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毒品的出现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密不可分。

在漫长而寂寞的古代、中世纪，后来被判定为毒品的鸦片、大麻等东西，都曾为人类的繁衍、进化、生活提供过帮助；古柯也曾为印第安人创造无比灿烂的文化与建筑助过一臂之力。而由罂粟汁熬成的鸦片，作为良药的历史比作为毒品的历史要长得多。即使是后来人们谈虎色变的吗啡，也是至今为止，人类最能信赖的镇痛药物。

但是，人类由发现鸦片的止痛疗疾作用而进一步享用成瘾后，便自尝恶果了。

尤其是在中国。

近代中国思想家魏源曾指出：“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的确，在中国悠久、璀璨的文明史上，没有第二种商品像鸦片那样，震撼过这个古老的中央帝国的根基，并给她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与耻辱。“东亚病夫”这个屈辱的称号，正是鸦片在近代中国泛滥之后，西方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

一、毒品在中国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那时的中国，正是铁马金戈、国威远播的盛世。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盈、珍品云集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只是为体系博大而内涵深邃的中华药库增添了一味良药，仅此而已。由唐至明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正是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

清中叶后，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中国倾销鸦片的政策，也由于吸食法的东渐，烟毒日炽，吸食者增加到200万人。中英之间关于鸦片贸易的矛盾与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随着中国的失败，鸦片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被称为“洋烟”的外国鸦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最高潮。

与此同时，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中国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到20世纪初叶，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毒人口最众。尤其严重的是，鸦片与吸毒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西方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纠结点，也是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也与千百万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民国时期，因政令不一，中央和地方的军阀为扩大地盘，纵容并鼓励种植罂粟，毒害民众，以至百业凋敝，田土荒芜，民不聊生。据笔者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烟祸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总产量达6万吨，为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而吸食各类毒品者达8000万人。

问题还不仅如此。在那个时代里，毒品成了市场流通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商品之一，毒品与黄金同价，鸦片可充当一般等价物，烟土被称为“黑粮”；吸毒成为全民族16.8%人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50%以上的中国人的生计、生活不同程度地依赖毒品，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在百年近代史上，毒品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和官僚、士兵、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城市劳动者等社会各阶层。毒品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

二、毒品与帝国主义

毒品在中国的流毒，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18世纪末，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违反人道，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因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638119箱鸦片，掠夺了6亿多银元；到1917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外国共向中国推销、走私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折合鸦片共约7023 119箱，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6616 345219银元。这数量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

前期以英国推销鸦片为主，到民国时期，日本已取代英国成为向中国输入毒品最多的国家，而且多走私烈性毒品。自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先是在台湾实行鸦片专卖政策，继又向大陆走私吗啡、红丸、海洛因。为此，日本在国内种植罂粟，如和歌山县每年生产11吨鸦片；以后，又在朝鲜的京畿、江原、咸南和咸北等地勒种罂粟。从本土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构筑成世界最大的毒品王国。尤其是发动侵华战争后，毒品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人民的武器，在东北、内蒙古各地，日军和伪政权逼使农民大量种植“杨贵妃”——罂粟。宏济善堂成为垄断毒品交易的机构，在日军占领区，土行烟馆充斥城乡各处，“中国人经营的各种鸦片店，为了对付可能蒙受的困难，每天出2—3日元，至少雇用1—2名日本人或朝鲜人保镖。这样，这些店就被赋予了悬挂日本国旗的权力”，以至于出现了一些中国的瘾君子以为日本国旗是鸦片商标的笑话。据统计，在日军占领区内，鸦片产量达2万吨，至少有3200万中国人吸食各类毒品。

这一痛苦、耻辱、灾难般的历史，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三、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禁烟运动

自毒品在中国泛滥成灾后，禁烟便成了中国政府治政的中心任务之一。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从此，禁烟之声缕缕不绝。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推举信任之下，林则徐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以虎门销烟为代表的禁烟壮举，有力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贩毒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定的禁烟决心，这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毒运动。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权；后者是民初政府除旧布新的措施，以巩固新生的制度：两者虽初衷不一，但却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的上下篇。这场运动前后十年，在民众的踊跃参与下，取得很大成果：罂粟种植锐减，烟馆大量封闭，吸毒者纷纷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在近代禁烟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好景下长，自1917年军阀割据与混战后，毒祸再起。军阀们采取各种极其卑劣的手段，禁弛交替，只征不禁，遂使毒品更加泛滥。南京国民政府登台后，烟政几经变化，先是“寓禁于征”，实质也是征而不禁。1935年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分阶段禁烟，尽管各地阳奉阴违有之，但在步履姗姗之中，仍有些起色。到中日战起，已无暇顾及，毒卉再起，日占区更是烟雾重重。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再开，国民党重心全在内战，对烟政既无心也无力，以至毒祸延续。1949年时，罂粟种植面积仍达2000万亩，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

自清中叶禁烟后，在长达220年的时间里，历届政府均高喊禁烟，中国不仅是发布禁烟令最早的国家，也是发布禁烟令最多的国家。但正是在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禁烟令中，烟毒走向了泛滥，达到了高潮。毒祸屡禁不止的原因，概而言之主要是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号令不一，各行其是；各级政府因贪图鸦片烟税而见利忘义，动摇于禁弛之间，政风腐败，官吏贪赃枉法，使禁烟徒有虚名；列强或凭借条约的庇护或武装干涉，大肆向中国走私毒品，破坏中国的禁烟。因此，尽管绵延百年的禁烟运动曲折悲壮，可歌可泣，但毒品问题一直没能根本解决。这项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周密的部署，凭借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廉洁高效的干部队伍，发动了第三次禁烟运动。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帮助千百万烟农改种作物，帮助2000万烟民脱瘾新生。危害中国百年的毒品问题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1953年中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已是一个“无毒国”。

四、毒品在近代中国蔓延及屡禁不止的原因

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以鸦片为例，其在中国流行之盛，传播之广，危害之烈，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那么，毒品为什么会在中国百年流行，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吸食毒品的呢？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是毒品普遍流行并长期泛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正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中指出的：“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危害我国已有百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及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帝国主义——先是英国，继之日本，对中国倾销毒品，以及中国政府腐败无能，贪赃枉法，客观上造成中国毒品成灾。

笔者以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天，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需要站得更高更远，透过历史的表象去思考，拨开历史的迷雾来反省。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刺激了毒品的泛滥。清朝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以鸦片为例，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而是形成了“鸦片文化”。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还须掺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连烟具也极其讲究，枪有宝石枪、虾须枪、象牙枪、沉香枪，灯有太原灯、琉璃灯、宝石灯。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上等悠然的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官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状态；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烟膏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食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自慰心理。

鸦片在晚清至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数千年来，武威四布、疆域辽阔、物产丰盈，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国人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一颗头颅埋入黑甜的鸦片里，让它来麻醉肉体，麻醉灵魂。

国民的贫困及素质低下也是毒品流行的原因之一。生活于底层的劳动人民，难得温饱，没有正当的娱乐活动来疏解生活的艰辛与痛苦，也缺乏来自社会的关心以慰藉苦难的心灵，于是，具有麻醉功能的毒品便成了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佳方良药。在吗啡、鸦片、红丸的作用下，他们暂时忘却了饥馑的儿女、沉重的债务、贫困的耻辱、渺茫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毒品充当了物质化的宗教。不仅如此，在缺医少药的山区、农村，鸦片、吗啡是穷人能找到的价廉物美的唯一药品。毒品所具有的镇痛、麻醉、收敛的作用，对常见的各种疼痛、腹泻、咳嗽、创伤等有疗效，有的还效验明显。于是，对下层民众来说，鸦片之类便成了包医百病的救命良药。在许多地方，这成为下层民众吸毒的主要原因。而由于缺少科学知识，一旦成瘾，便不能自拔，从而受到贫困与毒瘾的双重煎熬。

五、近代外国鸦片入口的数量估计

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向东方输出鸦片的政策以后，中国日益沦为殖民者推销毒品的主要对象。要精确地计算出百余年间外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是相当困难的工作。其原因不仅在于毒品输运的走私性质，使这项贸易的统计最零散最不全；还在于毒品贸易的复杂性。如进入东南亚的鸦片，经常通过民间渠道而运入中国，而中国进口的毒品也会再走私出国，凡此等等，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勾描出近代外国鸦片进口数量的变化（见图0-1）。

综合而言，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119箱，价值6.01亿银元。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1880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估计有80%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箱。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万—6万箱之间。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但到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23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140万磅，土耳其鸦片达120万磅，波斯土达160万磅。据伍连德的估计，192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吨，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20世纪3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10万箱，即500万公斤。抗战结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

六、中国近代种植罂粟面积、土烟产量和吸毒者的数量

近代中国政府没有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因此，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和流通、财政赋税诸方面统计资料的缺乏，是困扰史学工作者的一大难题。同样，也给本专题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笔者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必须阐述清楚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考证与估计。

第一，中国近代罂粟种植面积。罂粟的栽培，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出现了。但有规模的种植始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到道光初年，已蔓延至广东、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陕西、甘肃、浙江、福建等省。鸦片战争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五省的罂粟种植面积已超过100万亩。19世纪60年代，在一批士大夫以土烟抵制洋烟主张的倡导下，罂粟如原野烈火，从此几乎无省不栽，无地不有。到19世纪80年代，全国罂粟种植面积约为1330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6%，进入了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一个高潮。清末禁烟前，罂粟种植面积达1871万亩，实际情况可能还不止此数。

1906年清政府实行禁烟，各省厉行禁种，取得成效。据统计，1909年时，鲁、晋、陕、闽、浙五省的罂粟栽种面积各为近百万亩，已减少75%。种植面积最多的四川省也大大减少。但1917年后，各地军阀纷起，勒逼农民植烟，遂进入中国种植罂粟的第二个高潮。1925年，罂粟地增至1800万亩。以后在军阀混战的岁月里，种植亩数继续飞速上升。到1929—1933年间，全国植烟面积达到8000万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6.1%。产量最大的省份为四川、陕西、云南、甘肃。有些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90%。甘肃省的罂粟收益，一度占农业总产值的90%。中国成了名副其实的“罂粟王国”，以致一些外国人将罂粟花称之为中国的“国花”，国内也有人不无讽刺地建议定罂粟花为“国花”，因为确实没有一种花朵像它那样普遍地开放。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六年禁烟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减种罂粟，从而使毒苗栽种面积有所下降。在四川省，种烟面积由1935年的24820公顷减至1937年的16277公顷。但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区内的毒卉日趋扩大。国统区也远没达到1939年重庆政府宣布的全国罂粟“均已一律禁绝”，在川西、甘肃、云南边缘地带，罂粟面积还在扩大之中，全国的毒卉面积在2500万亩以上。

抗日战争结束后，罂粟种植情况较为复杂。东北等地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后，罂粟种植基本被铲除，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全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也在缩小之中。但尽管如此，直到国民党失败、离开大陆为止，罂粟仍是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种烟面积仍有2000万亩。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扎实细致的禁毒运动，罂粟才被彻底铲除了（见图0-2）。

第二，中国近代自产鸦片的数量。自产鸦片又称土烟，是在罂粟种植扩大后增长起来的。在鸦片战争前夕，仅云南一省就已有数千担鸦片的产量。估计全国鸦片产量不会低于5000海关担。鸦片战争后即增至15000担。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剧增，土烟产量也飞速提高。如四川一地，1869年土烟产量为7500担，到1879年时已增至177000担。全国土烟1866年为5.5万担左右，1870年达7.7万担，1880年总产量已达40万担，约为进口鸦片的4倍。1906年总产量为376000担。清末民初，第二次禁烟运动发动后，鸦片产量大大下降，1910年时下降到15万担左右。民国初年的产量更少。但自1917年后，随着罂粟的蔓延，土烟产量呈直线上升。1925年时已恢复到清末1906年的产量水平。1929—1933年间，每年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这一数字超过当时世界各国鸦片产量的10倍。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的鸦片总产量，中外研究者常引用四川禁烟当事人谢藻生的回忆。谢指出，在1917—1934年间，仅四川省每年的鸦片产量就达100万担。笔者统计各县的产量，这一数字基本无误。但如果以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每亩生产2公斤鸦片计，需要2500万亩耕地；如果以全国平均数的每亩1.5公斤鸦片计，更需要3330万亩耕地；而四川全省总耕地仅8000万至9000万亩。问题的症结是数量单位“担”有误。民国防区时代，四川军阀各自为政。所用的“担”重量混乱，且远小于海关担（50公斤）。如涪陵、万县、奉节、开县等地一担为35公斤，丰都一担为39公斤，东乡县一担为37公斤，有些地方更少。因此，笔者估计四川省鸦片最高产量约为30万海关担，其植烟土地约为800万亩。而全国鸦片亩产最高为贵州荔波，达800两，该县产烟5万担。后一数字还不是最高的，在1930年前后，四川涪陵、丰都两地鸦片产量都曾达到10万担以上。

抗战前期，由于日军在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鸦片总产量约有40万担，再加上国统区边缘地区的鸦片，总计鸦片有60万担左右。1942年以后，产量有所下降。到1949年时，鸦片总产量仍有50.5万担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卓有成效的禁烟，才彻底铲除了烟毒（见图0-2）。

第三，近代中国吸毒人口估计。关于吸毒人口，尽管历史上留有一些材料。但一方面残缺不全，另一方面有些只计算吸鸦片者，而忽略了吸食吗啡、红丸、海洛因等毒品的人数。当然要精确作出统计是极其困难的，在此根据对各类资料的研究梳理，尽可能地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鸦片战争前，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口在200万人以上。19世纪50年代时已增至300万人。此后在日益增加的洋烟和土烟的双重熏染下，吸食鸦片的人数连续上升。到80年代，吸食洋烟土烟者约20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这个数字到1906年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清末禁烟后吸毒者有所减少。到辛亥革命后，约降至最低点。进入军阀混战时代后，土烟大增，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大量进口，吸毒者再度剧增。1929—1934年间，中央及地方不仅没有行之有效的禁烟措施，相反还鼓励种、贩、吸，从而使中国的毒祸达到空前地步，总计全国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不会少于80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8%。1935年后，吸毒者略有减少。但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号召、纵容沦陷区民众吸毒，因此仅沦陷区的瘾君子就达3200万人。加上国统区等地的吸毒者，人数显然仍超过4000万。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的吸毒者仍有2000万人（见图0-3）。经过三年的禁烟禁毒运动，这些人基本上戒除了毒瘾，吸毒阶层才从历史上消失了。

七、毒潮再起 扫毒正酣

展望全球，毒品的泛滥，目前已成为世界性公害。在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的毒品交易额高达5000亿美元，仅次于世界军火交易。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2亿—3亿人吸毒。在一些国家，贩毒集团至今仍在与政府展开贩毒与禁毒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1987年6月，联合国麻醉品滥用与非法贩运问题会议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国际反毒品日。1990年2月，联合国召开首次反毒品大会，宣布1991—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年。1995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大会上，禁毒再度成为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

中国无毒国的称号保持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在国际毒潮的侵袭下，尤其是金三角贩毒集团实施毒品北上，建立“中国通道”后，毒品再度像瘟疫一样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简言之，当代的毒品犯罪具有以下特点。一、毒品犯罪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主要是毒品的过境贩运问题，而到90年代初，国内种植、制造毒品日益扩大，出现“双向流通”。二、贩毒案件直线上升。1988年，中国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犯罪案268起，到1992年已达69060起，4年中猛增至257倍。三、毒品种类由近代以鸦片为主，升级换代到以海洛因为主，吗啡、鸦片、大麻、精神类药物并举的情况，还出现了危害更大的“冰”、安非他明等新品种。四、贩毒地区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波及全国700多个县市，到21世纪初，全国已难以寻找到未被毒品污染的净土。在有些地方形成地下贩运、批发、零售的供销网络。五、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

20余年来，中国政府为扫除毒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1年，国务院就指示各地严厉打击贩毒犯罪；1991年，中国成立国家禁毒委员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2008年，《禁毒法》正式实施。各地公安、海关、边防和法院等部门在缉毒反毒战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由于种种因素，毒品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有扩大、泛滥的趋势。摆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的禁毒任务依然十分严峻。尽管1996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100多万人，还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远低于鸦片战争前吸毒人口的比例；更比1929年时吸毒人口占总人口的16.8%要低得多。但是，毒品蔓延的迅速，吸毒者人数的急剧上升（见图0-4），毒品泛滥所引发的各种犯罪问题，昔日“东亚病夫”的耻辱，近代屡禁不止的教训，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

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制服毒魔的斗争，正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