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十二月四号夜里的劫掠使斯特恩认定了奥斯卡·辛德勒就是那位珍稀的贵人，正直的异教徒。《塔木德经》里有个关于各民族大义人的传说，据说不论处在何种历史时期，这些大义人统共只有三十六位。斯特恩倒是并没有把这个神秘的数字当了真，不过他在心里是相信这个传说的真确性的，他也相信，把辛德勒认作一个活生生的避难所是个正派而又明智的策略。
德国人需要资金——里考德厂的部分设备已经被没收，只剩少量的金属锻压机、搪瓷储藏箱、车床和熔炉。如果说斯特恩是奥斯卡坚实的精神支持，那么在现实层面上帮他直接获利的就是亚伯拉罕·班吉尔，此人是里考德的业务经理，已经被奥斯卡争取过来。
他们俩——耽于酒色的高大的奥斯卡与古灵精怪的矮胖的班吉尔——一同前去拜访那些可能的投资人。据十一月二十三号的法令，所有犹太人的银行及贵重物品保管库均由德方行政部门以固定投资信托的形式接管，不允许犹太所有者享有任何动用和收益权。那些有点历史经验的富有的犹太商人则秘密地储藏硬通货。他们看得很清楚，在汉斯·弗兰克的治下，要不了几年时间货币就会有贬值的风险；那些易于携带的财富——钻石、黄金、可以买卖的货物——就会变得炙手可热。
仅克拉科夫周边，班吉尔就颇认识几个人，愿意提供投资资金，用以换得有品质保障的产品。具体的交易条件比如：投资五万兹罗提，换得每月数千个锅碗瓢盆，自一九四〇年七月开始交货，一直持续一年时间。在一个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看来，只要汉斯·弗兰克还在瓦维尔堡，实实在在的厨具就比兹罗提更加安全、活泛。
对于这些约定的各方——奥斯卡，投资者，作为中间人的班吉尔——只不过有个君子协定，连份交易备忘录都没有。即便是正式完备的书面合同也是废纸一张，根本不可能照章执行。什么都没法照章执行。所有的一切全押在班吉尔对这位苏台德搪瓷制造商的精确判断上。
这些会面就安排在投资者位于克拉科夫中心古老的内城区的公寓里。投资者的夫人喜欢的波兰风景画家的画作，他几位聪明又娇弱的女儿欣赏的法国小说，会在讨价还价的余光中闪烁着光芒。除非那位投资者已经被赶出了老宅，住到了波德戈尔兹相对贫穷的街区。那他就是个已经心有余悸的人了——他的公寓凭空被剥夺，他本人如今成了他自己生意的雇员——而且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儿，这一年还没到头呢。
乍一看，这简直像是些虚构的情节，用以衬托奥斯卡的伟大：他如何从未被人指责对这些非正式的合同背信弃义。事实上，转过年头，他就会跟一个犹太零售商就这个人有权从德国搪瓷厂在利波瓦大街上的货运码头上拿走多少产品争执不休了。而这位仁兄会因为这件事对奥斯卡不满一辈子。不过说到奥斯卡不履行君子协定——这话还当真从来没听说过。
因为奥斯卡天性就是个爱花钱、肯担当的主儿，在别人眼里，他像是有无限的资源，能产生无穷的回报。总之，奥斯卡，还有其他德国的机会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四年间真可谓赚得钵满盆满，想来只有那种真正利欲熏心之辈，才会把奥斯卡的父亲所谓的“道义上的债务”赖掉不还。
新年来到，埃米莉·辛德勒首次来到克拉科夫看望她夫君。她觉得这个城市是她待过的最令人愉快的地方，比那个总罩着一层工业烟尘的布尔诺优雅多了，也舒适多了。
她对丈夫的新居印象深刻。几个前窗俯瞰着普朗地：一圈优雅的公共绿地，沿久已拆除的古代城墙的路径将整个旧城环绕于其间。宏伟的瓦维尔堡就在大街的尽头高高耸立。而奥斯卡现代化的公寓就被所有这些古迹环抱在当中。她四处查看由普费弗伯格太太布置的织物和壁毯。他新近的发迹在这些室内装饰上触手可及。
“你在波兰干得真是不错啊，”她说。
奥斯卡知道她真正的所指是她的嫁妆问题。就是十二年前，当去过兹维陶的人冲进阿特－莫尔斯坦村，竞相向岳父报告说他的女婿还像个单身汉一样自由散漫、四处留情时，他岳父拒付的那笔嫁妆。他女儿的婚姻完完全全应验了他的担心，他要是给了嫁妆那才是该死呢。
虽说这终成泡影的四十万德国马克确实略微影响了奥斯卡的前途，这位阿特－莫尔斯坦村的乡绅却不知道这笔该出而未出的嫁妆把自己的女儿伤得有多痛，使她变得加倍地疑神疑鬼，他也不知道十二年都过去了，当这件事在奥斯卡眼里已经不值一提时，它却仍然时时困扰着埃米莉的思绪。
“亲爱的，”奥斯卡总是忿忿地嘟囔说，“我从来都不需要那笔该死的钱。”
埃米莉与奥斯卡之间时断时续的夫妻关系也似乎正是她处境与心理的反映：她明知自己的丈夫不忠，也不可能忠实，不过对于已经杵到她鼻子底下的婚外情证据，她仍然宁肯视而不见。她在克拉科夫的行动一定非常小心在意，特别是去参加那些派对的时候，派对上奥斯卡的朋友们想必谁都知道事情真相，知道另外那些女人的名字，而她并不真想知道她们姓甚名谁。
一天，一个年轻的波兰人肩膀上扛着一卷地毯找上门来。此人就是波尔代克·普费弗伯格，曾差点毙了她丈夫，不过她不可能知道这些内情。那卷地毯是黑市货，经匈牙利由伊斯坦布尔运来。原是英格丽德吩咐普费弗伯格去找的，而这位夫人为了回避埃米莉的到来已经搬出去了。
“辛德勒太太在吗？”普费弗伯格问。他一直都把英格丽德称作辛德勒太太，因为他觉得这样称呼少些冒犯的意味。
“我就是辛德勒太太，”埃米莉道，明知他这问题的真意。
普费弗伯格也真够机灵的。他掩饰说，他实际上不需要见辛德勒太太，虽说老听辛德勒先生提起。他因为一些业务方面的事情需要见辛德勒先生。
辛德勒先生现在不在，埃米莉说。她想给普费弗伯格倒杯酒喝，可他慌忙谢绝了。埃米莉也明白他这么做的缘由。那是因为这个年青人被奥斯卡的个人生活惊了一小下，自觉跟她这个牺牲者坐下来喝一杯实在有点不甚妥当。
奥斯卡租下的工厂在河对岸扎布洛西的第四利波瓦大街上。面朝大街的办公室在设计上很现代，奥斯卡觉得出于方便的考虑，自己将来有可能搬到这儿来住，于是就在三楼布置了套公寓，虽说周围的环境太过工业化，远没有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那么令人愉快。
奥斯卡接管里考德，改名为德国搪瓷厂的当口，厂里只有四十五个雇员，维持着适量的厨具产量。刚转过年头，他就接到了第一批军方合同。这当然属于意料之中。辛德勒将军的军备物资监管局“主要军备委员会”中各位有影响力的国防军工程师，一直都是他着力交好的对象。他跟他们参加同样的派对，请他们在克拉科维亚酒店大开宴席。有照片为证：奥斯卡跟他们一起坐在昂贵的餐桌旁，每个人都冲着镜头彬彬有礼地微笑，每个人都有美食佳酿伺候，几个军官都优雅地军装笔挺。他们其中有的负责在他的投标书上加盖大印，有的负责给辛德勒将军写至关重要的推荐信，完全出于友谊，还因为他们相信奥斯卡有他自己的企业，能够按时按量地交货。另外的一批人则出于礼物的驱动，那种奥斯卡专用来孝敬军官们的礼物——科涅克白兰地和地毯，珠宝和家具以及大量的奢华食品。也正为此，大家竟然纷纷传言，辛德勒将军跟他这位生产搪瓷的同姓企业家很熟，而且很喜欢他。
如今，有了这批有利可图的军备监管局合同撑腰，奥斯卡就能顺理成章地扩展他的企业了。而且有的是空间。德国搪瓷厂的门脸和办公室上头还有两个巨大的工业用楼层。你如果从门脸进入工厂内部，会发现左边的楼面堆放着些当下的产品。另一幢则完全空在那里。
他购入新机器，有些购自本地，有些购自祖国。他的产品除了供应军方的需求，还有那个永不餍足的黑市托底。奥斯卡眼看着自己就要成个工业巨头了。到一九四〇年仲夏，他就需要雇用两百五十个波兰人，而且还得开始安排夜班了。老汉斯·辛德勒先生在兹维陶的农机厂，最辉煌的时期不过有五十个雇员。将至今不肯宽恕的老爹远远甩在后头，这感觉妙极了。
这一年，伊扎克·斯特恩请求辛德勒安排雇用某个年轻的犹太人——作为特案；罗兹区的某个孤儿；犹太委员会某个部门文书的女儿。不出几个月，奥斯卡统共已经雇用了一百五十个犹太工人，他的工厂也就有了避难所的小名声。
这一年，犹太人纷纷想挤进某个跟战争利益息息相关的企业，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是如此。四月，弗兰克总执政颁布了驱逐令，要把犹太人从他的首都克拉科夫赶出去。这个决定颇为怪异，因为帝国当局还仍然以每天一万人的速度往他这儿送呢。可是弗兰克告诉他的内阁，克拉科夫的状况是可耻的。他知道有些师长级的指挥官住的公寓楼里都还有犹太房客。更高级别的军官有的也得忍受这种同样可耻的有伤尊严之事。他许诺，在六个月内将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全部清理掉。只允许保留五千至六千犹太技术工人。其余的犹太人全部迁往总执政府所辖的其他城市，比如华沙或是拉多姆，卢布林或琴斯托霍瓦。在八月十五日前，犹太人可以自愿选择移居的城市。之后仍留在克拉科夫的，就只能携带少量行李，用卡车运往随便哪个适合安置的地方。汉斯·弗兰克说，从十一月一日起，克拉科夫的德国人就可能呼吸到“清新的德国空气”，步出户外再也不会看到满大街小巷都“爬满犹太人”了。
弗兰克那年并未能将犹太人的人口降至这么低的水平；不过，在他的计划初次公布时，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四处奔走，想获得一份技术资格认证。像伊扎克·斯特恩这样的人，还有犹太委员会中正式和非正式的官员，已经开列了一份“同情者”名录，列出他们可以求助的德国人名单。辛德勒就在名录里；同在名录的还有尤利乌斯·马德里瑞施，他是个最近设法从国防军成功脱身的维也纳人，已经接任一家制服企业的受托人。马德里瑞施眼见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合同利润丰厚，正打算在波德戈尔兹郊外开一家自己的制服厂。到最后，他的财富会比辛德勒还要庞大，不过在一九四〇年这个奇迹迭出的年份，他还是个领薪水过活的主管，以心地慈悲著称——仅此而已。
到十一月一号，弗兰克已经将两万三千名自愿转移的犹太人迁出克拉科夫。其中有些去了华沙和罗兹的新建犹太聚居区。他们在餐桌旁无言以对，在火车站的悲伤离别可想而知，不过大家还是温顺地接受下来，想着，我们能挺过去，他们的要求也不过如此了。这些情况奥斯卡都知道，不过，他也像他们犹太人一样，希望这种暴行只是暂时的。
这可能是奥斯卡一生中最勤勉的一年——他在一年之内将一个破产的企业重塑为一个受到政府部门重视的公司。在第一场雪降下之后，辛德勒注意到他的犹太雇员中每天都会有六十多人缺勤，不禁大为震怒。他们是在上班的路上被党卫军强拉去清雪了。辛德勒于是跑到波摩尔斯卡大街党卫军的总部，找他的朋友特费尔兴师问罪。他告诉特费尔，有一天他竟然有一百二十五个员工缺勤。
特费尔跟他交了底。“你得明白，这儿的有些家伙才他妈不管什么产量呢。在他们看来，犹太人天生就该被弄了去铲雪的。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逻辑——对他们来说，犹太人去铲雪简直具有仪式般的重要意义。而且不光是你，每个雇主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奥斯卡就问，那别的雇主是不是也都来申诉了。是的，特费尔说。不过，他说，党卫军预算与建设办公室的一位要人曾来波摩尔斯卡街的总部吃午饭，他说，认为帝国经济中也该有犹太技工一席之地的说法无异于叛国。“我想，后面还有的是铲雪这类的事件你得容忍呢，奥斯卡。”
此时的奥斯卡不禁摆出备受压迫的爱国者姿态，或者也许是怒火中烧的投机商本色。“他们要想赢得战争，”奥斯卡说，“他们就必须除掉这样的党卫军败类。”
“除掉他们？”特费尔问。“看在基督的分上，骑在我们头上就是这批混蛋呢。”
这次谈话之后，奥斯卡开始大力提倡一种原则：一个工厂的雇主应该跟他自己的工人关系密切，工人也该跟工厂密切合作，他们决不该在上下班的途中遭到扣押和虐待。在奥斯卡眼中，这既是个工业生产的公理，也是个道德上的公理。最后，他会在他的德国搪瓷厂将这条公理坚决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