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精神构建我国文化产业思想体系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王乃考

2015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第四个大命题就是：“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引用这句古语，强调：“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习近平主席的这番讲话，给我们这样一些启示：文化产业是怎么来的，又要到哪里去？文化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思考、重视其深层次问题。我国文化产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培育、成长的，显然市场是其手段，不是它的目的和归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旗帜鲜明地建构自己的灵魂归宿和思想体系。

一、文化生产的历史与文化产业的由来

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体现的精神价值，即人们怎样生活，期待什么样的生活，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可见，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一开始人们自发地生活，也自发地追寻更安全、更舒适、更幸福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人类每一个成员自由、平等地创造的。当时生产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人们对自然充满着恐惧，他们期待能和自然对话。这时，有些“神通广大”的人就发明了一些咒语，成为了人与自然对话的桥梁，成为了指导人们生活方式与精神追求的“巫师”。这是从人类全体中走出来的第一批专业的文化生产者。这一批“巫师”继续创造人们共有的信仰体系，渐渐地发展出了宗教，并以宗教之名代表自然之神管理着人类的生活。所以，这个时期，宗教与政府是合一的。政教合一，共同承担着文化生产的大任。权力常有斗争相伴，政府必须面对内控或外战；宗教要代表自然之神，就要坚信、主持和推广爱与正义。所以，政教合一的领导群体就会出现自相矛盾。成王败寇，谁是真正的爱与正义之代表，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这既降低了宗教的信仰价值，又降低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于是，政教分离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政教分离后，宗教主要承担了文化生产的角色，政府主要承担了社会管理的角色。随着科学的进步，宗教难以生产包罗万象的文化知识。教育于是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分担了文化生产的责任。而且，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出版印刷、广播电视等媒介组织又与教育、宗教等分担了文化生产的责任。文化生产者越来越多元起来。当然，为了社会发展的秩序与进步，文化生产始终是具有公益性的。但是，人类社会逐渐地超越了温饱阶段，人们对精神消费越来越有了更大的需求。按照市场规律，这同时也说明，文化生产者在市场上也会更有利可图。渐渐地，文化生产就逐步地从神坛、讲台向市场扩大，越来越有了工业化生产的规模与格局，发展出了“文化产业”这个新业态。按照这样一个历史逻辑，文化产业就是生产与销售文化及其相关产品的产业。但是，作为生活方式及其精神价值的文化，不仅服务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会自然而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联系起来。你会看到：文化赋予衣服，衣服更美；文化赋予餐饮，餐饮更有品味；文化赋予家居，家居更有雅兴；文化赋予交通，交通更和谐与幸福。故此，文化产业的内涵扩大，它既可以精神生活为起点，也可以物质生活为起点，概括起来就是：把文化做成好生意，或者，把生意做得有文化。这两句话，构成了当下文化产业的全部内涵。

二、资本主义文化产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逻辑

通过以上历史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产业的出现，不同于宗教、教育等文化生产者的出现，它是市场经济驱动的结果。所以，文化产业从产生的那天起，就鲜明地体现出了它的市场逻辑，或者说是经济逻辑。按照市场的逻辑，资本主义与其说是解放了人，不如说是解放了人的消费欲望。对于个体而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工业社会以后，资本主义崛起，大量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消费，所以生产者需要刺激、拨弄、引导人们的消费欲望，以扩大再生产。这时候，作为生活方式及其精神价值的文化被市场绑架了，文化成为了“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商业文化”。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文化产业，不仅自身是资本主义市场的产物，也是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上帝之城”。在这座资本主义“上帝之城”之中，人们摆脱了宗教的奴役，却不自觉地躺在了消费主义的温床上。有些人简而言之地把这种文化产业概括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于是，在这个“上帝之城”系统中，站在社会高层的人不是利用“神”来号令世俗世界，而是通过诱发与引导欲望来号令天下。或者说，在这座消费主义的“上帝之城”内，市场是自由的，消费是自由的，竞争是自由的，但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似乎是《西游记》中“如来佛的手心”，是文化生产者与文化消费者都无法逃脱的。

因此，通过这样的市场逻辑建构起来的文化产业，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也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成为资本主义帝国对内控制社会、对外扩大市场的有力武器。在内部控制方面，资本主义把刚刚具备理性精神的人们导向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信仰——“拜物教”。这个信仰不一定具备以前宗教的某个仪式，它的聪明之处是让绝大多数人浑然不知自己有这个信仰。于是，整个社会就是一个自由市场，“除了经济市场外，还有政治市场、法律市场、宗教市场以及语言市场等”。布尔迪厄把这种资本逻辑建构下的社会视为一个“场”:“虽然，场，不像游戏，不是创造性地故意为之的产物，但它却遵循规则，或者比之更好的规律性，尽管这些规则或规律性并不明确，也并未编集成典”。场的规则给每个参与者提供了自由参与的机会，只不过是：“在任何时刻，都是玩耍者之间的状况界定了场的结构”。正如在澳门的赌场中，赌场作为庄家，虽与其他游戏者有相同的获胜概率，但因为其巨大的资本让其在这种平等的假象中具有超强的获胜优势。

在上述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影响下，也有相应的文化逻辑与之相适应：强者往往就是英雄，哪怕他是海盗；有钱就可以任性，美其名曰奢华，而不是浪费；勤劳未必能致富，引导全民玩转资本；等等。人之初，并非善与恶，而是善与恶的交融体。这种文化逻辑会迎合、挑拨、刺激、诱导出人性恶的一面。它虽然带来了社会整体飞速发展，但也为人类命运埋下了隐患。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宗教社会，宗教利用人性善的一面给人类套上枷锁；西方文艺复兴弘扬人的权利，敲碎了这个枷锁，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反抗、敲碎这个宗教枷锁过程中，突出彰显人性本身的力量时也把人性恶的一面不自觉地释放、延续出来了。

三、我国文化产业思想体系应有的灵魂与精神支柱

因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潜伏着危机，所以马克思预设了一个必将从资本主义渐变出的更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那么，作为理性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又分别是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经济逻辑是“共产”，人人劳动，人人消费，共产共生；共产主义的政治逻辑是“共享”，成果共享，权力共担，人人有责；共产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仁爱”，不生坏心，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解读到此，你可能会想到为何共产主义会在中国胜利并不断走向发达了吧，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之相匹配。按照本文第一部分论述文化生产历程的历史逻辑，中国也应该有个漫长的宗教统治的黑暗世纪。可是，中国没有，而是很早地就开始了诸子百家的大讨论。这种集中大讨论的结果之一是：“西方人看世界是两体对立的，在宗教上有个天国和人世的对立。在中国人观念里，世界只有一个”。可见，这个时期的大讨论就像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已经把人性从宗教或巫师的魔咒中解救出来了。“中国对世界对人生的义务观念，反更重于自由观念。义务与自由相融合，在中国便是性（自由）与命（义务）之合一，也便是天人合一。”从此，在中国大地上，主流文化市场中便仅有少量的宗教市场。

当然，人的解放与独立，如果缺失一个统一的信仰体系，会给集权帝国治理带来困难与麻烦。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便用武力抑制了这场文化大讨论，试图通过“焚书坑儒”的方式割裂人类演化的历程。但是，被解放的人不可能回归到之前的愚钝信仰状态，人类文化进步的脚步是继续向前的，就连秦始皇本人也做了相应推动——秦始皇也同西方近代社会一样选择了法治。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引导与监督，自由人社会必须靠规则与法律维护彼此的关系。但秦始皇的法治是集权法治，“司法集暴虐与软弱于一身，既耀武扬威又漏洞百出”。这种糟糕的权力体制，势必带来了更大的反抗。瓦解秦朝这种权力机制的是一句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口号鲜明地体现了自由人的理性心态。如果不承认中国早期的理性启蒙，就只能将这句话当作一个偶然性神话。但是，毕竟中国早期理性启蒙运动太早了，当时巫师算卦还是比较常见的。陈胜伙同吴广谋划起义时，也还要找一个算卦的卜问吉凶。卜者也厌恶秦朝的残暴统治，说：“你们的事业能成功，且能为百姓立大功。可是你们还得问问鬼神呀。”陈胜、吴广听后非常兴奋，并从卜者的话中体会出了借鬼神“威众”的策略。他们用朱砂在一块绸帕上写了“陈胜王”，塞到鱼肚子里。戎卒们买鱼回来吃，发现了鱼腹中的“丹书”。面临杀头的他们，早已经处于集体无意识的集合行为之中，于是都在从众心里的驱使下响应了陈胜的号召。为了强化这一个集体意识，陈胜又让吴广潜伏到营地旁的一座荒庙里，半夜作鬼火，模仿狐狸声喊：“大楚兴，陈胜王！”正在睡梦中的戎卒们被惊醒。随后经过一番舆论酝酿，以此为起点形成了推翻暴秦的团体动力。这时候的“革命”没有上升到革新王权专制体制的时候，但也引发了社会的哲学思考：社会需要一个人人认可、共同遵循的道德或法律。经过几番流血牺牲，中国社会在汉武帝时期达成了一种共识——需要建立一个上下、左右以仁爱之心为纽带的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这个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要把皇权在内的一切社会权力与关系纳入其中，这已经是似乎在建设一个“全景畅视主义的规训机制”。这是中国早期在人的理性启蒙之后关于理性社会建设的伟大构想。但是，这个伟大构想是在皇权领导下完成的，对王权有一定的思想约束，但实践中对王权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这为以后皇权表面道貌岸然、实际上却偷偷摸摸地超越这一体系埋下了伏笔，也为集权主义与官府腐败埋下了伏笔，“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道出了道德对王权约束的不得力。“因此皇帝好了，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早期理性启蒙的这个缺陷，直接导致了历代王朝革命都是皇权之争，没有动摇这一存在缺陷的文化约束实践。不过，从历朝变革的口号来看，都体现了共产、共享、仁爱的基本文化内核，有的王朝较好地维系了这个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还能稳定地统治几百年。可见，除了“忽略了对王权的制度性监督”的缺陷以外，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也有较强的先进性。

不过，近代中国找寻落后、挨打的原因，有人甚至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现在看来当时的方法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历史上，中国也有许多次是被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所打败的，中国这个文化体系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一直没有动摇，甚或被这些胜利的少数民族所采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向善的文化内核、文化-社会互动机制的整体构想是很有优越性的。从福柯的研究来看，现代美国社会也似乎在实践着类似的“权力/知识体系”。也已经有人清楚地分析了西方“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对社会的深刻影响。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宗教不一定有神。“美国人把宪法当成宗教”“数以百万计自视为无神论者拥有跟信徒类似的信念和体验，而且信的一样深”。有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与观念，这个显然也是不对的，因为“共同文化与层级文化之间完全相融”。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能够被各个阶级所共同接受，一定有其共通的价值取向。在事实上，孔子是在把贵族文化传播到平民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创立了儒学的，故它所体现的精神价值具有超阶级的宗教文化属性，“儒家所讲的道，不是神道，也不是君道，而是人道。他们不讲宗教出世，因此不重神道，亦不讲国家至上与君权至尊，因此也不重君道。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的人生大众之道。这便是人道，亦可说是平民道”。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整体文化与层级文化是相通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自我意识程度之间的差异，而不在于文化种类之间的差异”。相通的文化也可以被不同的人演绎与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儒家学说在历史上被统治阶级试图演绎成“愚民”性的“吃人”文化也是常有的。

权力不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权力影响我们是来自于一种“胜利者效应”。历代开国帝王一开始是具有共产、共享、仁爱的基本文化价值取向的，但是在获胜之后、有的是持续几百年后的文化价值取向会发生变化，原因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高权力需求的领导人在获胜之后血液中激增的睾酮素。好比登山者试图寻找并征服下一个更险峻的山峰，嗜权的领导人不会去应付日复一日的寻常政治——他渴望胜利为他带来化学反应的高潮。不幸的是，就像所有的高潮体验一样，为得到同样的效果，下一个刺激必须更强烈”。“作为文明社会的卓越发明，民主演变为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保护我们和子孙后代免受权力对大脑产生的化学作用及其后果的影响。”中国儒学也对皇权进行过恫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并且，儒学也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教化君权，形成“王权代替神权”又以“师权来规范君权”的权力制衡机制。

总之，以中国精神为灵魂的传统文化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不仅体现着人类理性社会的光辉，与马克思所预设的共产主义理想相匹配，而且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实践了上千年。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思想体系必须植根于中国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如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市场是手段，不是目的；中国文化产业虽要体现市场的逻辑与法则，但更要关注“文化为谁服务””建构什么文化形态”的灵魂问题。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从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文化凝聚力和吸引力，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精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也必须解决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让文化产品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积极向上的劳动实践，反映丰富多彩的群众社会生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还要将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赢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近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弊端的不断发生与重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马克思与21世纪有何关联？并力求通过研读马克思著作寻找“如何改变世界”的决心和思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理性启蒙后人性恶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社会互动机制体现了人类理性启蒙后人性善的一面，二者中一个批判、一个建构，琴瑟相合，必将在21世纪的全球文化史上奏出共产、共享、仁爱的和谐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