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家与个人的相互形塑

通过将“个人”带入国家、市场、社会的宏大分析框架，本书试图对单纯的社会学分析范式，做出一些社会心理学的延伸。在此，“个人”的引入并不完全等同于行动社会学所强调的行动者的回归，而是希望通过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工具对其加以丰满，并贯穿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使都市运动的案例更清晰地呈现出两者之间相互形塑的过程。在此，当前正在发生的都市运动的实践与中国独特的转型进程关联起来，定义为由行动者发起的对国家—个人关系的调整，以推动尚未变化的社会心理结构与业已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契合相适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以行动和实践为载体，经由行动者的主体性的生成而实现。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水平和对社会转型的关注，本书将“行动者的主体性”生成的讨论拓宽至几个不同的分析层次——自我边界的固化、公民的生产、社会的生产以及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这几个层面在逻辑上是清晰的，可以从自我构念的转型顺次推理而出，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交织融合、牵扯分化、盘旋上升的状态，充分展现了当前都市运动中的复杂状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弥补了现有社会心理学研究过多依赖于实验方法的不足。实验法导致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普遍关注个人及人际，至多拓展到最简群体、小群体研究，而很难做到对大群体的观察和分析，更难以将群体放在复杂、真实的社会情境中，讨论其与宏大的社会背景的关联。因此，作为一项汲取了两种视角养分的研究，本书也希望可以在两者之间架起一条通路，共同面对转型的关键议题。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述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城市奇迹何以发生，后半部分讲述公民的生产何以在因拆迁导致的集体维权行动中发生，两者构成一个相互呼应的过程。

全书的导论部分围绕为何研究都市运动和如何研究都市运动两个问题，阐述了本书的研究背景、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及主要概念。本书秉承“社会转型的运动视角”，借助都市运动的案例，实则研究中国独特的转型进程，以区别于西方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所源起的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引入社会心理学视角，使本书对转型的关注，除通常的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之外，还涉及微观的社会心理结构（自我构念）。因此，转型引发的失衡在本文中具备了第二重含义——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之间不再契合，或曰，国家—个人之间原有的因应机制被破坏。国家—个人关系作为本书的核心分析概念，包含国家形态、个人形态和两者之间的因应机制这三层内容。以这一概念为切入点，本书正是致力于打通社会转型的这两个层面，在对“城市奇迹何以发生”和“公民何以生产”这两个具体问题的回答中，展现国家与个人在转型过程中的相互形塑。

在本书的理解中，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不仅来自于国家主导的社会结构变迁，还来自于由个人推动的社会心理结构转型。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是底层对转型带来的“双重失衡”的回应，其实质是对国家—个人关系从传统的“吸纳型”到现代的“平等型”的重塑。这个重塑过程以当前各种民众抗争和都市运动为表现形式，经由行动者的主体性在实践中的生成而实现。因此，本书所理解的社会转型，还包含着一个“主体性”从缺失到生成的过程。将社会心理学范式的分析水平引入，本书将“主体性”的生成具体化为“自我边界的固化”、“公民的生产”和“社会的生产”，这几个层面最终在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中得到统一。

此外，本书还强调，转型的起点和终点所连接的这两套国家—个人关系体系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且国家与个人力量对比悬殊。因此，主体性的生成，亦即“公民的生产”，体现为一种新的于旧的之中被包裹着、艰难地生长的“嵌套式”结构。这是一个“在顺应中推动转型”的过程，既回应了都市运动当前面临的“两难困境”，又符合当下“渐进式”改革的现状，且关联着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延续的治理形态。

第一章至第六章为本书的主体部分。第一章以一个诉讼代表的个人维权历程为线索，从个人诉讼、分诉集团诉讼、万人集团诉讼及后续举报几个层面，展现了城市化背景下，围绕房屋拆迁中的土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的具体形态及其实践过程。透过这一个案描述，本章试图对国家构造房地产市场之初，个人是如何受到来自国家与市场双重力量的挤压，随后又是如何应对，以及应对过程使个人产生了什么变化，社会的力量是如何被引入等，给出一幅直观的画面，对此的分析解释将贯穿全书。

第二章和第三章将讨论的焦点汇聚到社会结构转型中占据先机和主导的一方——国家。第二章“城市的政治”，以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城市住房领域体现出来的大一统的国家从合一到分化的过程，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与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之间从相适到失调的过程。

第三章“土地的奥秘”以旧城改造冲突最为尖锐的土地问题为着眼点，力图比较全面、完整地展现地方政府经营城市（即空间和土地）的逻辑，以作为原本相适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之间在转型之初出现失调的一个例证。为资本而生的城市开发嵌入大一统的国家的制度、文化和权力框架中运作，为我们勾勒出市场诞生之初的轮廓。

第四章到第六章将讨论的焦点重新拉回我们更为关注的个人，或曰行动者，试图辨析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变化——国家引入市场机制、分化经济职能——之后，底层如何推动相应的社会心理结构转型。通过辨析法律层级，建构权利话语，并以行动为自我赋权的实践，行动者在区分国家情境、辨析市场边界、形成社会联结的维权行动中，不断致力于对国家—个人关系的重塑——将其从传统的“吸纳型”向更为现代的“平等型”转化。

第四章“国家的拆分”是全书中的一个转折章节，将视角从“城市奇迹”的铸就者，即地方政府切换至在维权行动中被逐步锻造的公民，展现出双方在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结构之间失衡时的不同逻辑。面对业已分化的社会结构，地方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和持续的增长效率来自其对“吸纳型”国家—个人关系的继承，是一种维续“合一”的逻辑；而面对由此导致的权力与资本的双重挤压，行动者发起的维权抗争，则在于引入一种“分化”的逻辑，体现出向“平等型”国家—个人关系的迈进。

第五章“公民的锻造”，借用社会心理学中“自我边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更详细地展现了新兴的“平等型”国家—个人关系是如何在处处受制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下，经由行动者对分寸尺度的精确拿捏而被小心翼翼地构筑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我边界的 ‘选择性固化’机制”。行动者们以法律为武器，建构出“实践式”公民理念，将每一次维权都转化为对自身公民资格和权利的宣称，才得以从被默认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权力中找到自下而上自我赋权的可能，以对自我边界的逐步固化推动国家—个人关系不断从吸纳、服从转变为独立、平等。

第六章“社会的生产”再度把分析层次拉回到较为宏观的层面，讨论经上述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带来的公民，如何独特地形塑了当前的社会（自组织机制）形态以及维权的抗争逻辑。两套国家—个人形态之间的张力贯穿始终：一种是不断挑战既有制度、建构抗争空间的力量，基于公民主体性的生成和社会联结的形成；另一种是不断被既有制度形塑，为维权行动提供合法性的力量，基于传统的主体性缺失的个人对国家的内化和呼应。行动者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精确拿捏，既展现了当下都市运动在实践中的复杂局面，也体现了由底层发起的“在顺应中推动转型”的举步维艰。

结论部分“再造城与民”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在对中西方不同变迁历史的概述下，重申了本书借都市运动以研究社会转型的基本立场，并回顾了引入社会心理学视角以后凸显的“第二重失衡”，提出面对转型过程的国家—个人关系分析框架。此外，结论部分还将行动者在本案例中对法在象征、文本和实践三重意义上的全面拓展做了总结。法律在此体现出一种实践的、力的概念，成为连接转型起点和终点这两套不同的国家—个人关系的过程。最后，总结了本书存在的局限和今后可能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