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台湾对于像我这样生长于“文革”时代的人来说，有着复杂的感情。从开始记事起，便伴随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成长，依稀知道台湾在很遥远的地方，台风从那里刮起。
那时，大陆传唱着一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词是“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国的台湾遥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响，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海峡两岸军事高度对峙，两岸民众老死不相往来，大陆同胞只能思念海峡东边的骨肉兄弟姐妹。
这首歌曲的歌词几次改编，广泛传唱。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小提琴独奏曲，如泣如诉，我忍不住潸然泪下，宝岛台湾何时才能与大陆团聚？
随着两岸敌意的降低，大陆提出以和平统一来解决台湾问题。邓丽君的美妙歌声一时传遍大街小巷。“我的骨肉兄弟”却很少再有人唱起，它的感伤旋律早已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
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了两年书，我回到家乡清江浦，在一所中学教书。《淮阴日报》辟有文史专栏，我写了几篇关于曾国藩、左宗棠与淮阴的短文，刊于该报。淮阴市政协编写文史资料，约我写一篇短文。翻看几辑《淮阴文史资料》，我大致知晓一点家乡与台湾的渊源。
淮阴（今析为淮安市、宿迁市）位于苏北腹地，明清时期运河经济盛极一时。清江浦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进入海运时代，一落千丈。淮阴与台湾相隔千里，因地缘上的关系，与台湾联系与福建相比不算多，近现代却出了多位与台湾息息相关的人物。
杨泗洪生于晚清，曾投奔淮军，后赴台湾任职。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军民义不臣倭，丘逢甲等人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日强台弱，知事不可为，率先撤离台湾。黑旗军副将杨泗洪指挥镇海中军，协助刘永福，在云林、嘉义一带抗击日军，中炮阵亡。台湾进士许南英组织义民，在台南抵抗日军，渐渐不支。唐景崧、刘永福、许南英等人最后不得不撤返大陆。杨泗洪的尸骨被其亲友辗转运回江苏宿迁老家安葬。为保卫祖国的宝岛，杨泗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杀身成仁。其抗日为自发行为，未得到清政府的抚恤。生益于国家、民族，死却无闻于后。
丘逢甲、许南英回到大陆故土，不忘亡台之恨。丘逢甲给他的儿子取名为丘念台，发誓“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宿迁青年陈颐鼎懔于国家积贫积弱，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四期求学。北伐时三打南昌，任敢死队队长。1937年12月，陈颐鼎率军死守南京中华门，全军死战后，身中数弹的陈颐鼎靠一块小木板，漂过长江。1945年10月，国民党70军副军长陈颐鼎率军自宁波渡海，收复宝岛台湾，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奇耻大辱。
晚年陈颐鼎将军隐居在南京，默默无闻。他很少向外人提及率军收复台湾的事功。1987年8月，我慕名找到南京市洪武路325号，拜访了陈颐鼎将军。近90高龄的陈老，对我这个来自家乡的小青年非常客气，答应为淮阴文史资料撰稿。他的长篇回忆文章不久便刊于《淮阴文史资料》。
年轻人难免好高骛远。几番周折，1991年秋，我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攻台湾近现代史。1994年到广东工作，因不堪岭南潮湿，又于1998年秋，回到南京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业。
在20世纪的中国，台湾光复与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是近现代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壮举。限于复杂的政治因素，与港澳回归大书特书相比，大陆民众却不知道台湾光复的详细经过。
鹤一般高寿的陈颐鼎将军已经西去，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台湾岛。因蒋介石、陈仪、陈颐鼎等人收复台湾，是代表国民党政权，教科书及相关著作只谈中国政府收复台湾，至于具体执行人则一概省略，以致在陈颐鼎的故乡，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许南英返回大陆后，致力于文化教育，教导子女要做埋在泥土里的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许地山一介书生，铭记父亲的教诲，以“落花生”期许，“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埋在泥土里的花生是台湾人民的期许，夹杂着被祖国抛弃的自怨自艾。“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一批批台籍青年回到祖国大陆，投身抗日运动。他们的心声代表了台湾人民的追求方向。
作为中国的固有领土，台湾于1945年10月就回到了祖国怀抱。由于内战，台湾长期与大陆隔海对峙，但不能改变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地位。
1990年代后期，李登辉之流加快“去中国化”的步伐，拼命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脐带。对于台湾前途，大陆学术界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写一部关于台湾光复与重建的书，对于认识台湾具有特殊的作用。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清凉山下建立惜阴书院，取陶侃的名句“大禹圣人，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提醒学子当珍惜光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将其改为江南图书馆。
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往台湾。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等，因数量庞大，无法带走，只得弃置，转存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保存完好。我来到位于龙蟠里的惜阴书院旧址，查找目录，收集资料。深秋时节，书院前两棵高大的银杏树金黄绚烂，想起古人“珍惜光阴”的警训，探寻民国时期前人考察台湾、认识台湾的轨迹，分析陈仪等人筹划收复台湾的得失，研讨光复初期台湾的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及社会冲突。
2010年10月，我赴台湾访学，适逢统派聚会，应邀参加，300余人济济一堂，十多位老人登台唱起《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泪流满面。此情此景，我不禁黯然神伤。在当今台湾，坚决主张台湾与大陆完全统一的民众是越来越少，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年轻人为谋生，即使体认到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统一，也不得不与统派保持一段距离。照此下去，再过十年二十年后，在台湾岛，连唱这首歌曲的人都很难找到。
两岸关系经热政冷，大陆领导人逐渐体认到，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尤为迫切。2011年春，温家宝总理对台湾记者说：“我们是同胞，骨肉之亲，析而不殊。”语出《汉书》之《武五子传》，原文为：“其明年春，乃下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亲，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兄弟之间，情同骨肉，古人尚且如此宽怀大度，今人更应超越才是。
回首台湾被割让与回归祖国的历史，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有助于拉近两岸的文化认同。客观公正地评价蒋介石、陈仪等人在收复台湾过程中的作用，可以为大陆与台湾的互动寻找到历史的共鸣。
15年来，我赴南京、北京、上海、厦门、福州、台北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寻访当事人，不因史料难找而气馁，不因无处投稿而放弃，青灯黄卷，踽踽独行，完成了书稿《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辛酸苦辣，冷暖自知。
民国初年，陆费逵先生在上海创立了中华书局，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对日据下的台湾，中华书局的同仁未敢释怀。
1916年4月，汪洋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会，编写成《台湾视察报告书》。1917年6月，取名《台湾》，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研究日据下台湾的第一部专著。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葛绥成著《朝鲜和台湾》、江亢虎著《台游追纪》。这些书籍图文并茂，可读性强。1948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李震明著《台湾史》。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了清修《台湾府志》三种。薪火相传，以启山林。
一百年来，中华书局不但是台湾知识的普及者，也是光复初期台湾中华文化的建设者。中华书局编辑朱文叔，于1946年，出任台湾省编译馆学校教材组主任，建议：“一切教材，在写作时，须处处注意使与祖国发生联系；字里行间，须处处渗入中国精神；使本省与祖国在教材上为有机的结合。”他为台湾省编译馆采购书籍《中国史纲》、《二千年间》、《中国通史》，由中华书局图书馆配购，还有《鲁迅全集》、《四库全书学典》、《新中国分省图》、《台湾府志》（乾隆十二年本），及中小学教材国定本各科教学指引等。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于1946年出任台湾大学法学院院长，开创了战后台湾经济史研究。
作为一名研究台湾近现代史的学者，我一直对中华书局充满了景仰之情。书稿草成后，我与中华书局联系，询问能否将书稿出版。在学术出版物经济效益不佳的困窘下，中华书局保持着对台湾问题的人文关怀，经过论证，决定出版。编辑认真审读了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这种“坚守，执著，专一，强毅”的学风，彰显了百年老店的严谨与求真。
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陶侃说“吾辈当惜分阴”。从向陈颐鼎将军请益求教，到这部书稿由中华书局付梓，转眼快30年了。我的学术成果不多、质量不高，不是社会大环境使然，主要还是自己不够努力，学未专攻、心有旁骛，难免虚度光阴、老大伤悲。最后，引陶渊明诗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自勉。是为序。
褚静涛
2013年3月12日夜于卢沟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