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希腊思想和艺术与佛教的融合

古代印度人称之为“Yavanas”的希腊人，在公元前2世纪，主要指的是居住在巴克特里亚、犍陀罗、印度西北部的印度-希腊人（Indo-Greeeks）。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南侵后，建立了印度-希腊王国，统治约两百年。希腊人在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修建希腊人城镇，作为统治的中心，促成了这些地区城市化的发展，诞生了一批保存丰富希腊文化元素的城市遗址。最为大家熟知的，有犍陀罗的布色羯逻伐底（Puskalāvatī，意为“莲花城”）和塔克西拉的锡尔卡普。锡尔卡普经过发掘，呈现出的样子完全是依照希腊希波达玛式（Hippodamian）修建的城市，整个城市是棋盘状的形态，既是文明中心，又是军事重镇。又如跟米南德王紧密相关的希腊化城市——首都舍竭城及其出生地“高加索山的亚历山大城”，都是重要的希腊城市。另外文献里还提到很多希腊城市的名字，比如以君主名字命名的德米特里亚（Demetrias，以德米特里一世名字命名）。港口城市婆卢羯车（Barygaza）也是重要的希腊人聚居区。一直到贵霜帝国时期，婆卢羯车都是重要的贸易港口，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希腊文化的确非常成熟，但孤悬海外，势单力薄，在中亚的希腊人虽然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却也不得不面对本土的宗教和文明。他们不但使用希腊文，还使用佉卢文，不但信仰希腊神，还接受当地的神祇。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犍陀罗地区。在这里的希腊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提倡众生平等的宗教，并注入自己的文化元素，促成了大乘佛教思想的成熟，也促成了举世瞩目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佛教能够在希腊人中间引起共鸣，并得到希腊君主和臣民的支持，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可以看到佛教思想和希腊哲学的共通性。佛教教义和古希腊哲学确实在内涵上具有融通之处，比如对人生理想生活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等追求身体健康和内心宁静的快乐，这和佛教的跳脱轮回、永恒寂静等想法有一致的地方；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赫拉克利特认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之中，没有静止不动的事物，所以“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佛教的基本理论也是“无常无我”，一切都不是恒定不变的。《米兰陀王问经》中描述的佛教思想带有浓厚的希腊哲学色彩，是一种融合的思想成果。杜继文先生总结佛教吸收希腊哲学，分为三个主要层面，确立唯智主义的原则、确立破析与和合的思维方法、确立“无我”和有“业报”的根本观念。佛教哲学呈现出希腊化的面貌，传播方式上也出现希腊化，《那先比丘经》之类的佛经充满了希腊哲学的思辨。

佛教在希腊-巴克特里亚及其前后的时代，做出了重要的调整，以适应当地民众的需要，也争取更广泛的支持。比如，大乘佛教对苦修的教义做了调整，苦修不再是必须的通往解脱的路径，而虔诚的布施和礼拜也能让信众获得功德和解脱。这一点在维摩诘信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维摩诘虽然是在家的大商人，过着富足的生活，但他一样可以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并取得修行的成果。维摩诘信仰传入中国，也成为富裕阶层和文人阶层的理想生活方式，比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字摩诘。通过这样的调整，一方面，佛教获得了包括工商业阶层的广泛支持，也契合了各民族包括希腊人的信仰需要，为佛教沿着丝绸之路更广泛地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佛教也向偶像崇拜做出了妥协，改变了之前不塑造佛像的传统，来满足各民族的宗教需要。中亚和西亚的传统，将身材高大的塑像视为圣人或者神灵的栖身之所或象征之物，通过礼拜偶像来获得保佑和心灵寄托。佛像的出现，应该有这样的传统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

在信仰的神祇上，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的希腊人也呈现出开放的心态，不但继续信仰希腊神祇，而且对当地的神祇充满敬意。这些希腊君主的钱币上，出现了大象（印度教诸神之王因陀罗的坐骑）、公牛（湿婆的坐骑），以及象征转轮王符号的轮宝。在米南德一世的钱币上，大象和木棒（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利斯的武器）、公牛和三角架（希腊阿波罗神的标志）同时出现，显然是融合因陀罗和赫拉克利斯、湿婆和阿波罗的信仰，是对两种宗教信仰的兼容并蓄。希腊的最高神宙斯和大象组合在一起，则是希腊主神宙斯和印度主神因陀罗的结合，他们都可以发出雷电。外来和本土不同信仰的融合，生动地反映在这些希腊君主发行的钱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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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米南德一世的银币，背面是宙斯的形象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王国君主的钱币上出现的佛教符号和铭文。米南德王的钱币上出现了明显的“轮”的符号，古典学家塔恩和印度学者纳拉因争论，这个轮的符号到底代表不代表佛教。如果这是象征佛法的法轮，再结合钱币背面出现的棕榈枝，就象征着佛教教义和希腊文化中的胜利与荣耀理念的结合。如果这像塔恩和纳拉因认为的那样，是象征转轮王权威的轮宝，那么它和棕榈枝的结合就是文化融合的典型例子。更为重要的是，在米南德一世前后，至少有多位国王的双语钱币上出现了佉卢文“正法的追随者”（Dharmikasa）字样，还有对应的希腊铭文“正义者”（Dikaioy）的字样。这些希腊君主号称“正法的追随者”，很可能是明白无误地展现自己佛教护持者的立场和形象。这些希腊君主，在政治正当性论述上，基本都跟宗教信仰连接在一起。一方面强调其是亚历山大希腊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一方面则强调自己对佛教等东方信仰也是充满敬意。在这样的政治和思想背景下，将两者融合在一起，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希腊文明的光芒照耀之下，佛教在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获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受到希腊写实主义艺术风格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家第一次将佛陀的形象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巴克特里亚的佛教雕刻艺术与犍陀罗核心地区的风格相似，也是佛教艺术的中心。在中亚铁尔梅兹、达尔弗津特佩、昆都士、迪里别尔津等地，保存了大量精美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珍品。在这些佛教浮雕中，除了释迦牟尼和僧徒，还有地方官员、贵族供养者，不但反映了当时佛教的繁荣，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丰富。而此时在印度本土，佛教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压迫而衰落。

随着信仰人口的增加和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高，犍陀罗等地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在希腊外来者的庇佑下，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希腊人在这里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除了宗教信仰，天文、地理、数学、哲学、医学等都打上了他们的印迹。希腊在当地创建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被后来的贵霜等王朝借鉴。公元前128年左右，中国使者张骞来到巴克特里亚，记载这里城郭林立，商业发达，钱币上印着统治者的肖像。这些做法后来都被保存下来。根据斯特拉波的记载，希腊人把先进的葡萄栽培和酿酒技术带入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随着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大量希腊化元素也以不同的形式东传，甚至进入中国的文明系统。比如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就进入中原，在隋唐墓葬中往往出土类似的武士陶俑形象，又如麦积山石窟的一尊武士塑像甚至头戴虎头头盔，武器就是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