，修改教科书，歪曲甚至否定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对此，中国共产党及大陆学术界予以坚决驳斥，捍卫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

2005年春，连战登陆，国共实现历史性和解。10月2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集会，纪念台湾光复六十周年，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表重要讲话，指出：“1945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中国政府代表在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上向全世界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台湾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成果，是全民族的胜利和骄傲。无数先辈为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建立的历史功勋，永远铭记在全体中华儿女心中。”同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台湾人民抗日史实图片展，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台湾光复专题片。

纵观近三十年来中共举办的三次大规模台湾光复纪念活动，一是规模不断扩大，从1985年的纪念大会到2005年的举办图片展、播放电视专题片、纪念晚会、学术研讨会、人民大会堂纪念活动，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纪念台湾光复的高度重视；二是越来越关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1985年、1995年纪念活动主要由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作简略叙述，2005年贾庆林的讲话则主要论述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重要举措和相关文件，论证深刻，阐述清晰，表明大陆高层有勇气与胸怀正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功绩；三是采取实际行动，推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学术研究的展开，尽管大陆高层一直强调台湾光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国家行为，一般不提及国民党政权、蒋介石、陈仪等人的事功，却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出版大量历史资料，为学术界开展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1987年以来，在两岸关系开始缓和、大陆抗日战争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历史大背景下，借助海峡两岸出版的史料，大陆学术界开始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展开学术探讨。

与台湾学术界类似，198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几位学者围绕二二八事件展开研究，论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邓孔昭发表《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光复初期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制》等，刊于《台湾研究集刊》。陈正卿撰写了《试析台湾“二二八”起义前的四大经济矛盾》，刊于《民国档案》。通过使用光复初期台湾出版的档案资料，这几篇论文开始深化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问题的研究。

1996年，由陈孔立教授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出版。该书简略叙述了台湾光复与接收的经过，指出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至此，被迫割让50年又156天的台湾省，重归于中国主权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恢复了中国国籍”。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体制做了说明，指出陈仪接收台湾举措中的若干错误，亦肯定了一些合理成分，如台币的推行。

同年，左双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论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立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台工作机构，包括台湾革命同盟会、直属台湾党部、台调会的工作，受降接收与台湾光复。该文引用了两岸已经公开的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史料，资料丰富，分析清晰，是一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

孙彩霞在《台湾研究集刊》上发表了《陈仪与台湾》，对陈仪收复台湾的准备、接管与重建台湾，都做了深入分析。1996年，俞歌春、史习培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抗日复台策略论析》，阐述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经过。1997年，郭学旺在《台湾研究》上发表了《开罗会议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准备》，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做了述评。1998年，骆威发表《国民政府台湾调查委员会述论》，对台调会设立背景及经过、具体工作做了初步探讨，对其作用做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大陆第一篇关于台调会的学术论文，有助于全面正确看待台调会。李祖基撰写了《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刊于《台湾研究集刊》。

2000年以来，随着大陆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台湾史研究的深入，学术氛围进一步宽松，借助两岸出版的大量档案史料，一些学者开始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发表了几十篇论文。一些学术机构专门举办了以台湾光复为主旨的学术研讨会，触及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若干细节问题。

大陆一些学者对台湾义勇队的研究较为深入。福建省档案馆藏有大量台湾义勇队的档案。1991年，林真发表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其在福建的活动》，探讨了台湾义勇队创建的经过以及在福建的事功。

1998年，陈在正、陈支平著《李友邦与台胞抗日》一书出版，叙述了李友邦的生平及抗日经历，谈及李友邦创建台湾义勇队的经过。

2003年，楼子芳著《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在台湾出版。该书将台湾义勇队分为三个时期，即筹建时期、前期（驻金华时期）、后期（驻龙岩时期），主要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行动经过。

在汪毅夫教授的推动下，福建省档案馆将馆藏的档案以及搜集到的档案汇编成册，于2007年1月出版了《台湾义勇队档案》，包括“抗战期间福建台胞情况”、“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台胞参加义勇队”、“台湾义勇队的活动”、“台湾义勇队复员返台”，是目前大陆出版的收录最齐全的台湾义勇队档案，为台湾义勇队研究的深入创造了史料条件。

《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现代台湾研究》、《闽台文化交流》等刊物刊登了多篇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论文。

针对陈水扁当局大搞“文化台独”，否定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举措，为了证实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两岸的血脉连结，大陆相关部门耗费巨资，于2007年推出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的《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共300册，影印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台湾光复及光复初期的大量图书、资料、杂志等，对于促进台湾光复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曾经被视为学术禁区的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逐渐得到正确对待。大陆的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正回归学术研究的常态，逐步走向深化与细化。

3．研究现状评析

1988年以来，海峡两岸出版了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收复的档案史料，这为从学术上探讨国民政府收复台湾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在两岸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两岸学术界为了各自的政治目标，展开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基本史实已经弄清楚。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距今近七十年，当事人大多谢世，与现实政治保持了一段时空距离。它不属于当代史，而是属于近现代史。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台湾岛内自主意识的全面上升，基于现实政治立场的差异，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台湾回到中国版图还是游离于中国版图之外。两岸政界、学术界对相同的史料，在解释上仍然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南辕北辙。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存在着一些争议。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广度，一般研究侧重于孙中山的立志复台、蒋介石的决策复台、台调会的准备工作、台湾接收与重建，而忽视了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诸多层面，如1920年代大陆民间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福建省政府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与借鉴、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策略、台湾接管人员的培训、陈仪接管台湾计划的调整等。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深度，一般研究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民政府视角出发，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环境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决定性作用，突出台湾人民在抗日复台中的作用，特别是台湾义勇队的贡献。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是台胞在祖国大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队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主持收复台湾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政权，其决策者蒋介石对台湾问题的认识不可漠视。陈仪及台调会是收复台湾的职能机构，其作用也不可低估。而对于国民政府如何决策收复台湾、准备收复台湾、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若干细节的研究仍然不足。

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的材料使用，一般学者使用两岸出版的大量史料及口述历史。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两岸出版的一些史料存在着省略与隐藏的问题。口述历史因年代久远，当事人选择性回忆，难免有错谬处。对这些史料，必须辨别使用，不能照搬照抄，盲目迷信。在大陆，关于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仍然有待挖掘，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资料，南京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等有关部门保存的陈仪、台调会的档案，散布在各地的当事人、亲历者的档案。民国时期，大陆出版了一批关于台湾的书籍、资料，《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都对收复台湾做了跟踪报道。光复初期，台湾出版的报纸对接收与重建做了深度报道，极具史料价值。

台湾光复迄今近七十年，海峡两岸学术界围绕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研究，从肯定国民党政权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到两岸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议，与两岸冲突起伏相激荡。随着大量档案、论著、论文集的出版，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基本脉络已展现在世人面前，回归正常的学理探讨是大势所趋，从宏观研究走向微观研究，从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证考据。两岸一些学者甘坐冷板凳，努力促成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继续走向深化与细化。

三 研究框架

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属于历史学科的基础实证研究。在取鉴前人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坚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尽量使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加以辨别，根据国家统一理论、国际法、历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把握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全过程，探寻其本质，揭示其真相。不简单重复已有的学术成果，考虑到论著的篇幅，拟就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入探讨。研究框架安排如下。

第一章，探讨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在日据五十年里，台湾人民一直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最初的武装抗日，到文化协会等团体在体制内追求台湾实现地方自治，屡仆屡起，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史上书写了壮烈的篇章。由于台弱日强，仅靠自身的力量，台胞很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

第二章，探讨日据时期海峡两岸的民间交往。祖国大陆人民没有忘记备遭压迫的台湾同胞。孙中山先生曾经赴台，立志“恢复台湾”。1920年代，一批台籍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成立反日组织，从事抗日活动。祖国大陆人民与台湾保持经济上的联系，开展对日据下台湾的调查与研究。南京国民政府在台北设立领事馆，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

第三章，探讨陈仪与福建省政。陈仪在福建省主席任内，组织人力，对日据下台湾展开考察，借鉴台湾发展经济的经验，如台湾总督府的事权统一、专卖制度、农产品的改良、水利建设等，应用于福建建设，探索建立现代省政制度，有失败之处，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探讨国民政府对台方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对日宣战，组织台籍志士，帮助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发起抗日复台运动，反对国际上战后共管台湾的论调。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开罗宣言》，美、英承诺战后台湾归还中国，为中国收复台湾奠定了国际法的依据。

第五章，探讨台调会筹划复台大计。《开罗宣言》发表后，国民政府开始筹划台湾的收复工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台调会就收复台湾进行了艰苦的准备。其主要工作是，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编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训练台湾行政、警察、银行、教育等干部、专业人员，规划未来台湾行政体制及各种机构接管计划。

第六章，探讨台湾光复的进程。收复台湾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坚持支持收复台湾。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为收复台湾献计献策，台籍志士主动请求参加收复台湾的具体工作。一些学者编写了多部关于台湾史地的书籍，普及台湾常识。奉蒋介石之命，陈仪组建收复台湾的团队。1945年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投降，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海峡两岸暌隔五十年，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结构，还是文化认同、价值取向，都有相当大的差异。

第七章，探讨战后台湾接收与政治重建。陈仪建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设施、厂矿企业，遣返日俘日侨，推行民主政治，放开言论。陈仪团队主控了台湾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行政效率低下，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台籍精英参政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建设家乡的积极性。

第八章，探讨光复初期台湾经济。陈仪接收庞大的日产，收归国有、省有，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体系。为避免受到大陆通货膨胀的波及，陈仪发行台币，维持台湾金融自成系统。因恢复厂矿十分困难，财政拮据，陈仪组建专卖局、贸易局，推行统制经济，压抑了台籍民间资本的成长空间，资本家指责陈仪“与民争利”。台湾米糖经济遭到战争重创，粮食短缺，物价上涨较快，城市底层民众生活困难。

第九章，探讨光复初期台湾教育、文化的重建。在文化教育上，陈仪团队强制推行国语国文，普及平等教育、国民教育，发展大学教育，去除日本殖民色彩。台湾的新闻报刊迅速发展，台籍精英关心台湾战后的重建，献计献策。一批大陆的左翼文化人士来到台湾，许寿裳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他们传播国语国文，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这些举措有积极正面的一面，也给台湾人民带来困扰，难以适从。

第十章，探讨战后接收与重建中的官民矛盾及冲突。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滞外台胞返籍，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的隐患。台籍精英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市长直选，还政于民。台湾社会危机加深。陈仪接收与重建台湾的一系列举措有合理的成分，亦有与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相背离的一面，埋下了二二八事件的若干火种。

最后是结论，充分肯定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事功与历史意义，亦指出其中若干缺失及败笔。

笔者史学素养不高，对理论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有限，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偏重实证研究，加上相关史料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因此这部书稿不可能面面俱到，错误与缺失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