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贽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发展到明代中叶，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代表即著名思想家李贽及其先驱王阳明。张尔岐在《蒿庵闲话》中曾说：“明初，学者崇尚程、朱……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这段话概括了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起承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指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开始新变的轨迹。由“议论日新”而导引出的“文章日丽”，都是这一新变的表现。王阳明就是这“议论日新”的先驱，而李贽则是传统文化思想开始新变的代表。王阳明的“心学”动摇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天理”存在的基石，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制造了舆论。他对圣贤绝对权威的否定，张扬在“良知”上的人人平等，更显示着近代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他的“知行合一”主张，包含着切实可行的实用精神。他倡导的“狂者的胸次”，更是和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中庸”论形成强烈对照。这一切都对传统文化思想形成了冲击，对李贽产生了深刻影响。李贽对王阳明极为尊崇，在思想上也多有继承。但是，这种继承呈现着极为复杂的形态，而且在一些方面有着实质的区别。正如沈德符所指出的，王阳明之后，其弟子各立门户，几经师承，“最后李卓吾出，又独创特解，一切而空之”。从而使中国文化思想的启蒙思潮发展到一个新时期，更强烈地显示出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特色。李贽与王阳明在中国文化思想启蒙思潮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的基本区别，就在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虽在客观上为反理学、反传统思想的斗争创造了舆论，打开了缺口，但其主观上仍是为理学补偏救弊，为传统思想修隙补漏。李贽则不然，李贽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和“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的大无畏精神，向封建压迫与传统思想展开了猛烈进攻。

李贽那种敢于反对封建压迫和传统思想的无畏斗志，敢于反对迷信和偶像的无畏斗志，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进取开拓精神，使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个突出地位，就是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新的时代，如何继承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使之为现代化服务，已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们有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而又包容着儒、释、道互补的内涵。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都是以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为其背景的。这种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有着许多精华，但也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它又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充斥着时代与阶级的糟粕的。对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经过批判继承，使之为今天的现实社会服务。我觉得应该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启蒙思潮，我们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兴奋点与注意点更集中于博大的孔子及儒家学说，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传统文化中的启蒙思潮，既体现着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所在，又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并与当今的时代精神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在的相通。因此，我认为，无论是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上讲，还是从以传统文化为当今的现实服务上讲，加强对传统文化中的启蒙思潮的研究，都是一项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任务。而李贽就是这一启蒙思潮的先驱与代表。

李贽生活的明代后期，已是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从政治、思想、文化上都进一步强化其禁锢，普天下是严苛的封建教条，满社会是迂腐的道学君子，人生成了以假欺假的人生。但是，明代后期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在封建的重重压力下，新的经济幼芽在挣扎成长，由此思想意识领域中滋生了新的启蒙主义思潮，李贽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李贽在他的著作中，以超前的胆识与犀利的眼光，批判当时社会的腐败，抨击严苛的封建教条，审视人生的真谛，并在著作中自我完成理想的人格。其思想、哲理的深刻，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正是这种思想的超前性和深刻性，昭示了他光辉的历史价值。在当时虽日趋腐朽而仍层层叠叠的封建天幕下，李贽以自己的思想睿智和战斗精神，撕开了一道裂隙，使窒息的社会透进一丝阳光和清新空气，为中国的文化思想发展史铺展开新的一页。

李贽具有启蒙意义的民主思想，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种走向。他反对封建束缚，要求自由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也好，反对封建等级制，提出“侯王与庶人同等”的平等思想也好，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权威独断、反对官方哲学理学也好，都表现出不同世俗的见解，这种见解的内核就是要求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心灵的自主，精神的解放。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发展体意识长期被奴役、被禁锢的反抗，显示着主体意识从被奴役、被禁锢趋向觉醒的走向。

中国的文化思想史表明，长期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价值观，是以“教化仁义”为其核心，并成为封建社会文化思想的价值准则的。这种价值准则被历代封建统治者采用、强化，从而形成封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支配着社会群体与个体的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这种价值准则发展到宋明理学更为深化，更为普及，渗透到人们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准则，最终目的是要人们牺牲、丧失自己的主体意识，服从统治者的统治意识。而李贽具有启蒙意义的民主思想与统治者的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价值准则相对立，强调的是人的个体生命价值，也就是要求人格的独立，个性的自由，心灵的自主，精神的解放，总之，是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的思想、哲学，从文化思想史上看，是一种价值准则的转换，标志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从其产生的基础看，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兴起的新的经济、政治的一种反映，因此，具有划时代意义。

李贽的具有启蒙精神的民主思想，像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样，后来由于清兵入关而中断、夭折，但其启蒙意义却十分明显。作为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进步思想家，李贽终生都不愿受封建教条和礼俗的束缚，终生都与封建统治者格格不入，并最终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一些崭新命题，他那些惊世骇俗之论，在当时及其以后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他那种反对迷信和偶像的大无畏精神，鼓舞着许多为真理献身的斗士去进取开拓。明朝末年的“公安三袁”、汤显祖等，以及后来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夫之、曹雪芹、谭嗣同、严复、章炳麟、吴虞等，其中虽然有人或受传统思想影响或受学派思想影响对李贽很有嫉恶之心，但他们在对孔学与理学进行批判时，在对封建专制主义予以揭露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贽的影响。

如黄宗羲愤怒指责封建帝王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求一己的统治和淫乐，这种君主专制制度正是“天下之大害”，并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这正是李贽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进一步发展。

如在批判理学家“去欲存理”的说教时，王夫之提出“欲即天之理”,“饮食男女之欲，人人之大共”。这和李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命题一脉相承。

曹雪芹的《红楼梦》歌颂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贵族叛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和纲常礼教，要求尊重个性，男女平等，在艺术上注重“自然之理”“自然之趣”，表现出他从思想到文艺主张都深受李贽的影响。

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谭嗣同再次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并把秦朝以来的君主斥之为“独夫民贼”，提出“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这当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从思想渊源上看，也受到李贽反封建压迫斗争精神的一定影响。直到“五四”时期，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声浪里，还把李贽的著作作为向封建统治阶级及旧礼教进行斗争的武器，吴虞的《明李卓吾别传》就是典型代表。

也有不少人反对李贽，但正是从这种反对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李贽的价值。如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激烈攻击李贽的著作“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 “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是“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因此，他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的著作，而“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但是，这不恰恰证明李贽的著作与思想确实对封建统治和传统思想起到了有力的冲击吗？

李贽的高尚人格也极值得称道。李贽对仕途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但为了生存，青年李贽也只好走上这条道路。后来，他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至四品，且政绩为上司和下民所称道，三年秩满，不用跑官送礼，即可晋升三品之列。这时李贽完全可以青云直上，正如时任洱海道佥事，后至兵部侍郎、总督蓟辽军务的顾养谦在李贽致仕的序文中所说：“少需之，得上其绩，且加恩或上迁。”上迁升官是政界多少人孜孜以求的事，但是，李贽却置升迁于不顾，径自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属到巡按刘维那里上了辞呈。刘维以“姚安守，贤者也。贤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为国，不可以为风，吾不敢以为言”，故而不予批准。李贽干脆不辞而别，弃官而走，到大理的鸡足山阅《藏经》而不出。李贽的弃官不是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是退而再进的“终南捷径”，而是真正出自对于官场的厌恶。明中后期的官场，巧宦日众，吏病日多，士风日坏，他们以竞逐功利声名相高，而置人民日益困苦的现实于不顾。李贽的弃官，正是他看透了那个社会官场的必然抉择。正如他自己所说，为县博士，就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就与祭酒、司业触，到礼部做个小职员，却又与礼部尚书、侍郎触，到南京为闲散官员刑部员外郎，又与刑部尚书和大理卿触。“触”就是矛盾，“触”就是斗争。可以想见，处处都与顶头上司相“触”的人，怎么还能在官场混下去，怎么还能为官场所容！李贽处处与顶头上司相“触”，是他原本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他最终与官场决裂的必然结果。还应指出，李贽虽然厌恶官场，但他为官一方，就尽自己的力量办好应该办的政事，而且绝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贽奔丧回泉州，家属既不可能留居北京，又不便数千里随之回故乡，他决定把妻女留在曾做过县学教谕的辉县，并把同僚帮助办丧事的钱分出部分给她们置些田地，让她们耕作自食。没想到这年辉县大旱，一些官吏借漕河是运送公粮河道之名，把通向田间的水源全部引入漕河，切断百姓的田间用水，并乘机敲诈勒索。李贽竭力为老百姓请求放水，均遭拒绝。当时李贽若以京官的身份请为自己的几亩地放水，那是肯定会得到照顾的。但李贽没有这样做，他说：“吾安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余数亩灌溉丰收哉！纵与必不受，肯求之！”李贽是宁可自己的田地与老百姓的田地一起干旱，也不愿单独接受贪官的私情的。李贽怀着对贪官污吏的强烈不满，对妻女的无限牵挂，离开辉县南行。结果，在这场灾荒中，李贽的二女儿、三女儿都因病饿交加而死。李贽离姚安知府任时是“禄俸之外，了无长物”, “囊中仅图书数卷”，为此得到人民群众的无限敬仰，以致出现了“士民攀卧道旁，车不得发”的动人场景。

总之，无论从其理论建树，还是从其精神情操，李贽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值得研究和张扬的价值和意义。近些年来，中外学术界对李贽的研究虽然日益深入，日益拓展，但我们对李贽价值的认识与研究，还没有达到其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四百年前，在封建统治者的迫害下，李贽自刎而死，以身殉道，谱写了一曲追求真理、追求人生理想的悲壮诗篇。今天，我们纪念、缅怀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启蒙先驱，更加感到他精神的可贵、人格的高尚，对于他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应该给予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

本书为译注全本。译注工作虽然尽心，并费精力多年，但学海无涯，难免纰漏或误解，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建业

2017年11月于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