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工具的变迁

我父亲出生于1914年，在利物浦生活了一辈子，连离城市50公里外的地方都很少去。我的母亲出生于1919年，直到后半辈子才因度假走出国门。我有5个兄弟和1个妹妹。哥哥约翰一直都在整理我们的家谱。他发现，截至19世纪中后期，与我们祖父母同辈的8位亲戚，有7位都是在利物浦周边长大的，而且彼此相隔不过几里地，有几个就住在邻街。不过也正是因此，他们才会成为一家人。就整体而言，当时的人会选择在当地结婚，基本上过着跟父母一样的生活。他们看不到媒体上的名人和真人秀明星，就算与在商店里认识的人过一辈子，他们也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他们安于当地的生活，大多数人都一样。

相比之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过很多地方，有时候甚至记不清自己去过哪儿，又是什么时候去的。几年前，我到挪威的奥斯陆去做演讲，连夜从洛杉矶坐飞机，途经纽约。因飞机晚点，我比预定到达时间晚了5个小时，疲倦不堪，但又对当天的活动充满期待。在我为上台做准备时，一位主办人问我以前来过奥斯陆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但这座城市很迷人。”直到几个小时后，我才想起来：我以前来过啊，还待了整整一个星期呢！没错，那虽然是大概15年前的事儿，但总归我是来过的呀。我总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跑到挪威闲逛吧。在那个星期里，我做了很多事情：吃饭、洗澡、与朋友见面、聊天以及欣赏挪威的每一隅风景。我到过挪威国家美术馆，欣赏了爱德华·蒙克（Edward Munch）的画作，包括《呐喊》（The Scream）。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件事，我才意识到，我竟然完完全全忘了那趟旅行。这或许是我出行太多的一个标志吧，同样，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我以前在英格兰一个名叫斯尼特菲尔德的村子里住过，那里离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有大约5公里。1531年，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就出生在斯尼特菲尔德。20岁时，约翰决定离开故乡去5公里外的斯特拉特福镇碰碰运气。他的世界观与500年后我们的世界观相比差异之大，令人难以置信。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商务旅客经常在周末飞越大洋去开会，他们常常会恍惚到不知自己置身于何处。跟如今比起来，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阶段，社会进步都慢得像是蜗牛爬。虽然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也有过一些革命性的进展，比如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丝绸之路，涌现了各种发明创造，但他的日常生活与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那几代人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英格兰。而因为工作和旅游的关系，我至今已经去过欧洲和远东的大部分国家，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很多地区。我的孩子们年少时到过的国家，比我小时候多得多。在我成长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把父母童年时期的20世纪20年代视为中世纪：大街上都是马，汽车很少，只有蒸汽火车和远洋大轮船，想搭乘飞机出行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电视机，电话也寥寥无几。当1959年我家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时，全家人简直觉得我们已经抵达了人类进化的顶峰。现在，我的孩子们恐怕也会觉得我的童年处在古代：电视机只有两个频道，不是彩色的，没有环绕立体声；没有电脑游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更没有社交媒体。他们生活的世界如此不同，与我祖父母、曾祖父母那一代人简直是天差地别。

差异不仅来自变化的性质，更来自变化的步伐。最深刻的变化不是出现在过去的500年里：它们大部分出现在过去的200年，尤其是过去的50年中；而且，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以下就是一些估算数据。

我们不妨把过去的3000年想象成钟表盘上的一整圈（60分钟），而每分钟则代表了50年。前57分钟，交通运输的历史都是由马、马车和船帆占主导地位。18世纪后期，詹姆斯·瓦特改进了蒸汽机。这改变了一切，它是工业革命这场社会地震的一轮巨震。改良后的蒸汽机大大提升了了工业生产的生产力，为海陆运输的提速奠定了基础，为铁路（早期工业国家的大动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改良后的蒸汽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动了人类的众多活动。从那时起，社会变革的曲线就几乎变成了垂直的。

虽然交通运输领域的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一项评估指数，但它还算不上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