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

2012年我有机会重访台湾地区，期间经师姐黄智慧介绍，认识了台湾大学谢世忠教授——一位视觉上心宽体胖的人类学家。他送了我一本书，名为《喂鸡屋人类学——迷你论述101》（2011）。本书挥洒洋洋30余万字，记录了自1990以来至今的20余载始终如一的一种关怀——审视人类学（者），我是谁？作者将美国西雅图的韦奇伍德（Wedgwood)度假村称为“喂鸡屋”，每年暑期“躲进小楼成一统”，整理、书写他从事人类学后邂逅他者的心路历程。与卷宗浩繁、理论沉重的八股作相比，作者以第一人称，以鲜活的文笔，真实地记述了作为人类学者围绕他者和自我的事件和情感流动，给读者以游学悟道的感觉，并能够感受其中丰富的经验和想象力。“浦序——寻常事的真知灼见”中这样评价道：莫因“迷你论述”篇幅短小、文笔诙谐而忽略其中真意。如果说自然科学的产出是物质性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产出则是人性和思想性。我相信本书中的众多作者也同样，在各自的田野中表达了自己的人性。在田野里，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恰似培养植物人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的方法去主体化，或者把研究者自我的意志掩藏起来，还要声称所谓的“客观性”。没有意志的客观性是一个伪命题！

借人类学的一个经典词汇“库拉圈”来表述人类学界不分男女老少、相互见文见志的学术批评活动是恰如其分的。它事出有因。人类学者常常独自一个人在外做长时段的田野工作，所获不仅是民族志，还有与其田野及其研究对象割舍不下的那份情感。这份情感渗透于作为人类学者的学术立场之中，具有鲜活的、充满喜怒哀乐的情绪流动。这说明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并非仅仅以“科学者”的姿态出现，他（她）首先是以一位与自己研究对象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主体人的身份出现，客观上形成他者双方在田野中的邂逅。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与田野工作过程中结识的当地人一样，人类学者也同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也正因为如此，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起码要过四关，即语言关、生理关、生活方式关和价值关，他（她）不可能“净身”为一种唯科学主义式的“技术性客观主义”者，因为在人类学视野里，所谓的“客观性”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特征上，因而才会有人类学者对各自田野的那份真情。正如本次征文中所说：“这种经历既是个体的，同时也是因为遭遇异文化所导致的公共事件。人类学知识洞见正是在这些貌似荒诞不经的经历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文化自觉的产物。人类学者与当地居民一样，尽善尽美地成就各自作为文化人的角色，于是喜怒哀乐的情感也伴随着整个田野工作的过程，其“理解”也是在这样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呈现，作为产出的民族志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本书以微型故事为体裁，作者都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人，他们中间有院士，也有刚出徒的研究生；但他们在异文化中邂逅他者，经历了文化摩擦、文化理解，其中记录了活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的喜怒哀乐——成功、失败、喜悦、沮丧、无奈……这些又被调侃为作为人类学者“成人礼”的修行。这一过程充满了作为他者进入另一个他者世界的情绪与反思，给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提供了借鉴、反观的素材。它可读性强，同时又对学习人类学专业的学人有“前车之鉴”的意义。与正式的讲座、论文等相比较，本书中看似个人的故事，其背后折射出对异文化理解的寓意。坦率地说，这样的短文，如若没有丰富的田野经历也就不会有对文化的自觉，要么成为现象上的“奇闻异事”，要么就会成为后期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中那种藏在背后的窃窃私语和谩骂……理解应当是建立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际交往的结果之上。同理，文化在相关关系中相互定位，因而我们也是他者的一部分。本书中的逸事将告诉读者，人类学的民族志是在鲜活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是在学习他者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他者对人类学者的贡献不是以客体身份，而是以主体身份成就的，这恰恰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承载各自文化的主体。正因为人际交往具有传承和传播两大功能，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史为鉴意在当下，他山之石意在自我。

罗红光

北京库拉圈“六号贡院”岛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