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闽苏地方政府发起对台考察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赶上英、美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规划、产业扶植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建立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体系，是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是日本崛起的一大特色。台湾也不例外。

日本侵占台湾后，台湾总督府开展土地调查、林野调查，整理大租权，改革田赋制度，增加税收。创设台湾银行，改革金融制度，统一度量衡，为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扫清障碍。改善交通运输，修筑公路、铁路，将台湾南北联为一体。以现代设计理念规划、扩建城市，兴建西洋建筑，台北市、基隆市等城市面貌发生显著变化。推行专卖制度，总督府的税收及财源增加较快，财政得以独立。改良水稻、甘蔗等农产品品种，发展米糖经济。日资进入岛内，建立现代糖厂，引进了一些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推行日语教育，废除陋习，提高识字率，青少年的文化水准得到提升。经过不断镇压，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渐渐平息，社会秩序趋于平静。到1915年，经过约二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的经济实力与东南沿海诸省相比，除上海外，已经超过了它们。

福建省行政当局对保存的台湾资料作出整理和分析。福建省通志局刊印的《福建通志》，由陈衍总纂，凡600卷，刊于1922年，收录了许多台湾资料。夏德仪选辑的《民国福建通志台湾资料选》，辑录了原《福建通志》中的台湾资料，把割让前的台湾史事按照年月作有系统的记载，还把每一条记载所根据的原书注明在下面，为台湾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废除帝制，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很多束缚经济发展的陈规被废除，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抱有期待。从中央政府到各省地方政府，一些有作为的官员、知识精英都在思考着发展经济的路向。

在东南沿海的列强侵占地区，香港、澳门偏小，属于港口城市，农业所占比重极低。而台湾省由一个农业省份，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台湾在地理位置、气候、农业生产方式上与福建省、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相近，而土地面积、人口、耕地最少，经济实力、财政收入却是最强。台湾在农业改良与新式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东南沿海诸省地方当局、一些知识精英的高度关注，他们希望取法台湾经济成功的经验，为地方建设服务。这是民国早期大陆知识界持续研究日据下台湾的根本动因。因地缘相近，福建省行政当局率先对日据下的台湾进行研究，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一 施景琛考察

台湾曾是福建省的一个府。1885年，台湾建省，闽台分治。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台湾与福建省的历史渊源十分深厚、久远。明末清初至1895年，经过三百多年的开发，台湾从一个落后地区成长为一个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长期以福建的泉州、漳州为师。

清末实施新政，振兴农工商务，鼓励发展实业。各省纷纷响应，以日本为师。1904年9月，福建福州成立了商政局，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农业、制纸、制糖、森林、渔业、商务等，创办了一批农工商业企业，发展农工商业。

台湾经过日本十几年的殖民统治，在经济上的成效逐渐显现出来。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自然环境相近，有着深厚的血缘、地缘、人缘。与以日为师相较，以台为师，对于福建的经济发展，更具有可借鉴性、可操作性。

施景琛（1873—1955），字涵宇，福建长乐人，举人。1903年以观察员身份赴日本大阪，参观世界博览会。后两次赴日本，考察实业、教育等，眼界大开。他在福州办学，引进日本教学理念。1909年10月，福建省咨议局成立，施景琛被推选为常驻议员。还任过商业学堂监督、水产讲习所经理、工务总会经理等职，以候补知县任用。

松寿，字鹤龄，满洲正白旗人。曾在陕西、江苏等地任职，颇为干练，想有一番作为。光绪三十三年，出任闽浙总督，便将目光投向台湾。因施景琛曾三赴日本考察，是福建著名的知日派精英，松寿便致函施景琛，力邀他赴台考察。1911年11月，革命党人起事，福州光复，松寿吞金自尽。

为了解台湾实际情况，施景琛顾不得福州时局混乱，决意渡台调查实业。1912年2月20日（壬子年正月初三日），施景琛自福州乘抚顺丸先赴厦门，复于初九日乘大仁丸渡台湾海峡，林叔臧、陈少铁、林秀商相伴，正月十日抵台北。陪同其考察的人员有陈杰生、洪礼修，为农商专家。台湾总督佐久间等官员表示欢迎。正月十二日，他开始考察工作，在台北，参观台湾日日新闻报社，调查台湾铁路建设情形，访问权度、专卖二局，复往台南参观物产展览会与教育展览会，又赴打狗参观港口工事，赴阿堠参观血清作业所及台湾制糖会社工场，折返经嘉义、台中，回到台北，沿途参观糖厂、苗圃、水利设施、自来水厂、发电所、电话交换所、监狱、盐政、土地调查机构。在台18日，于正月二十九日（3月17日），乘大仁丸离台返回福州。撰有《鲲瀛日记》，记载此次台湾考察活动。

日本人在台湾的经济建设成绩令施景琛印象颇深。铁路方面，“台北至基隆地势平坦，建设费为最廉，每日里平均不过五万元。自全线交通以来，北部之茶、中部之米谷、南部之砂糖，运输便利，商业日益发达，平均一日一哩通过人数约三百六十人，平均一日一哩通过吨数一百八十吨。调查明治四十一年度铁道之收入已达二百三十余万元，比年当必倍蓰”。度量衡方面，“闻台湾自改良度量衡以来，政府所售各器已值一百二十万。现每年尚可售十万左右。铜制各器，皆由东京制造。木制各器，或由台湾制造”。

在台南，施景琛与台籍士绅晚餐时，谈及访台观感，分析了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一些成效及破坏。“台岛素未讲求卫生，人民罹于疫祸者不可胜数；改隶以来，道路荡平，沟渠敷畅，饮料尤为注意，而人民之疾病死亡日渐减少；此公共卫生极为满意者也。”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差别教育，限制台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徒使其能做而不能思。施景琛指出，“全岛普通教育渐臻完备，而高等教育寂然无闻，致青年子弟不能造成高尚人格”。在司法上，日本殖民者推行警察统治，“台政府裁判制度仅分两级，往往台民偶有冤抑难于上诉”。对于台湾的民间企业，日本殖民者严加控制，“全岛工业以制糖为盛，台政府近持归并主义，凡经营小公司者不能独立，或至于消灭者有之”。这些是施景琛“对于教育、裁判、实业最不满意者也”。在场的台籍士绅闻之，黯然神伤。

施景琛为民国初年福建精英赴台湾考察经济发展的第一人。他在台湾18天，考察了台湾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主要是考察农林，集中于米糖经济。《鲲瀛日记》有铅印本，小范围内流传。他对“壬子之言，则尚有待也”，期待自己对台考察能够引起福建省政当局的采纳，造福桑梓。民国元年，革命党人、立宪派等为争夺福建省政权力，斗争激烈，发起此次考察活动的松寿已故，施景琛属立宪派，取回的台湾经验得不到革命党人的呼应，无从落实。

二 程家颍考察

福建省是一个农业地区。台湾在农业方面取得的成绩首先引起福建地方当局的关注。福建省山多地少，地形复杂，民间隐匿耕地，少报甚至不报，地方政府长期苦于难以掌握较为准确的土地资料。台湾与福建地形类似，清政府统治时期，地方官员就为如何查清民众耕地发愁。

许世英（1873—1964），字静仁，安徽至德人。1908年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1909年受命到欧美考察司法。民国成立后任直隶都督秘书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希龄组阁，许世英辞去总长职，任奉天民政长。1914年被调入京任约法审查员。

民国元年，福建政局动荡不安。1913年，袁世凯任命李厚基为福建镇守使，督理福建军务，福建纳入北洋军阀势力范围。1914年5月，袁世凯任命许世英任福建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会办福建军务。

许世英主政福建期间，颇为重视台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效。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福建省政当局派出几批人员，赴台考察。

程家颍（1885—1945），字逸滨，湖北安陆人。留学日本，授法科举人，列一等。曾任法部主事、交通部航律编纂处副主任。

许世英任司法总长时，曾派程家颍赴日本考察登记制度。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开展土地调查，重新丈量，以增加赋税，效果颇为明显。袁世凯政府创设经界局，拟调查土地情况。为此，1914年9月，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委前司法部主事程家颍前往台湾，考查土地制度。10月7日，程家颍赴台，11月19日回闽。他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编撰成《台湾土地制度考查报告书》，分三章，第一章介绍了台湾土地制度之沿革；第二章介绍了台湾土地调查概要，着重介绍了日本人对台湾的土地调查，包括大租权确定及消灭、改革地赋、调查经费；第三章是条陈闽省清地办法大纲，提出宜定调查之目的、预算之计划、土地之种类、地积之标准、改赋之办法、查定之机关、应否发给丈单。他建议，应取鉴刘铭传及日本人清量台湾土地的经验，丈量福建土地。该书正文约2万字，并有附录。

1915年1月8日，许世英组织成立福建土地调查筹办处，委程家颍为筹办员。3月，许世英将该调查报告送给袁世凯政府内务部、财政部、经界局参考。4月2日，袁世凯批示“呈悉。交内务、财政两部暨经界局查照。此批”。

清查民间藏匿的土地，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实际操作的难度极大。限于多方面条件不具备，福建省政当局未能清查民间土地，程家颖编撰的《台湾土地制度考查报告书》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实际作用。

三 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师生考察

1908年，福州农事试验场农业别科班创办，后改为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专职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改良农产品种，加以推广。

本着“使青年学生增闻见、扩知能，于相形见绌之中，为发愤自强之计。将来有所建树，或可得心应手，不至茫如捕风”的目的，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何缵组织学生赴台参观旅行。此举得到许世英的支持。1915年12月4日，何缵校长带学生渡台旅行，教员杨惕予、葛鼎丞随行，学生41人，此行共44人，为民国初年福建省组织学生第一次赴台考察。

此次考察往返共12日，按预定参观计划，分为农林行政（官署、农会、气象台、试验场、陈列所、苗圃、屠场、统计）、农林教育（学校、讲习所、通俗教育）、农林制造（樟脑、制茶、制糖、草帽、席、制纸、葫类之制造、罐头制造、制酒、烟草、制盐、制丝、藤之利用、植棉、果树园艺、木材工场、肥料会社、农具会社、蔬菜干燥）、农林经营实地状况（阿里山、耕地整理、作物改良、牲畜、灌溉及排水、土地台帐）及渔业等。

行程如下：12月4日，自福州马尾准备起航。5日，乘湖北丸赴基隆。6日晨，抵基隆。复乘火车抵台北，得蔡法平君招待膳食，游台北稻江一带，宿林本源第一房事务室。7日，参观台北苗圃试验场、林业试验场、专卖局、“国语”学校、博物馆、农事试验场、养蚕所、台北水源地。8日，参观大稻埕屠场、芳酿株式会社（参观制酒）、工业讲习所、烟草工场。9日，参观总督府医学校、研究所、台北测候所、台湾神社。10日，乘火车，中午至台中，参观帝国制糖会社、台中农会，经农会附设农场、台中公园及神社，参观自来水蓄水池、台中中学校。11日，乘车抵嘉义，至营林局阿里山制材厂，参观红桧巨木、嘉义林业试验场、神社、嘉义米谷公司工场，乘快车，抵台南。12日，参观开山神社，经台南苗圃，至台南中学校，抵打狗，参观港口、台南打狗检糖所，了解造林概况，返打狗车站，乘火车返程。13日，返回台北，参观制茶、博物馆及分馆、图书馆、权度课。14日，参观台北养蜂园，抵基隆，参观贮煤所、煤矿厂，乘湖北丸返程。15日，回到福州。

返闽后，由邱文鸾、刘范徵、谢鸣珂同学撰写《台湾旅行记》，共三篇，介绍台湾的农林建设。考察内容有农林行政、农林教育、农林制造、农林经营实地状况及渔业等。通过考察，了解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政策，注意到了台湾建设发展较快。

1916年5月，何缵校长将《台湾修学旅行报告书》（内载何氏作《绪言》），及该校学生的《台湾旅行记》三篇，卷首并有“旅行日程”、“参观要项”、“学生规则”、“结末事项”、“学生姓名”等记载，寄给台湾总督府相关部门。

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篇《台湾旅行记》的主要内容。

邱文鸾撰写《台湾旅行记》，谈及此行目的：“台湾自隶日本后，锐意整理，内治井然，而实业尤有可观。又吾闽近台，较旅行国内更为便当，故农校有此次游台之行。许使亦极赞此举，允助百金为旅行费；日领事给有护照。”

对比台湾与大陆，他指出，台湾之地势及物产，“计全台一年可进五千四百余万金，且日见增加。再后数十百年，必倍蓰此数，又可断言者。台湾一岛地，其中大部分之山地皆为生番所占有。其可生产之地，不过周围一小部分而已，出产尚如此之富。吾国全国之大，其进款几何？有心人观之，当作如何感慨也”。

台湾之农业机关，“台湾农业，近有一日千里之势。吾国农业尚在幼稚，虽有一二农业机关，不过悬一空名而已、不过多一糜费而已，至实际毫无裨益。此吾国农业之所以不能发展也”。

台湾之实业会社，“日本人民之投资极着信用，故其株式会社亦极发达”。“惟吾国则否；尝借会社之名而为个人敛财之地，至事业成败，置之不理。甚至旋起旋灭，空投巨资于乌有。此吾国民之所以无投资信用，亦实业不能发达之一大原因也”。

台民之教育，“台湾昔为蛮地，今遍地皆设学校”。“其课程，多附有农业、金工、木工、手工各实用学科；使其毕业后，人人皆能自食其力。然日人对于台民虽有教育，而在社会至高不过一中等位置，至政界更无立足之余地。此亦日人限制台民之一例也。”

台民之生活状况，“凡有能力之男子，无论贫富皆令其有职业，或耕种、或贱役、或工场作业”。“惟日人能养之，故虽横征暴敛而台民不怨。且全台之大，未见一乞丐者：未尝不叹日人经营台湾之善也。总之，日人治台如英治印度、法治安南，使其永沦于奴隶之籍而不自觉也。今之灭人国者如此，可不惧哉？”

日本之官吏及国民，“余虽未亲莅日本，而见其驻台官吏及人民，可想其大概矣”。“其出入一如常人，以视吾国官吏之前呼后拥、作威作福者，其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日本虽数千万人民，然人人皆能生产而无游民，此日本之所以能自强也。吾国四万万人民女子居其半，女子多无职业，余又老幼不能职业者居其半，余又游荡无业者居其半；至能生产者，不过十之一二。一人生之，十人坐而食之，国安得不贫！”

邱文鸾感慨：“苟吾国实业不亟亟振兴，将见利权日削、民生日贫，前途诚不堪设想。”“若吾国不亟起直追，恐中国之亡，不在兵祸而在经济也。有实业之责者，亦当猛省矣！”

此次旅行，对邱文鸾触动很大，“此次游台，虽所见不少，而风雨饥渴亦备尝之矣；然后知学问事业，非可安坐而得也”。“况际此国家多事之秋，正吾人卧薪尝胆之日；长欧美、雄东洋，安知不待吾人为之！所以历艰辛而志不稍馁也。”

刘范徵撰写《台湾旅行记》，谈及此行目的：“叹二千方里之大岛，清季视之不甚惜，举以与人，如弃草芥；不知台湾土地之广、沃野之多，非威海、旅顺、大连可比也。且东海之中，台湾、澎湖与福建成犄角之势；台、澎已割，福建孤立矣。今春交涉，吾闽惊慌独甚者，非无故也。国势不振，嗟叹何及！惟台湾土地沃衍，利于农；物产丰富，利于工；航路四达、交通便利，亦利于商。故日人得之，投资经营不遗余力。至农业一途，足资考察者尤多；此吾校此次所以有旅行台湾之举也。”

参观包括交通、农业、工场、教育、公益、名胜等。交通方面，参观基隆港、铁路、打狗港、室内起重机。农业方面，参观台北林业试验场、台北农事试验场、台中农会、嘉义林业试验支场、打狗山造林、养蜂园。工场方面，参观台北总督府专卖局之樟脑制造工场、专卖局鸦片工场、台北制酒工场、专卖局台北烟草工场、台中制糖工场、营林局制材工场、嘉义米谷公司、打狗检糖所、台北锦祥泰制茶公司、基隆煤炭工场。教育方面，参观台北“国语”学校（内分师范、农业、“国语”）、台北医学校、工业讲习所、台北中学校、台中中学校、嘉义寻常小学校、台南中学校。

台湾交通便利，实业发达，教育普及，公益毕举，给旅行团留下了深刻印象。刘范徵指出：“台湾之商业，以台北为中点；台南次之，基隆、打狗又次之。往来贸易者，以中国及南洋各地为多。”“台湾出产品，以樟脑、茶、米、糖为大宗，煤炭等次之。北部多产茶，中部多产米及糖，南部尤多产糖；樟脑则遍产全岛。”“台湾农业发达、工厂林立，以故台民皆有生活，无行乞者；且有夜不闭户之风。”

关于台湾教育，刘范徵指出：“余等此行目的在实业，不在教育；然已参观以上学校，不可不有一二以纪实。默察其教育方针，首重德育，体育次之，智育又次之；学术亦采实用主义，学科外尚课农业及手工（金工、木工）。俾学生毕业后，道德完美、身体健全，复有自营生活之能力。余观其学生，于农场实习，则俨然农夫也；于工场实习，则俨然工人也。即平时，亦多跣足，或穿木屐。校中扫洒、整理一切，并无所谓听差；听差之事，皆当番学生为之。反观吾国学生以斯文自居惟恐或失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长此不改，将多见一学生即多一游民，教育不贵乎普及矣！”

谢鸣珂为农校森林科二年级学生。他撰写《台湾旅行记》，对比台湾与大陆：“泰西所以日臻强盛者，皆因以实业为重。日本崛兴东亚，亦极力经营之，盖知夫为国之道矣。其于台湾也，殆无日不在殖产中；以二十年之经营，收入金额达五千四百余万。”“返视吾国，从事实业者，邈乎寡闻；有之，而未能着效。无他，始固未尝用意及此也。”

观台湾林业，“吾观我国天然林野之区，而林学不修、林业不兴；不特海防无是，即内地丘陵连叠，亦皆童山濯濯，莫之图谋。用是水旱频仍，饥馑荐臻，民安得不为盗贼、国安得不贫弱哉！”“吾又观打狗之造林，学士通人悉心研究以补国家官吏之不足，必达其初志而后止。彼能之，我何为不能！乃造林不若是之困难者，未闻经营其事之人，吾侪赧颜无地也！”

考察团一行除去乘船时间，实际在台湾仅10日。他们夙兴夜宿，自带干粮，风雨无阻，奔走无暇，竭己所能，参观学习，记下心得体会。此行得到台籍士绅林本源等人的资助。台湾总督府送给何缵校长一批参考资料，如《台湾之林野》、《苗圃及造林实行法》。1915年底，袁世凯帝制自为，参观人员闻讯，忧心忡忡。

返回福州十余日后，农校开慰劳会，何校长谈及此行感想：“台湾隶中国时，以地居边海，赋税不足以供政费，每年须政府津贴二十余万元。归日本后，迄今不过二十年，经营尽善，入款年达五千余万元。不知者以为日政府苛敛台民，此非持平之语。若果出于苛敛，则台民之纳税者即变卖田屋，不过支持一二年；何能延至二十年，且渐增而不减也。此实由其实业发达，民无失业、地无遗利所致耳。且实业尤注重农业，试观其各学校生徒无不兼课农业者、各行政官署无不设殖产科者，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又为工商业之母也。”

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师生一行赴台考察，集中于台湾的农业品种改良、农产品加工，深感发展实业的重要性、急迫性，进而考察台湾经济发展的诸多层面，对比台湾的进步与福建的落后，感慨良多。此次考察，有助于农校师生开拓视野，取法台湾经验，对他们之后的工作、科研不无裨益。农校师生的《台湾修学旅行报告书》未公开刊行，限制了他们所取得的台湾经验的扩散。

四 汪洋、张遵旭考察台湾劝业共进会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二十年，在经济上产生初步成效。为了炫耀殖民统治的成绩，1916年4月10日至5月15日，台湾总督府在台北市举办了“始政二十周年台湾劝业共进会”，向世人夸耀殖民台湾的经验。台湾劝业会展出了日本、中国大陆、东南亚等地的物产，来吸引日本资本和日本人移入台湾。展品共分为11个部类，包括教育、美术工艺、农学、林业、水产、食品、矿业、工业、机械、土木建筑交通、番俗。展品近5万件，参展人数超过2万人，参观人数近80万人次，号称“世界性的南洋博览会”。

北洋政府和福建地方政府对台湾劝业共进会较为重视。厦门道尹汪守珍参加了4月18日共进会的开幕式。北洋政府派遣农商部参事廖世纶和高近宸出席闭幕式。4月21日，厦门台商及当地商人组成的观光团，抵台参观劝业共进会。

1916年4月，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委派汪洋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会，同行者有实业科员张遵旭，建武将军特派参观员沈节如，随从张明行。

汪洋（1879—1921），安徽旌德人，字子实，号影庐，又号破园。南社社员，曾主编《东三省日报》、《中华民报》，民国成立后追随许世英，为上海（江苏）电报局局长。

考察行程如下：4月4日，自福州马尾起航。5日，抵基隆，复抵台北。6日，晤台湾总督安东贞美。7日，参观博览会。8日，参观工业讲习所、农业试验场、水源地、博物馆。9日，至淡水、北投游览。10日，劝业共进会开馆，参加开幕式。11日，乘火车赴台中参观农场等，及水源地、米谷检查所。12日，乘火车至嘉义，参观制材所、林业试验场。13日，乘火车至打狗，参观牛疫血清作业所、台湾制糖株式会社阿缑工场、打狗港。14日，乘火车至台南，游台南古城。15日，乘火车返台北。16日，参观劝业共进会。17日，话别。18日，参列开会式。19日，乘火车至基隆，返程。20日，返回马尾，恰遇许世英乘船北上。

汪洋一行历时17天，访问了台北、台中、嘉义、台南、淡水、基隆等地，“考察其政治风俗及拓殖之程序，复搜罗其最近之统计，归而作《台湾视察报告书》”。该报告凡29章及附录，6万字，涉及日据下台湾的土地、林野、地方行政区划、气候、户口、教育、社寺、裁判、警察、蕃务、监狱、农产、畜产、水产、矿产、工业、电气、金融、贸易、道路、邮政、电报、电话、筑港、财政、卫生、专卖、市区改正（城市规划、下水道等）。

汪洋奉福建省政当局之命赴台考察台湾劝业共进会，他借此机会，沿基隆南下，一直至打狗（高雄），对台湾西部作了一次纵贯考察。他撰写的考察报告，除了关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更注意到台湾总督府的文化教育政策，痛叹“予谓日人治台，其他政策不足畏，此（指日语教育等）则根本政策，再二十年以后，无人知历史所从来矣”。汪洋的预言，三十年后不幸而言中。

汪洋根据亲身考察及台湾总督府公布的大量统计资料，编写成《台湾视察报告书》，附录《日本领台后台湾重要史表》、《中日度量衡对照表》、《台游日记》、近70幅照片。1917年6月，该报告以书名《台湾》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汪洋著《台湾》对台湾的经济发展现状作了较为翔实的介绍，实为民国初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综览，一部关于台湾现状的工具书，是中国大陆研究日据台湾二十年的第一部专著。1928年该书再版。

张遵旭撰《台湾游记》，记录18日访台行程，特别是台湾劝业共进会的见闻。

在台北，张遵旭一行访辜显荣，谈及“我国当此欧战千古未遇之时机，犹不能发展海外贸易，振兴内地产业，发达国民经济，殊属可惜”。张遵旭一行“询问我国商人目下情形若何。据言一无保护，又无机关，能力资本尽附缺如，将渐次消灭矣”，他“不禁怃然”！

4月8日，张遵旭早起阅报，悉“广东于六日宣布独立。我国各地不稳之状态满载报纸，遥对祖国，怅然而悲”！

在台北纪念博物馆，张遵旭一行看到楼上悬有汉文大清国让渡台湾全岛于日本条约原文。“外人视之以为莫大之光荣，吾人见之不觉潸然涕出也！楼下陈列遗额、古匾多方，及残缺之虎旗、举人报单及各种我国旧有物品，稍有知识者见之，能无痛心！”

在台中，张遵旭一行观察到，统计之数，逐年增加，“此固由于天然之美利，然非国民之毅力经营，计划深远，曷克臻此。回顾我国宝藏山积，而国民蛰伏于多年腐败政治之下，隐忍苟活，不识时局之变迁、大势之趋向，坐弃厚利，良可叹也”！

关于铁路，张遵旭注意到：“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台湾纵贯铁道全通式（自基隆至打狗，计长二百四十六哩八分，其他有专用铁道、私设铁道、轻便铁道、手押铁道等，密如蛛网）在台中举行，始作此繁华之基础。所谓交通便利，都市始可发展，此其证也。”

与台籍士绅餐叙，汪洋言：“海外一樽酒，天涯诸弟兄。离怀不可说，应有故乡情！”悲欢离合之情，不能以笔墨尽述。

为防治瘟疫，台湾总督府设立专门机构，给牛打防疫针，牛疫几乎全熄。相比中国大陆，“吾乡夏秋之交，亦时有兽疫发生（如牛疫、鸡疫），奈乡人不谙预防之法，官府又不为之讲求，乡民或感于迷信，坐任蔓延，听诸天命，以致农业经济上之损失，其数目以亿万计，不过无精详统计，世鲜知耳”。

4月18日，汪洋接福州密电，悉许世英辞职，奉令晋京。20日，船近福州，汪洋、张遵旭一行遇许世英等人乘船赴上海。

将张遵旭的《台湾游记》与汪洋的《台湾视察报告书》对照阅读，适可弥补汪洋报告的不足。张遵旭的游记曾印油印本，在小范围内流传，未公开出版，影响力远不及汪洋的《台湾视察报告书》。

五 王树榛考察台湾劝业共进会

清朝末年，在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下，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博览会，效果颇为明显。江苏省地方人士对日本人举办的劝业会颇为重视。

1913年12月，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1914年，齐耀琳任江苏巡按使。1917年，冯国璋赴北京任职，临行前任命江西督军李纯接任江苏督军。

得悉台湾举办劝业会，1916年，江苏省长齐耀琳指派江苏省长公署实业科王树榛赴台北，参观台湾劝业共进会。王树榛受命，“日携铅笔一枝，抄簿一本而往，自朝至暮，恒得数页，迨夫言旋汇为一册”，撰成《参观台湾劝业共进会报告书》，共18节，包括劝业会之宗旨、总督府之组织、地方厅之组织、台湾之财政、日本治台与我国治台之比较、理蕃与治匪、交通之进步、农业之进步、牲畜之进步、林业之现状、各矿之开采、糖业之改良与发展、台湾银行之今昔、台湾之四大专卖、台湾之商业、移民政策之实施、台湾教育之状况，及会场杂录之余沉，约5万字。王树榛此次参观，不单纯是考察台湾劝业会，对日据下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观察。

他注意到台湾总督府的行政结构：“台湾之管辖权操于台湾总督，一切设施政府虽立于监督之地位，而于历年经营之计划，中央政府对于台湾总督但有扶助而无牵制。历任总督虽无何等治台政策之表示，而萧规曹随，成效昭著。盖其方针之不确立，所以留伸缩之余地。政策之不纷更，所以图事实之进行。台湾人民一旦受治于异国，而相与安之者，其在是欤。欲研究台湾之所以能治，不能不知台湾总督府所拥有之权力及台湾总督府之组织。”

对比日本治台与我国治台，他指出：“今台湾虽已归日本统治而我见日人之对于我国宿昔之所经营，犹称道不置，乃与日本之新设施参互陈述于此，以表示昔贤之苦心，并推究其所以失败。”感慨“以刘氏辞职去，而铁路计划与夫一切设施亦随之以俱去，日本领台以来，总督屡易而进步不已。观于此，台湾得失之消息盖于是乎在矣”。

发展现代经济，需要制定详实的计划，并努力为之。中国传统政治是人治，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民国初年，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省政当局，戮力经济建设，各省处于探索中。以江苏省为例，换了几任督军，每人上台，自搞一套，政策前后不相衔接，经济计划形同空文。相较于台湾总督府的行政高效，江苏省政低效混乱，王树榛感慨良多。

1895年日本侵台时，台湾省与福建省、江苏省的经济差距不大，甚至弱于福建省、江苏省。经过二十年，福建省、江苏省整体上经济发展较慢，而台湾在基础设施、农业水利、品种改良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急于探索地方经济发展路向的福建省、江苏省地方官员，对台湾的旨趣主要集中在经济，特别是农业改良方面。台湾经济能够较快发展，与日本殖民统治的高效是分不开的，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引起了大陆有识之士的关注。相较于大陆地方政府的事权分散、互相扯皮推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脱节，集权高效的台湾总督府体制引起大陆地方政府关注。

对台湾作出考察并试图加以借鉴，由福建省政府、江苏省政府首先发起，归因于闽台一衣带水，近水楼台，联系一直较其他省为密切；江苏地处东南，属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与中部、北部、西部地区相比，与台湾在地理上还是较为接近。民国初年，大陆的对台考察与研究由福建省、江苏省地方政府发起，有很深的地缘因素与经济动因。

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倒行逆施，帝制自为；各省军阀拥兵自重。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相继爆发，战乱不断，中央政权涣散，各省自搞一套，离心离德。发展经济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要有高效的政府。在全国政局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想要发展经济，困难重重。福建巡按使许世英虽有心借鉴台湾经验，派出几批考察人员，取得真经归来，无奈为与李厚基争夺福建的实际控制权，多次发生冲突，无暇落实台湾经验。许世英以李厚基为一武夫，从北洋政府获得会办名义，欲主控福建省政。李厚基密电北洋政府，检举许世英贪渎，请求撤惩。1916年4月，许世英离闽而去，不久任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又改任交通总长。李厚基兼署福建巡按使，复改任福建督军，对台湾经验弃之敝履，无心发展地方经济，卷入军阀混战。福建农村破产，金融恐慌，物价腾贵。台湾经验束之高阁，几部台湾考察报告成为后人研究福建学习台湾的历史资料，令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