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是怎样取缔娼妓、改造流氓的
（1957年4月）
正在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的三四年内，便全部取缔了旧社会的娼妓制度，改造了大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流氓。任凭你走遍全中国，再也看不到一家妓院、赌场或者鸦片烟馆。浓妆艳抹、强颜欢笑的公开卖淫的妇女已经绝迹。马路上也看不见那被人描写为“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的痞棍了。许多外国朋友到中国来访问，他们感到非常惊奇，短短的时间，中国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人们会回忆起新中国成立前，那是个一片黑暗的社会，城市里到处有妓院，在娱乐场所、旅馆客店、街头巷尾，没有哪个地方不散布着妓女的踪迹。即使人们没有兴趣走进妓院的大门，也有可能在街头上被她们强拉。各城市流氓集团的数目简直无法统计，他们成天干的就是在城市偷窃、诈骗和聚赌，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已故的文豪鲁迅描写当时上海的流氓情况时说：“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事迹；没有他们，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人们不禁会联想起，是哪里来的这么多妓女、流氓呢？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许多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城市贫民（和他们的家属），当他们被反动政府、地主、富农、官僚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夺了生产资料，失去了正当的生活手段，因而挣扎于饥饿线上的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被迫地或被诱骗走上了妓女、流氓的道路。在他们的头上，更有一批统治着他们的妓院老板和流氓头子。这些大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经常与反动政府的警察和官员互相勾结串通一气。而外国统治者与本国反动政府还直接豢养着大批的流氓作为统治人民的爪牙：暗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流氓充当刺客；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流氓充当打手；施行恐怖活动，流氓就是暴徒。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蒋介石曾经拜在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门下为门生，1927年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曾纠合黄金荣组织上海流氓成立“中华共进会”，使流氓与反革命军队配合，袭击工人，执行蒋介石大屠杀的命令。以上这些都可以说明为什么妓女、流氓在反动统治时期大量地、长期地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妓女、流氓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逐渐减少。例如上海市的妓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年当中就有650名自动回乡参加生产， 283名从事各种正当职业，还有302名自己找到结婚对象成家立业。流氓中也有许多自动改邪归正，走上了正当的劳动生产的道路。这是很可理解的事情。以前农民在地主富农的剥削下经济破产，迫不得已背井离乡，流浪到城市沦为流氓、妓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他们自然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分得土地，过着勤劳愉快的生活。过去许多工人失业后无路可走，充当流氓、妓女，人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恢复国民经济与发展工业建设，许多新兴的事业举办起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使他们可以找到发挥自己技能的正当职业，重新回到工人的队伍中来。即使是一般的城市贫民，国家也对他们进行定期或临时的救济，保证他们的温饱和生产建设的发展，使他们的职业和收入固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用不着靠不正当手段来维持生活。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立以后，全国人民为了巩固胜利的果实，使自己的幸福生活愈过愈好，在政府的领导下，曾经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少数罪恶累累的流氓头子、地痞、恶霸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些人都是流氓的中心人物，他们被镇压以后，许多流氓组织随之瓦解，有组织的流氓也就没有了。一部分流氓逐渐认识到今后这条路走不通，摆在自己面前有许多正当的道路可走，因此自动洗手不干。随着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不少流氓自觉地要求改造自己，并且已经得到改造的机会。社会上的人普遍有正当职业，大家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紧张地工作着。群众公认卖淫和流氓活动是丑恶的，这种风气也促使妓女、流氓逐渐减少。
但是，流氓势力在旧社会是那样根深蒂固，罪恶的制度不可能不经过斗争便会随着新社会的到来自然消灭干净。有些流氓、妓女尤其是他们的头子，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当政的时候需要他们这批人，在外国人的庇护下他们可以在租界上为所欲为，日本人来时，他们也照样可以到处横行，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能禁止住他们。一部分游惰成性、执迷不悟的流氓、妓女在自己的组织瓦解了以后，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分散活动。也有一部分流氓、妓女缺乏寻找正当生活出路的技能，无法使自己脱离泥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政府没有主动采取措施，便不可能把娼妓制度取缔，把流氓活动扫除。在人民的新中国里，任何公民必须遵守法律，遵守公共秩序，遵守社会公德，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各方面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劳动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流氓的破坏行为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这是全民的意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先后都有明确的规定。为了贯彻这种全民的意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政府便运用了社会力量及行政、法律的力量逐步地取缔那污辱妇女的娼妓制度和扫除那危害社会的流氓活动，并且帮助了许多妓女、流氓从游惰的生活中转到劳动的岗位上来。不难想象，这是一件多么巨大复杂的事情。这里只能把几点主要的和几个地区的情况简略地介绍给读者。
一 取缔娼妓制度
娼妓制度在旧社会是合法存在的。妓院门口挂着招牌，大人先生、公子哥儿们到这里来尽情地消遣寻乐，反动政府把这当作一个抽税发财的地方，上海“工部局”所刊行的年报上曾经登载，1940年“花捐”收入合值粳米3200石、面粉12124包。正因为妓院是为统治阶级玩弄女性和剥削利益服务的，所以他们提倡娼妓制度，竭力扩大卖淫市场，尽管有时也发布过无效的禁令。
旧社会有人说，没有妓女就没有“文明社会”。但是只要看看妓女的来源和生活情形，就不难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文明社会”。北京市有个名叫姚××的妓女，原来是河南省一个贫农的女儿，家中每年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被地主拿去，国民党政府又要加捐加税抽壮丁，穷苦的日子本来就已无法度过，1943年偏偏又遇上灾荒，一家无吃无穿，父亲还得着重病，她受了人口贩子的欺骗，说卖身赚来的钱可以给父亲治病，可是到了城市，她一个钱没有得到，反而被迫为娼妓。河南杞县还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张× ×，因为父亲病死无钱买棺材，把她押给人家当童养媳，讨了六年饭来养活婆婆一家人，最后婆婆得了不到一石米的钱把她卖给妓院当妓女。北京市解放前“桂香班”妓院的妓女李××是个失去丈夫的好心肠的女子，年纪已经二十八岁，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和抚养孩子，她当了妓女，以每月的收入供给儿子读书。因为怕儿子难受，她告诉儿子说：“你的母亲早死了，我是你的姑母。”武汉市的妓女汪××，江西乐平县人，是一个矿工的女儿，父亲死后无人抚养她，继母与一流氓姘居，把她卖给妓院当妓女。一年后，她不堪这种非人的生活，和一个姓黄的客人结了婚，不久，她的丈夫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被飞机炸死，于是又开始了不幸的生活。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忍受不住饥饿，最后又沦为娼妓。她说：“在旧社会里我们要跳出火坑，那真是梦想。”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过去的痛苦是说不完的。她们为了生活出卖自己的肉体，所得的报酬还不够温饱；不但赚来的钱要交给老板，还要受老板残酷的虐待；被拐卖为妓女的根本就失去人身自由。由于操着痛苦的皮肉生涯，可怕的梅毒和肺痨时刻在啮吞着她们的生命。一个壮健活泼的姑娘，陷入妓院后不久，便会只剩下蜡黄的脸孔和瘦弱的身体，再也找不到半点青春的影子；也许她们在容貌上还能打扮得花枝招展，可是她们的灵魂和肉体已经受到摧残。她们本来和普通妇女一样是清白的身体，有双手、有脑子，能劳动、能工作。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她们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脂粉掩不住她们的泪痕，满腹的辛酸无处申诉。这些残忍的事情，就是旧社会的所谓“文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坚决摈弃了这种不人道的“文明”。娼妓制度不仅摧残着妇女的精神和肉体，而且到处传播性病，影响着广大人民的健康。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取缔娼妓制度。
人民政府取缔娼妓制度的办法，最初是说服教育，叫妓院老板自动把妓院停闭，去从事正当的职业。有些地区的妓院便是在政府的督促下，采取这种方式全部或部分地取消了的。但是，大部分地区的妓院没有按照这个办法自动停闭，因为许多老板很顽固，妓女的性病医疗和生活出路也无人负责。各地人民政府根据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采取了封闭妓院，取缔娼妓制度的措施。随着妓院的封闭，为了对妓女实行收容改造，各城市成立了许多妇女教养院。妓女在这里开始得到新生。她们的生活由政府供给，不再需要拿自己的肉体去换饭吃。人民政府首先拿出大笔的钱来为她们医治性病，同时为她们创造从事正当职业的条件，教给她们文化，帮助她们学习生产技能。她们的孩子，教养院也附设有托儿所为她们抚养。这样，等她们把性病治好，有了文化和生产技能，然后送她们回家去，或者到她们经过自由恋爱而选择好的丈夫那里去，参加社会职业。无家和暂时不能结婚的，政府帮助她们直接走上工作岗位。有些教养院逐渐变为正式工厂，她们中有一些人便留下来做工人，长期参加生产。那些压迫妓女的老板，一般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人，允许她们坦白认罪，悔过自新。但是对于一些拐卖人口、逼良为娼，或曾经杀害人的罪大恶极分子，人民政府根据他们的罪恶事实和妓女的控诉，依法给予惩处和改造。
北京——中国的首都，新中国成立前是妓女历史较久、数目较多的一个城市，妓院大部分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和天桥一带。这里的妓院分为四等。头等妓院很豪华，妓女都是二十岁左右年轻貌美的姑娘，假如她们不是终身卖给老板，收入也得按“四六”“五五”的比例拆分，此外还要扣除娘姨、茶房、招待的佣金，在她们周围还有许多流氓敲骨吸髓地剥削着她们，自己能够拿到的就只有一两成。她们年老色衰后，便不得不降至二、三等，最后甚至流浪街头行乞为生。二等妓院比一等差。这些头、二等的妓女，所接触的大都是官僚军阀、豪商富绅，她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吸毒赌博，浓妆艳抹、陪客醉酒，终日沉浸在糜烂的生活中，逐渐养成了爱慕虚荣、贪图享受的思想。这种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加深了她们的贫穷和痛苦。三等妓院则破落简陋，妓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子里，常常不分昼夜地出卖肉体。四等妓院大都在天桥，那是一些鸽子笼般的房子，土炕上除了铺上一条麻包外，就一无所有。冬天，妓女没有鞋袜赤了脚站在雪地里拉客。接客后不久，立刻又继续去拉。这些可怜的妓女，她们用血泪写下了她们在老板统治下的悲惨生活的历史：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月经来了也要“做生意”；病了也得被迫去接客。妓女如果赚钱不多或者稍有不如老板之意，便要头顶茶盅跪在洗衣板或石子上，锥子穿、剪刀刺、铁条戳、钢鞭打、开水烫、熨斗烙，这些都是妓院老板的刑罚。一个名叫杨×的妓女，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老板还逼着她打胎，打下胎来之后，下身淌着血，还被逼着马上去接客。另一个名叫翠×的妓女，因为接客太多得了痨病，老板将她囚在黑屋子里不给饭吃，在她气息奄奄的时候，剥下她的全身衣服，把她活活塞进了棺材，她呻吟着“我没有死”，可是棺材盖已被钉上了。
1949年1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市的妓院被全部封闭了，这是中国取缔娼妓制度的开始。
1200余名妓女进到北京市新生教养院后，一般的情绪都很稳定。但是，也有一些妓女由于受反动政府和妓院老板的欺骗宣传或长期腐化堕落生活的影响，一度不够安心。她们拿对反动政府的旧眼光来看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相信取缔娼妓制度会带给她们什么好处。有些妓女虽然憎恨厌恶过去，但是对新的生活没有认识；有些妓女怕将来的劳动生活太艰苦，留恋过去腐化的生活方式。这些情况带来了不少工作上的困难。但是政府工作人员并没有因此责怪她们，而是通过细致的工作帮助她们提高觉悟，让事实来改变她们的思想。
在报告会与课堂上，干部结合着妓女们惨痛的生活经历，向她们解释解放她们的政策，讲着她们从来没有听过，却深深打动她们心灵的道理。小组会上她们热烈地进行讨论，思想有些想不通，便找干部来谈。她们开始明白自己过去痛苦的根源，找到了走向幸福的途径。用她们自己的话说，以前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已经清醒过来。她们痛恨过去，纷纷控诉旧社会和妓院老板对自己的迫害，同时也深深忏悔自己的堕落，开始批判自己由于长期腐化生活而沾染上的不良习气，决心要把自私、嫉妒、不守纪律、喜欢享受以及吸食毒品等不良的习性和生活习惯逐渐消除。在学习过程中，劳动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大大地鼓舞了她们，使她们坚定了做一个新人的决心。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理想和从事劳动的高尚志愿，使她们感到生活愈来愈有生气。对于她们的每一点进步，干部都给予表扬和鼓励，随时注意培养她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
当政府买来的数十部织布机、织袜机、打线机、纺毛车以及大批的原料摆在她们面前时，她们感到无比的兴奋，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工人。虽然也有一些妓女长期受腐化堕落生活的影响较深，思想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因而对劳动不感兴趣，但是不久以后也都逐渐改变了这一点，因为她们参加劳动以后，愉快地看着一件件新的产品被创造出来，她们不仅体会到劳动光荣的道理，也真正认识到一个人生活的意义。在机器面前操作，她们逐渐懂得要遵守纪律秩序和彼此互助友爱，她们的劳动观念加强了，劳动习惯也逐渐养成了。
政府为她们医治性病花费了一亿余元，请了北大医学院和性病防治站等处的医生来为她们治疗。在政府的感召下，北大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大夫、性病防治所所长林子扬大夫也亲自来为她们诊视，慎重地研讨和制订了治疗计划，胡传揆大夫亲自动手领导医生们进行治疗工作。起初，妓女们不敢相信政府会拿出那么多的钱来为她们治病，然而现在她们的性病一般都已治愈。“人民政府比爹娘还要亲”，这是从她们心底里发出的感激的话。
自妓女们来到教养院的那天起，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便不断地来向她们讲话，鼓励她们。北京市工厂的女工人、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家庭妇女们和医务工作人员们不断地给她们写信、送文具，一批一批地来慰问她们。文艺工作者教给她们排戏唱歌。她们用歌曲、舞蹈、戏剧的形式，表达了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生活的热爱，感谢把她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党、政府和人民。
学习结束了，她们分别走上了自己新的工作岗位，经过各种业务训练担任了医院的护士、配药员、卫生员，托儿所的保育员，剧团的演员，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的社会职业。她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工作上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克服困难，忘我地为人民服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许多人出院后结了婚，在新的家庭里，她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生产和社会活动，一方面勤俭朴素地帮助丈夫料理家务，搞好同丈夫和婆婆的家庭关系。还有200余人，政府为她们组织了一个棉织工厂，后来经过调整，分别合并到几个地方国营工厂，她们都已经成为工人。
王××和周××过去是两个有名的妓女，现在她们已经变成了两个优秀的青年团员。王××在教养院学习后，考取了卫生部防疫总队的防疫员，当她来到防疫队的训练班时，心中又是兴奋又是顾虑。她恨自己做过妓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又恨自己文化低，上课时听不明白，笔记也记不上。但是出乎她的意料，同志们不但没有轻视她，反而更加亲切和耐心地帮助她。她想起以前教养院的干部对她讲的“不要向困难低头”，于是下定决心克服困难。任何时间她都抓紧学习，借旁的同志的笔记来抄，不懂的地方马上问别人，这使她有了显著的进步。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星期，她毕了业，被分配下乡工作。因为她学习用功，领导上又决定叫她学化验，这对她真是件难事。可是革命的大家庭里充满了友爱互助和团结的精神，从她学化验的那天起，化验室的一位同志就特别耐心地帮助她，先教她练习操作，然后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告诉她化验的理论。教的人不怕麻烦，学的人也格外努力，不久她就懂得许多化验知识，成长为一个从染色、涂片到检镜都能独立工作的化验员了。
周××和王××一样，也参加了防疫队。经过教养院的学习，她的思想大大改变，但是毕竟还留着一些轻视劳动的影响。周××被派到水灾地区工作，那里的群众一提到从前的黑暗日子就切齿愤恨，他们说：“国民党把黄河决口，淹死许多人，老百姓都讨饭吃，和牲口睡在一起，有病的只有等着死……只有人民政府才是来救我们的。”她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这样告诉她。她深深地为这些话所打动，逐渐消除了轻视劳动的思想。有一次，她替一个害病的产妇治病，为了看护病人，她三四夜没有睡，精神还是很愉快。她对病人在痛苦时的叫骂一点儿也不生气，因为从过去干部对她的耐心教育中，她已经懂得，对于遭受旧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人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种积极耐心为病人服务的精神使周××逐渐成为一个受群众热烈欢迎的医务人员。
北京市封闭妓院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城市普遍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取缔娼妓制度，解放妓女，这对于那些过去沦落在黑暗魔窟中的妓女来说，是一件多么不平凡的事啊！她们庆祝自己的新生，把这比作“千年冰河开了冻”。千万个妓女写信给人民政府、国家领袖和各地报纸，报告她们新生的情况。下面是西安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全体学员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摘要。
“敬爱的毛主席，6月16日我们的市人民政府封闭了全市各妓院，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一日呀！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一日。……在旧社会，我们是任人蹂躏任人侮辱的一群，没有自己的灵魂，生命掌握在老板手里，他们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这些痛苦是诉说不完的，我们要把它一件一件地记下来，用这些苦来时刻警惕自己，使我们更有勇气改造自己、重新做人。……自我们到教养院以后，每天都有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派代表来慰问，很多首长还亲自来看我们，这使我们深深感到真正在开始做人。特别感动我们的是政府花很多钱为我们根治性病，……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连做梦也想不到的。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报答您，报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不仅妓女为自己的新生欢欣鼓舞，广大的人民也莫不庆幸娼妓制度的废除。上海市邑庙区家庭妇女联合会罗淑如写信说：“我们看到取缔妓院的喜讯，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因为那些沉沦在水深火热的苦海里的妇女们也是我们的姊妹。当我们听到她们新生的消息，真是无比兴奋激动，取缔妓院，这是苦难妇女翻身的大喜讯，这是保障妇女人权的福音。”上海市柳林路的居民说：“解放前我们这条路上有48家妓院，流氓恶霸成天在这一带敲诈勒索，吵闹得鸡犬不宁，我们的子女也跟着学坏了，里弄内有房子空出来，想租房子的人听说是在这么一条里弄内，谁也不愿搬进来。现在妓院封闭了，我们以后可以不再忧愁这些了。”上海市医师吴培新写信说：“我们是医生，我们的工作是要扑灭危害人民健康的一切病菌。过去多少因梅毒淋病感染的父母所产下的小孩，患着先天性性病，或是瞎眼，或是烂掉鼻子，或是缺唇，或是智力迟钝，或是……现在好了，妓院封闭了，我们将看不到先天性梅毒的小娃娃了。站在医生的立场，我们高兴地拥护政府封闭妓院的措施。”
在妓女和广大群众的欢呼声中，封闭妓院，取缔娼妓制度的工作于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娼妓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去永不复返了。
二 扫除流氓活动
旧社会遗留下的大批流氓，无论是骗子、偷盗、赌棍还是其他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他们非但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而且妨碍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坚决地扫除流氓活动。
对流氓头子、大盗窃犯、大骗子手、大赌棍等犯罪分子，政府根据国家的法律分别情节给以应有的惩处。除少数要严厉镇压的犯罪分子外，对一般的犯罪分子采取教育的办法，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参加劳动生产，成为一个守法的公民。这是按照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广大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下来进行的。因为这些犯罪分子不肯自动停止他们的罪恶活动，不惩处他们就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罪恶分子在法律面前受到惩处以后，他们的流氓组织就瓦解了，许多赌窟、鸦片烟馆及其他一些旧社会的下流场所也随之消失。
一般的流氓分子，许多是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而失足堕落的人，他们的罪恶较轻，根据国家的法律还可以不予判刑，人民政府不对他们加以处分。但是，他们缺乏正当的谋生技能，或虽有技能而没有正当的生产生活出路，由于长期的流浪和流氓生活，他们已经养成了比较浓厚的寄生思想和游惰习气，所以需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来对他们实行安置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在这里，流氓们可以得到安置，政府帮助他们学会生产技能或把久已荒废的生产技能重新发挥出来参加劳动生产，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使他们生活有可靠的保证，不再需要为生活而去干不正当的行为，并且获得长远职业，可以永远不做那些罪恶的事情。同时，由于他们获得参加劳动生产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劳动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劳动观点和习惯，从实际生活的体会中，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进行自我改造。这里还有人指导帮助他们，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晓得怎样做才能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各城市所设立的生产教养院和同类性质的农场，便是安置这些流氓的地方，也是使流氓们脱胎换骨的熔炉。安置在这里的人，都享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人民政府把这看成人民内部的社会改造。
上海，这个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城市，是旧中国流氓最集中的地方。上海流氓种类的复杂和繁多，远不是人们所能想象的，光扒窃就分许多种，例如专在电车、汽车、火车及车站上活动，专在轮船码头上活动，专在公司、商店及娱乐场所活动，专在小菜场内活动，专扒钢笔，专抢人家头上戴的帽子，等等。人们走到热闹的地方，哪怕十分谨慎，口袋里的钱也会不翼而飞；即使挂在眼前的眼镜、戴在手腕上的手表，片刻间也会不见。大公司大商店的保险柜，流氓们也有办法打开。妇女在街上行走，耳上戴的装饰品会忽然被身后一个人扯去，手上提着的东西也会突然被抢走。当你在车站上候车时，前面走来一个人向你打招呼，等你站起，后面的人便把你坐着的皮箱提走，你跑去追赶，又会有另外一个人把你绊跌一跤。流氓们的另外惯技是敲诈勒索，聚众斗殴。他们想计策，设牢笼，骗取别人的钱财。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就脸孔一翻，进行威吓，说人无理，诬人不端，或者把人殴辱一顿，甚至损害他的生命。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市民清晨出门，很难预测他今天会不会遇到这类倒霉的事情。说不定过两天出门人的家中人会收到来信，说他已被绑架，要带多少钱去才能把人赎回。流氓头子把市区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地区，分派给中等流氓把持，各地区的流氓又分派徒弟领管各个地段，他们在幕后操纵着这里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在上海的哈尔滨路上，有一座哈尔滨大楼。这大楼原来是美国商人经营的汇芳锯木公司，曾经长期盘踞在这里吮吸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八一三”日本的炮火，把这座大楼炸毁，剩下几根钢骨水泥和一楼一底的躯壳。从那时候起，一批一批的受灾失业的人们便从街头搬进这个躲避风雨的住处，同时，也混进了许多流氓盗匪。大楼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4000余人。里面的流氓愈来愈多。他们在这里策划着抢劫、拐骗和扒窃，派出许多徒弟以拾破烂、乞讨、收买旧货为名找寻“眼线”，然后有计划地进行罪恶勾当。拐骗妇女、绑架儿童、贩毒聚赌，没有哪一件坏事他们不干。人们走过这座大楼，衣服也会被他们剥光。附近居民，咸受其害，天黄昏时，路断人稀。人们提起这个地方，就毛骨悚然。在哈尔滨大楼里面，经常发生恐怖悲惨的事情：拐骗来的良家妇女被流氓轮奸致死；绑架来的无辜平民在这里受到极残酷的毒刑；谁敢违抗这批流氓，就会在他们设的密室公堂受到拷打，最后全身被砍成数段，埋在大楼里面的垃圾堆里。哈尔滨大楼，是旧上海流氓世界的一个缩影。
1951年2月20日，这座破旧的大楼开始了它新的历史。人民政府把大楼中万恶的流氓头子送到执行法律惩办的地方去，其余不够判刑的流氓集中进行教育改造，把这座大楼变成了改造流氓的场所。积累了十余年的500吨拌着无数白骨的垃圾全部被清理了出来。曾经是流氓窠巢的数百间席棚被全部拆除。人民政府在流氓中挑选了具有设计、绘图、指导施工以及木、漆、铜、铁、泥水、铅皮、水电等专门技术和具有一般劳动力的人，组成了一个工程队，他们的使命是在这里建立起创造他们新生活的场所。
一座新的大楼在原来的土地上出现了。它的名字叫作“新人习艺场”，是改造上海流氓的生产教养机关。学习方面它像学校，劳动方面它像工厂。流氓们开始在这里学习生产技能改造自己。一年之后，他们就有670多人学会了技术，200多人提升为职工，100多人成为甲等和乙等的技术工人。许多学徒也已经能够掌握一台车床的工作，不少单独操作泥水、木工的学徒劳动质量达到技术工人的水平。
政府安置流氓的各项措施，使他们受到很大的现实教育。许多流氓都能够很快地认识到新生活的意义，愉快地参加劳动生产，在劳动中逐渐改变自己过去的流浪思想和习气，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也有不少恶习较重的流氓，开始的一个时期不愿意在这里安置下来参加劳动生产，不遵守制度纪律，还想出去再过那种不劳而食的生活。针对这种情况，干部对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说服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认识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使他们参与到劳动生产中去。参加劳动生产以后，他们的思想逐渐受到启发，对劳动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自觉的体会，同时，干部又对流氓们进行了政策纪律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前途教育等有系统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和巩固思想上的觉悟，使他们逐渐地改造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和全国人民政治觉悟普遍的提高，也对他们起了不小的影响，使他们更加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懂得要走全国人民正在走着的道路。这样，随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一天天安定，劳动报酬、物质待遇不断提高，建立终身职业的思想愈来愈巩固，他们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过来。
思想上得到改造的流氓，对过去自己的罪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过去，他们的行为不知给多少善良的人造成了不幸。例如：曾经有个火车上的旅客因为被他们当中的人偷去100多元钱而跳车自杀；有个妇女因为仅有的一笔医药费被他们当中的人骗去，以致丈夫病死，儿子饿死，而投河自尽。类似这样悲惨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回想起这些，他们心中就万分难受，他们常说：“一想到共产党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为人民创造幸福，就感到自己的行为实在可耻。”因此，他们决心在劳动中好好地改造自己。
原来绰号“上海阿康”的流氓头目康妙根，过去手下有二三百名徒弟，专门包打群架、敲诈勒索，并且霸占妓院，贩运毒品，经过几年来的改造，他已在劳动中学会一门好手艺，成为五级建筑漏沟工，并且收了二十几个学徒，大家叫他康师傅。今天他教的已不是讹诈、斗殴，而是挖阴沟、埋水管的技术了。当人们问起他的感想时，他总要说：“人民政府使我变成了一个人，如果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我不是在打架中被打死，就是自己吃‘白面’被毒死了。”
一个具有较高的修理机械技术的流氓王财来，在旧社会里十多年中曾经六次失业，由流浪街头、吸毒、贩毒堕落为流氓。新中国成立后，新人习艺场使他逐渐懂得真理，在一系列教育下，他觉悟了过来，于是积极劳动，埋头苦干，在工作中创造出新的工作方法，并且想尽办法传授技术，使许多学徒变为技术工人。不久，便被提升为修理部机工组组长。他常常说：“过去技术无用处，现在技术交给了人民。”
曾有七八年工龄的铜匠薛棋新，抗日战争期间因长期失业被逼以偷窃为生，由于在新人习艺场经过学习和劳动锻炼，进步很快，一年当中生产效率提高了四倍，在承修上海市搬运公司的汽车时，创造打眼机，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后来被评为劳动模范。
荒废了18年木匠手艺的流氓朱宝山，到今天他的技术得到真正的用处，这件事实使他大受感动，由于他带头推动，一个营建小组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五倍，他因此获得“一级劳动模范”的称号。
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军医的张苏，因吸毒堕落为流氓，现在毒瘾戒掉了，在场里干他的本行，为大家看病，业余还担任着文化学习的指导工作。
过去是经常发生恐怖悲惨事件的哈尔滨大楼，如今是经常出现这样动人事迹的新人习艺场，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照。
新人习艺场最初的生产种类很多，有营建、汽车修理、印刷、缝纫、制鞋等许多部门。这是为适合当时流氓中不同种类的技术建立起来的。经过调整，现在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部分是土木营建。他们为上海市的工人和市民修建了许多住宅、电影院、俱乐部、医院和厂房。在修建工程中，他们发动了增产节约运动来支持国家的建设，例如在承建规模宏大的长宁电影院时，他们便节约了钢材25吨。人们看见这一座座的建筑物在平地上矗立起来，都晓得是谁修的，都赞扬着他们的进步。
新人习艺场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机械工程。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在这里发生，像改造他们自己一样，他们把许多破旧无用的机器收集起来，经过修理合并改装成为一部一部崭新有用的机器。在谈笑中，他们含义深刻地说，每一部机器都象征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不仅能修理汽车、拖拉机，而且已能生产马达和车床，订货单位都说他们的产品规格不错，可以和普通工厂生产的相比。现在人们再走过这座大楼，都会愕然而又欢喜这里的面目一新，轧轧的机器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这已经是一座新式的工厂，今天精神焕发的工人，正是昔日蓬头垢面、野蛮凶恶的流氓，一切都不是旧有的景象了。
在距离上海数百里路的一望无际的苏北荒野上，出现了18个崭新的村庄和一个市镇，人们把它总称为新人村。10000余名过去的上海“流氓”是这个新村的主人。
当他们来到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时，人民政府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充足的粮食、建筑材料、耕具、用具和其他一切物品，还配备了许多干部和有技术的人员来帮助他们。他们一面垦荒，一面在土地上种上棉花，使这片10000多亩因日本侵略者扫荡和国民党摧残而荒废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棉田。劳动把土地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在一起，他们一面劳动，一面学习，过着有组织的生活，并且经常开会，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他们也经常展开劳动竞赛和学习竞赛，劳动成绩与学习成绩好的，都得到表扬和奖励。这使他们逐步树立了不劳动耻辱、劳动光荣的观点。最初他们有60%的人是不愿劳动的，一年以后，全部变成积极劳动的人，原来只有3%的人会耕田，现在每一个人都成了农业生产上的能手，并且有许多人被选为本村的劳动模范。
七岁就学会做小偷的崔德祥，新中国成立前度过了20余年的盗窃生涯，专门穿着漂亮的西服混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偷旅客的皮箱，曾经拿盗窃所得到的钱购置过24间洋房，每天打吗啡针要消耗十几元。到新人村来以后，崔德祥起初还偷过公家的东西，后来在劳动中开始觉悟，当他看到自己播下的菜种要几个月才吃得到菜，而且还要花费自己不少的劳动时，他说：“生产收获是这样困难，从前一伸手就偷走了人家大把的钞票，真是作孽。”从这以后，崔德祥逐渐转变自己的思想作风，提高了劳动生产的热情。
不止崔德祥一个人，无数流氓在自己改造的过程中，都有着这种深刻的体会。他们不但体会到劳动的意义，而且逐步恢复或建立起劳动人民的感情。每当收获的季节，他们看到自己劳动生产的丰富果实，就更加深爱自己的劳动岗位。所以他们都说：“新人村就是我们的家乡，我决心一辈子在这里安家立业。”一天晚上，忽然天下大雨，有个名叫杨金保的一听见雨声就爬下床跑到棉田去看，然后急忙回来把大家叫醒，许多人都争先恐后地踊跃下田排水，这说明他们是多么热爱着自己的大家庭。他们当中有家属的，也都把自己的家属接来垦区共同生活。
新人村中有学校、医院、工厂、银行、合作社、邮局以及小轮船、汽车、电话等近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每个村里都有浴室、俱乐部、小型图书馆。丰盛的庄稼和红色、黄色的花儿长遍田野，当中点缀着一幢一幢的房舍；整齐宽阔的公路上跑着各种车辆，合作社供应着人们日常必需品，邮递员来回递送着信件。在这些美丽热闹的村庄里，每天早晨的太阳欢迎着人群分批到田间去劳动，晚间的文娱活动在新村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过去的流氓现在已经变成勤劳的农民，饥饿的面孔没有了，贪婪奸诈的神色也消失了。新村的主人在修盖高大的楼房，购买拖拉机耕田，他们正在和全国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进。
三 结束语
娼妓、流氓的存在是一个社会问题。产生娼妓、流氓的总根源是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压迫和统治。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旧的政权，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建立起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国人民正在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迅速提高，社会的道德风气正在转变。在人民群众的协助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政府取缔了娼妓制度、扫除了流氓活动，使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女和流氓得到安置和改造。新社会里，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大家的生活愈来愈美好，今后没有人再需要为了生活去做妓女、流氓了。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游民绝迹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完全肃清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种剥削寄生思想的残余影响，还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社会意识的转变过程，只要剥削寄生思想残余的影响存在一天，道德败坏的行为也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发生。然而，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这种剥削寄生思想残余和道德败坏的行为最终是可以消灭的。
（法国《人道报》邀稿，1957年4月编入《民政工作专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