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外不法分子的贩毒行为

一、英、美等国不法商人的贩毒

鸦片战争前，在中国贩毒的固然有外国的公司洋行，还有不少分散经营的外国不法商人。早在1817年，清朝嘉庆帝就明令两广总督晓示外商：“嗣后各夷船倘再有私带鸦片烟泥者，进口之日，兵役等照例严搜，一经搜出，除将烟泥焚毁沉溺外，必将私贩之人从重治罪，决不宽贷。”不料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全然不把它当一回事。

1834—1839年，英美的鸦片商为了加速鸦片贸易，改变了原先的发货方式，“开始自己从伶仃岛趸船走私，在岸上向买主交货……这种无拘无束的情形越演越烈，不久就有大批外国船只或由外人控制的船只，以‘客船’的姿态出现……从东面的虎门到城西的花地，差不多沿河各处都成为这种贸易的舞台”。

1834年12月，64名英国鸦片贩子为了自己的私利，联名上书英国国王，提议“授权给一位有适当官阶、思虑周到和富于外交经验的全权公使，偕同一支适度的，但有充分规模的武装力量，便可轻而易举地封闭中国全部沿海贸易”，逼迫清政府按他们的意旨行事。

1838年4月20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承认：“最近两个月中，在伶仃岛与广州之间从事于这种非法贸易的英国船只数量大增，在鸦片交货时常常引起这些船只与政府的缉私艇之间的武装冲突。”这年上半年外国鸦片贩子共卖出鸦片18932箱、每箱价值490卢比（合洋银245元）, “所有之鸦片，只卖与凡由水路带出口之人”。

林则徐到广东后于1839年5月发出告示：“凡尔各国夷人不来则已，若来至天朝地方，无论何国夷人，但有夹带鸦片，均照新例，人即处死，货尽入官，毋谓言之不预也。”林则徐的举措得到了清朝廷的肯定。6月23日，道光帝批准的《洋人携带鸦片入口治罪专条》明确规定：“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起获烟土全行销毁。”部分英国鸦片商人1839年6月从广州商馆撤离后立即开始了在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活动。对此林则徐在8月22日指出：“今奸夷尚有多名未去，趸船尚有一半未开，尖沙咀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屡经示谕，皆又匿不呈缴……现在拿获汉奸烟犯多名，皆已供明在某某夷船上买入，赃证确凿可凭。且又分遣三板东驶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琼，该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

在广东严厉查缉烟土的大背景下，难以将货脱手的外国鸦片贩子往往采取贱价诱售的策略，而一些百姓不顾官方禁令，贪图小利，秘密潜往购买。1839年7月，一向驾船运送客货的邓三娣“闻知夷船寄泊尖沙咀洋面，所带鸦片不能销售，价值大减”，于是起意低价购入，转卖图利。至8月26日，邓分四次从夷船上购入烟土73斤，每斤价格5.33银元—7.33银元不等。捕鱼为业的彭亚开1839年7月底听说客顺夷船上“带有烟土，因各口查禁甚严，难以出卖，如有人到船买土，该夷情愿让价”的消息后，马上与梁亚宝等人合伙，以每个17元银元的价格买进烟土6个，然后运回新塘地方加价卖出，转手获利。外国鸦片商人为了急于抛售鸦片烟，也同意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如1839年6月13日，向在新安驾艇捕鱼的广东归善县人陈亚成等3人，“各出本钱二千五百文，买备咸鱼、鸡、鸭等物，载往尖沙咀……向不识姓名人夷船换得鸦片烟土半斤”，载回新安县长洲环肚地方全部卖出，“得银九圆均分”。

英国烟贩的行径引起了英国正直人士的谴责。英国《北极星报》在1840年4月发表题为“鸦片战争”的文章，认为在禁烟运动中，“在华的英国臣民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侮辱和伤害，受控告的都不应是中国政府，而应是鸦片走私犯们……英国政府应该做的不是派遣军队去掠夺平白无故的中国人，而是相反，即让这些走私恶棍们说出所损失每一个小钱的原因，然后立即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法办。

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清军的失利，英国的鸦片船队狐假虎威，一路尾随英国的远征舰队北上厦门、舟山以及吴淞口等地。

美国不法烟商在五口通商后亦趋活跃。1853年，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向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承认：“我们美国人，几乎所有在上海及广州的美国人，都武装他们的商船……停泊在诸江的口岸，满载鸦片，抓住一切机会，售与中国商人……去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逾三千万元以上，没有一包不是像上述走私状态进口的。”必须指出，即便是中美《望厦条约》也没有给美国人合法贩烟的权利。《望厦条约》第33条规定：“合众国民人，凡有……携带鸦片……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对此马沙利应当是清楚的。

同年年初，由于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胜利进军，清朝统治不稳，人心思变，当时在上海的“英、美商人都抱怨说，几个星期以来，没能销出一点儿棉布或呢绒，连鸦片烟也无法销售，每箱价格由五百六十元跌到三百九十元和四百元”，仍少有人问津。

必须指出，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外国鸦片烟滞销毕竟是个别现象，实际上出现的时间很少。在多数情况下即在多数时间内，外国烟贩们的生意是兴隆的。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在上海开埠后“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从上述谈话中人们不难找到这样的信息：即上海开埠后进口的鸦片烟实在太多了，以至于上海道台顾不上外交场合脱口而出了。

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出于宗教道德也对外国烟贩进行了谴责。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目睹进口鸦片造成的祸害后说：“鸦片商们很少知道在他作这种败坏道德和具有破坏性的交易中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害处。在鸦片烟输入中国以前和以后，中国人口增加率的差异应该唤醒他们并使他们问问自己，他们对于那些吸食鸦片烟而患病和死亡的人是否负有责任。”先后在广东、上海、青岛等地传教的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曾多次指责英国的鸦片政策是“只顾金钱而不顾人们利益的商业政策”，认为毒贩贩毒使人“败伦灭纪，坏俗伤风”。还有传教士指出，“由于英国臣民继续不断地进行一种破坏性毒物的武装违禁贸易，他们自己固然因此发财，但可怜的沉溺其中的中国人，却因之贫苦潦倒，甚至戕身丧命”。

二、外国毒贩的帮凶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贪官污吏、汉奸商贩与外国毒贩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联手贩毒，害国害民。如果没有这些帮凶，外国毒贩要想在短期内将鸦片换成现银是根本不可能的。

早在1796年（嘉庆元年）清朝嘉庆帝就发出上谕，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查获鸦片之案，除查明地方官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竟当概行宽免处分。”正是由于清朝官员的查拿不力，得规故纵才使外国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口内。美国旗昌洋行的亨德曾用轻松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行贿效应：“公行与黄埔船舶间的走私，是严刑禁止的，当户部（指海关监督）船夫们跟随在每艘停在黄埔的船上，以及他们的长官站在义和行及瑞行前面的时候，我们只要出些小钱，那监管的人，就乐为居间，而使我们免去一切麻烦。”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巡船上行下效，公然与鸦片贩子商定，每箱鸦片收5元—10元，每月按时受贿不误。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收了贿钞以后，自然是高抬贵手，放私入口了。1836年9月，兵部给事中许球上奏说：“近年来，系有前督臣卢任内香山县田溥，全营缉获鸦片一起，此外并不多见，此兵役得规包放故也。”在其他沿海各省查缉人员亦有“查获十百而报一二，夺人之禁物而鬻之”的现象。两广总督邓廷桢虽然竭力禁止“扒龙”等快船走私鸦片，“但他自己有四只水师船，专为用来运输鸦片走私之用……许多英国人所有的双桅轻艇和无棚小艇，都被他雇佣转运鸦片”。1845年4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德庇时致函耆英，明确讲：“中国政府的低级官员就是主要的贩卖者，获利甚厚。”有时官船直接靠上停泊在零丁洋上的趸船提卸鸦片，运往广州出售。

同样负有缉私重责的海关的问题也不少。1813年，嘉庆帝发表上谕指出：“至鸦片烟一项……奸商嗜利贩运，陷溺多人，皆由各处海关私纵偷越。”1822年，有御史揭露粤海关包税是广东鸦片走私猖獗的一大原因：“洋船一到，即有包揽上税者，将烟雇载渔船，先行寄顿，然后查船。”1832年，道光帝下令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剀切出示晓谕洋人，并严饬洋商向洋人开导，勿将烟土夹带货舱，倘经查出，不准该商开舱卖货，立即逐回，并严谕以货船之外，毋许另设船只，以杜私入之源。仍于省河禁止走私快艇”。上述防范的措施应当说是比较周密的，但再好的措施也要有人去实施的，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政治腐败已成顽症，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鸦片战争前，代表清朝政府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公行总商伍浩官即伍敦元就是一个利欲熏心不顾一切的无耻之徒。此人早在1821年就因循隐外国轮船夹带鸦片被两广总督阮元处罚过，并摘去了他的三品顶戴。自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后，伍浩官“退出和洋人的一般交易，专和旗昌行一家合作，他的对外贸易全由旗昌行一家代理”。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1835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在一份奏疏中揭露：“有英吉利夷人铁头老鼠者，遂与洋行伍元和串通，移在大屿山屯船开装，自后俱用现银交易。”代表政府直接与外商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官商尚且如此卑鄙无耻，那些不具备官方身份的中国商人更不会把本国政府的禁令放在眼里，当一回事。

在中外鸦片走私贸易中，买办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香山县人黄添化1823年至1830年经人介绍在荷兰人番巴臣处做佣人，因而通晓外语，于1835年2月被推荐至花旗米也船上充当买办。1838年9月，又被荐至港脚利土船上当买办。“唎吐船内带有鸦片烟土，黄添化能通汉夷言语，遇有内地匪徒欲买烟土，该犯即邀至夷船，传话说合，不计数次，每月得工银十二元。”此人于1839年6月26日在九龙洋面被广东水师抓获后被夷船放下的舡板突击救出，直到8月23日潜回家中探信时才被拿获。又有人揭露说：“漳泉沿海奸民，平日勾通夷船者，今多在船同事，习其教法，依其装饰”，因此“夷船日多，烟贩愈炽。”对此，两广总督邓廷桢指出：“夷人以汉奸为内线，汉奸以夷船为利源。”林则徐亦透露：“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

在巨大经济利润的刺激下，有些原先合法的丝商加入了鸦片公所，一些合法的糖商紧跟其后。1838年9月，上海知县在上海东关外“亨吉号糖行内拿获贩工之福建人许阿伢、杨贞倌二名，搜获烟土九百余两……在永利号店内拿获兴贩窝顿烟土之福建人林让、陈其恩二名，搜获烟土一万五千余两”。

五口通商之后，怡和洋行买办杨坊与宝顺洋行的一个买办首创了从上海购进鸦片运到苏州交换丝茶的方式，被外商迅速接受，并津津乐道地称之为“苏州方式”。据1856年江海道蓝蔚雯的密禀揭露：“西洋各国进口货物，近以烟土为最盛……其贩来上海者，夷商以抵付丝、茶价值为大宗。比如应付丝、茶价银一万两，夷商只付现银六七成，余以烟土抬价推抵。丝茶商不敢私运，即就地售与潮广土栈。”这种由买办发明、外国烟贩强制推行的以鸦片充当硬通货公开交换其他物资的方式，在中国近代史上开了首恶的先例，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与外国之间本已不太正常的贸易关系。

三、外国毒贩的下家

鸦片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其流通买卖的过程中总是有上家、下家的。鸦片战争前后上家是外国的公司洋行或散商，下家则是直接从外国毒贩手中买进鸦片的各色中国人。

在鸦片战争前这种接手推销的“总汇多在虎门、澳门、黄埔一带，其散布多在肇庆府属之高要县利广起填行并潮州府属之澄海县苍埠一带”,“顺德县之陈村、东莞县之石龙等村亦有之”。

清朝政府对于本国臣民贩卖鸦片烟早在1729年就有禁令，“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侯；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1821年，清政府重申鸦片禁令，明确规定“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在这之后，鸦片贸易由陆路公开贩运改为零丁洋海上偷贩。零丁洋当时是外国鸦片商人的鸦片囤积地。用来储存从印度运来的鸦片的废旧海船被称为趸船，在其旁边还配备了一些武装船只进行护卫。“其船名曰护货，同泊一处，为之捍卫”。中国鸦片购买者首先到密设在广州的为外国毒贩大量批发鸦片的黑店“大窑口”看货样，交付现款，然后凭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上提货。“趸船交鸦片时，对每箱鸦片要收取费用5元，叫做‘规费’。假如7天之内不交订单提货，则需再付2元的‘延期费’。从趸船上将货提走之前，总要用席篓重新包装，然后打上货主的私人标记，并注明重量”。包揽运送鸦片的是“快鞋”船，因其帆张3桅，左右快桨凡五六十，来往如飞，故名。“快鞋”经过关津时，“巡丁呼之则抗不泊岸，追之则去已无及，竟敢施放枪炮，势同对敌，瞬息脱逃”。但广东雷州、琼州两府，直隶天津的鸦片货主是直接将货过船，不需快船包带的。

来自趸船的鸦片运到广州后，“广州代理商按卖价抽取佣金百分之五，以后减到百分之三”。

1837年，在澳门开烟铺的郭亚平，因缺乏资本，囤货有限，不能应付购烟大户的需求，于是串通荷兰人呮咕等人充当鸦片经纪人，带领素识的闽广船户，备银驾艇，引导至零仃等处洋面，向夷船私买运回。“各船户每买烟泥一担，郭亚平抽取经纪番银四元”。

为外国毒贩批发鸦片规模较小的黑店被称为“小窑口”，散布在各城乡市镇，数不胜数。

后来，洋船载运大宗烟土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关东各海口，也同样有人为之接应推销。例如，上海“广潮等帮土栈……向凭夷商土票赴吴淞提货转售”，与广州至零丁洋的情况非常相似。

有些两广、福建的商民从外国人处买进鸦片烟之后，即北上转手倒卖。1938年9月，道光帝在上谕中提到，“两广、福建商民雇驾洋船，转贩杂货，夹带鸦片烟土，由海路运往天津，向有潮义、大有等店及岭南栈房代为包办关税”。11月5日，署直隶总督琦善奏报称，在大沽一带金广兴洋船上查获广东三水籍乘客邓然等人合资购买的12袋烟土共131536两，已查明是由广州城外水西街万益号李四经手向洋船代买的，准备运至天津、奉天、上海等地加价售出。同年12月15日，山东官方在胶州外洋停泊的鸟船上查获广东澄海籍船户王万顺藏在船底夹板内的五箱烟土共11050两。据王供称是由人代购自夷船准备在胶州出售的。

鸦片战争前，南至广东北抵奉天，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都有本国鸦片贩子的踪迹。

“粤东地处海滨，番舶络绎，匪徒趋利若鹜，骫法营私较他省为多，亦较他省为易。”省城广州是大宗烟土的集散地，“两湖、江西为烟土出入之门户，其大伙烟犯，动辄百十成群，犹如私枭之出没，器械森然，人视死而如归”。处于东路要区的潮州“所属近海口岸较多，夙为烟匪出没之所”。1839年3月15日至4月13日，广东官方在此地搜缴了烟土烟膏72188两，占全省同期查获量的90%。在黄埔、澳门各海口、珠江口外零丁洋岛以及广东西江、北江流域，天地会的分支三合会是最大的有组织的鸦片走私团伙。

福建“下游各府地处海滨，且与粤洋相接，每有不法之徒通夷，兴贩情弊百出”。每逢夏秋，福建沿海常有外船停泊。“奸民利其鸦片，引之使来。宽则诱其驶入港门，逼近马头，以便起卸；严则令其停于港口，暗雇渔舶代为交盘”，而且也有人出有巨资，开设窑口，实“为烟土自外洋入内地之枢纽。”

上海“实为东南数省贩烟之口岸……上海县地方濒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舡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

天津因“该处府县家人书役等，向多得规包庇”，致使1838年“烟馆随处皆有，烟具陈列街前”。“山、陕等处商贾，来津销货，即转贩烟土回籍。”

与此同时，奉天所属向为各地海船停泊口岸的锦州矢桥厂、海城没沟营、盖平连云岛等地也变成了东北地区鸦片的集散地。马老八、张裕源等著名烟贩应运而生。1838年春，被清政府逮捕法办的三个东北籍烟犯供认，他们的货源分别来自福建海澄县福盛馆老板王老五、奉天新民厅某药铺老板张裕源和锦州的马老八。道光帝严令盛京将军宝兴等人“随时随地认真防查，倘有开设铺面，暗藏烟土，转相售卖……立即按名查拿，照律惩办，净绝根株”。

沿海地区贩烟活动的猖獗首先与外国烟贩的重利勾引有关。林则徐称：“粤洋渔船疍艇之多，几不可以数计，其人贪利亡命，无不远赴外洋，而奸夷加意招徕，啗以倍蓗之利，即一蔬一薪，亦皆厚给其值，并以鸦片与之兑换，使之两获其利，利宽重而命愈轻。”其次与某些执法缉私人员的受贿包庇甚至是联手合作共同经营是密不可分的。1837年12月，充任粤海关澳门娘妈阁税口差役的谢安于次年5月间与巡船水手卢意一道查出赴关报验之香山郑亚两果船内有白烟土四包，结果收了郑给的洋银3元后私自放行。6月26日，谢、卢二人查出李亚养猪船内有烟土3个，得贿银3元；7月1日，又查出莫亚兴菜船内有烟土6个，得贿银4元，均予放行。“此外陆续查出不识姓名客船烟土四五次，烟土多少不等，每次约得银二三元至八元不等，随时卖放。计共得银二十余两”，由谢安、卢意六四分成花用。1839年8月，福建贩烟惯犯林干勾结金门镇标右营把总林和国，让林管驾的哨船在巡洋时为自己运送烟土。事为当地民众发现后，林和国部下兵丁竟敢公开开枪打伤民人3人。此案后经闽浙总督桂良等人查明，林和国受贿运送鸦片证据确凿，“应照海口员并收受窑口财物，无论赃之多寡拟绞立决例，拟绞立决”，所收贿银，查追入官。同年11月，广东番禺烟贩梁亚苏等8人起意出洋贩卖烟土，各出本银125元交付东莞县巡船舵工尹施昧。尹即利用指挥船内巡役水手的权力，将梁亚苏“由僻港送至新安县属铜彭洋面”，从英国鸦片船中买得烟土45个，原路护送返回。梁亚苏等人将烟土全部卖出得番银700两后，又给了尹施昧及巡役胡遗各谢银50元。案发后梁、尹两犯均被斩首处死。

另有一些本国烟贩走的是内河航线，“其由内河兴贩至南北各省，盈箱累笥，载以舟车，实繁有徒”。如嘉白帮粮船水手也在运送漕粮之时偷贩烟土。鸦片战争前，汉口是华中地区的鸦片集散地，即使在林则徐两湖禁烟时暗中出售鸦片的贩子仍然不少。1838年9月，林则徐在一份奏折中说：“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而鸦片“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在长江流域的上游也有烟贩的踪迹。1839年5月，四川总督宝兴奏报，在奉节之地下沱地方江面上查获奸商李洪发等人的船只，内有烟土烟膏3900余两，烟草10800余两、烟具60余件。

鸦片战争前在各地贩烟的人群若以籍贯来划分，则广东籍、福建籍占了很大的比重。徐继畬曾经指出：“粤之惠、潮，闽之漳、泉，其民好利轻生，与他处异。自鸦片之利兴，趋之者十人而九，其事逸于农贾，一出而偿其息者数十倍，从吾法则饥而死，必且侥幸于法之所不及而为之而不顾。”正因为贩烟有厚利，因此在清政府发动禁烟运动后这帮人采用更加隐蔽诡秘的手法继续作案，“或由渡船夹带，或由渔艇分携，或乘坐肩舆使人不觉，或深埋窟窖无迹可寻，甚或幼孩背裹牛喉，老妇腰缠布袋，种种秘密，愈出愈奇”。有的烟贩还把贩烟据点转移到僻远的乡曲村庄，“藏垢纳污，旧时既不少窝存，闻拿又转相寄顿。或深房密室，守以妇女，而莫能窥；或祠庙山林，埋以坑窖，而无由识，甚至装为棺柩，假作坟茔，诡秘万端，出人意表”，给查禁烟毒的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烟贩若以组织来划分，则天地会系统的帮会最为活跃。1838年，广东三合会烟匪在禁烟运动的严厉打击下不思悔改，“或代为护送船只，或代为之送各地销售，通同分肥”。还有些广东福建籍的烟贩新立红会名目，列号分帮，“私带鸦片，潜入江西经销”。1840年9月初，福建人江禄华在汀州府上杭官田地方、广东人李正昌在广东大埔与福建永定交界之广福亭地方各自建立红会。“福建名太平帮，广东名长生帮，各由总头招揽烟贩，陆续编号，分列一号至九号”，每号数十人不等。因会内“给红布旗一面，每人分给红布一条，挂在衣扣作为记认”，故名红会。红会会员从闽广当地杂货船上低价收购烟土，雇人护送出境，分往各处加价售卖。他们为了逃避检查，蒙混过关，将“所贩烟土，或藏在夹板箱、雨伞柄、夹层竹箩底内，或棉袄、高底鞋内”。沿途“并有受雇挑担，及在途会遇，许给饭食沿路代为照应者”。各号总头“按贩土多寡抽取厘金”，并交会内专人保管。为了给会员打气撑腰，会单上写上了“神祇保佑通帮顺遂”的字样，企盼着“贩烟图利”。至9月下旬，红会匪徒160余名连同烟土5800余两及刀械等件被官方查获。1840年12月，烟犯江八满在福建永定被捕，“供认系太平帮第五号总头，受雇包送烟土不讳”。此外，曾宝和曾在广东乐昌小码头与在当地贩烟的江西上犹县人朱义兴等人拜神结盟，吸收他们加入红会，向他们分发红布和尖刀。前者用作暗记，后者便于“贩烟互相帮助，以免他人抢夺。”

另据当代学者茅家琦的研究，原广西天地会首领之一后任太平军镇江主帅的罗大纲原先似乎也与广州奥立芬洋行的股东“景公”（C.W.King）贩卖过鸦片。

上海小刀会首领、广东人刘丽川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前曾在上海小东门“开烟店为生”，其他头领如“闽人陈阿林、林阿福、陈阿六、李仙云等，粤人则李少卿、李爽轩，平素皆卖烟聚赌，刁悍不法，广结党羽，无籍游民多附之”。游民们“兴贩鸦片，遇事生风”，一些人“以护送鸦片烟土为业，嗜利好争，动辄纠众，械斗拒捕，暋不畏死”。1853年7月，广东嘉应州人李少卿从上海押运一批鸦片烟土去苏州贩卖，途经青浦千秋桥时被人假冒周立春之名劫夺一空。经过李与周立春的当面交涉，周答应将鸦片“押令赔还”。周立春也由此经李少卿介绍结识了刘丽川，加入了上海小刀会。

从事非法的贩烟经营一直是中国近代帮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由此帮会可获取厚利作为维持和发展自身组织的物质基础，吸收大量的无业游民为其奔走效力。但人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帮会与外国侵略者有着共同的鸦片利益，仅就这点而论也极易被民族的敌人所收买利用，损害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