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维多利亚·克罗诺斯卡是奥斯卡办公室里的美人，他的波兰籍秘书，而且他立马就跟她开始了长期的恋情关系。奥斯卡的德国情妇英格丽德肯定知道有她这么个人儿，就像是埃米莉·辛德勒肯定知道英格丽德。因为奥斯卡从来就不是个偷偷摸摸的情人。他在性事上就跟个孩子一样毫不欺瞒。他这并不是存心炫耀，而是因为他从来没觉得有欺瞒的必要，没觉得有从后门楼梯溜进旅馆，有在下半夜去偷敲人家姑娘家大门的必要。既然奥斯卡都从不费心跟他的女人打马虎眼，她们也就装不起唯我独尊的架子；惯常情人间的争执也就难得挑起了。
维多利亚·克罗诺斯卡一张妆容鲜明的俏丽小狐狸脸，金黄的头发高高地在头上盘起，看起来像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姑娘，在她们看来，历史的麻烦对于人生的真意而言，也不过是暂时的侵扰。这年秋天，身着简单的夹克、镶边宽松衬衫和紧身裙子的克罗诺斯卡显得像个轻佻的小姑娘，可事实上她冷静、干练而且非常机敏。她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以坚定热烈的波兰方式贯彻执行。最后，她将为了将她的苏台德情人从党卫军机构中释放出来而跟德军的权贵虚与委蛇。不过，眼下奥斯卡交办给她的工作可就轻省多了。
他表示想在克拉科夫找个上好的酒吧或是夜总会，好结交几个朋友。不是扩展人脉，不是交好军备物资监管局的高官。是真正的朋友。找个中年军官不会出现的快活所在。
克罗诺斯卡知道这么个地方吗？
她在市集广场，也就是城里的中心广场以北的窄街小巷间发现了一个绝妙的爵士酒窖夜总会。这地方一直以来就在大学生和年轻的老师职员间大受欢迎，不过维多利亚本人此前倒是从没去过。和平时期追求她的那些中年男人才不会想去这种低级夜总会跟一帮学生瞎掺和。假如你愿意，也可以包一个帘幕隔开的小单间儿，在乐队浓浓的爵士节奏掩映下开你的私人派对。因为维多利亚找到了这家可意的音乐酒吧，奥斯卡给她起了“哥伦布”的雅号。纳粹党跟爵士乐划清界限不单因为其在艺术上是颓废派，同时还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非洲式节奏，一种低于高贵人类的动物性。维也纳华尔兹的“嘣－恰－恰”才是党卫军和纳粹党军官的最爱，他们对爵士乐酒吧避之唯恐不及。
一九三九年圣诞节前后，奥斯卡在这家俱乐部为几个朋友搞了个派对。他天生长袖善舞，即便是跟他不喜欢的人也能一醉方休。而那天的客人又都是他喜欢的朋友。除此之外，他们当然还都是有用之人，虽职位不高，在占领军当局的各部门都有不小的影响力；而且或多或少，他们都算是双重的流亡者——不但远离了家园，而且不论是在故土还是异乡，他们在当局的治下都不同程度地很不自在。
比如，有个在内政部供职的年轻德国测量员，他已经划好了奥斯卡在扎布洛西的搪瓷厂的边界。奥斯卡的德国搪瓷厂后面有块空地，跟一家纸箱厂和一家散热器厂毗邻。辛德勒已经很高兴地发现，据这位测量员的界划，那块荒地大部分属于他的德国搪瓷厂。大规模商业扩张的前景不断在他脑海中舞动。这位测量员之所以能受邀参加他的聚会，当然是因为他是个很上品的家伙，因为你跟他聊得起来，还因为你可以就近请教他将来的建筑规划。
身为警察的赫尔曼·特费尔也在场，还有SD的特工雷德尔，以及在军备物资监管局供职的军官——同时也是位测量员的施泰因豪泽。奥斯卡是在寻求为了开厂必需的各种许可的过程中认识并喜欢上这些人的。他已经开始享受跟他们共饮之乐了。他一直认为，解开官僚制度死结的最佳途径，除了行贿，就是宴饮。
客人中压轴的还有两位反间谍局的人物。首先是埃伯哈特·格鲍尔，就是一年前将奥斯卡招募进反间谍局的那位中尉。第二位是在卡纳里斯的布雷斯劳总部供职的马丁·普拉特中尉。正是通过他的朋友格鲍尔的招募，奥斯卡·辛德勒先生才初次发现克拉科夫真是个遍地是机会的宝地。
格鲍尔和普拉特的到场还有个副产品。奥斯卡仍旧是反间谍局名册上的特工，他居留克拉科夫期间提供的有关其党卫军对手的情报，一直让卡纳里斯的布雷斯劳总部甚为满意。格鲍尔和普拉特会认为，奥斯卡之所以将特费尔这种多少对当局抱有不满的宪兵，以及SD的特工雷德尔这样的人带来参加聚会，也是出于收集情报的考虑，实属美酒良伴以外的额外收获。
虽说我们无法确知那晚的聚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不过，通过事后奥斯卡对他们每个人的说法中还是能猜出个大概的。
致祝酒词的自然是格鲍尔，他说，他带给他们的不是政府、军队或是君王：他带给他们的是他们的好朋友奥斯卡·辛德勒的搪瓷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搪瓷厂若能繁荣昌盛，就会有更多的派对，辛德勒风格的派对，你能想像到的最棒的派对。
祝酒饮过之后，谈话自然也就转向了那个使各内政部门都感到困惑不已或者说念念不忘的话题：犹太人。
特费尔和雷德尔那一整天都待在莫吉尔斯卡火车站，负责监督将波兰人和犹太人从东向列车上卸下来。这些人是从“合并领土”，即过去曾属德国的新占领的地区来的。特费尔并未就乘坐东向运畜车厢的乘客的舒适程度多置一词，不过也承认天气是够冷的。不过用运送家畜的车厢来运人对每个人来说都还是新鲜事儿，而且当时的车厢里还没挤得沙丁鱼罐头般毫无人性。让特费尔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出于什么样的政策考虑。
特费尔道，不断有传闻说我们已经开战了。身陷这种情况中，各个合并领土都太他妈假正经了，决不肯容忍他们境内的几个波兰人和五十万犹太人。“整个东向铁路系统，”特费尔道，“整个成了把他们运给我们的运输专线了。”
反间谍局的人就那么听着，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对党卫军来说，他们的心腹之患也许是犹太人，可是对卡纳里斯而言，他的心腹之患就是党卫军。
特费尔又说，自十一月十五日起，党卫军就接管了整个铁路系统。他说，他波摩尔斯卡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堆满了党卫军发给军方的愤怒的公文，指责军方背信弃义，已经逾期两周了还在使用东向铁路。看在基督的分上，特费尔忿忿地质问，难道军方不该优先使用铁路系统，而且爱用多久就用多久吗？否则他们如何部署东西兵力？特费尔质问道，激动地灌下一口酒。难道依靠自行车不成？
奥斯卡颇有兴致地看到那两位反间谍局的人对此未置一词。他们是怀疑，特费尔可能并非喝高了，而是故意安插的奸细。
测量员和军备处的人问了特费尔几个问题，都是问到达莫吉尔斯卡车站的那些不同寻常的车厢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了多久，这种运输方式都根本不值一提了：如此这般地运送人口将成为重新安置政策下司空见惯的方式。不过在奥斯卡圣诞派对的那天晚上，这还是新鲜事一桩。
“他们把这个叫集中管理，”特费尔道，“他们在文件里就是这么叫的。集中管理。我看不如管它叫该死的痴心妄想。”
爵士乐酒吧的老板端上了鲱鱼加调味汁。鱼肉和烈酒配得恰到好处，大家狼吞虎咽之际，格鲍尔提起了犹太委员会的话题，照弗兰克执政官的命令，每个犹太社区都要建立一个犹太委员会。在华沙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犹太委员会由二十四位经选举产生的委员组成，负责贯彻执行本地区的政令。克拉科夫的犹太委员会设立还不足一个月；受人尊敬的民法权威马雷克·比贝尔施坦因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不过，格鲍尔又特意道，他听说委员会正在跟瓦维尔堡一道拟订一个犹太劳工名单的计划。犹太委员会将负责提供挖沟、清理厕所和扫雪的具体劳工。大家不觉得犹太委员会有点合作得过了头吗？
非也，非也，军备物资监管局的工程师施泰因豪泽道。他们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负责提供劳工队，也就不会再有那种随意强拉壮丁的事儿发生了。犹太人在被强拉壮丁时经常遭到殴打，有时脑袋上还会吃枪子。
马丁·普拉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这么合作无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他说。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大家必须理解这一点。他们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合作来疏通市政当局，然后才有空间再讨价还价。
格鲍尔想继续推进这一论点，以诱导特费尔和雷德尔，所以就犹太人问题故意进行了一番热心的分析。“我告诉诸位我是怎么看合作问题的，”他说道。“弗兰克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在总执政府工作的每个犹太人都要佩戴星徽。这个法令才不过执行了几个星期。这种星徽是委托华沙的一个犹太制造商用耐洗的塑料生产的，每个卖三兹罗提。他们好像对这条法令意欲何为毫无概念。似乎这玩意儿不过是某自行车俱乐部的徽章。”
大家于是建议，既然辛德勒干的就是搪瓷业，他的工厂没准儿可以压制一种豪华型搪瓷徽章，然后再由他女朋友英格丽德监管的五金商店负责零售。有人还提出观点，说这种星徽原是他们犹太民族的标志，是被罗马人摧毁的一个犹太国家的标志，如今只存在于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脑袋里。所以他们兴许还以佩戴星徽为荣呢。
“问题是，”格鲍尔道，“他们没有任何可以自救的组织。不错，他们是有似乎可以经风挡雨的组织，但这次可不比寻常了。这次的暴风雨是由党卫军操控的。”格鲍尔的语气听起来仍像是并未过于强调这一点，仿佛他完全认同党卫军在这方面的专业素质。
“算了吧，”普拉特道；“他们最坏的可能性也不过被遣送到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天气可比克拉科夫强多了。”
“我认为他们这辈子也甭想见到马达加斯加了。”格鲍尔说。
奥斯卡这时要求换个话题。这不是他的聚会吗？
事实上，在克拉科维亚酒店的酒吧里，奥斯卡曾亲见格鲍尔将逃往匈牙利所需的伪造证件交给一个犹太生意人。格鲍尔也许是在做交易，虽说他似乎具有很强的道德感，不会干出这种拿证件和公章换钱的勾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丝毫不仇恨犹太人，他在特费尔面前的言行不过是做戏。其实这帮人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仇恨犹太人。一九三九年的圣诞，奥斯卡只把他们当作喧嚣的公务之余的放松，后来他们才会派上更大的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