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数量、规模与体系的变迁

王肇磊

内容提要：区域城市是指在某一特定地理单元内，一定数量的具有不同形态和功能结构的城市围绕中心城市组成彼此联系密切且呈现出层级特征的城市集群，它是区域静态环境和历史动态高度结合的产物。武陵山区作为中国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随着民国时期区域政治、经济、交通等推动城市进步的现代性动力因素的不断发展，其区域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其城市体系亦因区域内外联系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改变，并深刻地影响了民国以来武陵山区的城市发展。

关键词：民国时期 武陵山区 城市集群 区域城市

武陵山区地处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为土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被明清统治者视为“边墙”地区。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直至民国初期，其城市发展水平仍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这影响了民国时期及后世的城市化进程。为解决武陵山区城市发展落后问题，探寻城市化之路，目前学界已开展了相关研究，但还不深入。为此，笔者拟以“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数量、规模、体系的变迁”为题开展探讨，希冀拓宽学术视野，深化相关研究。

一 武陵山区城市数量变化

武陵山区城市发展历史较为悠久，最早可能追溯至秦汉设置的黔中郡、巫郡所辖诸城池。但因长期游离于中央治权之外，与中东部发达地区联系较少，经济闭塞落后，城市数量较少。据统计，西汉在武陵山区建有佷山、零阳、迁陵、酉阳、无阳等10座城池；隋朝增至17座；唐代更增至35座；北宋为32座；元朝增加到39座；明代则为36座。清代武陵山区改土归流后，大批汉族人口移居武陵山区，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使本区丰富的资源得到了较有效的开发，城市数量亦显著增加，达到49座。可见，民国以前武陵山区的城市数量呈缓慢增长趋势（见图1），这为民国时期城市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民国初肇，北洋政府出于现代行政管理和国家控制的需要，根据《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调整了武陵山区的行政区划，将清代原府、厅、州、设治局等混乱的地方行政单位统一改置为县，并新置沿河、邛水等6县。后因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城市数量屡有变化（见表1）。到1942年国民政府新置怀化县时，武陵山区城市数量在近代最终定格于54座，比清时增加了5座。这为武陵山区城市的近现代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二 武陵山区城市规模的发展

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虽然在数量上比清代有所增加，城市空间格局有所优化，但是城市规模一般较小，且多局限于城墙之内，直至抗战时期才较普遍地突破清代城垣的限制向外拓展，但规模仍然比较小，下略举数例说明。

沅陵县城规模在民国初仍囿于清代城垣之内。抗战时期，因外地军政机关、厂矿、学校的迁入，城区房屋激增，市政建设加快，主街延长至3000米，大小街巷增至35条。民国28年更将城垣全部拆除，城市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

辰溪县城范围在清末东迄祥云庵，西至柳树湾，北起罗家巷，南到沅水河岸，面积为0.98平方公里。“自抗战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目前工厂林立，纵横10余里。”城区东北延至七里台，南到大路口、南庄坪，西至麻田村，规模扩至1.45平方公里，成为沅水中游的工业中心。

慈利在清末计有28条街巷，被长639余丈的城墙分为城内街道和城外街道。民国建立后，拆毁城垣，修筑了西起观音桥，经水西门、观音阁，从文昌阁东侧横穿大街，沿大操坪抵河岸，环东南而兴的环城马路。经抗战时的营建，城区有所扩大，到1949年城区面积增加到0.4平方公里。

乾城在民国11年其城区东起万溶江岸，西至杨氏宗祠，北达校场坪，南抵鳌头陂隘门，面积2平方公里，建成区0.4平方公里。1947年，建成区增至0.5平方公里。1949年，城区及近郊面积3平方公里，建成区0.6平方公里。

晃县是“湘省最西的一个边城……面积已经很小”。抗战爆发后，晃县一改战前“荒凉冷落”的境况，“茶楼酒肆，饭馆旅舍，俱以现代姿态出现于路侧”，并不断沿公路向外扩展。

镇远在清季民初，“为黔省东部大县，街道一公里有余”。民国25年修筑马路，拆除城内“昔建有牌坊六座”而分为六牌街。抗战时期，镇远沿着战前开通不久的湘黔公路不断突破城墙向外发展，规模日益扩大。“所有她的精华，都荟萃在公路的两旁。在酷热、喧嚣和沉闷交织而成的氛围中，新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的起来。……这些建筑物，因适应事实的需要，沿着公路，尽量地、不断地在向西扩展之中，将一个带状的长街，拉得更长了。”

印江直至民国33年才拆除了清定门至玉华门的石墙，突破长仅512丈的城垣，向外扩展到城西南部的马路街、西街和下河街，形成了43条规则不一的小街巷，城墙基也成为街道。城区面积在1949年增至0.34平方公里。

石阡城区规模亦比清代有所扩大，但也只有1.56平方公里。

总的来说，武陵山区多数城市在民国时期突破了清代城垣的限制，沿公路上下扩展，规模日渐扩大。但仍有凤凰、龙山等少数城市受地理、交通、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而囿于明清城垣之内，以至于抗战时期文人仍将其形容为“万山丛中的一个小小的城池”。

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不仅城区范围小，而且人口规模也不大。德江“城区共有六百多户”。务川“县城内有千户人家，共五千余人口”。印江县治人口只有4120人。凤凰城区人口仅8000余人。10虽然部分城市在抗战时期因中东部人口大量迁入人口激增，如辰溪人口猛增至近10万人，但随着战后暂居于此的人口东返，1949年辰溪县城仅余9000人。镇远等城市亦是如此。

三 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变

武陵山区处于内陆腹地，自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并在国家制度的安排下，城市关联度日益增强，城市规模体系、行政体系和市场体系初步形成。民国时期，随着近代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变迁，其区域城市体系亦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对后世武陵山区城市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区域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的变化。一般来说，边缘地区城市的规模发展与其所在地理单元、国家政策、距离中心城市远近、经济发展程度和是否处于商贸交通节点上等要素存在密切的关系。那些居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国家政策支持，且靠近中心城市和域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其规模一般比域内其他城市大，呈现出规模差异化发展的特征，并逐渐形成以规模较大的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规模体系。武陵山区城市发展亦是如此。以下以鄂西南武陵山区城市为例说明，恩施作为鄂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在晚清时城区面积为0.5平方公里，有街巷23条；民国初期，城区继续缓慢向城墙外发展，直至1938年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经时任省主席陈诚所实施的“建设三民主义新湖北中心——恩施”的推动，城市不断沿巴石公路向舞阳坝、土桥坝等地拓展，主城区面积扩大到0.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猛增至4万人左右。而本区建始县城在1949年仅有6条街道、4800人。巴东县城由晚清时一条长约1华里的独街经抗战时期县城建设，到1949年城区面积拓展至0.4平方公里，人口增至6240人。来凤城区面积约1平方公里，仅有五街十巷。五峰县城建成区则为0.4平方公里，建有街道6条。咸丰“街道甚为狭小”，虽在20世纪40年代进行了规划建设，但全城也只有南正街、南支街、中山路、中正路等数条街巷。县城人口仅为2467人。宣恩县城直至1949年城区用地规模才扩大至0.38平方公里，城内居民仅230户、980人。长阳县城大体维持在晚清的水平，人口不多。据民国32年统计，城厢居民仅为1604户、9735人。这样，鄂西南地区便形成了以恩施为中心的区域城市规模体系。湘西、黔东、川东南武陵山民族地区亦按地域形成了相应的城市规模体系。

城市规模差异化发展为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县制改革、规定城市规模等级提供了客观依据。1934年，湘鄂黔三省根据《县组织法》将武陵山区城市“按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财赋多寡分为三等”。这在制度上明确了各省所属武陵山区城市的规模等级结构（见表2）。

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武陵山区城市规模发展的差异性比1934年更为显著。基于施政的需要和地区差别，20世纪40年代末，湘、鄂、川、黔四省分别确定了包括武陵山区在内的本省城市的等级（见表3）。这更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武陵山区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客观情况。

其次，区域城市行政体系发生变迁。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政治行政推动力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无一城市例外。武陵山区城市经过民国历次县政调整，按照行政区划分别形成了以省会为核心的区域城市行政体系，并对现代武陵山区城市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初肇，北洋政府推行道县制度，湘鄂川黔四省据此并结合城市规模，先后对所属武陵山区城市进行了行政级别改革，形成了“省会—道所在城市—县级城市”的城市行政体系（见表4）。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了道县制度，在武陵山区施行《行政督察专员条例》,形成了“省会城市—督察公署驻地城市—县级城市”的城市行政体系（见表5）。这一城市行政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为现当代武陵山区城市行政体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区域城市市场体系的演变。经济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内动力。在经贸及其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市场通过看不见的手将处于商贸节点上的每座城市按照经济体量和辐射力大小的原则配置于不同的市场层级，从而形成以一座或数座城市为经济中心的区域城市市场体系。作为联系中国东中部和西南地区中间地带的武陵山区，因域内缺乏经济中心城市而成为武汉、重庆等城市的市场腹地。在民国区域市场体系发展过程中，武陵山区因抗战爆发经历了从作为上海、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的基层市场转变为重庆、贵阳等区域中心市场的腹地的变迁过程。

抗战前，武汉、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门户城市，扮演着区域中心市场的角色。它们通过长江及清江、乌江、湘江水系（沅江、澧水）等支流，将武陵山区城市纳入其市场辐射范围，使之成为重要的基层市场。晃县为“湘西之门户，湘黔两省交通之枢纽，循沅江而下，可抵桃源常德”，下达沪汉。镇远“水运东通沅江可直走武汉三镇”。松桃“与川湘毗连，是黔东的门户”，“水运有河流会渚于长江，船舶直达常（德）、（武）汉，输出以桐油、木材、五倍子、柑橘为大宗，输入以棉纱、布帛、杂货为多”。鄂西南、川东南及部分黔东武陵山区城市则通过长江、清江、乌江与武汉、重庆建立了密切的市场联系。这样，武陵山区在抗战前以水道为纽带形成了具有本区域特色的城市市场体系（见表6）。

抗战爆发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沦陷阻断了武陵山区城市与武汉的经贸联系。于是，武陵山区城市便与战时迅速崛起的重庆、贵阳等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川鄂、川湘、湘黔、川黔等战略公路和玉秀、桂穗、遵思等干支线公路所组成的“自湖南通四川、贵州、云南”的“西南公路网”,建立起密切的经贸关系。武陵山区城市将山区所产桐油、猪鬃等原本转销至武汉的物产转运至重庆、贵阳等城市，从而形成了武陵山区战时城市市场体系。铜仁“自湘黔公路通车后，因公路经铜南晃县而入黔，各种商品，除一部分仍由水道运输外，其大部分则取道公路……而以前向被人漠视之晃县（俗名龙溪口），商业却日趋繁盛”。镇远“从湖南输入本（贵州）省的货物，须在这里起岸……为黔东省商务上的吞吐口”。这些湘西、黔东城市便依托湘黔公路及支路与“今绾毂西南五省之交通”的贵阳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市场体系。“抗战期间西南各省地往来，贵阳成为必经的孔道。例如由长江下游至陪都重庆的路线，自宜昌沦陷以后，大多数的客运与货运，都取道湘西的公路经由贵阳。”贵阳便成为湘西、黔东武陵山区市场体系的中心城市。重庆成为陪都后，迅速发展为西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不惟为川省第一商埠，且为黔、滇、陕、甘等省货物之集散地。”它通过长江航道和川鄂、川湘、川黔等公路将部分武陵山区城市直接纳入其经济腹地，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城市市场体系（见表7、图2）。

在武陵山区城市市场体系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尤其是民国县政改革和抗战时期武陵山区现代交通的发展与重庆、贵阳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大部分武陵山区城市与武汉所建立起来的直接的经济关系，使之成为重庆、贵阳的经济腹地，且日益稳固。这一市场体系后随武陵山区与贵阳、长沙、武汉等省会城市和重庆之间交通的改善而有所变化。特别是在行政制度和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断提升对市场需求扩大的双重推动下，武陵山区城市按照行政区划分别成为其所属省份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的辐射市场，而无法也不可能培育出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尽管武陵山区城市彼此间还普遍存在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已然无法形成一个层级有序的市场系统，而只能是一个条块分割的分散型市场体系。这最终制约了民国时期及现当代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整体化发展。

总之，武陵山区城市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其数量增多，城市规模有所扩大，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城市体系。但这一城市体系受中国城市发展政治优先原则和山区地理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发展成为一个统一、完整且层级有序的城市群体，最终只能分别成为其所在省份以省会城市或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中最低层级或次层级的一环，且在所属省份中发展较为落后。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与武陵山区城市长期碎片化发展的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王肇磊，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