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大陆和迈锡尼文明
第一节 大陆的各族居民
至少从莫斯特
时代起，主要在帖撒利、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就有了旧石器时代人的遗物，这在希腊大陆是迄今发现得最早的东西。更晚些时候，从帖撒利新石器文化的居民开始，才有连续不断的定居居民。这些居民使用石制工具，但没有陶器。他们住在一种地面为凹形或“窖”形的小茅棚中，聚为村落。他们从事农业、放牧、捕鱼和狩猎，用米洛斯岛的黑曜石制造工具。约公元前6000—前5500年，在塞斯科罗，很可能曾全部住在大陆东部近海地带居址上的用陶民族，继承了他们的事业。C-14定年最早的（约公元前6200年）遗址，尼科米底亚的尼亚，位于马其顿沿海平原上哈利亚克蒙河之北。其居民住在有一至两间屋子的房中。房子是木构架泥砖墙，并用一些内部的支柱簇绕在高建筑物周围。主建筑面积约12平方米，中有臀部特别肥胖突出的女性雕像，蛇纹石和黏土制的斧子，燧石匕首和黏土制的葫芦形器皿。这里及其他地方的雕像表现的是母神。这些居民与其无陶先辈的活动范围相同，从埋葬的墓穴中得知，有些人是高个长颅。除儿童陪葬有食物外，死者不随葬任何东西。他们擅长石器制作，尤其是利用北品都斯山的绿石，制成漂亮的石凿、斧、锤、器皿和雕像（如蛙像）。他们的陶器尽管在初始很简单，但发展了许多种类。其中某些制品上有美丽的绘画，还有用黏土制的诸如印章等物品。这一定居、安宁、进步并从事海上交通的早新石器文明持续了约一千年，这一文化起源于西部安纳托利亚古老的文明，并保持了与它的联系。将近这一时期末，一种外来的文化出现在北帖撒利和西希腊的琉卡斯。这种文化以黏土上有指甲纹的印纹粗陶为标志，很可能起源于马其顿和南斯拉夫。在北希腊中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之间有多次交互作用，而这就标志着第一次往来。
整个公元前5000纪，是中新石器时期。这期间，北帖撒利的外来因素消失了；新的人群继续定居于帖撒利中部、东希腊及东伯罗奔尼撒。他们的文化时而源自土耳其、北叙利亚及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部分，时而来自它们的另一部分。从使用黑曜石的情况看出，他们保持了海上交通。房子一般是长方形，用泥砖建在石头基础之上，并经常建有扶壁。如在特桑利所见，还有附有长而窄外廓的礼厅式房子，到约公元前4500年还在使用，发现于土耳其的科尼亚平原的这种房子为其典型。在和平的环境中，陶器的地方性风格发展了起来，农牧生活也具有了较高水平。公元前4000纪，是后新石器时期。无光多色的陶器制品散布开来，这种陶器在质地和装潢上同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的攸拜得（ubaid）制品类似。有这种器皿的沿海居民点见于阿斯塔库斯、琉卡斯和北伊庇鲁斯的奥里空湾的内地，这些居民可能来自科林斯并与南部意大利进行贸易。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埃伊纳、西奥斯和夕克拉底斯的几个岛上，出现了最早的定居点。他们的陶器最远达哈利亚克蒙河湾的塞尔维亚。但在马其顿和色雷斯所居住的是另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从雕刻的古色古香的器皿及其螺旋形装潢的使用上，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与中部巴尔干的亲缘关系。这些民族的接近，就可以解释东北帖撒利这一特殊文化的出现了。这一文化以第米尼环城设防并有礼厅式建筑物的小卫城著称于世，又因其陶器上描画的螺旋形装潢而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夕克拉底斯的大理石雕像似乎已经输入。很可能，第米尼文化是安纳托利亚和欧洲两种文化因素最终融合而成。延续三千至四千年漫长的新石器时期，几乎完全是以来自东方的影响为特征的。这是一个和平、安宁、从事农业、航海并有艺术风雅的社会。若从臀部特别肥大的女性雕像来判断，它的宗教信仰是以一位母神为中心的，使人联想到这是母权社会或至少是一个软弱的父权社会。在这些明显的特点之中，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即到新石器时期末，希腊居民在人种方面已掺杂混血了。在地中海气候带之外，例如马其顿和北伊庇鲁斯等地区，出现了较低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某些特点方面（例如气候方面）与南斯拉夫文化有关。
整个公元前3000纪，都是早期青铜时代。这一时代分为三个阶段（即E.H.=早期希拉底Ⅰ、Ⅱ和Ⅲ），经C-14粗略定年为公元前2800—前2500年、公元前2500—前2200年、公元前2200—前1900年。这几个分期带有地区性，在时间上互相重叠。在这一时代的头两个阶段，从土耳其，尤其是从小亚西北来的几股移民浪潮定居到诸岛上和希腊半岛东部奥什雷斯山之南麓。在彼奥提亚的欧特列西斯已发掘出一个典型的早期遗址。在早期希拉底Ⅰ时，居民已有铜制武器和工具，红色磨光陶器及新型器皿，如酱碟等。早期希拉底Ⅱ时，这一村子的房屋更大了：一座房有三间屋，并有贮藏窖（bothroi），地面上还有一个漏斗形的穴，可能表示对冥府的神的信仰。在早期希拉底Ⅲ时，酱碟消失，出现了新的器型和新式装潢，可能是西方来的而不是北方来的民族，毁灭了这一遗址。随着这一遗址的毁灭，这一时期也就结束了。早期希拉底Ⅱ时，伯罗奔尼撒的勒尔那一个有代表性的遗址，开始了它的早期青铜时代生活。这些新的居民，在高山上设防当作卫城，在里边建有大量房屋。这些居民的陶器中有酱碟，他们还制作漂亮的黏土印章。将近早期希拉底Ⅱ末，卫城上的宫殿——“陶瓦大宅”——被火烧毁。在早期希拉底Ⅲ时，一种完全不同的、拥有许多半圆形的房子的城镇绕山建筑起来。这些城镇下降到与圣区处于同一低水平带上。在那里有一个直径为19米、周围环以石头的圆形墓。勒尔那的居民具有中青铜时代初别处出现过的某些特色。同时，帖撒利的第米尼的新石器文化也完好地保存到早期希拉底时期，可能是因这个文化的主人比其南方的邻居更尚武、更善抵抗。而马其顿除了南方有来自通往特洛伊的沿海路上的贸易栈对内陆某些地方的影响外，仍处在新石器发展阶段。如卡尔西狄斯的科里特沙那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约由12座房子构成的小村落，在向陆地的一面用壁垒做防卫。中部马其顿的本土文化虽落后，但在“如愿骨”把手和佩戴的战斧上很有特色。约公元前2200年，这里就有马匹，比特洛伊和叙利亚都早。青铜时代最后阶段，可能是牧人家庭，把一种形式粗糙的马其顿式陶器传布到伊庇鲁斯内地。同时，青铜时代从事海上贸易的希腊半岛上的居民已经定居在赛法伦尼亚、伊达卡和琉卡斯，他们的势力已达南伊庇鲁斯的多东纳。从意大利东南部也有一反射作用，那里在阿普利亚的莫尔非塔有一先进的新石器文明。从事航海业的这一文化的居民，在科尔西拉西北岸的阿菲欧那和琉卡斯的阿约斯·梭梯拉建有临时的定居地。这样，早期青铜时代最后阶段东方来的定居者的文化堆积层占据了奥什雷斯山之南的希腊半岛，他们从海上得到的利益已使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定居在西北部和像科里特沙那这样的地方。在科里特沙那，他们同不是来自东方的相邻民族取得了联系。在青铜时代中、后期，民族移动的潮流变了，转而从北部地区进入希腊半岛。正是这一转变，带来了第一批进入半岛的讲希腊语（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的人。而希腊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居民讲的是非印欧语系语言。后几种语言的痕迹保存在地名中带非印欧语系语尾的-ssos或-ttos,-inthos或indos，复数为-enai（如Parnassos,Hymettos,Cnossos;Corinth,Tiryns;Athenai和Mycenai），也保存在地中海地区动植物的名字中（如kissos,byssos,melissa;olynthos,terebinthos），带有这些语尾的地名在小亚南部和西部、爱琴诸岛、希腊半岛东部发现得最多，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却很少见到。这种分布情况很可能暗示着定居的情况。例如，在伊庇鲁斯这类名字出现于奥里空湾的内地、靠近波利安太斯河和西利得努斯河的地方（新石器居民定居在此），以及南伊庇鲁斯（阿梭斯和波拉恩太斯山），这个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渗入之地。相反地，印欧语的地名在北希腊（如埃阿斯或阿欧斯河、阿齐隆河、阿齐洛斯河、茵阿霍斯河、阿法斯河、阿普梭斯河、阿克希欧斯河、哈利亚克蒙）最多，而在东希腊半岛和爱琴诸岛较少。很可能，这类地名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就存在了。
无论这种印欧语系的语言起源于何处，从现在可利用的证据来看，显然，公元前2500—前2000年，大群的印欧民族已移出本都地区。他们的社会，如许多关于男系亲属亲缘关系的词所显示的，是家长制社会。他们组织在血亲氏族的部落中，每一部落有自己的王、议会和自由民会议。这些特点与赫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相同。他们善于畜牧和农耕，但对海上活动却完全外行。他们崇拜男性的天神，而不是诸如母神和动物的女王等女性神。从乌克兰迁出的那些人在战争中使用战斧和马匹，以长形坟（kurgan）埋葬首领，用坑墓处置平民。这种民族到达希腊半岛邻近地区的最早迹象见于中马其顿佩戴的战斧和马尸骨。后者属于早期希拉底Ⅲ时期之初，约公元前2200年。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拥有中马其顿文化的民族，在早期希拉底Ⅲ时已经开始散布到伊庇鲁斯内陆。那里之所以比较晚才有人居住，是由于在较湿润的气候条件下，到处是繁盛的原生林，而且缺少可耕地。它仅仅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才有魅力。
赫西奥德所具体形象化了的希腊民间传说采取了家系的形式。治理整个帖撒利的丢卡利翁和皮拉，生了希伦和图亚。希伦就是讲希腊语的这一民族由此命名的先祖，“希伦这位尚武的国王又生下了多鲁斯、克苏托斯和埃奥鲁斯，他们都是爱马的人；图亚也生二子，马格涅斯和马其顿，他们也酷爱马匹。大家都绕皮里亚和奥林匹斯山而居”。希腊诸神，尤其是天神宙斯，也家居奥林匹斯山和皮里亚。多东纳的宙斯自青铜时代起就取得了重要地位，他取代了一位母亲女神，并将她同化为宙斯与笛欧奈之女阿芙洛笛蒂。希腊人神的传说和地方化表明他们的远祖在马其顿和伊庇鲁斯定居了很长时期，那里还是大陆性气候，以游牧生活为主。据现存资料看，这些远祖是在早期青铜时代末之前就到达那里的。在随后的1000纪里，三个讲希腊语的民族对希腊半岛提出了要求。人们根据他们有着明显区别的方言——爱奥尼亚语、埃奥利亚语和西希腊语（包括多利亚语和西北希腊语）——而分别称之为伊翁（克苏托斯之子）、埃奥鲁斯和多鲁斯的后裔。很可能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马其顿或北帖撒利居民开始南移之前，这些方言即已出现差异。
中期青铜时代（公元前1900—前1600年）一开始，东希腊自马利斯往南的许多遗址就遭到剧烈的破坏，其他遗址也被放弃了。继之而起的文化以一新的房屋形式和小箱形墓、米尼亚式陶器为其特征（米尼亚陶器取名于最初发现地奥科美努斯，它是米尼亚人的一个城市）。其新的房屋形式在彼奥提亚的欧特列西斯有很好的例证。在这里，原来的早青铜时代的密集的平顶方形屋的村落被烧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分得很散的开阔的村庄。这个村庄包括一些半圆形的和长方形的“礼厅”式房子。其中半圆形者较早。房中有一圆形炉灶和盛灰的浅坑，这是用来烤面包的、较晚出现的长方形房子，有一圆形炉灶和一凸起的劣土平台，这平台可能是烤炉的基座。半圆形的房子和米尼亚陶器及石制战斧早在早期希拉底Ⅲ时期就在勒尔那出现过。现在，当中希拉底时期，在勒尔那又发现了马骨。与欧特列西斯同样的房子也见于同时期东希腊的梯林斯、科拉郭（列哈依昂附近）和西希腊的德尔蒙及奥林匹亚。
中期青铜时代的陶器主要有两种形制：一为“无光陶”，它可能是从早期青铜时代自然发展而来；另一种即“米尼亚陶”，是一新发明，因为它用陶轮制作，而且形状明显地仿照金属器皿。灰色的米尼亚陶器是接着焦土层的那一文化层的典型陶器，例如欧特列西斯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也是特洛伊第六文化层开始时的典型器物，在此地，它是与新来的居民一同出现的。在整个中期青铜时代，灰色和黄色的米尼亚陶器遍布于希腊半岛的绝大多数地区，它也用于卡尔西狄斯沿岸各地，在特洛伊第六文化层中也大量使用。曾在马其顿发现了一种陶器（米尼亚陶器可能就是从这种陶器发展出来的），它的时代约当早期青铜时代的最后阶段。
虽然中期希拉底文化中的某些新因素可能要归功于北方来的讲希腊语的移民，但必须记住，这些移民，尽管超群出众，人数却很少，而且这些人在进入他们所到达的地方时，那地方的居民就已非常混杂了。这样，中期希拉底文化的特质就不仅是由于希腊人的领导，也是由于这片土地上许多更早、更文明的民族的活力。随着时间的进程，这些特质由于海外贸易的不断增多而更加丰富。同夕克拉底斯的贸易增长得很快，这些岛屿成了东方大陆与克里特之间的交换中心。与特洛伊的贸易尤其兴隆，活跃了帖撒利与马其顿，特别是卡尔西狄斯的沿岸地区。在叙拉库斯附近的蒲莱米里乌姆、在东南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马蒂河和德沃林河谷地区、在奥里空湾的瓦耶再内陆、在爱奥尼亚诸岛，出土了中期米诺斯和中期希拉底型武器，主要由于这些发掘，我们得知了同西北地区的贸易情况。当中部和南部希腊文明发展之时，落后的马其顿和帖撒利内陆及伊庇鲁斯、阿卡奈尼亚、埃托利亚，还可能包括科尔西拉，都由游牧民族所居住。他们仍保持着马其顿文化的粗糙的形式，同向西、向南散布的器物一样，以还愿骨式把柄为标志，民族的盛衰带来了地方习惯的痕迹，某些葬式习惯是特别有趣的。
前面已提到在勒尔那，当早期希拉底Ⅲ早期，新来者于原遗址彻底毁灭之后，建起了直径为19米、周围环以石头的墓作为圣区。这类实际例子仅见于琉卡斯早期希拉底Ⅱ时的“王墓”，墓更小，直径从2.70米到9.60米不等，墓上覆石头平顶。但到中期青铜时代，同样的墓出现在希腊的一些地方，在琉卡斯的“家族墓”是圆形的，直径为12.10米，用石墙围绕并包括11个石头排成的箱（盒式的）墓及两个坑葬，墓里有陶器、珠宝和武器陪葬死者，可能为“王墓”古冢所特有，在马尔希及西美塞尼亚和亚该亚的其他地方已经发掘到定期为中期希拉底的古冢，但常常埋葬在陶瓮（pithoi）中，并且没有见到随葬品。在东希腊，发现了两个大的中期希拉底时的古冢，在弗西斯的埃拉蒂有贵重的供品，在阿提卡的阿菲德那的另一个没有供品。这些古冢的年代及其分布指向西北地区，暗示海上交往到达了西岸，而在伊庇鲁斯和阿尔巴尼亚北部大量这类古冢葬最近已确实观察到了，它们的发掘报告却没有得到注意。马蒂河谷的古冢最多，1952—1960年发掘了35个。冢的规模，直径从12—30米，有的围有一石圈。死者随葬许多物品，既用土葬也用火葬。大部分随葬品是早期铁器时代的，但也有少数中期希拉底型的武器。再往南，在德沃林河爱尔巴桑附近，有25个高5米、直径45米的古冢。该些古冢的中部埋葬有许多中期希拉底时的武器和供品，其他部分的埋葬中有晚期希拉底时的武器和陶器。在奥里空湾内陆瓦耶再发掘了四个直径在18—20米、高2.30米的古冢，其中之一的进行火葬的累石堆上有中期希拉底和中期米诺斯型的武器和中期希拉底型的陶器。在德沃林河上游谷地、在伊庇鲁斯内地的卡卡维、波德里思太和沃迪奈都发掘到了古冢。在最后地点的一个冢直径17米，高3米多，中心埋葬伴有一累石堆，其旁有中期希拉底和中期米诺斯的武器及中期希拉底陶器。除中部累石堆外，近冢围处有一石圈，在冢现存的顶部稍低处有一单层石穹隆顶盖，其他埋葬定期为晚期希拉底。显然，在琉卡斯、亚该亚和美塞尼亚建造了古冢的这些人是从阿尔巴尼亚和北伊庇鲁斯经海路而来的；很可能同一种族的人由陆路而来，占据了埃拉蒂，那里的冢中死者随葬武器。在勒尔那，属早期希拉底Ⅲ的古冢和阿提卡的阿菲德那的古冢，可能是为埋葬同样起源的领导者而构筑的。这些古冢是王族的墓葬而非平民的墓葬，这不仅因其随葬品和土地的神圣化，而且因荷马史诗中对为帕特罗克鲁斯建的冢的描绘而显而易见。
第二节 迈锡尼文明的兴起
“迈锡尼”文明的命名，取自迈锡尼。因为舍利曼，这位考古发掘的先驱，是在迈锡尼首先发现了这一文明的；但这也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称谓，因为迈锡尼是许多新发展的源头和中心。当这一文明从土生民族与侵入的讲希腊语民族的思想与技艺的融合中产生时，无疑，居领导地位的是来自后者，他们不仅对于战争，而且对于行政管理，都有异常的技能。所以迈锡尼早期统治者的墓地曾以其非凡的侈奢与近乎野蛮的豪华（详见下文）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两个墓圈（较早的“B”，在后来的城堡之外；较晚的“A”，在城内），二者的葬式是相同的。墓圈B上的地面在晚些时候被夷平。发掘者猜测，这个直径为27.50米的墓圈中有24个墓，每个墓上面可能原来都有一个小土堆。但更可能的是，有一个大冢把所有这些小墓覆盖起来。墓圈的特征是，一种用未加工的石头垒成的约两米宽的石垣，有似伊庇鲁斯内地沃迪奈所见的情况。墓圈A直径也约有27米，是在约1300年重修成现在遗址形式的，而它最初的样子很可能与墓圈B类似。两个墓圈中的最早埋葬属于中期希拉底后期，其他的墓葬属公元前1600—前1500年这一世纪。一些墓葬是切入岩石中的箱形墓，另一些则是坑墓，掘到现在的地表以下1—5米深，有的还在近地表处以石碑做标志。箱形墓在琉卡斯通常有早期希拉底Ⅱ时期和中期希拉底时期的古冢，而在伊庇鲁斯内地则以晚希拉底时期的古冢较常见。显然，最初坑墓是埋在一个3—5米高的古冢中，然后用一个木质的或石头的碑做标志。在勒尔那，两个中期希拉底时期的坑墓，一个埋在古冢中，而其旁的另一个恰恰也是用这同一葬法。公元前1500年以后建成的迈锡尼圆顶墓，有的是建在直径20—25米的圆墙上覆盖着的古冢，而这种在墓上置一圆顶的概念，甚至也是从伊庇鲁斯沃迪奈的古冢石圆顶传袭来的。这些坑墓的内容同样令人惊异。虽则它们比遥远而落后的阿尔巴尼亚和北伊庇鲁斯地区的古冢富丽得多，但仍然与中期米诺斯时期和中期希拉底时期的混和的武器（例如在瓦耶再和沃迪奈所见的）十分相似。在这些地方发现了轻巧细长的剑、匕首、矛头和标枪头。因此，就现存的证据所表明的，迈锡尼以及可能还有勒尔那和埃拉蒂的统治者最后都是来自中部阿尔巴尼亚所在的地区。如众所周知，这是在早期希拉底时期和中期希拉底时期，可能有讲希腊语的印欧语民族居住过的地区。
在较早的墓圈B中，有些坑墓相当狭小，并且每个墓中只有一具骨骼。其他坑墓下挖至软砾石层约三米深，坑底的墓穴用木材、芦苇和黏土等覆盖其上，其中仅有一穴用石板为盖。死者的随葬品有小刀、匕首、矛头、剑（有的带有象牙柄头和金柄把）、金、银和合金首饰，银瓶及青铜和陶制器皿。在一个有器具遗骸的家族合葬墓中，曾发现一合金面具（遗容面具）。金属器具的工艺水平甚为高超，远远超出在大陆出土的前一时期的所有文物。某些墓穴中曾发现，在长方形的基石上竖立着石碑，上面刻着战争和狩猎的情景。有一块后来被用作基石的墓碑，上面刻有“向倒下的敌人挥舞着大剑的战士和仅用后腿站立的两只狮子”。这些坑墓及其葬品完全不同于此时期克里特的任何文物，而死者遗骸高达5.5—6英尺，从而表明其属于比米诺斯人更为高大的种族。
墓圈A显然是为约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掌权的新王朝而建。死者分别葬于六个很深的坑墓中。从时间上看，墓圈A中最早的墓葬相当或早于墓圈B的最后墓葬，而其中最晚墓葬在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些墓都有雕刻的墓碑，其中有些刻着马拉战车的形象。遗体取屈肢葬式。男子的陪葬品有金面具和胸甲、剑、匕首、金银饮器（酒杯）、金指环、金属和石制的器皿及陶器等；妇女随葬品有金额带、化妆盒、碟盘以及珠宝等物；还有两个用金叶包裹的小孩儿。这些葬品艺术上之精美和工艺上之卓越，大概受米诺斯金属匠人技艺的影响，也可能就是出自他们之手。然而，镶嵌器皿上用马拉战车与狩猎和战争场面进行装潢。金面具上的唇须，嗜用琥珀和使用野猪牙头盔等，表明这些统治者像他们的先行者一样，是起源于大陆的。因为这些特征在同一时期的克里特无迹可寻。琥珀来自欧特列西斯。迈锡尼第二王朝诸统治者可能也是中期青铜时代侵入民族的后裔。他们侵占科林斯和阿尔戈利斯之后，就成为迈锡尼和勒尔那的统治者。迈锡尼王室居住在一设防的宫殿，即迈锡尼城堡。他们的领地大约包括阿尔戈利斯和科林斯地区。他们的财富可能基于对贸易的控制，在科林斯湾列哈依昂附近的科拉郭港接待西部和北部来的商旅，梯林斯和阿西涅的港口则直接与克里特贸易。此外，他们还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到中希腊的陆路。在底比斯、古拉斯和奥科美努斯等地也建立了类似的王朝；他们同样受到米诺斯艺术的影响。例如，在底比斯的一幅壁画上，就绘有穿着米诺斯服装的妇女。他们的疆域包括彼奥提亚和优卑亚的列兰廷平原，而其财富是通过优卑奥提亚的陆路和经攸利普斯海峡与东北地区的贸易而获得的。
继迈锡尼第二坑墓王朝之后的，是所谓“圆顶墓”王朝的第一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1400年）。墓葬有一凿开或砖砌的露天通道（“德罗莫斯”［dromos］），通道尽头就是一座宏伟的大门，它位于大圆顶墙上。里边的墓穴呈圆形，顶则为圆锥形，此墓挖掘于山脚下，用石料砌墙，最后把全部墓室覆盖成一坟丘。圆顶墙上的大石块上面的刻制技术很精巧，并且墙砌得很坚固，足以承受大量土石的压力。在公元前15世纪，迈锡尼一共有两组各按其建造技术的特点而相互区别的圆顶墓。在美塞尼亚的派罗斯附近发现了圆顶墓和德罗莫斯通道的原始形式，其年代属中青铜时代之末，它是实行坟葬的少数地区之一。
在这一时期中，迈锡尼文化向四外传播。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圆顶墓。如阿尔戈利斯和科林斯；西部的美塞尼亚、特里非利亚和爱奥尼亚诸岛；南方的拉哥尼亚；北边的阿提卡、彼奥提亚和优卑亚、帖撒利等地。大陆的兴隆发展主要还仰仗于克诺索斯的力量，因为那时它一直是爱琴海贸易圈的主宰。从发现于拉哥尼亚华丽的瓦孚金杯以及因其雄浑绚丽而获所谓宫廷风格陶之称的陶器上，可以看出大陆王朝之富。王朝臣僚（在迈锡尼，他们住在城堡的下面）的箱形墓也反映了这个时代财富的增长。这些墓开凿在岩石之中，并有一露天的德罗莫斯通道；在墓内，一个家族的成员往往几代人都合葬一处，并陪葬有许多珍贵财物。
约公元前1450年，希腊人在克诺索斯建立了王朝，并统治着整个克里特岛。迈锡尼线形文字B种可能就是米诺斯籍的书吏为了表达希腊语言而在这里发明出来的。这种文字只用于登录财物和交接账目，并很快遍及大陆各宫廷之中。迈锡尼或底比斯的国王，组成一有效的官僚机构，统辖着众多的贵族，并向他们的臣属收取什一税。墓葬中的器具表明他们也从事海外贸易，在公元前1450—前1400年，堪与克诺索斯及米诺斯的克里特统治者们相匹敌。在约公元前1450年，希腊人在罗得斯岛建立了一个居民点；公元前1425年左右，又在科斯岛建了一个。在米利都，经营迈锡尼货物的商人同米诺斯商贾比邻相伴；在埃及，迈锡尼产品的数量从这时起逐渐超过了米诺斯。在西方，于意大利的利巴里群岛发现了和米诺斯同时期的陶器并存的迈锡尼陶器。这样看来，大陆诸国已摆脱了学徒阶段，而在繁荣兴旺的诸国中间独霸一方了。
克里特和希腊大陆在公元前15世纪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贸易的普遍发展，这是近东地区青铜时代文明臻于成熟的一大特色。在这种贸易中，金属交换占有很重要地位，无论是成批出售或是以武器、工具、首饰等形式的零售都是如此。埃及因努比亚地区盛产黄金而特别富庶，她将黄金外销到巴比伦等地区，主要从小亚细亚进口白银。她在西奈半岛虽有铜矿，还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进口铜。在更东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诸文明中心则从阿拉伯半岛及外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取得其所需的铜。从很早的时代起，克里特就在铜制武器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她发明的三棱匕首，早在青铜时代初期就流行于西班牙、意大利和多瑙河流域。在这些地方又依次开发了西班牙、厄尔巴岛、伊达拉里亚、匈牙利和特朗斯拉瓦尼亚的铜矿。因此，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金属和武器的交换日益增长，而米诺斯的克里特及特洛伊就从中获得大量的金银和铜。
作为铜与锡合金的青铜，可能首先在叙利亚或小亚细亚得到普遍的使用和发展。它在其他地方的推广使欧洲地区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因为在康瓦尔、西班牙、伊达拉里亚和匈牙利等地有着最富的锡矿矿藏。从东地中海带入欧洲的最早的青铜武器沿着以下三条主要路线传播：从特洛伊到达多瑙河下游；从希腊和亚得里亚海到达意大利和中欧；从西班牙到达西欧北部。例如，有一种轻巧的青铜细剑，最初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克里特生产出来的，经希腊和意大利而传至多瑙河中游一带。几百年后，这种细剑在匈牙利发展为宽大的砍剑，又逐渐在意大利被采用，大约在公元前1375年后，首次出现于希腊。虽然贸易的周转速度不快，它所遍及的区域却扩展到从产琥珀的波罗的海一直到两河流域平原的广大地区。最富裕的交换中心是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况且，在公元前15世纪时，埃及正处于其政治势力的顶点，统治着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并与巴比伦以及东北叙利亚的米坦尼结盟，塞浦路斯自认为其附庸，小亚细亚中部的赫梯王国拜倒在它的武力面前。在这个世纪里，埃及成了文明世界的中心。它的船队和军旅控制了各条商路，通过这些商路可达埃塞俄比亚和非洲、红海与印度洋、南部地中海及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的内地。
在公元前15世纪，克里特和希腊大陆却不是因它自己的矿产资源而致富的。在德尔斐附近的西尔拉，锡可能已被开采，但克里特的铜矿和阿提卡的银矿可能还没有开发。因此，那些通过地中海到达埃及和近东的商业贸易的中介人和受惠者主要是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本地的工匠则精于制造武器和珍宝首饰。它们也向埃及出口皮革、木材、酒、橄榄油和紫色染料以换回贵金属、麻布、纸草和绳索。在这时期，克里特在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处于特别有利的位置，因为埃及和叙利亚在当时是主要的交换中心。克里特及其附庸控制着进入南部爱琴海的门户和由叙利亚、塞浦路斯和罗得斯通向西方的航道。这种情况一直到迈锡尼势力发展壮大，并在约公元前1450年开始要求自己的地盘时才起了变化。这样到约公元前1400年，克诺索斯的海上霸权终于遭到毁灭。克里特的王宫和财物都被洗劫一空，它的政权组织也土崩瓦解。这场灾难并未触及它的财富由来的资源，但它却为别人提供了篡夺克里特已具有好几百年的中心位置的时机。
第三节 公元前1400—前1200年的迈锡尼世界
大陆上的希腊诸国正好有资格继承克诺索斯在南爱琴海的领导地位。它们在和米诺斯文明接触达两个世纪之后，大大加快了发展速度，它们已制造出一种精美的迈锡尼风格的陶器，使大陆的图案形式和精工技巧的传统与米诺斯的善于装潢和造型结合起来了。在克诺索斯还未被攻破之前，这种陶器已大量出口，而在其后迈锡尼的出口浪潮更大有增加，并不断地流经米洛斯岛、塞拉岛和罗得斯岛这些中继站而达于近东各地。罗得斯岛由于更多的希腊人移居，日益强大，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易中心。希腊人移民也到达塞浦路斯的南岸和东岸，并逐渐及于岛上其他地区。在西里西亚，迈锡尼人的遗迹曾发现于塔尔苏斯、卡扎里和麦尔辛；在卡利亚，迈锡尼人的遗迹曾发现于雅苏斯。乌加里特曾接纳希腊商人，这些商人的陶器传布于奥伦特河流域一直上溯到叙利亚高原各城市，近来还在叙利亚的波赛迪昂发现了迈锡尼文物。迈锡尼陶器还从阿斯卡隆传到南部巴勒斯坦内陆，并在较小程度上从海法传入北部巴勒斯坦。埃及的泰勒埃尔阿马尔奈（它在约公元前1374—前1362年代替底比斯而成为埃及首都）曾大量进口迈锡尼陶器，在三角洲附近的古罗布也有少量进口。整个公元前14世纪，迈锡尼陶器始终保持普遍的一致性，而很少有地区特色，罗得斯岛和塞浦路斯则作为主要的贸易中心，特别繁荣并可能是陶器生产的中心。在这个世纪的后期，有相当多的大陆人移居到克里特。他们建筑礼厅式的房屋，用有拱顶的墓穴和露天墓道的坟墓埋葬死者。他们可能统治着岛上原有的米诺斯人，这些人在当时已经恢复了元气并和埃及大做其生意了。
在爱琴海北部地区，希腊诸国进一步发展了它们和富裕的城市特洛伊已建立起来的贸易。在公元前14世纪末，特洛伊第六层的城市被地震毁坏，但它的后继者，特洛伊ⅦA，仍是照样地富有并照样地和希腊大陆展开贸易。这一贸易可能沿着帖撒利、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海岸商路进行，它使得迈锡尼文化在帖撒利和下马其顿得以很快传播开。在夕克拉底斯群岛（除米洛斯和塞拉两岛外）和在北斯波拉德斯群岛都有少量迈锡尼陶器出土，主要是在提洛岛；这些群岛以及西部小亚细亚的沿岸（除米利都外）居民可能处在迈锡尼贸易和文化的中心范围之外。
虽然米诺斯和迈锡尼的陶器曾达到利巴纳和伊斯奇亚等岛屿，利巴里群岛出产的利色里石也曾运销克里特，但向西方最早的移民迹象是在公元前14世纪。这时期的迈锡尼陶器和圆顶墓曾在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和拉库斯发现，在南意大利的奥里亚和塔拉斯则有大量的迈锡尼陶器出土。显然，在这两地都有希腊移民，他们是沿着通往利巴纳和伊斯奇亚的商路中便利之点而定居下来，就像六百年后他们的后继者所做的一样。
迈锡尼世界的扩展，以及它和埃及、叙利亚、特洛伊、意大利和西西里的直接联系，给希腊大陆各族带来不断增长的财源。公元前1600—前1400年，在王宫所在地发现的那种高度的文化仅仅缓慢地扩及于各附属地，但从公元前1400年以后，一个统一的迈锡尼文化迅速成长起来，囊括全希腊，仅伊庇鲁斯和马其顿内地除外，并扩及于除科尔西拉外的爱奥尼亚各岛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但从公元前1300年起形势又改变了，此时希腊和埃及的贸易急剧下降。塞浦路斯成为一独立的中心，把它自己的产品外销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位于恩科密的都城筑起堡垒以保护它的铜器制作业。清一色的文化也出现了分裂，例如，塞浦路斯就发展了自己地方风格的迈锡尼陶器。因此，希腊大陆在东方丧失了许多市场，而其对手可能是毕布勒的腓尼基人，它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就不再从希腊进口陶器并可能在中转贸易中与迈锡尼展开了竞争。特洛伊也同样地从公元前1300年以后减少迈锡尼陶器的进口，在西方，和西西里、利巴纳和伊斯奇亚的联系也在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断绝（但和南意大利的希腊移民点仍保持联系）。希腊大陆的财富逐渐随着海外贸易状况的恶化而趋于衰竭，在迈锡尼文明极盛时期得以保持的比较太平的局面，也开始让位于一个动乱的时代，这时的城堡要比以前建造得更为坚牢以保护王宫的统治者。
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各地的王宫始终是希腊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们中尤以迈锡尼王宫为最精美，公元前1350年以后不久，此王宫所在的城堡面积又有扩大并建造了厚实的“赛克罗普式”围墙，这种厚墙用石灰岩和砾岩的大石块砌筑，厚达20英尺。主要入口由一坚固的棱堡卫护。入口本身是一个宽达九英尺的大门，用四块极大的石料筑成，门楣石上的三角形石块刻以具有迈锡尼王徽和宗教图谶意义的浮雕：双狮伸其前肢并立于一神圣石柱的基座上。在城堡北面还有一较小的双扉的后门以供出入。在城堡内有一宽阔的斜道从上述“狮门”达于王宫。
王宫的中心是宽敞的庭院。庭院东边有一柱廊，地面铺以石膏石板，由此经一过道达宫中主殿，即所谓“礼厅”式的建筑，它的彩绘灰泥地面用石膏石板镶边。在礼厅中央有四根木柱，柱面邻近基座部分包以青铜，四柱之中有一圆形的高灶。房间的墙面绘有表现车战、马及马夫、妇女游于宫外等画面。在庭院西边有门通达作为接待室的前厅，它使宝殿和宫旁的大梯道分隔开，这梯道下连于供宾客出入的宫门。王宫的后院在庭院之北，并包括各建筑的上层；它大约借礼厅的过道作为出入口。它的各个房间用和庭院的南、北面墙平行的长廊相连。在王宫北面的高坡上有一神祠建筑，中有彩绘的圆形祭台；在它附近发现了一些象牙雕像。王宫的平屋顶用泥土加苇秆铺筑，下承椽子和横梁。在屋顶之上可遍览直达于阿尔戈利斯海湾的辽阔平原，以及远处的阿尔卡狄亚和拉哥尼亚的群山。
在城堡之下有广阔的市区，富商大贾居住其间；还有王室的圆顶墓和各条通往阿尔戈利斯平原上的堡垒的道路，以及北通科林斯的大道，它们都筑有赛克罗普式巨石的暗渠和堤道。在圆顶墓中最精美的是称为“阿特留斯宝库”的陵墓，其圆顶高达40英尺，气魄的宏伟和比例的匀称皆足称颂。它大约建于公元前1330年左右，是那位加固了城堡并设计了庭院、礼厅、宝殿等工程的国王的安息之地。最后一个大圆顶墓大约建于公元前1300年。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了大梯道，赛克罗普式围墙扩展到东北面，并修筑了一条地道，通往一个由城堡外的小溪灌注的暗泉。在梯林斯，也是在公元前13世纪完成了加固工程并在厚厚的围墙中安置了贮藏库。
在阿尔戈利斯之外的最强大的一些迈锡尼势力中心位于彼奥提亚境内。此地是由迈锡尼人排干的科巴依湖周围肥沃的土地冲积成平原，归强大的戈拉斯堡控制。称为“科德美亚”的底比斯城堡则屹立于平分彼奥提亚主要平原的山脊之上，而奥科美努斯的统治者则葬于称为“米纳斯的宝库”的庞大圆顶墓中。阿提卡则不甚重要。雅典卫城的赛克罗普式工程约在公元前1250—前1200年完成，并修建了一个地下梯道深入地底100英尺以求水。其他迈锡尼势力的大中心也以精美的圆顶墓、城堡和繁荣的市镇为其特色，这些都可在帖撒利的约尔库斯、拉哥尼亚的拉斯和阿美克莱依、美塞尼亚的派罗斯、特里菲利亚的卡科瓦托斯和埃托利亚的德尔蒙等地的发掘中看到。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和赛法伦尼亚、琉卡斯岛上也有一些中心点。
迈锡尼王宫的防御工程以及对战事、狩猎情景的爱好等证明了这时希腊人的尚武精神。当克诺索斯陷落后，迈锡尼及其同伙靠其武力而得以繁荣，迈锡尼海外扩张的得以实现也有赖于武力，因为在这动乱的时代刀剑才是商业的保镖。
希腊商人和移民也在各地面临着强敌：在西方是西赛勒人，在爱琴海是夕克拉底斯的岛民，在东方是小亚细亚沿岸各族和叙利亚海岸的腓尼基人。希腊的战船，也像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战船一样，有一伸长的“龙骨梁”，以作为撞击战术之冲角，而在米诺斯和迈锡尼的艺术中都有海战的描写。在此以前，大陆人的武器也和克里特人一样，是轻巧的长剑、投枪和盾，这种盾用绳系于肩上，以腾出双手作战。这种笨重的盾曾用于个对个的决斗，但其主要价值恐仍在于保护身体免受击伤——投枪、箭以及投石带扔出的石丸。大陆人一般佩戴圆锥形的传统的“猪牙盔”，稀有的绳系青铜头盔也曾见用于克里特和大陆。到公元前14世纪末，起源于中欧的砍剑开始在爱琴地区出现。这一凶器又导致一种小型圆盾的采用，这种盾是系在手上的，另外还用了一种有前后啄或角形物的头盔，以防砍伤。这种装备在公元前13世纪也遍及于近东各地。
在战争中使用战车也得到了推广。虽然从远古时起希腊大陆就已把马作为驮运牲口，但在战车使用之前马一直没在战争中起任何作用，而战车大约是在公元前16世纪时由近东地区传来的。在埃及和叙利亚是用密集的车队列阵冲杀，但我们不知道希腊人是否一开始就采用了同类的战术，还是用战车作为射箭投枪的一个活动平台。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只是东部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强大民族中的一个，他们和邻近各民族在贸易和战争方面必然有过直接接触。保存有外交和军事文献记载的赫梯人和埃及人，自然会提到这些经常访问特洛伊并控制了南部爱琴海的希腊人。以后时期的希腊人在自己的史诗传说中曾用“亚该亚人”、“达纳亚人”、“阿尔戈斯人”等名字称呼他们迈锡尼时代的祖先，因此也就完全有理由推断这类名字会在赫梯和埃及文献中出现。
在公元前14世纪，当赫梯王国控制了从美索不达米亚经北部叙利亚达地中海的商路时，赫梯王穆尔西里二世（约公元前1350—前1320年）曾祈求赫梯诸神以及“亚恰耶伐”（Ahhiyava）和“拉兹巴”（Lazpa）国诸神的保佑。在下一个国王时期的一封信函中，当提到祈求诸神驱逐入侵敌人时，有一个赫梯王的“兄弟”（亦即有同等身份的国王），名叫“达伐卡伐那”（Tavakavalas），被称为“亚耶伐那什”（Ayavalash）之王，并且是“亚恰耶伐”王的“兄弟”。另一较后时期（约公元前1300年）的信札提到“亚恰耶伐”的国王，以及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国王。“亚恰耶伐”这个词（或者用其较古的写法“亚赫伊伐”［Ahhayiva］）显然是希腊语“亚该亚”一词的转译（音译），正像“亚耶伐那什”（这里用了赫梯语的词尾）是“亚该亚人”的转译一样。从较早的那封信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有两类亚该亚人的国王：其一是“最优越”的亚该亚王，正如后一封信中把这类国王和埃及王相比那样；其二是小亚细亚当地的亚该亚王。前一类显然是希腊大陆的国王。对于后一类，希罗多德可能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提到潘菲利亚或西里西亚的居民一度曾被称为“准亚该亚人”（Hyp-Akhaioi）。“拉兹巴”显然是指列斯堡岛，而“塔罗伊萨”（Taroisa，见于另一赫梯文献）即特洛伊。
埃及人在公元前14世纪和前13世纪的记载中也提到爱琴各族的许多名字。他们当时或者是作为埃及的雇佣兵，或者是赫梯帝国的同盟。在其中有沙尔塔纳（Shardana）、卢卡或卢奇（Luka、Lukki）、皮达萨（Pidasa）、穆萨（Musa）、卡利奇萨（Kalikisha）、达尔地努（Dardenui）和伊利昂纳（Iliunna）等。最后两个名字可判定为“达纳亚人”和“伊利昂人”，在荷马史诗中它们是特洛伊居民的名称。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是站在赫梯帝国一边对埃及作战的。
下一类有关爱琴各族的记载是处于公元前13世纪后期情况愈益恶化之际。在希腊大陆有迹象表明战事频繁，损失严重，由大陆外销于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陶器约在公元前1230年后突然停止，新的迈锡尼移民点也约在同时以武力强夺的方式在塞浦路斯的恩科密和西里西亚的塔尔苏斯建立起来。在近东地区有大规模掠劫的记载。赫梯文献提到在公元前1250年后卡利亚多次遭到袭击，约公元前1225年则有“亚恰耶伐人阿塔列西亚斯（Attarissyas）”蹂躏塞浦路斯。这个阿塔列西亚斯可能就是阿特留斯，迈锡尼的国王，那个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攻陷特洛伊的阿加门农的父亲。在公元前1221年，一大群入侵者从利比亚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但被埃及法老所败，在法老的记胜铭文中有如下的字句：“他们多次侵袭埃及田园直至大河之滨；他们成年累月逗留此地……他们专攻战事，每天都四出掠劫以饱肚皮。他们来到埃及专为满足口腹之饥。”这些从各地来的北方人被称为沙克尔萨（Shakalsha）、亚凯依伐萨（Akaiwasha）、图尔萨（Tursha）、卢卡和沙尔塔纳。字尾的“萨”音属语尾变化，这些入侵者可被认为就是沙甘拉苏人（Sagalassus，巴勒斯坦沿岸的民族）、亚该亚人、图尔西诺人、黎西亚人和撒丁岛人。
在公元前12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有一次大规模的海陆两面的入侵，在三角洲东西入口处展开激战。公元前1194年埃及人击退了来自利比亚的攻势，在此参战的有辟列赛特或普列萨特人（Peleset、Pulesat即巴勒斯坦人）、铁克勒人（Thekel）、登尼恩人（Denyen即达纳亚人）、西尔旦人（Sherden即撒丁人）、威夕什人（Weshesh），以及夕克列什人（Shekelesh即沙甘拉苏人）。埃及人又于公元前1192年靠其弓箭手和雇佣兵（包括图尔萨人和西尔旦人）打退了来自东面的入侵。这批人有的是由陆路挈家带小坐着双轮大牛车而来，有的则从海路而来，他们数量庞大的船队早先曾骚扰塞浦路斯的阿拉萨和叙利亚沿岸。埃及文献中记载说：“由海中诸岛而来的各国，向埃及进逼，他们唯靠武力”，“他们的主要支持者是辟列赛特人、铁克勒人、登尼恩人和威夕什人”。在公元前1187年另一次由利比亚进袭三角洲的入侵又受挫。但陆上和海上的劫掠始终不绝，直到此世纪之末，埃及王国终于被割断了和地中海的联系。
在爱琴地区另一繁荣的枢纽就是特洛伊。特洛伊Ⅶ（约公元前1900—前1300年）这个伟大的城市是由一个可能和中部希腊讲希腊语的居民有亲缘关系的民族建立的；他们建筑一种略加修改的礼厅式房屋以及设防的城堡，并把马带到亚洲。当该城市被一次地震毁损后，它又按照和迈锡尼的堡垒相似的形式重建起来，使国王及其近侍都生活于厚实的城堡围墙之内。特洛伊Ⅵ的最后阶段特别富庶，商业联系，甚至可能还有个人接触在特洛伊Ⅵ和迈锡尼的希腊之间都是非常密切的。特洛伊地区包括良好的农业地带，而普罗彭蒂斯海又是优良的金枪鱼的渔场，但特洛伊Ⅵ和特洛伊ⅦA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它对欧亚两洲间商路的控制和掌握。该城位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入口，古代船舶在此处航行非常困难。它们不能顶着夏天强劲的北风沿海峡上行，也难以在流速达2.5海里的急流中北上。为了进入普罗彭蒂斯海，古代简陋的小船只能从陆上拖行，它们的货物大概也得靠驮运。但海峡欧洲沿岸不适宜做这种用途，只有平坦而带浅滩的亚洲沿岸（海流在此较缓），为拖行和驮运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但是，这里也有一石灰岩的断崖给沿亚洲海岸的驮运造成了唯一的障碍，而特洛伊城就位于断崖的西南面。该城的优越位置极有利于控制赫勒斯滂的通道。普罗彭蒂斯海岸边有陆路通往多瑙河流域和西方，是亚洲到欧洲的最好渡口。北经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的航道由于流速达4海里的海流以及夏天强大的北风，对于青铜时代的商船仍是非常困难。特洛伊Ⅶ城的势力和财富意味着它同时控制了赫勒斯滂和普罗彭蒂斯。从这个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展出海陆商路，遍及多瑙河下游盆地，经色雷斯海岸达中希腊，沿亚洲海岸达塞浦路斯和南部爱琴地区，或连接于中央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此地有亚述商人展开了活跃的贸易。
考古发掘表明特洛伊ⅦA和列斯堡岛的特尔米居民点约在公元前1200年被毁；大约与此同时小亚细亚南部的麦尔辛和塔尔苏斯也遭到同样命运；而赫梯帝国也在此时被一蛮族彻底推翻，这个蛮族可能就是历史上的弗里吉亚族。下一个特洛伊城市（ⅦB）已呈穷竭，它的遗物最初有一些迈锡尼陶器，随后就是多瑙河流域形制的陶器，表明从欧洲来的入侵者已占领了特洛伊。因此，特洛伊的繁荣也和赫梯帝国那样突然结束了。
在迈锡尼和派罗斯的被焚遗物中发现的、用迈锡尼线形文字B种书写的泥版可能属于紧接着特洛伊陷落后的年代。虽然目前释读了的文字中有一半是人名，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荷马记述的英雄的名字。甚至在派罗斯也没见有涅留斯和涅斯特之名。被读为“普罗”的可能是指派罗斯的词却常见于该地的泥版中。但这是很令人迷惑不解的，因为在克诺索斯的泥版中只有两次用形容词形式提到克诺索斯之名。假若这个读派罗斯的词不是指考古学家认为是涅斯特的王宫的阿诺-英格利亚诺斯王宫，而是指别的什么地方，倒比较容易理解一些。但这些泥版反映了武器的蓄积，在一个类似封建制的社会中下属呈交的贡物和税金，大量的女奴和王室家臣的专门职守等。人们向之奉献祭品的诸神有宙斯、赫拉、波赛冬、赫尔姆斯和波特尼亚的雅典娜。还提到拉犁的名叫“黑丑”之类的牲口（牛），有一次派出了包括30名桨手的远征队，可能是到埃托利亚的普勒隆。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是荷马史诗所叙的那些社会情况的一鳞半爪，而这史诗谈的正是特洛伊战争和其后各英雄归国的故事。在塔尔苏斯发现的、当地陶片上可能属于迈锡尼线形文字B种的刻文，又把我们引向黎西亚，据荷马所说，从那里曾发出一封是在泥版上刻写文字的信函。然而这些泥版只是派罗斯和迈锡尼的财物清单，记载了库藏的收支物品，却难以指望它们能提供相当于埃及和赫梯文献所反映的那种国际关系的史实——诸如特洛伊战争、民族迁移等。
第四节 迈锡尼世界的语言和传说
古典时期的希腊方言分布图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迈锡尼世界的情况。当迈锡尼各居民点被毁后，中希腊和伯罗奔尼撒为说多利亚方言的各族占据。然而，在一些孤立点仍保存了前一时期的方言，从而为了解多利亚人进来以前的情况提供了线索。
在帖撒利和彼奥提亚都有一部分地区保存了埃奥利亚的方言。由此可见，在晚期青铜时代，中部希腊从帖撒利到彼奥提亚的居民可能是说埃奥利亚方言的，这是说多利亚方言各族来到以前的情形。这种可能性可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记述中得到佐证，他们都说帖撒利和彼奥提亚在以前是属于埃奥利亚族的。科林斯和埃托利亚的一部分，据修昔底德所说，是在以前属于埃奥利亚的，而据斯特拉波，则优卑亚也属埃奥利亚。
在伯罗奔尼撒中部保存了一些阿尔卡狄亚方言，在伊利斯和拉哥尼亚西南地区的方言中还具有一些阿尔卡狄亚语的形式。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伯罗奔尼撒在晚期青铜时代的居民，在说多利亚方言的各族到来以前，至少有一部分是说阿尔卡狄亚方言的。更有甚者，在塞浦路斯也有一种阿尔卡狄亚语。这个岛显然是在大陆海岸边仍有阿尔卡狄亚族居住时被殖民的。这样一个时代只能处于青铜时代之内，据考古材料则这事件大约发生于青铜时代晚期的公元前1350年。由此又可推断，在这个年代前后阿尔卡狄亚语是一富有变化而又成熟的方言。而在公元前14世纪时，东伯罗奔尼撒部分地区（至少是埃奥利亚的科林斯以南）也很可能是说阿尔卡狄亚方言的。
亚该亚各族的方言又再分为埃奥利亚语和阿尔卡狄亚语这一事实，表明亚该亚族的两支曾在相隔离的地理区域分别定居，但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彼此间保持一定的接触。促使分离发生的条件是在晚期青铜时代形成的。此时迈锡尼文明的两大中心分别位于说埃奥利亚语的彼奥提亚和阿尔戈利斯两地，阿尔戈利斯要么是说阿尔卡狄亚语，要么就是紧靠着阿尔卡狄亚语地区。这两种方言彼此之间的近似可能要比日后为甚，但它们已有明显区别则可从以下事例看出。在古典时期，潘菲利亚地区曾说着一种埃奥利亚-阿尔卡狄亚的混合方言。从西里西亚的麦尔辛和塔尔苏斯得到的考古材料表明，迈锡尼和小亚细亚南岸一带的接触约开始于公元前1230年。迈锡尼的移民可能来自一个说着这两种方言的地区——大约就是迈锡尼王国境内，因为它的版图包括了说埃奥利亚语的科林斯，并可能包括说阿尔卡狄亚语的地区。在塔尔苏斯发现的迈锡尼的“谷仓式”陶器有一半可能来自阿尔戈利斯，也是一值得注意之处。
假若我们把这些结论和考古物证相对照，下述图景便出现眼前了。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第一批说希腊语的民族定居于马其顿、帖撒利和伊庇鲁斯等地，他们在这些地区发展了不同的方言。在公元前1900年以后进入彼奥提亚、科林斯和阿尔戈利斯的希腊语各族，可能说的是爱奥尼亚方言。在中期青铜时代的较晚阶段，进入希腊的希腊语各族的主体，则是说亚该亚各支方言的。其中说埃奥利亚语的一支，占据中希腊由马利斯到科林斯一带地区，把较早时期到来的说爱奥尼亚语的各族驱逐到阿提卡境内，与此同时，说阿尔卡狄亚语的一支占据了伯罗奔尼撒的绝大部分，把说爱奥尼亚语的人驱入亚该亚和西鲁里亚，并在各地压倒了他们。
现在还很难说，迈锡尼线形文字的不完全的释读（参看本书边码第34页）能大大增加有关希腊方言的知识。克诺索斯的泥版的年代在约公元前1400年，迈锡尼的泥版为公元前1230年左右，而派罗斯的则为公元前1200年前后；另外还有底比斯的卡德美亚出土的约30片刻有文字的陶瓶碎片，约为公元前1360年。奥科美努斯、埃利乌西斯、梯林斯和塔尔苏斯也有一些残片出土。其方言既非西希腊语也非多利亚语，但可能与阿尔卡狄亚-塞浦路斯语有联系,也可能和埃奥利亚语或者以上两者都有关。这就是我们可以参照其他根据而得出的一般结论。但是，从迈锡尼陶器地方风格的歧异、古典时期的类比以及荷马史诗在语言上的例证（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等看来，很难相信公元前1450—前1200年在克诺索斯、底比斯、迈锡尼和派罗斯之间会说同一种方言，甚至就在宫廷的小圈子中仅由书记使用也不可能。当更多泥版得以出土而文字的诠释更为精确之时，才有可能对迈锡尼方言（或多种方言）的性质给予更多的说明。
这些根据古典时期方言分布情况而得出的推论，可以从对最早的希腊文学中的方言形式的研究中得到佐证。荷马史诗和赫西奥德的诗篇是用一种人为加工的语言写定的，这种语言通过几百年传用中的各种不同方言的积聚而形成。其最年轻的方言层是阿提卡方言，其主干则是爱奥尼亚方言，反映了史诗发展臻于成熟是在爱奥尼亚地区，而其时间则是在迈锡尼世界已经瓦解后的若干世纪。其最古老的层次则是属于埃奥利亚方言以及更稀有的阿尔卡狄亚方言，这类方言主要残留于性质形容词和分词形式中，因为它们不能简单地转写为爱奥尼亚方言而不损害其韵律。由此我们可得如下结论：史诗语言发端于迈锡尼时代，其时埃奥利亚方言和阿尔卡狄亚方言还是希腊世界的主要方言。
最早的希腊语方言是爱奥尼亚方言。在古典时期，它在大陆上只有阿提卡一地使用。在后希拉底第三期，则用于阿提卡，至少在亚加伊亚、西鲁尼亚和彼奥提亚。这几个使用爱奥尼亚方言的据点可能是为第一批希腊语族的后裔所居。此外，在古典时期，希腊境内仍有一些非希腊语被人说用。皮拉斯基语在阿托斯山的内陆、列斯堡岛、英布罗斯岛、萨摩色雷斯岛以及夕奇库斯和特洛伊附近都有人使用。这些说皮拉斯基语的人可能就是前希腊居民的残余，他们在希腊语各族到来之前占据了爱琴海北部地区。在荷马史诗中，在克里特和特洛伊地区都出现过皮拉斯基人，他们的名字和伊庇鲁斯的多东纳以及帖撒利的两个州区——“皮拉斯基奥提斯”和“皮拉斯基科·阿尔戈斯”都有关系。另一非希腊语是提尔赛尼人所用，他们居留于爱琴海西北地区；其语言保存于一个6世纪的铭文中，该铭文是在列姆诺斯岛出土的，被认为和伊达拉里亚文相似。在克里特的普拉依苏斯的公元前4世纪铭文中又出现过另一种非希腊语，这些犹未诠释的语言，像米诺斯线形文字和菲斯托斯圆盘上的文字一样，可以认为是在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进入希腊的那些前希腊民族的遗物。
现在，考古发现已经可以为希腊传说的确实性提供一个试金石。有关克诺索斯、迈锡尼和特洛伊的神话故事，一度认为怪诞不可信的，已被发现是有其史实根据的。虽然就程度论，考古发现至今犹属有限，但它的所得已在若干方面肯定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假设，即希腊传说自有其史实的结构而绝非诗意的虚构。正如修昔底德所观察的那样，并非所有希腊传说都属可信。在远古时期，民间传闻已掺杂其间，而在近古时期又被加以各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但是，当荷马和赫西奥德把各种希腊传说以文学形式写定之时，他们仍很接近于口头传说的本源，他们自己也是以真正的希腊人的态度把传说看作实事而非虚构。此外，口头传说也并未随文学的发展而告断绝。在公元前5世纪时它仍能为希罗多德充分利用，而修昔底德对于希腊远古历史所做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更表明口头传说在具有历史洞察力的学者手中所具的价值。
有关各族迁移的传说，并不仅仅在希腊语民族中有其留存，在其他于青铜时代曾与爱琴地区有过接触的民族的后裔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因此修昔底德很有信心地说皮拉斯基人一度曾是希腊大陆上分布最广的居民，而提尔赛尼人曾一度占据雅典和列姆诺斯；当米诺斯时期，卡利亚人和腓尼基人则占据了大部分爱琴海中各岛。希罗多德由于想把“希腊”一词专用于希腊人当中多利亚这一支，确实把皮拉斯基的名字扩充使用于其他希腊语各民族。可是，假若我们撇开希罗多德这一方法上的错误，那么他仍然保留了许多重要的民间传说。卡利亚人自称他们是小亚细亚西南的土著并由此而移居各岛，他们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和麦西亚人都有亲缘关系。勒尼格人则是卡利亚人的别名或者各岛上的邻族。在晚期的希腊传说中这两种人都被认为曾在希腊大陆居住过。高尼亚人自称是从克里特岛移居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也有类似说法。腓尼基人则是从厄律提拉海（亦即南部阿拉伯）移居叙利亚沿岸，并从此扩及于爱琴诸岛；他们曾占据塞拉岛达八代之久，其中有五代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这些传说和根据考古材料得出的大致的推论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可以把皮拉斯基人看作是帖撒利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而卡利亚人、提尔赛尼人和勒尼格人等则可以早期希拉底文化和早期夕克拉底斯文化各族为其代表。高尼亚人和吕底亚人则是在克诺索斯被攻陷后逃离克里特的那些流散者。近年的发掘表明在叙利亚海岸的毕布罗斯和乌加里特都出现过在文化上和日后的腓尼基文化相近的移民。从考古上看，腓尼基人最早到达叙利亚海岸是在公元前3000纪中期，和腓尼基人自称其到达推罗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相符。腓尼基人到达塞拉岛和卡德莫斯人到达底比斯（约公元前1350年），这种说法从底比斯王宫发现的布拉布里阿斯二世的圆筒印中得到了证明。
有关希腊语各族移民运动的传说现存者主要谈及特洛伊战后的时期。但希罗多德也留下了一个有关早期移民的有趣的例证。多利亚人在一系列迁移中，定居于南部帖撤利的弗提奥迪斯地区，后又移居于奥萨山和奥林匹斯山之下的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后又居于他们称为“马奇德诺伊”的品都斯山。从此地他们迁入马利斯和弗西斯之间的德律奥皮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他们就进入了伯罗奔尼撒。在最后第二阶段，即在德律奥皮斯或其附近，他们曾和一个亚该亚氏族“赫拉克雷代”，结成同盟，准备在特洛伊战前一代的时候就侵入伯罗奔尼撒。这个打算失败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希鲁斯在决斗中被杀，而对手即当时居于伯罗奔尼撒的亚该亚、爱奥尼亚和阿尔卡狄亚族的首领厄奇姆斯。
这个记述是可信的，它表明多利亚本支这一个部落曾从帖撒利外迁而在马其顿西南部、伊庇鲁斯和德律奥皮斯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当迈锡尼势力衰微时，他们开始在特洛伊战前一代就向南进逼。他们的早期迁移活动是被希罗多德用世代记述法表述的，其第一阶段是在丢卡利翁在位时期，第二阶段则为希伦之子多鲁斯时期。但传说中的世代表实际上包括两种名字，一为确指个人的人名，一为部落或家族的始祖名，后者虽可能一度为个人的人名，但它们已被当作部落形成之标志而处于年代记范围之外了。这类世代纪年法由于其涉及各部落间的联系和有关地名，仍有其历史价值。例如，据赫西奥德记述的传说，则丢卡利翁之子希伦是在帖撒利生了多鲁斯、豪修斯（爱奥之父）和埃奥鲁斯，从而把希腊语各族的发源地放在帖撒利，并认为多利亚、爱奥尼亚和埃奥利亚这三个希腊族的分支是互相关连的。
同样地，在特洛伊这方面，荷马也保存了一个世代表，其中把达尔丹努斯、特洛斯和伊劳斯作为在拉奥米东修建并加固特洛伊之前（可能是特洛伊ⅦA，约公元前1300年）的达纳亚、特洛伊和伊利昂的始祖名。这一世代表把特洛伊和公元前14世纪时赫梯文献中出现的“达尔地努”、“伊利昂纳”等民族联系起来，并使人相信他们就是“塔罗伊萨”的居民。
虽然位于世系表开头的始祖名或神名标志着族谱传说的追溯无稽，但在朝代世系中相连续的人名却很有其历史背景。最长的世系出自阿尔戈斯、雅典、底比斯和奥科美努斯，也就是考古发掘表明有早期希腊语民族的定居点的地方。这些世系有两个来自海外，依帕扶斯在特洛伊战前第九代从埃及来到阿尔戈斯，建立了一个王朝，而卡德莫斯则在特洛伊战前第六代从腓尼基来到底比斯立国。假若我们用平均30年为一世代的算法，这些王朝便大约建于公元前1470年和公元前1380年左右，前者是处于克诺索斯陷落以前的定居时期，后者则属于克里特海上霸权瓦解之后。虽然依帕扶斯和卡德莫斯出身外国，但他们似乎没把外族人带入希腊，他们自己反而希腊化了。阿尔戈斯的王朝包括了梯林斯和迈锡尼的建立者普罗托斯（约公元前1350年）和伯尔修斯（约公元前1290年）。雅典的王朝由本地人建立，奥科美努斯、科林斯和派罗斯的祖先（米尼亚斯、西夕扶斯、涅留斯）则来自帖撒利，时间分别在公元前1380年、前1320年和前1280年左右。这些王朝世系只是作为荷马史诗的背景而被留存下来，因此它们仅仅反映了特洛伊战前时代的片断的情况。当公元前1200年之际，这些王朝差不多全都衰微了。
另一方面，荷马史诗却包括了一些代表特洛伊战争时当权王朝的较短的世系。由于王朝间的联姻，它们形成了一个前后连贯的谱表，从而显示其史实的根据。它们表明公元前13世纪是个动荡的时代，新的王朝夺得了各迈锡尼文明中心的政权，它们又往往和前一个王朝有姻亲关系。例如太迪乌斯取得了阿尔戈斯的王位，他是由埃托利亚来的；阿特留斯得到了迈锡尼的王位，而他的父亲伯罗普斯是从亚洲来的，他的儿子曼涅劳斯则做了斯巴达王；涅留斯是从帖撒利来的，做了派罗斯王；而阿溪里斯、阿甲克斯、伊多门尼乌斯和奥德修斯等的王朝世系只能上推特洛伊战前两代。正是在这些建立于约公元前1280—前1230年的王朝中，荷马史诗所叙的那个“英雄时代”得以发源。这些人物的形象是鲜明而又确定的，但他们的先驱——伯尔修斯、米诺斯、西夕扶斯则形象很模糊，被笼罩在民谣的迷雾中了。
第五节 荷马史诗和迈锡尼的背景
赫西奥德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之间安置了“一批英雄的神明种族，他们中的一部分为邪恶的战争和凶猛的战斗所毁，有的人在为奥狄普斯的子嗣作战时，死于卡德莫斯国内七门之都底比斯的墙下，有的人乘船横渡大海而战死于特洛伊”。他们的事迹（约在公元前1250—前1150年），构成了史诗文学和阿提卡戏剧创作的主要题材，前者约成熟在公元前9世纪及其后，后者则在公元前5世纪。史诗一共有三套各有其始末的故事：底比斯套，包括特洛伊战前两代；赫拉克利斯套；特洛伊套，包括特洛伊战后的余绪。对比其他文明中的英雄时代的类似情况，就可以知道：这种时代是很短暂的，只延续三四代之久，它的发端是由于在一个发达但衰落了的文明中引进了一些落后但强健的战士，因此其特色是入侵和掠夺战争，而在战争中武士贵族阶级终于打破了传统的民族和部落关系的束缚。在希腊，英雄时代标志着爱琴世界伟大的青铜文明的最后阶段。因此，它在面貌上可能跟考古发现已获大量精美文物的前一时期大不相同。例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大都目不识丁，而在英雄时代之前和其间的迈锡尼王宫却用文字记录财物清单；再者，英雄们都用火葬，而青铜时代定居各族则用土葬。在有些场合中，英雄们使用着在晚期迈锡尼时代已不时兴的武器。此外，他们的精力旺盛和放荡不羁也表明他们是新来者而非一个烂熟文明的首领。
有关各英雄时代的比较研究也有助于阐明史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它大约是作为口头诗歌而产生于英雄时代的动荡环境，即使当时有较早时期的文明残留下来的文字，它也是由民间歌手口头创作和传诵的。早期的史诗作品都比较短而且以叙述一两个英雄事迹为主。晚期史诗则较长、技巧也更精，作为宫廷诗篇而传咏，所叙也兼及显贵阶级中的男女头领。在这后期阶段史诗作者的兴趣已从铺叙英雄事迹转移到探究英雄个性上面，一些和英雄无关的题材如宗教、巫祝、超出个人范围的普遍事态等，也杂糅其间。希腊史诗中的那些较短的专篇，除了《赫拉克勒斯之盾》而外，仅靠后人的摘录流传于今。《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则是晚期形式的巨作，在史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处于结尾阶段，而赫西奥德一派的史诗作品则绝大部分是吟咏非英雄的题材。虽然，这些或者全部或者仅以摘要形式传世的长短篇史诗都是写作于英雄时代完结以后的若干世纪，但它们却可能来源于英雄时代当时的同类歌篇（有如在伊达卡宫廷中菲米乌斯诵诗的那段描写中所见的情况）；因为不仅如上文所述，史诗语言中的方言有一部分是从迈锡尼世界而来，而且史诗所谈的环境也确实是属于迈锡尼世界而非日后时期所能有的。
显然，《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都有些部分是非历史的，例如其中谈到超人的业绩、神明的干预、民间传奇以及诗人幻想的旅游等。但诗中刻画的一般情景和文明事物则属史实。有些史诗中谈到的器物已被考古发掘证实为迈锡尼时期所特有而不见于早期铁器时代。例如，诗中提到的墨里翁斯的野猪牙盔、阿溪里斯盾牌上的金属镶嵌、涅斯特的酒杯、阿尔西诺斯宫殿上的青蓝壁画以及用青铜片打制而套以铜环的矛枪头等。类似的例证还有诗中作为日常惯例而提到的青铜武器的统治地位、住房和宫廷的布局、黄金象牙的丰富、塔盾的使用等。虽然这些器物中许多是晚期青铜时代的典型文物，但诗中的某些描述则特别适用于公元前1250—前1150年：铁制工具的出现和各种不同的锻铁法的知识，扣针的使用，圆盾胸甲、头盔的普遍，用剑进行砍杀和劈刺等。另一方面，有少数诗中谈到的器物一般说来（虽然不是绝对地）只能见之于公元前1250—前1150之后，它们中包括奥德修斯用的大扣、塞浦路斯王送的胸甲上的蛇形图案、赫拉克勒斯肩带上的野猪纹章，以及克里西斯和瑙西多斯所建的神庙等。这些可能是诗人添加的时代错误之笔，然而也要看到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来自爱琴世界的四面八方，而考古材料仍是远不完备的。
在荷马史诗中大地被认为是漂浮于水上的平板，它由大洋的水流所环绕，太阳出没之处也在其中。在地之极北有辛墨里亚人居住于迷雾和幽暗之间，而赖斯特列哥尼亚人则当白日长在之时牧放其羊群；在地之极南有皮古米人住于大洋之滨，那里也是鹤鹳为避冬天的狂风而移居之处。这种世界的观念不可能来源于早期铁器时代局限于东部地中海的一隅之见，它应来自对地中海以外的各海洋的接触——大西洋、黑海、红海等，这种接触很可能是由处于青铜时代顶峰之际的米诺斯和迈锡尼的海员获得的。
在《奥德赛》中，已知世界的范围已被减缩了。虽然它也提到西夕罗伊和西卡尼（西西里）人，但伊达卡和琉卡斯以西的地中海已属臆想之域，在南方曼涅劳斯游览了塞浦路斯、腓尼基、西顿、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埃及首都底比斯的豪华尚在记忆之中。但埃及沿岸实际上只是掠劫之地而非和平游览的场所，岸边发罗岛的位置也说得不正确，这些相当有限的知识和更为动荡的环境很符合公元前13世纪晚期的情况，当时和西西里的迈锡尼移民的联系已被割断，尼罗河三角洲也一再遭到掠劫。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其实就是武士和强盗，因此当奥德修斯听说他被看作像是一个商人“只知贩货追逐微利”时，他认为是受到奇耻大辱。商运贸易是在腓尼基人手中。他们和列姆诺斯岛有交通来往，航运及于伊达卡和利比亚（经克里特），并和从西方来的、与意大利的铁美斯人做贵金属贸易的塔菲亚人有联系。腓尼基人在诗中通常被称为“西顿人”，从西顿是在约公元前1190年被毁而日后是推罗代之而起的情况看，荷马史诗所叙显然是根据公元前1190年以前的情况。
虽然《伊里亚特》的开头是在特洛伊战争的第九年，在战争开始时就列入军阵的亚该亚族的各船长和其特洛伊对手的名单却插在诗篇的第二卷中。在那里它们并没起什么戏剧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些名单是史诗中一个重要的传统章节，因而诗人和听众都必须把它包容于篇目中。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名单是被人信以为真的。
在特洛伊名单中，特洛伊王普里安统治着赫勒斯滂海峡的两岸，以及从伊达山达于普罗彭蒂斯海东南角的亚洲沿岸。他的欧洲同盟者一直扩展到马其顿的阿克希乌斯河流域，他的亚洲同盟者则是远及于东北面的哈里松斯和南面的萨尔迪斯、米利都和黎西亚等地区的一些独立部族。普里安版图与同盟之辽阔是和特洛伊ⅦA（约公元前1300—前1200年）发掘显示的繁荣相符的，而下一个特洛伊城之贫穷则正好与之相反。更有甚者，特洛伊名单中的一些名字也见于公元前14、前13世纪的赫梯与埃及文献：伊利昂人（伊利昂那）、达纳亚人（达尔地努）、卢奇人（卢卡）、皮达索人（俾达萨）、亚西阿斯人（亚苏伐）、木索人（穆萨），而在《伊里亚特》的其他地方提到的则有特洛伊（塔罗伊萨）、列斯堡（拉兹巴）和启里奇斯（启里启萨）。甚至遥远的哈里松斯也在一个公元前7世纪的铭文中以“卡里图”的名字出现过。据说普里安之父拉奥米东建造了特洛伊的城墙，显然这是指约建于公元前1300年的特洛伊ⅦA。在特洛伊地区内，列斯堡的陷落和其后的特洛伊的陷落也被两地的考古发掘证实其时间约在公元前1200年（列斯堡的德美和特洛伊本地的发掘）。在南面则在米利都和西里西亚的一些地点有迈锡尼人的居留，但也都毁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黎西亚首领沙尔皮东和格劳库斯头领被描述为亚该亚人，因为他们的祖父贝利罗丰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亚该亚人在南部小亚细亚活动的踪迹可见之于潘菲利亚的埃奥利亚-阿尔卡狄亚方言中；希罗多德所记的传说则称西里西亚的人一度有“准亚该亚人”的别名；这些踪迹还可见于赫梯和埃及的公元前14、前13世纪文献中的“亚恰耶伐”和“亚凯伐萨”等名字，以及西里西亚公元前8世纪时在卡拉铁佩的铭文中出现的“达努纳”等字。
由此而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特洛伊名单记述了一个存在于公元前13世纪而非其后的历史情况，也就是说，荷马是根据一个在特洛伊战争期间或其后不久写定的名单来编撰诗中的特洛伊名单的，这是一个有关青铜时代情况的真实的记录。
有关亚该亚名单的情况也是同样肯定的。名单中提到各强国的分布都和日后的古典初期、盛期大不相同。迈锡尼、梯林斯和派罗斯被称为大国之都，而在后代它们变成了茅舍小村。由此可见它反映的不是铁器时代的情况。但它这种说法绝非虚构，因为考古发现已确凿无疑地证明它完全符合晚期青铜时代的史实。如果我们进而探究名单的具体内容，那么就可断定史诗所据原本也是作于特洛伊战争当代人之手。例如，诗中提到底比斯时是用其下城之名（下底比斯），而这个下城是在特洛伊战前一代的后辈英雄们远征中被毁的；带领其所属船只到特洛伊的特列波勒姆斯，他本人就是罗得斯的新王朝的建立者。由此可见，《伊里亚特》的亚该亚名单也是根据在特洛伊战争当时或其后不久创作的诗篇而记述了的当代实况。
有些学者认为名单中的有些部分曾在古典初期和盛期被有关的集团增删篡改。这类篡改的动机无须争论。当日后的希腊政治家对其邻国提出领土要求时，他们极有信心地援引名单，就像已为最高当局登录在案一样。然而，正是这种信心表明希腊人并不相信名单曾被篡改而不可信赖。更有甚者，名单与考古发现的符合表明其在日后并未被人做大改动，而爱奥尼亚族的雅典、多利亚族甚至埃奥利亚族在其中未占任何重要地位也证明它没遭到任何重大的篡改。人们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实：在古典时代，从青铜时代残留下来的史诗和地方传说仍然为数不少，它们实际上就起着防止篡改者插手名单的作用，而这名单在《伊里亚特》中也几乎已被奉若神明。雅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其政治和文学上的显赫地位而论，雅典是最有可能玩这类篡改把戏的。但它的本地传说认为它的昌盛是在提秀斯的年代而非特洛伊战争之时。只有当这些传说丧失其权威的时候,欧里庇得斯才能在《奥利德的伊菲吉妮亚》一剧中把荷马史诗中所说的雅典人头领门尼斯迪乌斯换成提秀斯的一个儿子，并插入一些符合雅典利益的议论；即使如此，这类新改动也从未及于荷马史诗中的名单。日后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移动了位置的那些句子，并不具有政治意义，而唯一的一行据说是被梭伦或庇西特拉图改动的诗文，说到和雅典并列的萨拉密斯船队的，在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的文本中又完全未被提到。显而易见，这一行以及特洛伊名单中的另外三行都是后人所篡改的。
作为一个晚期青铜时代的文献，亚该亚名单包括一些很有意义的材料。各分舰队在组织和规模上都有很大差别，反映了当时政治单位的情况。那些由阿加门农一人统领但来自11个城镇的分舰队，显然是来自组织严密的国家；但是布普拉西昂和伊利斯的分舰队，由四个头目带领，则来自一松散的政治组织。雅典只提供了一个50只船的分舰队，而帖撒利却提供了九个分舰队，船只总数达280只。在雅典和帖撒利之间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即使就陆战力量而论，也只有在拉米亚战役以后才能再次看见，而这时雅典已是元气大伤、今非昔比。提供分舰队的各族的名字也表明它们处于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雅典人”、“克里特人”、“罗得斯人”等，是用一城和一岛为名，说明他们长期以来已惯用住地为名并成为单一的民族。而有些人则根本没有共同的名称，例如阿加门农、狄奥米地和普罗铁西劳的部下显然就只凭对王朝的私属关系而联结在一起，这种关系太短暂而不能产生一通用的名称。其他人则被称为部落，他们的联合仅凭族缘而与地缘无关。
这些差异表明迈锡尼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性也同样表现于《伊里亚特》所叙的亚该亚军队及其首领在世系和装备的驳杂上。
各部落的分舰队代表着文化上最落后的集团。彼奥提亚人、弗西斯人、罗克里人、阿般提人、亚伊托利亚人、恩尼恩人、波拉依波人、马格涅特人、麦尔米东人、希伦人和亚卡伊亚人位于中部和北部希腊；除了彼奥提亚人晚近时期占据了彼奥提亚平原外，他们都盘踞于丘陵山岳地带。在伯罗奔尼撒则有以阿尔卡狄亚山区为名的阿尔卡代人，占据伊利斯的伊泼奥人，南部爱奥尼亚各岛及其相邻大陆上则有铎利克翁人（琉卡斯）和赛法伦尼亚人。较为先进的部分则见于帖撒利平原及那些具有最充分的地中海气候的地区，此地各族都用城镇岛屿命名而不用部落名，例如雅典人、阿尔戈斯人、派罗斯人、克里特人、罗得斯人等，其中提到的众多城镇也表明定居生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帖撒利平原有城23座，彼奥提亚平原有31城，伯罗奔尼撒东北部有20城，南部18城，而克里特则被称为百城之岛）。正如考古发掘所示，阿提卡在迈锡尼时代已有一些城镇；但诗中却只提到雅典，“好心肠的攸利斯特尼的公社”，这个攸利斯特尼从世系上看约为公元前1350年左右的人。这个记载表明雅典对邻近各城镇早就建立了统治，而且其规模之广远非迈锡尼和阿尔戈斯所能及。
虽然各分遣舰队既驳杂而又各自为政，远征军本身却有三个通称：亚该亚、达纳亚和阿尔戈斯。其中用得最普遍的是“亚该亚”一词，阿溪里斯带领的三个部落中有一个叫作“亚卡伊亚人”（在《奥德赛》中克里特有一部落也叫此名），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部落不足以当全军之名，“亚该亚”一词可能是一个传统的称呼，可以追溯到赫梯国王曾和“亚恰耶伐”王有外交往来的那个时候。名单中所用达纳亚一词可能来源于该族的始祖达纳乌斯，他在公元前15世纪时在阿尔戈斯建立了王朝。阿尔戈斯一词可能也是从达纳乌斯的王朝传用而来，或者与阿尔戈斯的阿德拉斯图斯率领后辈英雄远征底比斯这一晚近战事有关。名单叙述的次序可能也是一传统惯例。按先后是中部希腊（彼奥提亚为首）、伯罗奔尼撒（阿尔戈斯为首），西部诸岛和埃托利亚（杜利其昂为首）、东南各岛（克里特为首），以及东北部希腊（阿溪里斯之国为首）。这种分组和每组为首者的确定并不符合于名单上所列的各地区的力量对比与重要性的大小；它们可能反映了迈锡尼文明分布的次序，或者是按更早时期而非晚期，公元前13世纪各地区的重要性，例如奥狄普斯覆亡前的拉布达西德时期的情况。
在阿加门农为总头领的军队中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他自称有世袭的宗主权“统治全部阿尔戈斯和许多岛屿”，这一宗主权由伯罗普斯的王权标作为象征，而这个神圣的王权标是由伯罗普斯传授于底斯提斯、阿特留斯，最后及于阿加门农的。不管这一广阔的宗主权是来自伯罗普斯（伯罗奔尼撒即以他为名）还是来自阿特留斯（他可能是赫梯文献中提到的那个侵犯了卡利亚和塞浦路斯的“阿塔里西亚斯”），阿加门农实际统治区仅包括迈锡尼、科林斯和亚该亚，因为在他前一代阿德拉斯图斯和太迪乌斯曾是独立的阿尔戈斯的统治者。阿加门农的优势主要还在阿尔卡狄亚的分舰队（他为之提供舰只）和他那个统治拉西第蒙的兄弟曼涅劳斯，即使如此，他仍不能命令其他王国派出分舰队，而只能通过友好国王做使节去请求援助或亲自提出请援。由此可见，《伊里亚特》所叙的希腊人的统一是很弱的。一度为底比斯、迈锡尼、阿尔戈斯行使的传统的宗主权已被打破，新的、处于变动中的王朝出现于希腊世界各地，像彼奥提亚人这样的入侵部落占据了大陆的肥沃地区。亚该亚名单描述的是一个已处于薄暮之中的世界：一方面是青铜时代文明的白昼已告消歇，一方面则是移民时代的黑夜即将来临。
史诗所关照者主要是显贵阶级中人物。他们有显明的个性，不受当时社会常规惯例的约束。在夺取权势的斗争中，他们不惜弑父杀兄，多数人对“胞族”或“部落”的呼吁也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显然是由一更为保守的体系组织起来的。涅斯特，作为老一代人的代表，劝告阿加门农把进逼特洛伊城下的部队按胞族和部落编制，“使胞族援助胞族，部落援助部落”。普通士兵较之那些王族显得更为忠实于这种“胞族关系”（aphretor），由胞族而组成部落和王权的基础。任何人若不属于一个胞族，便等于被逐于社会之外，他就不能成为部落成员，也不能参加人民大会。
任何外人进入这个社会，都不能在其中享受荣誉与权利，除非他是一个“手艺人”（demiourgos）,“为公众做手工的人”，例如巫师、大夫、造船匠、歌手等。没有任何有关社会上存在农奴阶级的暗示；“佣工”（thetes）一词是指一种职业，即在他人田地上做工取酬的人。奴隶则用于家务，他们或则从战争中掳获或则从市场上买来；在奥德修斯宫中男女奴隶达50名以上。家庭祭祀围绕于灶火四周，这种炉灶在迈锡尼和各地的礼厅中占据中心位置；家族的权利集于老人之手，他们极受尊重。流浪者被说成是“没有胞族、灶火和权利”的人。在荷马史诗中并未提到家族中有英雄崇拜；然而迈锡尼的竖井墓王朝看来却被其后人崇奉。
城镇只作为社会中心而非政治实体。各组城镇及其领土都可能成为国王的赠礼，用以赏赐于忠诚的下属，甚至有点儿像日后的波斯大帝那样赐城于地米斯托克利。城邦（polis）一词用于上城和城堡者，此地是王宫所在，而市区则称为下城（asty），有时城邦也用以通称全城。一切政治权力都集中于国王之手。他是议事会和民众会的召集者和首领；他可以和其成员商议国事，但由他单独决定。在战争中他征集兵员，发布军令，享有战利品的绝大部分；在和平时期他主持祭祀和节日庆典，并得享有圣地的特权。虽然他的判决无人能持异议，他对其子民却负有一定的义务。作为民众的牧者，他应该保障其福利。当国王已死而其子尚幼时，王位就通过王后而由她的后夫继承。作为宴会的主席，国王要对组成议事会的各位长老敬酒，也要向他的侍从、士绅和使节敬酒。
议事会成员也有其权利。他们享有“长老”或“咨议王”的称号，当他们在国王的礼厅中召开议事会时，他们的意见很受尊重，他们还和国王一起接见使节和向民众会致辞。他们用“长老誓言”的形式批准条约，有关血亲复仇的案件由他们审理，他们还在民众会的会场处理司法事务。长老们由于多半是胞族和家族的族长，往往具有王者的资格和权力。民众（demos）由国王召集参加民众会，有固定的会场（agora），战时组成军旅；他们听国王和长老有关国事——瘟疫、争端、战利品的分配、政务、条约等的讲话，但无表决权，只能以沉默和鼓掌表示自己的意愿。像特尔西提这样一个普通百姓，在会上发言是不正常的。由于民众之无权，暴乱是经常存在的危险。这种政治制度见之于特洛伊城下之军队中，也见之于特洛伊国内和伊达卡、派罗斯。
在《奥德赛》中对菲依亚西亚人的国家有详尽的描写，它可能代表着一个理想的爱奥尼亚国家。国王由12个副王伴随，他们有“执笏王”、“咨议王”等名称，在宝座大厅集会。在民众大会的会场上，国王向“长老们”或“菲依亚西亚人民的头领和统治者们”致辞，而民众在旁观看。这12个“执笏王”很可能就是12个胞族的族长，而爱奥尼亚国的四大部落就分别由这12个胞族组成（一部落三胞族），至于长老则是组成胞族的各氏族或家族的头领。在《伊里亚特》中，雅典人以雅典城为其政治中心，雅典国之统一也较阿加门农或狄奥米地的部族为高。他们被称为“长袍拖地的爱奥尼亚人”，代表着特洛伊战争时期的爱奥尼亚国家的典型。此外，古典时期的雅典人也保存着可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地方传说。这类传说之留存是很自然的；因为雅典人避免了特洛伊陷落后绝大多数青铜时代国家遭受的大变动的厄运。修昔底德谈到阿提卡在远古诸王时期只有分散的居民点，各有其会议厅和行政官，除非在危难时，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甚至互相争斗的。这种迈锡尼时代的居民点已有发现，例如，在埃利乌西斯、阿菲德纳、布劳翁和陶里库等地。在提秀斯统治年代（约公元前1250年），分散的各地会议厅和行政官都被取消了，建立了在单一的会议厅和行政官管辖下的会社，从提秀斯的时代起，就有一个固定节日以敬奉雅典娜女神的名义纪念这一“共同生活”的盛事。阿提卡在一个政府之下统一起来，并没有把乡间居民大批移入雅典，在各乡村他们还可照旧保存他们的神祠、墓地和庄园；但阿提卡确实成为一个城邦了，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政府集权于雅典而全体公民以雅典为名的国家。
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也保存了一些早期的阿提卡传说。在提秀斯时期前后阿提卡的居民划分为四个部落，各有其部落王；各部落又分为三个胞族，每胞族再分为30个氏族（gene），氏族成员称为“氏族之子”（gennetai）。这个社会（公社）由“农民”（“田耕之民”［georgoi］）和“手艺人”（“为公众做工的人”［demiourgos］）两个依职业而划分的集团组成。确实，提秀斯的雅典国家和菲依亚西亚的国家很相似；12个胞族长相等于12个“执笏王”，氏族长则等于“长老”。由此也很有理由相信雅典之崇奉雅典娜不仅在于卫城的神话，而且也由于阿提卡的统一，因为从青铜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共同生活”的节日中大事庆祝这一盛事了。
另一极古老的传说是说克里特的米诺斯是第一个立法者或宪法编定者。注2早期的古典作家都追随荷马而把米诺斯看作历史人物，他在特洛伊战前两代在克诺索斯建立了一个王朝。希罗多德明确地把米诺斯看作那个世代的人，并谈到他的多次攻掠和死于西西里岛，修昔底德则含蓄地提到这同一个米诺斯，说他建立了海上霸权和统治了海中诸岛。有一个传说，提到雅典每年要向米诺斯进贡七男七女，只是在提秀斯杀死牛头人身怪物米诺妥之后，才从这一压迫中解放出来。从提秀斯的参与看，这传说也把米诺斯看作是那个世代的人。有人把米诺斯看作是一个公元前15世纪的克里特王而把杀死米诺妥和克诺索斯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被攻陷一事等同起来，但是希腊传说中没有留下有关这样遥远的年代的具体记忆，从这一传说所有有关方面看它肯定是属于公元前13世纪。米诺斯这名字可能是从远古传下的世袭头衔。而荷马、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所说的米诺斯则是一个统治了克里特的希腊国王。他没有祖宗系谱，说明了他是从别处来到此地建立了王朝，在《奥德赛》中克里特岛被形容为位于浓酒般的大海之中：“语言众多，有说亚卡伊亚语的人，有好心的埃提奥克里特人、库东尼人、特里卡提的多利亚人、神圣的皮拉斯基人；岛上有大城克诺索斯，归米诺斯王统治，他每九年会见宙斯神一次，米诺斯也就是那好心的丢卡利翁之父，我们都是他的子嗣。”在克里特这些民族中埃提奥克里特可能是米诺斯原居民的后裔，就像库东尼人和皮拉斯基人那样属于前希腊族。亚卡伊亚人可能是第一批来到克里特的希腊人的后代，而多利亚人可能是和那米诺斯王（希腊的米诺斯王）一起在公元前13世纪进入克里特的，特里卡提这个别名，在这里据赫西奥德的解释有“三倍”之义，指他们三分耕地之习俗。这可能和多利亚族习惯上分为三个部落（希莱斯、迪马尼斯、潘菲洛依）一事有关。另一分为三部落的例子见于罗得斯。那个被宙斯所眷顾的特列波勒姆斯作为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而统治了该岛，他的部下，像其他赫拉克雷代族一样，可能也是多利亚人，像克里特的情形那样，他们在罗得斯也压倒了原有的亚该亚居民。在黑暗时代多利亚人一直控制着克里特岛，就像爱奥尼亚人一直占据阿提卡一样。这种连续性使得它有可能把青铜时代的某些统治者如米诺斯、提秀斯的传说一直保留到古典时代。
注2：Archilochus，fr.见Heraclid.Pont.3（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1b。
在《伊里亚特》中，神的等第实为人间世态的一个反映。天王宙斯也像阿加门农对其下属那样，对众神行使着并不牢靠的宗主权。众神也都有其个人权利，他们参加会议，在宙斯的大殿会聚。众神，也如王族阶级中的英雄一样，是国际性的（超民族界限的）甚至是非民族的（无族籍的）。他们以祭祀献礼（牺牲）的手法向人类索取报酬，他们为别人决定成败时凭个人好恶和一时任性并不亚于凭正义和公理。他们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是完全彻底的。他们也像凡人一样恋爱、争吵和殴斗，他们和人间妇女通婚生育子女，他们也不能免于人类血肉之躯所受的羞辱，他们的力量大于人间所能，他们的意愿能控制人的优劣，他们的干预也能驱策人的活动。但众神的活动并不协调，他们的力量也不是无往不胜的。命运在暗地里决定着神和人的生活，决定着人的生死和寿命，这甚至是神也无法扭转的。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并没有什么神明昭示的行为准则。他知道他必须尊敬众神，善待父母、下属和宾客，这些是宙斯自己也加以保护的。其他诸事他就凭自己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对付，其中智、勇两者是最大的美德，而他的最高奖赏就是能在人间留下美名。当阿溪里斯胜利地站在赫克托耳的尸体上时，他却哭道：“死亡呵！我也要遇到我的命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它使宙斯和别的不朽之神下了决心。”死是人间荣耀生命的终结。当遗体被火葬和掩埋后，灵魂只能进入阴间。这些有关神和人的本质的观念，看来是在英雄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它们和日后的以神怪信仰和巫祝活动为主的宗教思想及其礼仪大有区别。而且，不管荷马在史诗中添加多少细腻的情感和复杂的性格描写，他仍极可能是忠实地转述了英雄时代的基本信仰。
要想发现可能埋藏在荷马史诗所述的文明之下的更早时期的宗教信仰，是极其困难的。在英雄时代之内，宗教活动可能随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同，在爱琴地区各地也会各有差异。虽然较早期的活动可能残存在荷马史诗中，但对一些非英雄的题材，例如奥德修斯游阴间之类，也不能排除它是后人加入史诗中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某些初步的结论还是可以得出的。像“牛眼的”、“猫头鹰眼的”这类常见的绰号用于赫拉女神和雅典娜女神身上，可能暗示这两个女神在较早时期的宗教信仰中是和母牛、猫头鹰有关或者以之为象征的。这种情况也见之于早期希腊神话，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米诺斯和迈锡尼世界。在多东纳和特洛伊都有的宙斯的橡树，可能反映了一种认神为树形的信仰，太阳崇拜的迹象可能残留于荷马史诗中所叙的供奉于太阳神赫尼欧斯的牛群。有一节诗文提到向赫尼欧斯、盖伊和宙斯神供献牺牲，这可能是反映了一种对太阳、土地和天的原始崇拜。
有些神还和地区有关；例如赫拉神与阿尔戈斯、斯巴达和迈锡尼、雅典娜与雅典和特洛伊、波赛冬与阿盖依、赫伏斯托斯与列姆诺斯、阿芙洛笛蒂与塞浦路斯的帕扶斯、阿列斯与色雷斯等。地方性的崇拜也有提到者，例如在多东纳有皮拉斯基的宙斯崇拜，其祭师睡在地上用未洗的脚宣示神谶，这些都反映了在荷马史诗中已被公认的神的地方性的起源。宙斯在希腊之特别和奥林匹斯和多东纳两地有关，在特洛伊地区又特与伊达山有关，可能意味着这个主神是由来自中欧的入侵民族引进的。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行火葬礼时包括烧掉他的武器、烧头发和礼物、哭哀、竞技、宴会等习俗。在诗中这些都意味着向死者致敬，但它们实为古风的残余，在那较早时期人们相信死者在阴间生活还需这些物品，其魂灵还可能因用人殉而得到慰藉（在帕特罗克鲁斯的葬礼中就有这种情况）。这些残余告诉我们，英雄时代的宗教就像大多数宗教那样，是早先各种信仰的综合。就其人本主义和普遍性而论，它要比青铜时代的远古宗教信仰优越。而且，由于它在精神上已基本带有希腊的特点，当希腊民族摆脱了早期铁器时代的黑暗世纪之时，就变成了激励民族文化的重大因素。在所有青铜时代文明留下的遗产中，史诗传说当是最为优美最有意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