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得在党内的地位（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

崩得用这个标题发表了《工人呼声报》第34号上一篇文章的译文。这篇文章和崩得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唱的是同样的调子，可以看作是对决定的正式说明。文章试图系统地阐述各种论据，以便得出崩得“应当成为党的联邦部分”这一结论。研究一下这些论据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开头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联合的问题。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联合呢？1898年的宣言认为自治原则是实现联合的基础。作者分析了这个原则，认为这个原则在逻辑上是荒谬的，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如果把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特殊问题仅仅了解为鼓动方式问题（适应犹太人的特殊语言、特殊心理、特殊文化），那将是技术性的（?）自治。但这样的自治意味着取消任何独立性，因为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都享有这种自治权，而把崩得和委员会划等号就是否认自治。如果把自治了解为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的自治，那么取消崩得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的任何独立性也是荒谬的；在纲领性问题上的独立性一定要以崩得本身在党中央机关里的代表权为前提，即不是以自治而是以联邦为前提。崩得在党内地位的牢固的基础，应当到俄国犹太革命运动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个历史向我们表明，在犹太工人中进行工作的所有组织融合成了一个联盟——崩得，它的活动范围从立陶宛扩大到波兰，然后又扩大到俄国南部。可见，历史破除了一切地域壁障，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原则就是：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这不是什么凭空臆造（?）的东西，而是全部犹太工人运动历史的产物。而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自然只能在党内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才能加入党，因为犹太无产阶级不仅仅是全世界无产者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各民族中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的犹太民族的一部分。最后，联邦最好地表现了党的各部分之间的紧密团结，因为联邦的主要标志就是党的每个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党的事务；这样，党的各个部分都感到自己有平等的权利。自治则以党的各个部分没有权利、对共同事务漠不关心、以及相互间的不信任、摩擦和冲突为前提。

作者的论据就是这样，我们转述的几乎完全是他的原话。这种论据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一个是一般性的理由，就是说，自治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从党的各部分紧密团结的角度看来是不适宜的；一个是历史的教训，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最后，认为犹太无产阶级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一个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可见，作者打算依据的既有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有历史的教训，也有民族的思想。作者努力（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从各个方面来分析问题。正因为这样，他的阐述就把崩得在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明朗化了。

据说，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党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是直接参与共同事务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它们是无权的，因而不参与整个党的生活。这种论调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数学家所说的数学上的诡辩，比如证明（用乍一看来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证明）二二得五，部分大于整体等等，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数学上的诡辩还编成了集子出版，这种集子对小学生会有些用处。但对企图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人，我们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向他们说明这样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诡辩：对“党的一部分”一词，在同一段论断中间，前半段和后半段理解就不相同。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它们是无权的，因而不参与整个党的生活。这种论调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数学家所说的数学上的诡辩，比如证明（用乍一看来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证明）二二得五，部分大于整体等等，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数学上的诡辩还编成了集子出版，这种集子对小学生会有些用处。但对企图成为犹太无产阶级唯一代表的人，我们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向他们说明这样一个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诡辩：对“党的一部分”一词，在同一段论断中间，前半段和后半段理解就不相同。在谈联邦的时候，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不同地区的组织的总和；在谈到自治的时候，又把党的一部分理解为每个单个的地方组织。如果把这两个仿佛相同的概念放到一个三段论法里，那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二二得五。如果崩得分子还不清楚他们的诡辩的实质，那他们看一看自己的最高章程，就可以看到：正是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地方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是间接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才是直接的。不，我们的联邦主义者们最好不要再谈什么“紧密的团结”了！如果否认联邦意味着党的各个部分互相隔绝而自治意味着它们的融合这个原理，那只会惹人发笑。

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自治和技术性的自治，从而证明自治的“逻辑上的混乱”，这种做法也并不高明。这种分法本身就十分荒唐。为什么在犹太工人中进行鼓动的特殊方式问题可以叫作技术性问题呢？语言、心理、生活条件的特点跟技术有什么相干呢？在比方涉及要求犹太人享有公民平等权利的一些纲领性问题上怎么能谈独立性呢？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只提出全体无产阶级的共同的基本要求，不管职业、地区、民族、种族的差别如何。而由于这些差别，同样是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这个要求，在某一地区进行鼓动时，要反对某一种不平等，在另一地区或对另一部分无产阶级进行鼓动时，就要反对另一种不平等，等等。同样一个纲领性条文，在国内不同的地区，由于生活条件、文化和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关系的不同，运用起来也就不同，等等。就同样一个纲领性要求进行的鼓动，也要适应所有这些差别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因此，在专门涉及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的无产阶级的问题上，自治就意味着要由相应的组织自行确定：为实现共同纲领而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采取什么鼓动方式。整个党、党的中央机关制定的是纲领和策略的共同的基本原则；至于实际贯彻和宣传这些原则的各种不同方式，则由隶属于中央的各党组织根据地区、种族、民族、文化等差别而自行规定。

试问，这种自治的概念难道还不清楚吗？把自治分成纲领性的和技术性的两种岂不完全是故弄玄虚吗？

请看我们所探讨的这本小册子是怎样“从逻辑上分析”自治这个概念的。小册子在谈到作为1898年宣言的基础的自治原则时写道：“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原文如此！！〉一些被认为是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一般问题一开始，崩得的自治也就宣告结束……所以，崩得在党内的地位是双重的：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和一般的党委员会相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要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维尔纳的犹太工人提出一个特殊要求，乌法的巴什基尔工人提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殊要求。这是否就是“从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呢？提出一些消灭特殊形式的不平等的特殊要求，来贯彻关于权利平等的共同要求，这难道是什么从一般问题中分离出特殊问题吗？特殊要求不是从纲领的共同要求中分离出来，提出这些要求正是为了实现纲领的共同要求。专门涉及维尔纳的犹太人的问题同专门涉及乌法的巴什基尔人的问题二者倒是可以分离的。全党的任务，党中央的任务，就是综合他们的要求，体现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他们职业的、种族的、区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等等特殊的利益）。这个问题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崩得分子所以把这个问题弄得一团糟，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反而一再表现出逻辑混乱。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要求与特殊要求之间的关系。他们以为是“从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间分离出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党纲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是一系列特殊问题和要求的综合；党纲的每一条对全体无产阶级都是共同的，同时又根据无产者的职业、生活条件、语言等等的不同而分成一些特殊问题。崩得分子对崩得地位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感到困惑，这种矛盾性和两重性据说就表现在：在特殊问题上，它作为崩得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它就失去了本来面目。只要稍稍考虑一下，他们就会了解到，这种“两重性”在任何一个工人社会民主党员身上都是绝对存在的：他们在特殊问题上，作为某一职业的从业者、某个民族的一员、某一地区的居民出现，而在一般问题上，则“失去了本来面目”，和其他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员一样。根据1898年的章程，崩得的自治和图拉委员会的自治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自治的范围稍有不同，前者比后者略微广泛一些。崩得想用下面的论调来推翻上述结论，他们说：“既然崩得在某些纲领性问题上有独立性，那为什么在其他纲领性问题上就没有任何独立性呢？”这种论调只能是惊人的逻辑混乱。这种把特殊问题与一般问题的对比搞成“某些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对比，是崩得式的“逻辑分析”的无与伦比的范例！这些人根本不理解，这就等于把某些苹果的不同的色香味与“其他”苹果的数量拿来对比。先生们，我们敢向你们担保，不仅某些苹果，而且每个苹果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色香味。先生们，不仅在“某些”而且在毫无例外的一切纲领性问题上，都给你们以独立性，但这只是指根据犹太无产阶级的特点运用这些问题而言。因此，我的亲爱的朋友，我劝您还是先学学逻辑学吧！

崩得分子的第二个论据是援引历史，据说是历史推出崩得作为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

首先，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小册子的作者自己也说：“其他组织〈崩得除外〉在这方面的工作〈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进行的工作〉不是没有成绩，就是成绩微不足道。”这就是说，他自己承认，其他组织还是做了工作，所以崩得并不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至于对这个工作的成绩的评价，当然谁也不能相信崩得本身的见解；而且，谁都知道，崩得曾经阻挠其他组织在犹太无产阶级中进行工作（只要举出崩得反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党委会向犹太工人发传单这一人所共知的事件就够了）, ——可见，即使成绩真是微不足道，崩得本身也应当担负一部分责任。

其次，崩得援引的历史材料所包含的一部分真实情况丝毫也不能证明他们的论据正确。实际上发生的事实即崩得所指的那些事实，恰恰不能证实崩得的说法，而是相反。这些事实就是：崩得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五年中间，是离开党的其他组织而完全独立自主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说来，在这期间，所有党组织之间的实际联系都是很少的，而崩得同党的其他部分的联系不仅比其他组织彼此之间的联系少得多，而且愈来愈少。是崩得自己削弱了这种联系，这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历史直接证明了的。1898年，崩得的成员属于国外一个统一的党组织；到1903年时，他们已经分离出去，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外组织。崩得的独立性以及这种独立性的逐步加强，都是无庸置疑的。

从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在崩得分子看来，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拜倒在这个事实面前，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事实，把它奉为原则，奉为使崩得的地位得到巩固基础的唯一原则，在党章中把这个原则固定下来，让党章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在党内的唯一代表。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从这五年涣散的历史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把这种涣散状态固定下来，而是必须永远结束这种状态。难道还有谁能否认这是十足的涣散状态吗？在这期间，党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的，由此是不是要得出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乌拉尔、南方等等之间建立联邦的“原则”呢？？崩得分子自己都讲，从各部分在组织上联合起来这个意义上来说，党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怎么能从不存在党的情况下形成的东西得出恢复组织统一问题的结论呢？不，先生们，你们援引这段造成隔绝状态的涣散的历史，只能证明这种隔绝状态的不正常。从党的组织瓦解的几年中得出组织“原则”，这种做法正和当年那些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一样，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曾经嘲笑他们，说他们乐意为鞭子进行辩护的根据就是因为它是历史性的鞭子。

可见，无论是对自治进行“逻辑分析”，还是援引历史，都根本不能为崩得的隔绝状态提供任何“原则”论据。但是，崩得的第三个论据，即举出关于犹太民族的思想，无疑是有原则性的。不过很遗憾，这种锡安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卡尔·考茨基说：“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地域是不能想象的。”（见《火星报》第42号及其抽印本《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第3页）不久以前，这位作者在考察奥地利民族问题时，试图为民族这个概念下个科学定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语言和地域（1903年《新时代》第2期）。一位法籍犹太人，激进派分子阿尔弗勒德·纳凯在同反犹太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论战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他在谈到一个出名的锡安主义者时说：“假如贝尔纳·拉扎尔愿意自称是一个特殊民族的公民，那是他的事；但我声明，虽然我生来是犹太人……我却不承认犹太民族……我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而不属于其他任何民族……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特殊民族呢？虽然很久以前，他们无疑是个民族，然而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却要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而犹太人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其次，至少在目前世界联盟还没有扩大这个基地的时候，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而犹太人已经既没有地域，又没有共同的语言……贝尔纳·拉扎尔大概和我一样，一句犹太人的话也不懂，要是锡安主义得以实现的话，他要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congénères）做到相互理解也并不那么容易。”（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根本不同于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特征根本不包含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那种标志（empreinte）。即使可以象德吕蒙那样承认犹太人是民族，那也是人为的民族。现代犹太人是他们祖先将近18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反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样，崩得分子就只有去制定一种俄国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的理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依地语，它的地域就是犹太区。

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不久前的历史中以及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实际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衰落和政治自由的发展是跟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相辅而行的，是跟他们从依地语转到使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语言，以及受周围居民同化而得到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相辅而行的。难道我们还要再回到特殊论，宣布只有俄国是个例外吗？——而实际上由于犹太无产阶级的英勇精神和高度觉醒，犹太人的解放运动在俄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正是整个欧洲特别是俄国的反动势力起来反对犹太人的同化，竭力使他们永远处于隔绝状态，这样一个事实难道可以解释成偶然现象吗？

犹太人问题正是这样摆着的：是同化还是保持隔绝状态？——犹太“民族”思想有着明显的反动性质，不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一贯坚持这种思想的人（锡安主义者），还是企图把这种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思想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直接间接地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一种建立“犹太人居住区”的情绪。勒南写道：“1791年的国民议会把犹太人的解放用法令规定了下来，但大会对种族问题研究得很少……19世纪的问题是要消灭一切‘犹太人居住区’，我对竭力恢复‘犹太人居住区’的人无法表示赞美。犹太种族对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将来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同化以后，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民族单位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以后，还会作出过去曾经作出的贡献。”卡尔·考茨基在专门谈到俄国犹太人的问题时，说得更加肯定。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支持能够促使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消除的一切措施。”而崩得却反对这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它不是去消除犹太人的隔绝状态，而是通过散布犹太“民族”思想和犹太无产者与非犹太无产者建立联邦的方案去加剧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把这种隔绝状态固定下来。这是“崩得主义”的根本错误，这个错误应当由犹太社会民主党的忠实代表来加以纠正，而且一定会得到纠正。这个错误使崩得做出了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前所未闻的事情，如煽动犹太无产者对非犹太无产者不信任，乱加猜疑，散布关于他们的谣言。下面就是从这本小册子引的一个例证：“这种谬论〈剥夺整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党中央机关的代表权〉，只〈请注意这个词！〉能对犹太无产阶级公开进行宣扬。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命运，犹太无产阶级还必须为争取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不久以前，我们在一张锡安主义的传单上看到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传单的作者暴跳如雷地大肆反对《火星报》，认为《火星报》同崩得进行斗争说明它不愿承认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平等”。而现在，崩得分子又来重复锡安主义的胡言乱语了！这完全是撒谎，因为我们不“只”对犹太人，而且也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等等“宣扬”“剥夺代表权”，而且也号召波兰人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全体无产阶级接近、团结和融合。正因为如此，波兰社会党也大肆攻击我们！把自己为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为党组织的联邦制原则而进行的斗争，说成是“为争取犹太人在世界无产阶级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而斗争”——这就是把思想、原则方面的斗争降低为猜忌、挑唆和煽动历史上形成的偏见。这显然说明崩得分子在斗争中没有真正的思想武器和原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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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崩得的不论是逻辑上的、历史上的或是民族方面的论据，都是经不起任何批判的。涣散时期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的动摇性和某些组织的隔绝状态，这在崩得分子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甚至表现得更为严重。他们不是把反对这种历史上形成的（由于涣散而加剧的）隔绝状态作为自己的口号，反而把它奉为原则，并用所谓自治有内在矛盾的诡辩以及锡安主义的犹太民族思想来进行论证。只有坚决地坦率地承认这个错误，宣布转向融合，才能使崩得离开它已经走上的这条错误道路。我们相信，犹太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代表，迟早会使崩得离开隔绝状态的道路而走上融合的道路。

载于《火星报》, 1903年10月22日，第51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8卷，第6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