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看，那些胡天胡地的人类学者们

当罗红光教授在我们的小范围里宣布即将发起这本《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征文时，我的心中窃喜道：我们蹿红的机会来了！至少名气超过你罗老师怕是小菜一碟吧？

凭啥？没搞错吧？

奈杰尔·巴利（Nigel Barley）是哪根葱？相信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要面面相觑。但是有一篇导读文章里提到，就是这位奈杰尔·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悉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我的乖乖，这位老兄干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写过两本叫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与《虫灾：重返非洲丛林》的书，极尽嬉笑怒骂、装疯卖傻之能事，曾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要命的是这两本书只不过是关于喀麦隆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田野逸事汇集而已。

好了，这下该有眼力见儿了吧？写写田野逸事就可以让自己的名声一举超过师辈，只要你够刻薄，够麻辣，够有反思、反讽乃至反对的“三反”勇气。但是，当收到了本书最初的一些篇章之时，我和小伙伴们——至少是我，可能也只是我——气馁了。原因呢，一是罗老师亲自下手了，不仅如此，他还抖出了自己“鬼门关上走过一回”的猛料来，相比之下我们的田野经历是多么乏善可陈。二是我们自己屡屡打开电脑又一再掷“笔”兴叹：这样的文类其实真不会写呀！作为吃这碗饭的年轻一代职业人类学者，我们的唯一使命似乎只剩下用貌似高深的理论来引领支离破碎的民族志材料——或反之，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创造自以为是的理论，或干脆两者皆有——从而在十几个人的会议上色厉内荏地宣读（其中至少有一半儿听众在打哈欠），或者，在专业期刊上缩头缩脑地露个小脸（引用率则都是靠小伙伴们友情支持）。

让我们细细反省一下。上述职业性的压力，也就是所谓学术论文的规范性训练（秀逗了吧，谁不知道我们许多人的学术论文东拉西扯得比散文还“散”），是否已经使我们的日常写作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写作天赋好坏是祖师爷赏饭与否的范畴，此处暂且略去不论。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对活生生、具有主体性的当地人和社区也缺乏真切的热爱与由衷的关注？而这种热爱和关注不但是书写人类学田野逸事的关键所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留在这个行当里的终极凭借。即使热爱和关注最终导致了奈杰尔·巴利式的辛辣嘲讽，但却仍不改他对多瓦悠人的温情与怀旧。没见他仅仅六个月之后就又屁颠儿屁颠儿地重返非洲丛林了吗？

下面让我们回到本书吧。我深知我们大多数的人类学者其实既不缺真知灼见，亦不乏丹心热血。尤其是巾帼人类学者们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与识见，随便举几个人来说，比如郭于华对环保运动的执着参与，对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尖锐反思；丁宏勇闯北极冻土带，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刘绍华在大山里与吸毒及艾滋病感染者的常年共处；罗杨在异国他乡的深夜独自涉过洪水去空寂无人的寺庙等，几乎都值得大书特书。相比之下，像我这样的男学者的此生作为大约只能够得上“抽烟、喝酒、吹牛皮”“吃饭、睡觉、打婆娘”的庸常层次。

我无意通过贬低男性人类学者来取悦女学者们，否则大概会因为刻意的矫枉过正而仍然招致女权主义人士的抗议或批判。男人们的表现也很棒啊！你看，作为在儒家礼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华人，马腾岳已经能够老练自如地拥抱陌生女士了；作为法学（人类学）研究者，赵旭东对骗术已经得心应手了；身为大学里的教授，张士闪却一身江湖习气，动辄与人拳脚相加；更绝的是，作为高傲不羁的纳西人，鲍江已经跪得习焉不察了。

想想真是有趣，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能让女从业者气概变得如此刚猛，男从业者身段变得如此“柔软善变”——也即，都变成自己的“他者”？还是说，这并非人类学的功效，只是应了刘新的结论，当代中国人实际上都具备“自我的他性”？

罪过罪过，我在这里似乎仍在不遗余力地调侃男性人类学者们。既然收不住，那就在语言的原野上继续信马由缰地驰骋吧，也不管男女长幼尊卑了，这就像本书的篇目安排，并不说明任何作者的重要与否。这个花了三年时间的小集子，真正展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多元性：一方面，当然是人类学者与“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其中既有半个世纪前徐杰舜对侗寨老太的病痛连声说“好得很”的笑料，也有30年前黄树民到邹平充当义务啤酒推销员的“义举”；虽是日本人，奈仓京子却找到了与归国华侨的相互认同，那就是似乎都“非中非日”，而刘正爱作为中国人，却屡屡被目为日本特务；从未出过象牙塔的Yeon Jung Yu与偏远南方的发廊妹们混得如鱼得水，而有过社会经验的汉子褚建芳在傣家寨子里却屡屡委屈得掉眼泪；吴乔在帕米尔高原啃吃生蛆的塔吉克死羊肉，他的恩师蔡华则在日内瓦和欧盟的官员品茗论道；张亚辉说晋水流域的村民去扑救山林火灾简直就是一场仪式和社交，何贝莉认为“和蝇共饮一杯茶”实际上是修行；夏循祥目睹绝食后从此不再说圣诞快乐，张原从地震灾区回来却主张要拜“观世音”了；初出茅庐的高美慧还有机会随时回访她的访谈对象并喝到家养羊肉汤，景军则只能浩叹他的中文专著出版之时，14位报导人已经凋零到只剩一人；吴晓黎和林红在田野中只因为坐了青年异性的摩托车就暗自伤神良久，彭文斌却有理由对某位同行（哈哈，也在本书中）在田野中言行不端居然还振振有词而愤怒痛惜不已。除此之外，不管是田野中的衣食住行、厕上马下，还是研究者自身的言谈举止、情感纠葛，都被人类学家写出了百般风情旖旎、万种回肠曲折。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家或深情或不堪的回忆，其中既有他们经历过的人与事，也有他们看到过的世间风景。众目睽睽之下，王建民在广州的汽车上被“劫掠”了数月辛苦收集到的资料，这一段公案与他的《中国民族学史》几乎同样著名；罗红光历经数年准备，意欲往前东德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不料柏林墙一夜坍塌，“田野消失了”，不免令人唏嘘人世之无常。陈刚作为多年的大学英语教师，在美国读博为专业词汇而疲于奔命；吕晓宇则在非洲加纳的菜市场和小“面的”上已经能够老练地讨价还价了。读者为纳日碧力戈描摹的林耀华先生的音容笑貌捧腹不已，也扼腕痛惜于“金沙江之子”萧亮中和心不在焉的洋教授王富文（Nick）的遽然早逝。王铭铭勾画了他满世界浪游的一幅幅浮世绘，潘蛟则在他熟稔的老巢魏公村一再试图转熟为生。黄剑波描写一只高傲的怒江公鸡，显然是在排解胸中之块垒；郁丹发现不吃大米的德国鸟，意欲表达的则是宗教转型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特质。看似个人化的回忆，却无处不在文化深描之中。

本书刚开始征稿时，我们初拟的名字是《芝麻开门》，意指人类学家总是自以为手握密码，能够轻易推开一扇扇异文化之门；待到辑录成书时，发现人类学家所窥伺到的其实只是不同文化之一斑，而即使这一点点，也还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文化几乎就是庄子笔下的北冥之鱼，一则广大无匹，“不知其几千里”；二则形象善变，“化而为鸟”；三则空间易移，“将徙于南冥”。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善做逍遥游的鲲鹏，要把握它真实、完整的面貌殊非易事，故而改为现名。而且，如果说“芝麻开门”体现了一种主位观点的话，“北冥有鱼”则是对客位视角的强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赵汀阳教授慨然应允为本书创作封面和书内插图，简直令本书蓬荜生辉。而一群人类学家愿意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一位哲学家来进行重新诠释，一则表明人类学家服膺于哲学家的思想，二则意味着人类学自认亦有哲学之根。简直就是人类学家既谦卑又骄傲的双重心态的真实写照。

2013年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首倡并承办了“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得到了众多单位的鼎力支持。雅集之创设，乃模仿南岛渔人之“库拉圈”，意欲使京城人类学研究、教学机构形成一个无中心、多节点、强关系的交换链环。雅集试图形成的传统之一，就是让尚显弱小的人类学圈子（可怜见，自然是和社会学、民族学相比。杨清媚在田野中不就一直念念叨叨着“如何与社会学竞争？”），在特定的仪式场合，形成一种相互调侃戏谑的氛围，以激励同人诸君自励自强。首届之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相继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届，规模或未扩大，但组织形式日趋完善，年轻辈人类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也已逐渐羽翼丰满。譬如曾倡导在企业中设立“首席人类学家”（我很赞叹随喜这个创意，认为Chief Anthropological Officer之简称CAO尤妙）的朱靖江老兄，参加完第四届雅集后，就不免傲娇地在朋友圈自矜：“回想三年前第一次参加雅集，人是新人，视觉/影视人类学也几乎没有在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内。还好，如今多少有了一点起色”。

按照我们的自我界定，这本书算是“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的延伸品之一。不管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把中国人类学界的初次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这里。在库拉交换中，送出的一方要显得粗暴无礼，近乎愠怒，而接收的一方也要同样地表现出憎恶、冷淡。犹记当时各岛各村群贤毕至，虽间或略有机锋，但大多还仅限于互相赞美对方之宝物。为砥砺吾等共同厕身的人类学，切望学界同人以及读者诸君，送出最“粗暴、愠怒”之批评。

郑少雄

于太舟坞

丙申年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