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一个幅度较大的区间

（一）主要成果认为库兹涅茨效应几近消失和储蓄率大幅下降可能有误

近年来，朱海斌（2014）、张军（2013）、Lee and Hong（2010）、王小鲁等（2009）用经济增长模型法，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中心（2013）、马骏（2010）用CGE模型法，兰特等（2015）、林毅夫（2014）、刘世锦等（2010）用国际比较法对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过预测，青木昌彦（2015、2011）、蔡昉（2014、2012）同时采用经济增长模型法和国际比较法，多次对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过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集中在5%～7%，悲观的结论是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到4%以下（兰特等，2015），而乐观的预计是我国未来具备年均8%的增长潜力（林毅夫，2013）。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十三五”时期潜在增长率下降给出的核心理由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净减少，人口红利消失；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明显减少，库兹涅茨效应几近消失；三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增速下降；四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差距所决定的技术追赶空间缩小，追赶难度增大，未来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在上述导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四个方面的理由中，我们认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理由一）和追赶差距缩小（理由四）对潜在增长率的不利影响，是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发展进程中两个几乎不可逆转的事实。认可库兹涅茨效应下降（理由二）和储蓄率下降（理由三）的总趋势，但不认可库兹涅茨效应在“十三五”时期接近消失，也不认同储蓄率在“十三五”时期会出现大幅度下降。

（二）未来包括库兹涅茨效应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区间较大

1．主要成果忽视了库兹涅茨效应在我国地区上的巨大差异

劳动人口由农业向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转移，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后发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手段。1997～2006年、2006～2015年两个十年间，我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7.3个和14.3个百分点，劳动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到2016年，全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已下降到27.7%，而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时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约为20%（青木昌彦，2015），比照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似乎库兹涅茨效应这一此前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已经消失。

与上述数据相印证，2010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增速为5.5%, 2012年为3.0%, 2014年为1.3%, 2015年为0.4%，到2016年已下降为0.3%，逐年大幅下降。

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我国与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体在发展上的最大差别在于，包括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在内的发展水平，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简单的全国平均数据可能会忽视这些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目前全国平均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离日本、韩国高速增长结束时的水平不远，但最新的2015年分地区数据显示，东部、中部、西部该比重分别为22.4%、36.6%、45.2%，地区间差异明显。在东部农业就业比重接近20%临界水平时，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的这一比重离日本、韩国的临界水平还有相当大距离。

2．继续释放中、西部库兹涅茨效应仍有一定潜力

如果按照“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部、西部农业就业人口比重年均分别下降1.08、1.17个百分点的下降速度，到2020年，中部、西部的该比重将分别下降到30.1%、38.2%，到2030年才分别下降到19.3%、26.4%（见表1-2），与日本、韩国20%的临界水平相近。尽管目前农业就业人口年龄偏大，大龄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弱于青壮年农民，但中、西部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远高于东部的事实提醒我们，在考察库兹涅茨效应时，日韩等国土面积较小、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国家的经验数据，很可能没有太多直接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明显逐年下降，但这并不完全意味着库兹涅茨效应的消失，而这很可能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09～2016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与GDP增速相关系数超过0.9, 2012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四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月均收入增速与GDP增速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6900、0.8044。经济增速快，就业岗位多，预期收入高，外出农民工人数就多；反之就少，已外出的部分农民工特别是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还会选择返乡（见图1-1、图1-2）。

3．释放库兹涅茨效应需要关键领域改革取得实效

尽管继续释放中、西部库兹涅茨效仍有一定潜力，但目前从事农业并能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其中的年轻人比他们父辈更重视社会公平和生活质量，要使这部分农业就业人口顺利转移出来，需要城市提供更公平的环境。这决定了继续释放中、西部库兹涅茨效应需要在两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是增加城镇对农业就业人口吸引力的改革，包括农民工子女上学、社保制度、住房制度、户籍制度等领域的改革。同时需要增加适宜中低技能人群就业的岗位，使这部分农业就业人口愿意进、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收益政策，通过改革减少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显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多年来努力推进，但改革进展、实际效果有限的领域。“十三五”时期这些领域的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仍面临较大困难，改革所能取得的实效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4．改革的实际效果不确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区间较大

人力资本质量、固定资本质量、技术进步、制度与治理等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未来这些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的大小，取决于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社保制度、户籍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国企体制、发展成果考评体系等领域的改革进展和实际效果（见表1-3）。

这些领域的体制改革，属于多年改革后留下的“硬骨头”。这些深水区的改革复杂、敏感、艰巨，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习近平，2014）。例如，教育医疗体制中的招生制度、医药体制、管办评分离制度、办学办医自主权、政府补贴等，涉及管理部门、学校、医院、普通百姓多方利益。社保体系实际上是公共财富在不同人群间的分配。户籍制度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公共财政的分享比例以及相关部门的权力。农村土地制度及土地收益政策既与农民生活保障相关，还关系到口粮绝对安全。财税体制中的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反映了各级政府的经济权力分配与责任负担。发展成果考评虽然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但也要兼顾到地方谋发展的积极性。金融制度的重要性使其改革既受到利益相关方的牵制，还取决于开放条件下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能力。仅从经济层面看，国企改革实质上涉及部分人对全民资产的管理权、支配权和收益权问题。与创新相关的改革不仅要破除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还要逐步建立崇尚创新的文化环境和法治环境等。

改革方案设计不周、执行偏差、落实不到位、关联改革不配套等，都会使改革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出现较大差距。改革的实际效果显现时点、持续时间、效果大小等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进而使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高点与低点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尽管这些改革有利于在长期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短期内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很可能完全没有效果。某些改革因执行偏差、基层适应需要时间等原因，还可能在短期内降低基层的行政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这会进一步增大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变动区间。

（三）“十三五”时期储蓄率难现明显下降

1．理论、全球横截面和我国超长期数据：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同向变动

劳动人口特别是年轻劳动人口一般表现为净储蓄，少儿和退休人员表现为净消费、负储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一般会导致储蓄率下降。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保趋于健全，居民家庭的持久性收入增加，会使居民家庭的消费增长快于收入增长，结果是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如果政府、企业储蓄率不变，总储蓄率下降。随着劳动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和社保体系渐趋完善，储蓄率、投资率将呈现缓慢下降的总趋势。

全球112个国家2014年的劳动人口比重与储蓄率的横截面数据，也印证了上述推理。图1-3中112个国家数据点的趋势线明显向上，表明随着劳动人口比重（横轴）增加，储蓄率（纵轴）上升，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同向变动。

我国1970年以来劳动人口比重和总储蓄率的历史数据，也显示出明显的同向变动特征（见图1-4）。

2．典型国家的超长期数据：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变化关系很不稳定

（1）劳动人口比重总体上升的韩国、新加坡和美国，仅韩国在1988年之前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呈同向变动，新加坡和美国的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呈反向变动（见图1-5）。1970～2014年的45年中，三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韩国以1988年为分界点，此前储蓄率随劳动人口比重上升而上升，此后两者呈反向变动；新加坡和美国的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总体上呈反向变动趋势。

（2）劳动人口比重总体下降的日本、德国和法国，日本的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同向变动，德国和法国则反向变动（见图1-6）。1970～2014年45年间，三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比重在此期间的中后期呈总体下降趋势，日本储蓄率随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而下降，德国和法国大约以1986年为分界点，此前劳动人口比重上升，此后下降，这两个时期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均呈现反向变动趋势。

（3）社保水平的提高可为韩国1988年后以及日本、新加坡考察期内的储蓄率下降提供部分解释。从趋势上看，随着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保水平也会提高。韩国1988年后以及日本、新加坡考察期内的储蓄率下降，应该与社保水平的提高有关。而美国、德国和法国社保体系完善的时间较早，考察期后半段的储蓄率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上升，应该与社保水平并无直接关联。

（4）东方人的储蓄习惯可能影响储蓄率水平。在具有相近储蓄习惯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三个亚洲国家中，目前日本的储蓄率处于较低水平可能另有原因，韩国和新加坡的储蓄率经过长期下降后，基本保持在30%左右，明显高于美国、德国和法国，可能与东方人的储蓄文化有关。

（5）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能够为劳动人口比重与储蓄率的反向变动提供部分解释。日本1991年后以及德国、法国1986年后劳动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日本储蓄率随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而下降，德国和法国在1986后的近30年中储蓄率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日本与德国、法国储蓄率随劳动人口比重变动特征的不同，可能与三国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速度差异有关。日本1991～2014年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了8.5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37个百分点。德国、法国1986～2014年劳动人口比重分别下降了3.83个百分点、3.54个百分点，年均分别下降了0.14个百分点、0.13个百分点。日本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平均速度比德、法两国快3倍，这可能是导致日本储蓄率长期跟随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3．总体判断：储蓄率下降是超长期中的总趋势

上述几个典型国家劳动人口比重与储蓄率的变动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储蓄率下降是超长期（如文中45年）中的总趋势，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中后期的普遍特征。

二是储蓄率下降一个台阶后，常常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如日本1988～1998年11年内基本稳定在27%左右，1998年后基本稳定在22%左右；韩国1999年至今基本稳定在34%左右。

三是储蓄率在完成工业化后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而且这种上升与劳动人口比重、社保水平并无直接关联。如新加坡、德国的储蓄率在2003年后分别上升了超过10个、7个百分点。

四是日本储蓄率与劳动人口比重的密切关联属于孤例。从日本自身看，它的储蓄率随劳动人口比重下降而下降的趋势性特征明显。横向比较来看，日本现阶段约22%的储蓄率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处于偏低水平，与法国（约20%）接近，高于美国（约17%），低于韩国（约34%）、新加坡（约28%）和德国（约27%）。

4．我国“十三五”时期：储蓄率大幅下降的可能性较小

储蓄率在超长期中的趋势性下降是各经济体的普遍特征，后发国家在劳动人口比重达到峰值后，储蓄率开始趋势性下降的特征更明显。储蓄率变动的这些特征对预判我国“十三五”时期储蓄率变动趋势具有一定启发性。

（1）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变化的历史进程看，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率的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劳动人口特别是年轻劳动人口比重大，同时受到收入分配、社保制度等因素影响，有其必然性。随着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和相关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储蓄率应该下降。

（2）从储蓄率历史变动的国别比较看，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普遍性特征。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未来很可能会重现日本1991年后、韩国1988年后储蓄率台阶式下行的总趋势。

但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储蓄率除了受趋势性力量影响外，还受到收入增长预期、收入分配结构、社保体系完善程度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等因素的影响。

（1）收入增长预期不稳甚至有所恶化抑制储蓄率下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结构性改革面临诸多困难，房市、股市、汇市、债市以及企业杠杆率、银行不良贷款、地方政府性债务等领域的风险点较多，开放环境中内部矛盾与外部风险叠加共振的可能性增大。外需增长不确定性较强，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地缘政治博弈复杂激烈。这种复杂局面使公众对经济增长、收入增长的预期偏向悲观。悲观预期下家庭支出的理性选择是紧缩消费，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减少现象，这会抑制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

（2）收入差距大、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等因素会抑制储蓄率下降。金融市场价格大幅激烈波动，一、二线城市房价间歇性快速上涨，扩大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收入分配上坚持“两个同步”对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增长效果有限，而资产市场剧烈波动则显著扩大普通工薪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经济社会形势越复杂，中低收入者在收入分配博弈中越会处于不利地位。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效果有限，使消费潜力较大的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不明显，这会从总体上不利于扩大消费，有利于增加储蓄。

（3）完善社保体系的渐进性和老龄化预期倾向于提高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速下滑使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下降，来自政府和企业的社保资金增速也会下降。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即使增加社保支出比重，相对于庞大的城乡人口而言，增加的幅度十分有限。企业土地、能源、物流、资金等方面的成本居高不下，增加企业对职工社保支出的空间也有限。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比例和规模也只能逐步增加。面对未来越来越少的人要给越来越多的人支付养老金，以及多数家庭将会出现的两个孩子照顾四个老人的状况，增加储蓄是多数居民家庭的理性选择。

（4）宏观经济政策倾向于增加政府和企业储蓄。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及部分资产市场火爆反映出较高的通胀预期。通胀作为一种隐性的征税手段，会将财富由贷款者向借款者转移。居民家庭多是贷款方，政府和企业是借款方。较高的通胀率会将财富由居民家庭转向政府和企业，倾向于增加政府和企业储蓄。

综合起来看，我国未来储蓄率会趋势性地向下调整，但“十三五”时期决定储蓄率的收入增长、收入分配结构、社保体系、宏观经济等因素，会对储蓄率的向下调整产生抑制作用。如果相关改革未达预期，“十三五”时期的储蓄率、投资率仍有可能维持在“十二五”末的水平附近；如果改革顺利推进并达到甚至超过预期，“十三五”时期的储蓄率、投资率有可能出现明显下降。从近几年的改革进展和实际效果看，出现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较小。

（四）2017～20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5.5%～7.2%

1．劳动人口净减少趋势将长期延续

我们采用统计年鉴中的就业人数指标代表劳动力状况。该指标显示，1953～2016年劳动力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53～1972年快速上升期（除去1958～1960年“大跃进”导致的负增长时期），1973～1985年加速上升期，以及1985～2016年增速逐渐下降期（见图1-7）。其中2011年后劳动力降幅有所趋缓，2011～2016年劳动力年均增速每年放缓11.3%。

假定2020年劳动力增速从2016年的0.2%下降到零，2021～2030年年均下降0.4%, 2031～2050年按2011～2016年11.3%的速度下降。这一假定偏乐观，理由是，劳动力增速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密切相关。从15～64岁劳动人口数量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行的全面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2010年后劳动人口数量增速明显下降（见图1-8），自2014年开始劳动人口数量已出现净减少。2014年1月开始各省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但因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发生改变，出生率未有明显增加；即使出生率明显增加，新增二孩也要等到2030年左右才能形成劳动力。“十三五”时期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劳动人口净减少的趋势将会延续。

2．储蓄率向下调整导致资本存量增长趋缓

（1）资本存量增幅收窄。历年资本存量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PIM）。t年资本存量Kt与新增资本量It、折旧率ρt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测算基期为1952年，折旧率取5%，投资数据采用不变价固定资本形成额。测算结果显示，1978～1990年资本存量年均增速为8.7%, 1990～1999年为11.2%, 1999～2016年为12.2%。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存量总体上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增幅明显收窄（见表1-4）。

（2）未来储蓄率不变或向下调整必然导致资本存量增长趋缓。资本存量增长取决于投资增长和折旧率，投资取决于储蓄，储蓄取决于收入和储蓄率。未来总收入（GDP）增速减缓和储蓄率向下调整会导致资本存量增速趋于下降。

3．全要素生产率向上调整

运用增长模型对1952～2016年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进行分解测算。所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的形式是：

上式中Yt表示t期的实际产出（实际GDP），Kt表示t期末的资本存量，Lt表示t期劳动力，β和α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γ为年均TFP增长率。上述方程用人均的形式表示，并两边取对数，有：

Ln（yt）=Ln（A）+βLn（kt）+γt

上式中yt表示t期的人均产出，kt表示t期末人均资本存量。用估算出的1978～2016年资本存量数据、劳动力和GDP数据对上述生产函数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述模型可计算出各年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按经济增长波动的大周期，计算出1978～1990年、1991～1999年和2000～2016年三个阶段TFP增长率的均值分别为3.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4.8%）、3.9%（36.5%）和2.4%（25.3%）。20世纪90年代TFP增长率最高，21世纪以来有所下降（见图1-9）。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经济持续下行，以“索罗余值”形式出现的TFP增长率明显下降，持续地远低于阶段性平均水平。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逐步缓解，与潜在增长率相对应的TFP增长率应该会向上调整。

4．2017～2020年经济潜在增长率在5.5%～7.2%

（1）包含劳动、储蓄率、TFP的增长模型。以ξt代表t年投资率，投资It与收入Yt存在如下关系：

以λt代表t年经济增长率，投资率与收入Yt存在如下关系：

由公式（1-1）、（1-2）、（1-3）可以变换出t年经济增长率λt：

公式（1-4）中，α、β分别为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πt-1（=Yt-1/Kt-1）为t-1年的产出资本率，α、β、πt-1为已知参数，折旧率ρt为常数，μt为t年劳动增长率，ξt为t年投资率，γ为TFP增长率。

从公式（1-4）不难发现，t年经济增长率λt取决于t年的投资率ξt、劳动增长率μt和TFP增长率γ。通过设定投资率、TFP增长率的高值和低值，可以分别考察未来经济增长的几种可能情景。

（2）投资率的高值和低值。假定投资率以2016年水平为上限向下调整，2017～2020年投资率的高值为2016年的44.2%。下限的选取参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假定2017～2030年投资率下降13个百分点，2031～2050年下降11个百分点。2020年投资率由2016年的44.2%下降到41%左右（低值），2030年下降到33%左右，2050年下降到22%左右。

（3）TFP高值和低值。根据未来TFP增长率的可能变动，设定TFP的两种可能情形：

高值：假定预测期内TFP增长率为1991～1999年的平均水平，即上述公式中γ=3.9%；

低值：假定预测期内TFP增长率保持2000～2016年平均水平，即上述公式中γ=2.4%。

（4）投资率与TFP的组合及2017～2050年经济增速。由投资率变动的两种情形与TFP变动的两种情形组合出四种经济增长情景（见表1-5）。2017～2020年，如果投资率保持高值水平44%, TFP增长率分别保持高值水平3.9%、低值水平2.4%, 2017～2020年经济增速可以分别达到7.6%、5.8%；如果投资率下降到低值水平41%, TFP增长率分别保持高值水平3.9%、低值水平2.4%，则2017～2020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2%、5.5%。

我们认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趋势性的变化，储蓄率保持高值情景（情景3和情景4）的可能性极小，2017～2020年经济增长出现情景1、情景2的可能性较大，经济增速在5.5%～7.2%。

5．2050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和社保体系的逐步健全，储蓄率必然下降。2017～2020年，按照TFP高值情形计算的经济年均增速在6.6%左右；2021～2030年和2031～2050年，保守地按照储蓄率低值与TFP低值情景计算，经济年均增速分别在4.6%左右和3.8%左右。据此推算，到2024年我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2800美元（2015年价，下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届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9%（2015年为14%）；到205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40000美元，与法国和日本目前的收入水平相当，届时为美国人均收入的39%，这一差距相当于日本1970年和韩国2004年与美国的差距，基本上可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见图1-10）。

6．未来TF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显著

上述分析显示，未来储蓄率向下调整的确定性较高，储蓄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相对不大，而随着储蓄率的趋势性下降，TFP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这种情形也符合经济增速下台阶时增长来源的变动特征，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下降的85%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来解释（埃肯格林等，2012）。TFP主要由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投资（资本）效益、制度效率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增长都取决于改革和创新，制度变革和科技创新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