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米南德一世——作为佛教转轮王的希腊君主

虽然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地区被游牧民族攻陷，但是德米特里一世开创的印度-希腊王国继续在南部保持繁荣。甚至在米南德一世的统治下，建都舍竭城，将势力扩展到印度腹地，建立了领土广大的王国。印度-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作为一位与佛教关系微妙的统治者，在西方古典文献和东方佛教文献，乃至汉文文献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米南德统治期间，从巴克特里亚来的希腊人征服了包括巴克特里亚西部、印度北部乃至旁遮普的广大地区，甚至比亚历山大大帝时更为深入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印度-希腊帝国。斯特拉波记载：“希腊人不仅占有巴塔林一带并连绵到海岸，包括索拉什特拉和信德的那些国家。”印度古代经典往世书之《伽尔吉本集》甚至记载，希腊人攻破了巽伽王朝首都华氏城（Pātaliputra）。米南德统治范围之广，也可由其铸造的钱币广为分布得到验证。在已发掘的印度-希腊君主铸造的钱币中，他的钱币最多最广。他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晚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西方地理知识体系，比如在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已经开始用“米南德山”（Menander Mons）指代今天位于印度东部的一些山脉。米南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米南德一世是希腊-巴克特里亚诸王中唯一被佛教文献明确记载的君主，他的功业也在世界的西方得到关注。他的大军从犍陀罗腹地挺进印度，攻城拔寨，建立了一个影响广泛的强大国家，而印有其头像的钱币则被商队携带至欧洲海岸。米南德一世统治时期，国内似乎较为太平，没有叛乱和动荡的记载。在西方古典文献中，他被描述为一位伟大的仁君，被当作像叙拉古的暴君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的对立面。

有关米南德一世最详实的文献记载，是南传小部经典《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 Pañha）和汉传佛典《那先比丘经》。《弥兰陀王问经》在缅甸版巴利三藏中位于《经藏•小部》，而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版本中属于巴利藏外文献。这部经典的主题是弥兰陀王（也就是米南德一世）向高僧龙军（Nāgasena，那先）问道的集录。《弥兰陀王问经》以问答的方式阐述了涅槃五蕴、佛身、智慧、精进、轮回、缘起、无我和业报等佛教基本教义，均以各种譬喻说明，劝弥兰陀王信奉佛教。比如关于轮回、业报，龙军形容为“人生死如车轮，展转相生，无有绝对”，而人的穷通夭寿都是善恶诸业的果报。《那先比丘经》是《弥兰陀王问经》的同经异译，有两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版本，均收录于《大正藏》第32册。此经大概译于东晋，译者佚名，可能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版本。萧梁时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此经，除《那先比丘经》之外，还有《那先譬喻经》四卷和《那先经》一卷，见于经录，但经文已经散佚。汉译《那先比丘经》和南传《弥兰陀王问经》内容大同小异，都是通过弥兰陀王和龙军的对谈来宣扬佛教教义。比较大的区别在于汉译《那先比丘经》记录到对话结束为止，南传《弥兰陀王问经》还记载了弥兰陀王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后涅槃的情节，似乎有一定发挥。

高僧Nāgasena在汉传佛典中最初的翻译是那先，显然是音译。此后这一高僧的名字在汉语文献中又有多个不同的翻译。约译于东晋的两卷本《那先比丘经》卷上，称米南德一世为“弥兰王”，称其“以正法治国，高才有智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无不通达”，在他统治之下，国家“五谷丰贱，家有余畜，乐不可言”。而高僧那先来到舍竭国，跟随他的弟子“皆复高明”。三卷本《那先比丘经》所用人名、地名的翻译一如两卷本，应该是同一来源的译本。在三卷本《那先比丘经》中，称米南德一世统治的国家为“北方大秦国，国名舍竭”，指明此国的统治阶层带有希腊血统，而首都位于Sagala。它描述了米南德一世统治下的繁荣景象：

其国中外安隐，人民皆善。其城四方皆复道行，诸城门皆雕文刻镂。宫中妇女各有处所，诸街市里罗列成行。官道广大，列肆成行。象马车步，男女炽盛乘门，道人、亲戚、工师、细民，及诸小国皆多高明。人民被服五色焜煌，妇女傅白，皆着珠环。国土高燥，珍宝众多。四方贾客，卖买皆以金钱。五谷丰贱，家有储畜。市边罗卖诸美羹饭，饥即得食。渴饮蒲萄杂酒，乐不可言。其国王字弥兰，以正法治国。弥兰者，高才有智，明世经道，能难去来见在之事，明于官事战斗之术，智谋无不通达。

汉译《那先比丘经》中对米南德一世统治之下的印度-希腊王国进行的生动描述，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是反映了一些历史细节，比如米南德统治时期内部安定，商业发达，“买卖皆以金钱”，民众喜饮“蒲萄杂酒”。更有意思的是，它形容该国“妇女傅白，皆着珠环”，似乎点明了此时希腊裔女性外貌的一些特征。而所谓米南德一世用“正法”统治人民，显然是佛教典籍对护持佛法君主的典型描述。类似的文字表述，甚至见于隋文帝的诏书和武则天的政治宣传之中。在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君主护持佛法，以“正法”统治人民，已经变成对佛教理想君主转轮王的典型描述。

那先和米南德一世的对话，在中古时代广为佛教僧侣所熟知，比如唐前期高僧长安西明寺的道世在其著作《法苑珠林》中就有描述，称米南德为弥兰王。不过道世等中土高僧应该不知道这位弥兰王是一位希腊君主。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与昙曜译《杂宝藏经》卷九记载米南德王与那先的对谈，称“难陀王与那伽斯那共论缘”。“那伽斯那”就是高僧那先，而难陀王应该就是米南德王。显然吉迦夜和昙曜并未受到之前译本的影响，而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了翻译。南朝陈的时期，天竺三藏真谛在译《阿毘达磨俱舍释论》时，也记载了两人的对话，他将那先的名字译为大德那伽斯那阿罗汉，而将米南德王译为旻邻陀王。作为印度高僧的真谛，将Nāgasena音译为那伽斯那，将Milinda音译为旻邻陀王，从读音上来说，更接近本尊的原貌。

到了唐代，玄奘摒弃之前那先、那伽斯那等音译方法，将这位高僧的名字译为龙军，米南德王的名字则译为毕邻陀王，《大正藏》第29册《阿毘达磨俱舍论》记载，“昔有大德名曰龙军，三明六通，具八解脱。于时有一毕邻陀王，至大德所”。Nāga在汉译佛典中往往译为龙，而Sena是军队的意思，所以不难理解玄奘是采用了意译的方式重译了这位跟米南德一世对话的高僧的名字。

在《那先比丘经》中，有一段有趣的对话，两个版本内容一致，引三卷本如下：

那先问王：“王本生何国？”

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

那先问王：“阿荔散去是间几里？”

王言：“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

那先问王：“颇曾于此遥念本国中事不？”

王言：“然，恒念本国中事耳。”

所谓大秦国，应该是当时中土知识所框架的欧洲世界的代称，因为这一时期罗马已经崛起，汉文资料往往称罗马为大秦，进而可明确此米南德王的希腊背景，而“阿荔散”，显然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巴利文作Alasanda）的音译。不过亚历山大大帝曾兴建过很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于米南德王所说的“阿荔散”到底是指哪一个亚历山大，尚无法确定。如果按照汉译《那先比丘经》的描述，“去二千由旬合八万里”，应该是形容异域的常用表达，而不是实际上能够轻易抵达的地方，还不能断言这个“阿荔散”就是埃及的那座代表希腊文化高峰的亚历山大城。与汉译本明显不同的是，《弥兰陀王问经》强调米南德故乡距舍竭城是两百由旬，而不是汉译本的两千由旬。如果是两百由旬的话，学者们就不太相信这个亚历山大城指的是埃及那座著名的城市，更倾向位于大夏南部、兴都库什山中的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of the Caucasus）——希腊人称兴都库什山为高加索，所以该城的字面意思是“高加索山的亚历山大城”。如果依两百由旬计算，从这里到米南德的都城舍竭城大约是500英里，相差不多。

依据《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推测米南德一世出生于一个由亚历山大东征建立的希腊化城市，应该去史实不远。关于米南德的出身，塔恩认为既然他出生在一个村子，那么应该是平民出身，纳拉因对此进行了驳斥。斯特拉波记载，米南德是欧西德莫斯王族成员，这一点也被蒲普塔克的记载所印证，他称米南德为“大夏王”（King of Bactria）。而且在《弥兰陀王问经》里，米南德声称出身王族。

《弥兰陀王问经》的行文结构比较特殊。塔恩专研希腊化世界，他猜测这一佛经是改变自一个最初用希腊文写成的文本，而这一文本或许在米南德一世去世后不久就产生了。公元前2世纪的《阿里斯狄亚书简》（Letter of Aristeas），在塔恩看来，或许就是对《弥兰陀王问经》的模仿。《阿里斯狄亚书简》也是现存最早提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西方典籍。塔恩推测，在米南德王去世之后大约半个世纪，用希腊文写成的《弥兰陀王问经》已经传到亚历山大图书馆。虽然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但就如下文将论及的那样，西方世界对米南德一世的去世和葬仪有详细的记载，或许能佐证记载米南德一世事迹的文本存在从东方传入西方的可能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那先也是希腊人，因为佛典中提到那先是阿育王时代高僧法铠（Dharmaraksita）的弟子，而后者正是希腊人，所以那先也有可能是希腊人，并能够熟练地使用西方世界熟悉的柏拉图式的行文风格。这样的话，《弥兰陀王问经》就变成了两个希腊人之间的对话，而最初的文本也是由希腊文写成的，后来被吸收进入佛教典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基于逻辑的推测，至今仍无坚实的史料证据。故只能说，《弥兰陀王问经》，除了内容之外，行文结构也有特殊之处。

米南德和那先对谈的所在地舍竭城，即印度-希腊王国的都城，在7世纪迎来了一个途经此地的高僧——玄奘。玄奘只是众多西行求法僧、往来使节、商旅中的一员，但他留下了有关舍竭城（《大唐西域记》作“奢羯罗故城”）的文字记载：

垣堵虽坏，基趾尚固，周二十余里。其中更筑小城，周六七里，居人富饶，即此国之故都也。……奢羯罗故城中有一伽蓝，僧徒百余人，并学小乘法。世亲菩萨昔于此中制胜义谛论。其侧窣堵波，高二百余尺，过去四佛于此说法。又有四佛经行遗迹之所。伽蓝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余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是过去四佛说法之处。

玄奘记载的这座寺院和佛塔遗迹，很可能是《弥兰陀王问经》中提到的米南德王为那先建造的米南德大寺（Milindavihara）。米南德王与那先的故事在南传佛教中影响深远，并形成了地方传统。比如泰国曼谷著名的皇家寺院菩开奥寺（WatPhraKeo），供奉着泰国最负盛名的守护神玉佛。玉佛是七块翡翠绿玉雕成，在头、肩、腹、膝等部，内藏九粒佛陀真身舍利。这一佛教圣物被认为是米南德王国师那先发愿，由天人协助而雕成的。

对于米南德一世是否佛教徒，塔恩认为《弥兰陀王问经》的记载并不能证明米南德就是佛教徒，他举了米南德钱币上的雅典娜像作为证据。实际上，就算到了贵霜时代的迦腻色伽，在使用佛像作为钱币形象之外，也依然使用非佛教的神祇作为钱币形象。何况在米南德时代，佛像还没有出现并被广泛使用。尽管这样，已经发现的米南德钱币上已出现转轮符号，这也许可以作为米南德崇信佛教——至少使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的实物证据。这一实物证据正好又可以跟文献记载对应起来。对于这一钱币符号，有学者认为这是法轮，象征佛法。但塔恩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在钱币上除了轮形符号之外，还有一个在希腊文化中象征胜利的棕榈枝。两者结合起来，塔恩认为，这毫无疑问是转轮王的轮宝，是转轮王的标志。纳拉因则认为轮形符号可能代表转轮王轮宝，但也不能否认米南德的确投向佛教。转轮王作为一种理想的统一君主（universal monarch），此时或已被佛教所吸收，转变成护持佛法的理想统治者。虽然不能确定是米南德自称转轮王，还是被别人拥戴为转轮王，但毫无疑问，钱币上的符号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实际上，塔恩也认为，米南德显然是沿袭阿育王的伟业，所以采用转轮王的意识形态也并不奇怪。而且在与米南德一世的对抗中，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欧克拉提德一世在钱币上称自己为“众王之王”——这也是希腊人最能理解的转轮王的对应含义，出于竞争的考虑，或许米南德一世也称转轮王。米南德钱币上一面是来自东方传统的轮宝，一面是来自希腊文明的棕榈叶，这足以证明当时文明交融的程度之高了。

最能支持米南德使用佛教转轮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学说的证据，来自于西方古典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关于米南德一世的去世，佛教文献和西方古典文献记载完全不同，但都指向了跟佛教的关联。据《弥兰陀王问经》记载，米南德一世选择放弃王位，出家修道，最终证取阿罗汉果并涅槃。这一点在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但汉传佛教文献中则无。而《那先比丘经》中就没有米南德一世出家为僧的记载。当然，米南德出家为僧并不可信，这一情节很可能是佛教宣传的惯用方式。不论塔恩还是纳拉因都分析并否认了这一点，西方古典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与佛教文献完全不同。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在著作《道德论集》（Moralia）中提到，米南德一世死于军营之中。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爵士推测，随着在印度和兴都库什山脉南部地区的胜利，米南德试图光复大夏，想从安息人手中夺回大夏的一部分。他很可能就死在前往救援塞琉古的德米特里二世（Seleucid Demetrius II）的进军途中。普鲁塔克关于米南德死后葬仪的描述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在普鲁塔克看来，米南德是仁君的代表，在其去世之后，其统治之下的城镇因为他的葬礼争吵不休，各城均请求保存其遗骸。大家最终达成协议，决定将其骨灰分给诸城，分别建造纪念碑（应该就是塔）保存和供养。这种葬仪不禁令人想起佛陀死后，他的舍利被分散建塔，进行供养。

前书论及米南德一世铸造的带有转轮的钱币，证明米南德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佛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说。结合普鲁塔克关于米南德葬仪的描述，更可确定此论。米南德一世的骨灰被建塔供养，这正是其转轮王身份的标志。实际上，佛陀的葬仪也是从转轮王葬仪沿袭而来的，这一点从汉译佛经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比如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译《佛说灌顶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卷六就记载了佛陀葬仪和转轮王葬仪之间的关系：佛陀涅槃前，阿难询问采用何种仪式。佛告阿难云：“汝可语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我葬之法，如转轮圣王法则无异。”阿难又问转轮圣王的葬法，佛陀回答道：

转轮圣王命终之时，王后、太子、诸臣百官，用鲜洁白毡三百余端以缠王身，捣细末香以涂王身。有三种棺，第一棺者紫磨黄金；第二棺者以铁为棺；第三棺者栴檀杂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苏油，香薪烧之。火尽以后，收取骨末，于四衢道头露净之处，起于冢塔，表剎高妙，高四十九尺。以五色杂彩以为幡号，令四方人民见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圣王般涅盘后，欲为葬法，亦复如是，令十方人思慕正法，学我道言。精勤苦行，昼夜不废，可得至道涅盘之乐。

汉译佛经关于佛教转轮王葬仪的描述，尤其是建塔（stupa）供养的情节，与蒲鲁塔克的记载非常吻合。蒲鲁塔克关于米南德一世死后其舍利被分散供养的描述，很容易令人想起佛教历史上历次分舍利建塔，包括孔雀王朝阿育王、贵霜王朝迦腻色伽、隋朝隋文帝、武周武则天都将分舍利建塔作为推行佛教、巩固帝国的手段。西方古典文献和东方佛教文献关于米南德一世去世的记载不同，或许正反映了米南德所建立的印度-希腊王国面临的社会结构现状。米南德希望通过佛教安抚本地臣民，同时也保持希腊传统，维系希腊裔臣民的忠诚。尽管记载不同，但两者都指向了佛教信仰。正如齐默（Heinrich Zimmer）所言：“即便这位希腊君主自己不是佛教徒，他也是佛教僧团的重要赞助者，以至于后者将其视为自己的一员。”

毫无疑问，在米南德广袤的领土中，居民是二元结构的，一边是作为征服民族的希腊居民，一边是广大的东方本地居民。他的大部分钱币都采用双语，显示他力图照顾各个族群的情绪。不过，印度居民和希腊居民的生活方式并不相同，当地居民继续保持等级制度和族群认同，而希腊裔居民则居住在建有围墙的城市和军事殖民点之中。就信仰来说，希腊裔居民在某种程度上仍信仰着希腊诸神。这一点从米南德铸造的钱币上可以得到证明。

米南德自己也有希腊王号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语境中的军事首长或王）的头衔。同时，他又拥有大王（Maharaja）和法王（Dharmaraja）的头衔。很可能，为了应对二元结构的社会体系，米南德采用了二元的政治理论，对希腊居民而言他是拥有军事和祭祀权的巴赛勒斯，对于印度居民而言，他是大王和法王，以正法统治人民。他的头衔及透露出来的宗教、政治信息，主要通过他铸造钱币上的铭文可以看得出来。

米南德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商业发达，其铸造的钱币甚多。钱币一面是国王的形像，有些像很年轻，另一些则为中年形貌，因其在位有二十余年之久，钱币应在不同时期铸成。铭文主要有下面三种：

Basileos Dikaiou Menanrou

Basileos Soteros Menadros

Maharajasa Dharmaiksa Menandrasa

米南德一世钱币上的头衔Basileos Soteros和Basileos Dikaiou带有希腊政治传统的痕迹。Dikaio是“执法者”的意思。Basileos也就是英文的Basileus（巴赛勒斯），希腊特有的王号。而Soteros就是Soter，意思是“救主”“救星”。“救主”这一头衔在巴利文中被写作Tratarasa。这一头衔在希腊世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意义，不是所有君主都可以加上“救主”的头衔。比较有名的拥有“救主”头衔的希腊君主，如在埃及称王的托勒密一世和塞琉古帝国的安条克一世。没有伟大的军功，是不能拥有“救主”头衔的。安条克一世之所以得到“救主”头衔，是因为他于公元前275年击败了入侵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拯救了爱奥尼亚的希腊城邦。米南德一世钱币上的铭文显示他也拥有“救主”头衔，或许反映了他的赫赫武功以及保卫希腊—印度王国的功绩。由此可见，米南德的头衔Basileos Sothros（救世主王）仍带有强烈的希腊传统风格。

大部分的米南德钱币都用双语铭文，前面用希腊文，背面用佉卢文，这种情况在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比较少见。佉卢文又名犍陀罗文，曾通用于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最早发现的佉卢文可追溯至公元前251年，至3世纪时逐渐消失，但在丝绸之路各地仍被使用，可能一直到7世纪才彻底被遗弃。米南德之后，许多印度-希腊君主开始采用巴利文头衔Dharmikasa（正法的追随者）。之前的阿育王有一个头衔是Dharmaraja（法王），两者之间的意涵或许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学者认为，Dharmikasa的头衔或许只是强调他统治公正，并没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不过，结合其他证据，依然可以推断，至少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古希腊文献关于他葬礼的记载，在其统治故地出土的文献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据《米兰陀王问经》的记载，米南德手下的大臣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些希腊人的名字被改写，以适应巴利语的习惯，比如大臣Devamanti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Demetrius，大臣Anantakaya的名字，应该是希腊文的Antiochus，等等。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希腊人似乎仍占据比例较大的重要职位。而且在米南德统治时期，似乎出现了希腊佛教僧侣巡礼的活动。斯里兰卡古代巴利文历史文献《大史》（Mahavamsa, XXIX）中记载希腊佛教僧侣参加杜图盖马尼王（Dutthagamani）修建大塔（MahaThupa）典礼的内容：“从希腊人（Yonas）之城亚历山大（Alsanda），希腊人高僧大法盾（Mahadhammarakkhita）率领三万人的僧团前来。”在印度文献中，希腊人被称为Yavanas （Ionians，巴利文作Yona，汉译佛经中有“拘沙种”，似乎是其对译），在《弥兰陀王问经》中就用这一名称指代米南德代表的族群。这或许能说明，在米南德时代，在今西北印度和阿富汗地区，可能存在人数众多的佛教僧团，而希腊裔僧人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可以说，佛教在贵霜时代之前已进入中亚地区。

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等统治地区，采用的是分区管理制度。地方行政系统，不是塞琉古帝国的省—州—县（区）三级，而是省—州两级。特殊的地方只存在州，而没有省，考虑的是当地的民族、宗教、政治形势。行省一般设立总督或将军，对国王负责，有点像贵霜时代在印度派驻的副王。每个州的长官叫“密瑞达伽”（meridarchs），大概相当于州长。国王、总督、将军、州长基本尊重当地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这可能是希腊化王国能在当地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在米南德统治下，地方长官比如州长在佛教信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犍陀罗西部地区的佛塔遗迹出土两个舍利容器，上面的铭文提到米南德的名字。第一个出土于巴焦尔（Bajaur）地区的Shikot，铭文显示是地方长官Viyakamitra所供养的释迦牟尼肉身舍利，提到“大王”米南德的名字；第二个出土于斯瓦特（Swat）谷地，其铭文讲述了地方长官（“提奥多罗斯”，民事长官，希腊化官衔）西奥罗斯（Theodorus）为了人民福祉而保存供养佛陀舍利。出土于阿富汗的一件银器的俗语铭文中也有Theudora，铭文提到其子的印度式名字。寇瑙（Sten Konow）认为第二个舍利函的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如果这样的话，西奥罗斯也是米南德统治期间的一个地方长官。两个铭文都是用佉卢文写成。此时很多希腊居民都是双语的。其中西奥罗斯舍利函铭文写作：

为了大众的福祉，总督西奥罗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神圣舍利（于此）。

如果地方长官存在建塔供养舍利的话，或可推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米南德本人也存在建塔供养佛陀舍利的行为。因此他的骨灰也如佛陀一样，被诸城平分，建塔供养，也就不难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舍利供养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政治、信仰世界的重要情节，甚至被隋文帝、武则天等君主视为树立自己佛教转轮王权威的重要步骤和仪式。

从巴尔胡特（Bharhut）一座佛塔中发现的浮雕，表现了一个异族武士，装束带有鲜明希腊风格。战士左手持莲花，而他的刀鞘上面则赫然出现了佛教三宝符号Triratana。据古代印度经典记载，当时存在着米南德将在华氏城建造一座佛塔的预言。虽然米南德的大军可能并未攻陷华氏城，但反映了米南德扩张领土、推广佛教的一种野心。

作为统治集团核心力量的希腊族群毕竟只占据人口的少数，因此，米南德等希腊君主最终选择佛教作为自己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很可能存在统治上的考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佛教虽发端于今印度东北部，但是真正从一个地方性信仰发展成一个世界性宗教，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在犍陀罗地区的重构。这里是佛教的飞翔之地，而希腊文明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米南德来说，佛教否认社会等级，提倡众生平等，对原先婆罗门阶层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冲击。这对于作为外来统治者的希腊君主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如果这些推测成立的话，《弥兰陀王问经》中希腊君主米南德一世和佛教高僧那先的对话，展现的是作为外来的世俗王权和本地佛教教团在某种意义上的思想和信仰的结盟。

米南德一世之后，印度-希腊王国陷入动乱和内战，他的王后可能是“印度人的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的女儿或者孙女。他去世之后，由王后摄政，幼子特拉索（Thraso）继位，但国家陷入分裂，国势逐渐衰落。米南德的印度-希腊王国是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的最后一个强大政权，之后希腊人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况。此时，塞人和大月氏等游牧民族入侵，更是雪上加霜。希腊人的后方巴克特里亚首先被占领，印度的希腊人被彻底切断了退路，之后本土化加速，希腊文化最终消失在印度本土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由于米南德是贵霜帝国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所以贵霜帝国崛起的过程中，开明君主丘就却可能将自己与米南德的功业连接在一起。佛教文献甚至显示，丘就却宣扬自己是米南德一世的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