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贽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

生活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李贽，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反传统思想的民主思想？他的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第一，李贽的民主思想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的。

李贽生活在明朝嘉靖、万历时期，这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了后期。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日趋腐朽、没落，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压迫与剥削也愈来愈残酷，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这种萌芽有了明显的表现。明朝的海外贸易与国内商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自永乐、宣德以来，国内已形成有名的三十三个大工业商业城市，其中李贽的故乡泉州就是一个有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景德镇的陶瓷当时远销中外，佛山镇的冶铸也非常有名。尤其是江浙一带，纺织业特别发达，不仅出现了苏州、杭州等丝织业大都市，而且有些小镇也发展为丝织业的专业市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出现了雇佣的生产关系，很多织工丧失了生产资料，变成了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活的雇佣劳动者。例如万历时的苏州一带已经出现了劳动力市场。这种从封建社会内部滋生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与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是相矛盾的。封建统治者虽然也需要商品经济以满足其挥霍无度的荒淫生活，但对工商业往往采取掠夺的手段，并广设关卡，抬高税额，税监、矿监四出骚扰抢掠，这就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必然引起市民的反封建斗争。明中叶以后，这种市民斗争，曾经遍及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大城市，最有名的如1595年临清市民反马堂的斗争，1600年广东新会反李凤的斗争，1601年苏州反刘成的斗争，景德镇反潘相的斗争等，都曾轰动一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使明王朝在阶级关系上除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基本矛盾外，又出现了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些新的经济与政治因素，又必然要在思想领域中得到反映与表现。李贽在鼓吹自由，发展人们的“自然之性”，要求人人平等的同时，不时流露出对商人的同情，公开为当时受歧视、受压迫的商人辩护，肯定商人经商的正当性，都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特色。

第二，李贽的民主思想与他家世代经商的环境有一定关系。

有关李贽的世系及其职业情况，过去的研究者把其世系列为：林闾—林驽—林通衢—林易庵—林琛—林义方—林白斋—林载贽（李贽）。这一世系从林闾至林琛，都是通商海外的商人。一世祖林闾就“常俵家客舰，泛海外诸国”。二世祖林驽是兼营国内外贸易的大商人，“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1384）他曾奉命发航西洋忽鲁模斯（伊朗古代港口）。三世祖林通衢“夙有经营四方志”，经常到广州等地为商，“竟以疾卒广州龙川县之为商处”。四世祖林易庵和五世祖林琛父子，则经常往来于琉球、日本之间，并通晓琉球语，做过通事，曾引琉球、日本诸国入贡京城。林易庵因“奉简书使外国，能使其人输诚以献，不辱朝臣嘉命”，被“钦赐冠带”，并由其子林琛袭职，“非一世也”。但由此就得出李贽出身于海商家庭的结论，是不确切的。

1974年从李贽裔孙李爱好（住福建南安胭脂巷村）处发现了一方《明故处士章田暨配丁氏、媵张氏合葬墓志铭》（以下简称《志铭》），对李贽的先代传世情况有着明确的记载。这一《志铭》中的李廷桂（号章田）是李贽的叔父，《志铭》的作者林奇材（嘉靖己未进士，官至广西平乐知府），是李贽的远房族兄，因此，《志铭》所记准确而可信。根据这一《志铭》，再参照1949年以来陆续发现的《凤池林李宗谱》《清源林李宗谱》等，我们知道李贽的确切世系应是：林闾—林驽—李允诚—林乾学—李端阳—李宗洁—李钟秀—林载贽（李贽）。林闾生二子，长房林驽（字景文，号东湖），二房李端（字景顺，号直斋）。林驽生五子，长子林信（字居诚，无嗣，故林奇材在《志铭》中径称其高祖居安为长，实际上居安是次子），次子林仙保（字居安），三子林信生（字允诚），四子林玉生（字廷贽），五子林福生（字通衢）。李贽是林允诚一支。李贽的二世祖林驽，虽是海航波斯的大贾，但与李贽已相隔五代。李贽的远房三世祖林通衢、四世祖林易庵和五世祖林琛，或从事于航海活动，或来往于琉球、日本之间，但和李贽直系祖先并没有很多经济关系。

李贽的直系近亲虽非海商大贾，却和商业有一定联系。据《志铭》所载，李贽的祖父竹轩在世时，是与四个儿子“同室共炊”的大家庭。由于人口多，住房小，收入微，竹轩“始命析箸分居”。其次子李章田在分居时，“乃侨南邑小郡，赁庑贾贸”，到南安做小生意。由此可知，竹轩也应该有一定的小商业资本。同时，李贽的族人很多仍然从事商业。据新发现的《清源林李宗谱草创卷之三历年表》所载，林静野在嘉靖戊午年（1558）“排卖杂货”，壬戌年（1562）“就南门外本家门首卖米营活”，隆庆己巳年（1569）“与屿头林开纸店，又卖青靛”，庚午年（1570）“与里人贩鲊福州蚀本，回仍卖米”，万历壬辰年（1592）“开染房”。再如林肖静于万历乙未年（1595）“自营生理，与施舅载糖往苏”，于万历庚子年（1600）“开棉行”。又，万历丙申年（1596）“我太高祖心静公亦载糖往苏”, “七月泉米昂，复与以慎叔合本，以慎遣可受叔同往”。由此可知，当时林静野、林肖静、林心静、林以慎、林可受等都是商人。在封建社会，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居于“四民之末”，而且受到种种限制。因此，要求允许自由发展，要求给以平等待遇，要求突破封建教条束缚，就成为他们斗争的内容。李贽的民主思想，应该说与他这种商人家世有密切关联。

第三，李贽家族在信仰上的复杂化，对李贽反传统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

李贽的故乡泉州就是一个宗教繁多、信仰广泛的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外商的到来，摩尼教、婆罗门教、基督教、天主教纷至沓来，一时庙宇林立，牌坊、塔幢、佛像、基碑、石刻、木雕，处处都放射着异样的思想光辉。如建于唐代的开元寺，号称闽南佛国，走廊西侧的那尊佛像，就是李贽的一世祖母所塑造。由阿拉伯人创建于1109年的著名的清净寺，处处都刻着古兰经，而李贽的二世祖林驽“行年卅，遂从其教，受戒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成了地道的伊斯兰教徒。泉州东门外的灵山圣墓是伊斯兰教的著名遗物，而李贽远房三世祖林通衢之妻的墓就葬在离这里不远的仁风乡的伊斯兰教徒葬地。李贽家族中的老二房三世祖林广齐则是道教徒，并因修理东岳庙立下马碑，惹下了杀身之祸。至于李贽的父亲林白斋，虽然以教书为生，为人却豁达大方，没有那些冬烘先生们的道学气。李贽后来曾称他父亲说：“虽至贫，辄时时脱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李贽十二岁时，作了一篇漂亮的文章，别人都祝贺他父亲得到了一个将来可以升官发财的好儿子，李贽则直斥这些人是以“世俗胸腹”来看待他父亲。由此可见，林白斋和当时的世俗道学家是不一样的。

更为有趣的是，在李贽家族中，还有不少人和伊斯兰教徒通婚，甚至有和外国人通婚的。李贽二世祖林驽就是“娶色目女”。在林氏宗谱中还记载了很多李氏与蒲氏、丁氏、迭氏通婚的事。蒲氏是蒲寿庚的后代，《晋江县志》卷十五“纪兵”称蒲为“西域人”，而且明代蒲氏又是被明太祖在政治上予以打击的家族；丁氏是赛典赤·瞻思丁之后代的汉姓；迭氏乃泉中巨族，与金、丁、马、夏并称“五大族，皆从妈氏异教”，都是汉化的西域人。

李贽家族人信仰的复杂化以及与西域血统的泉州伊斯兰教家族屡通婚姻的现象，说明他们冲破了民族界限、宗教信仰的束缚，冲破了孔孟之道传统思想的束缚，这对李贽民主思想的形成都应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