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业和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19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步形成的中国现代经济部门，肇于外国人的创办”。清末的自强运动启动了工业化的第一个浪潮，民国初年迎来了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业化出现了一个高潮。1927～1937年，还一度出现工业化的高峰。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晚了一个多世纪，西方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劳工问题在中国并未消减，反而因列强的经济掠夺和中国工业生产力低下等种种原因而愈演愈烈。同时，中国劳工群体的生存状况远较国外恶劣，急需实行新型的社会保险制度。

一 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工业化成为催生社会保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近代工业发轫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开设的工厂。随着通商口岸城市的增加，外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到1900年，英商投资的祥生、耶松船厂合并时资本已达白银577万两，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外资企业。同时，外商还建立了自来水厂、煤气厂、发电厂、电话公司等一批公共设施。还有一部分外商投资于缫丝、制茶、制糖等轻纺工业和中小型加工工业。1894年前，全国已有外资开设的工厂103家。《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直接开设工厂，在此后的20多年里，外商在华投资办厂的速度迅速增加。

外国资本的涌入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外国资本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了沉重打击，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方面，中国城乡商品经济则深受其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客观的条件。晚清政府于19世纪60～90年代进行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形式，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等，一些大官僚还陆续开办了20多个工厂，投资约1900万元，主要是为军工服务的采矿业、炼铁业、纺织业和交通运输业，雇工约2万人，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企业。70年代起至甲午战争后，一些商人、地主投资于缫丝、棉纺、面粉加工等轻工业和煤矿业，创办工厂约100多家，资本总额达到500万～600万元，雇工约3万人，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当时著名的有继昌隆缫丝厂、大生纱厂、茂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洋务运动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业化的浪潮，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1911年，全国共有近代工厂615家，资本总额为23258万元，其中中国人开办的工厂为521家，资本为13232万元，占总资本的56.95 %。其中民营工厂为419家，资本为8855万元，占总资本的38.12%。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厂为66家，资本为4377万元，占总资本的18.84%。外资工矿企业为94家，资本为7247万元，占总资本的31.2%。中外合资工厂为36家，资本为2753万元，占总资本的11.85%。

民国以前，“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就其发展状况而言，显得极为有限和不协调，并与外国人在华发达的现代工业形成鲜明的对照”。民国时期，中国的工业有了较快发展。1914～1924年，工业迅速发展，其中，1912～1920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特别是1927～1937年，我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浪潮，经济年均增长率约8% ～9%，对资本主义商业化、都市化、农业专业化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民国初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长期以来束缚人们的“重农抑商”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投身工商实业的人士显著增加，工商立国、强国富民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北京政府也顺应历史要求，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法令，为中国现代工商业的初步发展扫除了障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俄各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外在制约因素有所缓解，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难得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工业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纺织、缫丝、面粉加工、制糖、炼铁等工业部门都涌现出了许多工厂，而尤以棉纺织工业发展最快，规模最大。近代工矿厂家数由1911年的562家增加到1927年的1897家。1927～1937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据统计，1928～1936年，工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由1921～1928年的7.3%增长到8.3%。1936年全国工业产值为122.74亿元，比1927年的67亿余元增长83.2%。

与工业的发展相伴随的，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肇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通商，如广州、上海、武汉、天津等。民国时期工业化推动了城市的新发展，除南京、北京、广州、重庆等政治中心城市之外，在交通枢纽和工矿业中心出现一批新的城市，如泉州、厦门、郑州、石家庄、唐山、焦作、南通、无锡等；传统的省会城市开始向近代城市转变，如成都、长沙、西安、昆明、太原、贵阳等。如表1-1所示，1919年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140个，到1936年增加到191个；还出现了1个人口在25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上海。包括特大城市上海在内，11个人口在50万人以上的城市还有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香港、杭州、青岛、沈阳等，它们都是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其人口数占全国城市人口总数的35.5%。

二 现代社会转型使劳工问题日趋严重

中国工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劳动方式，也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催生了较为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19世纪末，外国企业中的中国产业工人大约有10万人。到1919年，全国所有产业工人为260万人，其中铁路工人16万人，邮电工人3万人，工厂工人83万人，矿业工人70万人，建筑工人40万人，搬运工人30万人，海员15万人，汽车、电车工人3万人。1927年前后，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加起来，已达1500万人左右。虽然较之全国人口来说，劳工群体所占比例不大，但是，他们集中在沿江沿海的大中城市，和现代工业生产紧密相连，是中国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新生力量。其状况如何，颇受人们关注。

由于中国现代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环境恶劣，工人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劳工群体的处境十分悲惨。

其一，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北京政府时期，为强化劳工管制约束，在中外纺织厂、缫丝厂中还盛行着定期卖身的包身制。许多农民家庭的12～15岁的女孩子成为包身工，虽然由包工头供给衣、食和住宿，但2～3年的全部工资归包工头所有，生死疾病也听天由命。她们每天要从事长达12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稍有不慎就要遭受监工的打骂和凌辱。她们没有人身自由，上下班均有人押送，下班后一律关在宿舍不得自由进出，甚至不让亲友探访。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刻画了日商纱厂包身工“芦柴棒”的典型形象，愤怒地指出：“在这千万被饲养者的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烂熟了的技术、机械、制度，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下的奴隶！”

其二，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中国劳工群体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左右，其中还包括大量女工、童工。“上海和武汉的纱厂工人，40%是小女孩，40%是女人，只有20%是男子”，“每天，孩子们工作12个钟头到14个钟头，中午都不停工。锭子一刻也不停的转动，就是在一群小孩匆匆的跑去，替自己和她们的同伴把那从家里带来的小小的一篮子饭拿来的时候，也不停止。人吃着饭，同时留心着弯轴继续的转动，梭子继续的来往和纱线继续的伸展。绒毛和尘芥落在筷子上，黏着在饭粒里面”。中国劳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长，而且全年休息时间极少，一年中的假日主要是春节、端午和中秋。据开滦煤矿1919～1920年每年工作日统计，各矿工人全年的工作日数为：唐山矿为349日，林西矿为354日，马家沟矿为351日，赵各庄矿为355日，几乎全年都在工作。

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中国产业工人的分布状况，从行业来看，主要分布在铁路、矿山、邮电、纺织、造船以及面粉加工、搬运、建筑各业，其中矿工、纺织工人的工作环境最为恶劣。一般厂矿基本上没有安全和卫生设备。纺织工厂也缺乏通风、降温、保暖和除尘等劳动保护措施，纱厂工人在潮湿、噪声和灰尘中长时间工作，肺病是纱厂工人的常见病。上海曾于1920年在工厂集中的杨树浦设立上海工业医院，专门诊治该地区各厂患病、受伤的工人。该院诊治情况显示，工伤尤其是童工的工伤比例较高（见表1-2）。在地下工作的煤矿工人更惨，不少煤矿的巷道没有或仅有极少的支架、排水和通风设备。开滦煤矿巷道里“大路阔十一尺，高十尺，途中黑，没灯火及种种设备，非常泥泞，路旁有水沟，水深过膝。路中设轨，用骡马运煤。小路阔只七尺，高只四尺半，走时须俯伏行走。顶和两旁用木柱上撑，身首偶触之，煤块纷纷从上下坠。工作的地方非常狭窄，且煤层向上斜坡，矿工赤身涂炭，屈曲如猬，借一点灯光，在内工作。这种情况，看见的都要想这是宗教里的地狱，而非人间”。煤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据抚顺煤矿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一年，坑内外工伤事故达4724次，死伤4799人。资本家视工人生命如草芥，没有丝毫保护工人的意识。1931年2月13日，“抚顺煤矿因设备欠佳，矿穴硫磺燃烧，日技师立封锁矿洞，华工在洞内死亡三千人”。工人的悲惨际遇可见一斑。而且，工人死亡很少有抚恤，即使有也数目极少。开滦煤矿拉煤的马死一匹要损失60元，而工人因公致死却只给抚恤金20元，“人命一条不如一马”！

其三，收入低微，生活无所保障。中国劳工的工资，20年代一般日工资为2～3角，最高为5角，最低只有1角多钱。只有少数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在1元左右。至于女工和童工的工资则被压得更低，一般女工工资低于男工的1/3或1/2，童工约为成年男女工的1/2到2/3。中国工人不仅名义工资低，实际工资水平更是随着物价增长而降低。有学者统计，以1913年的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为100，到1919年，上海的物价指数为138.4%，汉口为250%，广州为132%，天津为166.7%；而各地的工资指数却分别只有123.1%、220%、105.3%、133.3%。工资的增长赶不上物价的攀升，再加上厂矿主克扣、拖欠工资，或币值紊乱、货币贬值等原因，工人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

与传统农业社会宁静的乡村生活相比，城市劳工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更大，能得到的保障却很少。中国传统保障体系中，家庭、宗族承担着对个人生老病死的保障。“驯至施政视巨室之好恶，亲属有连坐之条律，族学家塾，自施教养，祠产宗会，互通缓急，凡在族制谨严之地，家庭俨为社会中心，而形成政治教育法律经济上之一切活动之单位。”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农村小农经济的破产加剧，一部分农民被迫来到城市谋取生活机会，家庭和邻里关系逐渐淡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产工具，成为新的产业工人，工资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微薄的工资和飞涨的物价使他们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赡养老人更成为一种沉重的生活负担。另一方面，他们本人在遇到疾病、工伤、失业等问题时，家庭就要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

劳工群体在恶劣的环境中，长时间透支劳作，却要以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一旦因失业、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工资便无法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的反抗行动不断出现。“劳工的觉醒，不像许多人所说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而是另有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种种原因。现代工厂迅速增多、旧式手工业中盛行的师徒制度的淘汰、辅币的泛滥以及生活费用的迅猛增高，无一不驱使工人们联合起来，要求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劳工群体通过有组织的罢工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据统计，1918～1926年，中国劳工共进行了1232次罢工，每年平均罢工次数为187次。进一步细分罢工的情形，涉及生活困难、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次数分别为75次、443次；反对苛刻待遇和工头的罢工分别为73次、66次；表示爱国的罢工有189次。不难看出，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榨、人身虐待以及群众运动。在工人进行的这些罢工中，涉及生育、疾病、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要求的可以说屡见不鲜。例如，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是“女工分娩前后，厂方需给假4星期，休息期内，以活工计算者，每日给生活费洋4角；以月计算者则照原有工资发给”，并得到了厂方同意。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提出的要求是“工人在受雇期内受伤不能工作，应由局中担任医药费并酌给津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要求是“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两局须抚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终身发给”，也得到路矿当局的同意。武汉印刷工人也提出“（工人）死亡及残废，均需由工厂抚恤，其数目由工会与工厂协定”的要求。这些要求，“已由纯粹之经济需要，转而注重社会待遇之改良，要求规定公平之劳资关系，改良生活状况及雇佣条件矣”。

随着劳工群体改善待遇的要求不断被提起，加之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广泛关注，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已越发迫切。抗战前夕，有学者指出：“经济建设日进一日，工人数量日增一日，此后广大劳工群众生活之安宁与否，直接关系于工业生产者至巨则随此必然之趋势，将有如欧洲各国之社会保险制度出现于中国，亦不过时间之问题而已。况中国工人团体，已有社会保险之要求乎！”同时，地方政府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吁请，如1943年2月，甘肃省社会处针对本省各煤矿工人大多是手工生产，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常有伤亡发生；而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甘肃分局的保险业务又因商业性质追求利润，不愿办理煤矿工人保险，“煤矿工人彷徨无门”，提请社会部提前举办社会保险以谋劳工福利。所有这些都表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