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国民政府与战后香港问题

香港是近代中国的起点之城，其历史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如何处理香港问题成为一把重要的政治标尺，通过它可以衡量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在破除不平等条约之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民国以降，战乱频仍，政治生态愈加复杂多变，民意舆论暗流汹涌。对于标榜民族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国民政府而言，在香港主权问题和涉港事务上的作为既是其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凭据，也是外界评价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20世纪40年代，历史为国民政府提供过一个短暂的契机，昭示了香港命运的多种可能性。

太平洋战争结束，传统大国势力衰微，新兴大国勃然崛起，世界逐渐走向以美苏两极格局为主要特征的冷战时代。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主轴是尽可能恢复战前在华利益，这主要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战时签订的平等新约所构成的中英关系的条约框架；二是英美关系、中美关系的相互作用，美国对华政策与英美在华利益格局；三是国共两党从政争到内战的中国政局演变进程。在与国民政府的交涉中，英国对国共之争秉持“不干涉”立场，经过持续的观望和等待，最终选择“与胜利者合作”。

而香港问题在战后中英关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英国而言，世界大战撼动了这个昔日殖民帝国在远东的地位，加上民族独立运动的推波助澜，“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已成为不可阻遏的历史潮流。虽然“日不落帝国”无可避免地被迫从向欧洲回缩，但香港对英国来说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继续维持在这里的统治是战后英国重返远东最重要的动机。对中国来说，国内外政局的复杂发展和走向将其命运卷入内政与外交的纠结缠绕中。名义上为“四强”之一的中华民国，在雅尔塔体系阴霾笼罩下，内外矛盾层层叠加，国民政府试图以中美同盟为基础，在解决国内冲突的同时，力图兑现和巩固太平洋战争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以彰显其维护主权的“强国形象”，挽回在国共政争与内战中日益颓落的地位和威信。由此，在“非殖民化”世界历史浪潮的冲击下，在外力与内争交互作用的夹缝中，香港问题凸显出来，并被纳入战后中英两国的外交弈局。

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尚未有学人将战后国民政府与英国关于香港的交涉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进行研究。本书择取的正是这一时段——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问题在此期间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就香港主权问题而言，战后国民政府作为有限，无果而终，而这一“失落”的结果似乎掩盖了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政治家常常看重结局，历史研究者却往往关注过程，笔者的研究兴趣即在于怎样的过程导致了这样的结局。本书正是集中于这一问题意识：1945～1949年间，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角力是如何展开的，在国家实力、国际环境、制度结构、时代限定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又是怎样走向无果而终的结局。

在这里，有必要将1945～1949年香港问题的大致轮廓稍做勾勒。

国民政府开始认真考虑收回香港的可能性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对德日作战中屡显颓势的英国于1942年10月发表声明，表示愿与中国谈判立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重新订立相关条约。国民政府正欲借此解决香港问题，其策略是借英国有意放弃在华租界与租借地之机，力求在新约中加入归还九龙租借地（即新界）的条款，从而达到收回整个香港的目的。然而谈判中，英国态度强硬，拒绝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双方针锋相对，几陷僵局。最终国民政府让步，但中方以照会的形式提出中国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在中英新约搁置香港问题的情况下，英国政府为战后重返香港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国民政府亦对收回香港有所规划，双方战后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即是争夺在香港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按照同盟国的受降安排，香港本属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但英国坚持独自接收香港，由此爆发受降之争。中英双方都下达了向香港进军的命令，形势一度剑拔弩张。由于美国在关键时刻放弃支持国民政府，中国被迫妥协，中英双方达成协议，由一名英军指挥官以“英国政府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双重代表”身份接受日军投降，英国最终得以成功重占香港。

紧接着受降之争的是中英关于中国军队过境香港的交涉。在英军登陆香港一个月后，即1945年10月，集结在华南的中国军队越过粤港边境，由九龙搭乘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运输舰开赴华北与东北，约十万之众，历时一年有余。国民政府既利用此举调兵北上接收华北与东北，为即将到来的内战排兵布阵；又借此宣示对香港的主权，借军队过境之机强化对香港内部事务的影响。香港政府则势处被动，心存疑虑，竭力避免影响其统治。华军过境期间，中英之间虽达成相关协议，但由于军纪问题，风波时起，双方摩擦不断。此外，华军过境激发了香港民众的民族情感，影响了战后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

与此同时，抗战胜利后，为逃避政府的惩治，众多汉奸纷纷隐匿香港。由此，中英之间展开了引渡匿港汉奸的谈判，广东军政当局借机展开了在香港的“肃奸”行动。香港肃奸行动的本意为彰显国家意志，维护民族正义，强化国民政府对香港的政治影响。然而，汉奸身份认定随意混乱，肃奸机构及其人员因利益纠葛相互倾轧，香港政府对配合引渡口惠而不实，肃奸行动的目标由此发生了变异与扭曲。当肃奸行动屡屡触及其政治底线时，港府采取强硬措施，封闭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国民日报》。事后双方虽达成谅解，事态平息，但香港政府与香港国民党组织之间的隔阂与不睦难以消弭。香港复杂的政治格局在该事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战后国民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频繁“出手”对港府是一种政治压力，对于内地和香港民众则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剂。1946年下半年，香港和粤港边境接连发生军警与民众冲突导致粤港平民死亡的事件。其中，“王水祥事件”和“张添祥事件”是这一系列冲突中的典型案例。国民政府的介入导致事件善后演变为中英之间的外交风波，不了了之的结局进一步刺激了内地和香港民众的民族情感。而事件的影响也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氛围中发酵弥散，成为1948年中国内地大规模反英浪潮的社会心理诱因之一。

战后数年，基于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渐成香港华人社会的主流观念。香港民众在与港府发生纠纷时，往往以“祖国政府”为后盾，将利益诉求上升到政治高度，与内地收回港九运动遥相呼应，以此向港府施压。民众与港府在拆迁征地上的矛盾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1948年1月，港府强拆主权有争议的“飞地”——九龙城寨内的民居，引发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激烈对抗，由此中国内地掀起战后最大规模的反英浪潮。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掌控与失控直接影响到两国外交谈判的进展，官方的高调鼓动酿成广州抗议游行过火、示威民众焚毁沙面英国总领事馆的严重事件，平添城寨交涉的变数与波折，虽经历时一年的谈判，城寨事件终成悬案，无果而终。

尽管战后国民政府试图在香港问题上有所作为，但以条约形式固定其在港权益的外交成果屈指可数，1948年1月签订的关务协定即是其中一项。在字面上，这几乎是一个中国单方面受益的文件，然而，它的谈判和实施过程充满了波折。中英历经两年交涉，英方先在沿海贸易权问题上大做文章，协定签订后又以附图划界争议拖延实施；中方力争不懈，最终迫使英方妥协。然而，关务协定的实施遭到粤港工商界的共同抵制，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严苛的进出口管制与民争利、祸及营生。协定实施一年不到，时局已天翻地覆，1949年10月，九龙关响应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号召，宣布起义。1950年1月6日，英国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综上所述，受降之争、华军过境、肃奸风波、平民血案、拆迁事件和海关谈判构成了1945～1949年间香港问题的基本线索。在架构上，本书按照时间顺序，以上述六大事件为主干叙述铺陈，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将它们置于统一的主题下进行有机的串联，以点带面展现中英交涉一波三折的过程和香港跌宕起伏的历史命运。由于笔者学术水平和史料获取等方面的局限，本书侧重于对中国方面交涉策略与实践的分析和评价，立足于民国史、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史的学术领域。在研究方法与理论上，本书因循实证研究的史学方法，并注意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方法。

二 先行研究回顾

本书的研究内容分散在民国史、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史各领域之中，本着先因而后创的学术规范，有必要回顾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在梳理和总结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确立本书的庚续与创新。

（一）海外学界相关研究回顾

对于战后中英关系史以及香港史的研究，海外学人早于中国内地学界，研究成果也多以英文出版。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冷战格局下国际关系与中国局势的关注，关于战后中英关系史的两部英文著作相继出版，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曾任英国驻北京外交官的艾文·卢阿德（Evan Luard）在Britain and China一书中勾勒了1945年之后中英关系的大致轮廓。时任威尔士国际政治大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les）讲师的布里安·波特（Brian Porter）利用英文报刊资料进行研究，他的学术成果于1967年出版，着重探讨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内战的态度与决策。两本书的视野自然都是英国的，其兴趣点也在于评判英国对华外交的得失。由于当时官方档案文献尚未解密，作者只能依靠报刊、年鉴、议会辩论记录等资料进行研究，在史料方面有一定的局限。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香港问题，尽管未加详究，但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战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已开始进入学者视野。

随着英国政府相关档案的解密，战后中英关系史的研究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东亚事务的以色列学者谢爱伦（Aron Shai）利用1978～197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机会，查阅了英国国家档案馆（Public Records Office，现更名为The National Archives）刚开放不久的外交部（Foreign Office）、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相关档案。他于1984年出版的专著探讨了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7年《胡伯备忘录》（Hooper Memorandum）出台前后的中英关系。该书的后半部分着力描述战后英国重返远东的努力以及在香港受降问题、经贸关系等方面与中国的冲突和协调。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语学术界出版了多位华人学者有关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英关系史的著作。冯仲平在英国兰开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战后英国对华政策为研究对象，其博士论文以英国外交部、内阁档案为基础探讨了战后英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侧重于英国对华政策的发生与演变。旅美华裔学者相蓝欣则从中、美、英三国关系的角度探讨战后英美两国对华政策的分歧与协调。香港大学教授邓特抗（James Tuck-Hong Tang）则关注1949～1954年间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关于香港问题，三位学者虽着墨不多，但均有涉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至于香港史方面，一些西方学者的香港史论著或多或少涉及本书讨论的问题。英国学者安德葛（G. B. Endacott）20世纪50年代执教香港大学历史系，主讲香港历史课程，他对太平洋战争时期的香港以及香港政府与政治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一些思路。另外需要提及的是由弗兰克·韦尔什（Frank Welsh）撰写的英语世界最为详尽的香港通史。该书出版于1993年，运用英文资料，以全景方式勾勒出香港150多年的变迁。作者以英国视角为叙述中心，专注于英国如何统治、管理和应对变化中的香港，有关战后香港问题的一些观点亦颇具见地。除此之外，史维理（Peter Wesley-Smith）对新界问题的探讨也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宏观层面阐述了处在冷战和民族主义夹缝中的战后香港，促使宗主国形成了“新帝国主义”的统治模式，香港社会由此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嬗变。

香港学者关于香港史的研究成果对笔者启迪颇多。香港华人学者有研究地方史的学术传统，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等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对于战后香港问题，林友兰、王赓武、霍启昌等撰写或主编的香港史著作均有所涉及。值得一提的是执教于英国的香港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他在战后香港问题研究上颇多建树。20世纪80年代，中英之间以及香港社会关于九七之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讨论引发了曾锐生对1945～1952年香港政府一次夭折的民主化改革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于1988年以英文专著的形式出版。在该书中，曾锐生尤其注重香港与中国内地政局的互动，探讨了国民政府的涉港事务处置对港府民主化改革决策的影响。2004年，曾锐生出版了一本近现代香港通史的英文著作，在英语学术界影响较大，对于战后香港问题的研究亦颇有新意。此外，曾锐生还以通俗历史作品的方式发表了多篇涉及战后香港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其立论和陈述完全建立在作者对英国外交档案熟稔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较广的社会影响力。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是梁炳华和叶汉明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梁炳华在九龙城寨问题的研究上颇具功力，他通过研读大量中英官方藏档，重建了1899～1949年50年间中英两国政府有关九龙城寨交涉的史实。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叶汉明聚焦于战后香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她的研究以战后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工作和民主党派在港活动为重点，揭示了“殖民地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对国共政治斗争的深远影响。除此之外，执教台北大学的香港学者李朝津关注战后香港民众的民族情绪对外交事件的影响，通过对“王水祥事件”的个案解析，探究国民政府政治影响下的香港社会风潮。

台湾学者对战后中英香港交涉的研究多从民国外交史的视角出发，与本书在考察角度和问题意识上有所关联。李云汉、吕芳上等学者关注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交涉，从宏观的角度论述这一历史过程，兴趣点在于检讨国民政府的外交得失。陈进金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为基础，说详蒋介石对中英新约谈判的态度。吴淑凤考察了引渡匿港汉奸风波及九龙城寨事件和沙面事件，以此检视战后国民政府的香港政策，分析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对中英交涉的纷扰。

（二）中国内地学界相关研究回顾

20世纪80年代，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推动了内地香港史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学术研究的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别成立了相应的专门研究机构，组成了各有所长的研究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建了中外关系史第一研究室和第二研究室，第二研究室下设香港史课题组，由余绳武、刘存宽领军，刘蜀永、徐曰彪、张俊义、张丽等一批学者相继加入到香港史的研究队伍中。1980年代初，近代史所购买了一批英国外交部、殖民地部档案的缩微胶片。在中文官方档案文献匮乏的情况下，学者们主要利用英文资料进行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颇具学术水准和现实价值的论著。《二十世纪的香港》是香港史课题组的集体成果，采取专题研究与按历史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撰写方式，其中涉及战后中英香港交涉的部分由刘存宽、刘蜀永和张丽等人撰写，他们在梳理档案的基础上重建史实，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刘蜀永《九龙城问题始末》、张俊义《1948年广州沙面事件之始末——以宋子文档案为中心》等论文对有关史实进行了比较严谨的考证和重建，澄清了部分重大外交事件的疑点，本书从中借鉴良多。

粤港两地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广东学者对香港问题的关怀和研究与地缘因素有着较强的关系。1983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港澳史研究室，由金应熙主持。该室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的香港史”，形成了以邓开颂、陆晓敏、刘泽生等学者为主力的香港史研究团队。《粤港澳近代关系史》是一部颇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其中涉及战后部分，以广东和香港政局的相互影响为叙述框架，解读外交风潮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广东省内的高等院校亦有香港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设立了相关科研机构。1991年中山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成立，由许锡挥主持，先后参与香港史研究的教学科研人员有30多人；此外，暨南大学张晓辉亦有论著聚焦于战后香港的经济和贸易。党史学者袁小伦有多篇论著涉及战后中共在香港的活动。

除上述机构和个人的相关研究之外，内地史学界关注和参与香港史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少，其研究趋势与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息息相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1997年香港回归促成了内地学界两个香港史研究的高潮。陈谦平在战后中英关系研究领域建树颇多，《五十年代初期中英外交与香港》将英国对国共内战的态度与香港问题相联系，体现了作者打破事件区隔、贯通因果联系的史学意识。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以英国官方档案文献为基础，重建中英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的史实，详说英国重占香港的决策和实施过程。其他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论作还有赵佳楹《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斗争》等。

三 研究路径与史料运用

（一）研究路径

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大致可以为本书的研究确立定位、廓清思路。首先，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史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1945～1949年这一时段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尤其是相当一部分论著建立在运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集中于外交谈判过程的梳理，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起点。因此，在历史事件基本脉络大体清晰的情况下，本书试图进一步落实史实、细化问题和深入挖掘，还原历史现场。其次，前人研究大多因循两条路径进行：一是以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为线索，考察香港问题在中英关系中的起伏变化；二是从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去考察，检讨战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策略得失。基于政策层面对外交事件进行考察固然于研究来说较为便利，然而，相对静态的政策研判往往忽略了历史事件中非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因此，本书试图将制度结构、政局演变、社会生态以及外交事件中的偶发因素贯通，综合考量，复原“动态”的历史场景。再次，学界对于战后中英香港交涉多集中于外交个案的探讨，较少注意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这容易产生两个倾向：一是研究者由于所研究事件的时空所限，难免目光投射范围过于狭窄，可能会出现以偏概全、将旁枝末节误为历史主干的情况；二是在研究中较多注意中英双边关系中的香港问题，对影响历史走向的其他因素，如国共势力的消长、复杂多变的地方政局、民族主义裹胁下的民意与舆论、冷战背景下香港在国际竞争中扮演的角色等尚未有充分的把握，难以洞见其中的核心要素。因此，寻找各事件中的因果联系，以全局的观念把握这一时段的历史发展十分必要，这也正是本书试图解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先行研究成果在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上有所不足，随着近年来官方档案文献的陆续解密，笔者希望能够在前人基础上就这三个维度进行更加充分和深入的研究。

战后香港问题的主干是中英两国的关系，而中英交涉却是在两国多方、内力与外争的框架之中，受多重势力共同作用的影响。即便对于英国在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总督而言，如何定位自身的处境和权责，也仍然是一件模糊不清的事。1947～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在其回忆录中对香港的特殊性做出了如下表述。

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此我的见解是香港应该隶属外交部，而不是殖民地部；它的官员可以由殖民地部调往外交部，因为他们都有过行政上的训练……实际上，几乎需要向伦敦请示的香港问题都是外交问题，而我们却要去和殖民地部商讨；这样不但费时失事，而且对问题的基本了解也少了。

葛量洪的这段话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

一是香港“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1843年4月5日，英国政府以女王名义颁布《英王制诰》，即“香港宪章”（Charter of Hong Kong），明确地按照“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模式规定香港政府的框架。即香港作为“直辖殖民地”，区别于传统的“移民殖民地”，这是香港与其他英国属地的区别之一。而更重要的不同在于，香港自被割让起就一直处于祖国中国和宗主国英国的夹缝之中，两国间的关系和相对国际地位的消长直接影响香港的命运。民国以降，历届中国政府或多或少都在冲破旧秩序的束缚，努力争取晚清以来丧失的国家利权。尤其在民族主义浪潮澎湃的时代趋向之中，回归之前，香港虽在国际法上是英国属土，但这个法理基础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不平等条约体系”奠定的，而“不平等条约体系”在中国朝野的认知中，一直以来就是非正义的体现，因此不具备任何的“合法性”。所以香港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拘泥于国际法层面的约束，而具体落实到中英两国的实力与较量之中。另一个不同是香港的特殊地缘，体现在香港地理的“小”与“近”。“小”是指香港的地理面积小，只有1100平方公里左右；“近”是指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距离近，只隔一条狭窄的深圳河，香港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深受其地理环境的制约。在此之上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华人，他们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自我身份的判定上从未脱离中国与中国人的认同。由此，正如葛量洪所说，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就是与中国关系的问题。

二是香港政府与英国政府各机构的关系问题。法理结构上，香港总督是英王在香港的最高代表，享有至高权威。香港政府并不隶属于殖民地部，仅在相关事务方面接受其指导，在涉及香港的政策层面，殖民地部负责咨询、建议与协同决策。即便如此，葛量洪对这样的行政划分依然不满意，认为应当由港督和外交部共同处理香港事务。而在实际操作中，香港政府与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中英香港交涉中的重大决策几乎均由港督会同外交部做出，殖民地部的处境比较尴尬。

笔者以为，葛量洪只是揭开了中英香港交涉复杂性的“冰山一角”, “两国多方”的互动模式也许可以说明问题的实质。“两国”即指中英两国，“多方”包括交涉中对决策有影响的各方势力，呈现出中英两国外交当局、香港政府、广东地方政府、国共两党及其他在港政治势力等在多维层面上的角力。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多层次多方面的力量竞逐对交涉结果产生不同影响。图1-1试图展示战后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多层次交涉渠道，彰显“两国多方”格局的复杂性。

此外，外交虽是政府行为，但实际上民众与民意在外交谈判之中是一种“不在场的力量”。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中国政治生态最具权重的砝码之一便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民意舆论与民众运动。在此环境中，两者与对外交涉之间的互动值得探究。战后中国，外交风波常因小事引发，进而激起全局震荡，往往令执政当局进退失据，猝不及防，以致威信扫地，民心渐失。非一句“国力衰弱，政局不稳”所能诠释清楚。一个政权的崩溃，是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失败所致，且两者互为因果。民国时期，外交之胜负往往被置于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大语境下，并不完全以国家利益的得失为尺度，舆论观感与民意倾向对评判外交胜负占有极大权重，这更增添此一时段历史研究的复杂性。

（二）史料运用

本书以对外交事件的考察为主轴，档案史料的运用是支撑历史铺陈的基础。有关战后中英香港交涉的中英官方藏档的情况大致如下。英国政府相关档案已于20世纪70年代逐渐公布。现存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内阁、外交部、殖民地部等相关机构的档案，除九龙城寨事件等少数档案未全部解密外，均已公布。与本书研究密切相关的殖民地部档案CO 129系列和外交部档案FO 371系列已由该馆制作成缩微胶片，海内外有关研究机构均有购买收藏。香港历史档案馆（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收藏了港英时代香港政府的官方档案，内容多偏重于香港地方事务，少数涉及外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的相关档案分散于行政院、外交部等机构全宗之中。2002年，该馆从馆藏档案中选择有关香港地区的文献编制成缩微胶片档案专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香港地区档案史料选编》，内容涉及民国时期香港地区的政情、社情及内地驻港各机构的活动等，对于研究战后香港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广东省档案馆典藏的“广东高等法院档案”“广东省侨务处档案”和“九龙海关档案”涉及战后粤港关系、匿港汉奸引渡与审判、华南走私与关务协定谈判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除中国大陆地区外，台北“国史馆”典藏的“行政院档案”与“外交部档案”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的“外交部欧洲司档案”中收录了相关文献资料。本书使用的未刊官方藏档主要来自上述5个档案馆。

近年来，中英文相关档案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外交事务文件集》（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该文件集自英国外交部与驻外使领馆之间往来文电编辑而成，其中战后远东卷册有大量涉及中英关系的档案文献。惜编撰者多选取英国驻华使领馆有关中国内政的报告材料，较少涉及中英之间的外交事件，但该文件集仍然对本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民国档案》上先后刊布了1948年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期间驻英使馆与外交部之间的往来文电和战后各地民意机构呈请中央政府收回港九的相关文电。另外，广东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亦编辑出版了一批档案文献选编，其中包含有关战后初期中共在香港活动的史料。

就本书的研究内容而言，报刊作为史料的重要性不亚于官方藏档。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涉游走于公开与隐秘的边缘，公众意志需要通过舆论得以体现与宣泄，政府当局亦试图引导舆论以利自身。报刊不仅是外交事件的报道工具，亦是朝野间各种势力在外交博弈中的舆论载体。《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报纸对香港问题有着敏锐的新闻触觉，对战后香港的重大事件均有报道。而香港本地报刊更具研究价值，抗战结束后，香港报业日趋繁荣，《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香港大众报纸担当了历史现场记录者的角色。另有一类报刊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它们刊载的消息与评论亦体现了该报背后势力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报刊对于相同的事件往往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得出迥异的结论。例如，《国民日报》是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机关报，而《正报》《华商报》《群众》等报刊与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这些报刊不仅仅提供了史实的记录，亦反映了香港特殊政治氛围中内争与外力的交错景象。因此，如何解读报刊史料，在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以接近真相亦是撰写本书时笔者注力之处。

历史的“现场感”往往存于历史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中。亲历战后中英香港交涉的中外历史人物为数众多，相关个人文献浩如烟海，难以搜罗穷尽，但日记无疑是最有价值的史料。已刊私人日记中，《陈君葆日记》和《王世杰日记》较有价值，前者是香港大学教授，日记部分内容即作者所亲见的战后香港社会；后者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直接参与了战后中英香港交涉，他的日记是外交层面决策细节的丰富展示。已出版的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及口述历史资料亦相当丰富，难以一一详述，试举重要的略述如下。第22任港督葛量洪的回忆录涉及香港政府重大决策的酝酿细节，作者比较坦诚地叙述了自己的心态以及相关事件的决断内幕。顾维钧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其回忆录的相关章节详细记录了中英新约谈判和香港受降之争的交涉过程。近年来，封存多年的张发奎回忆录得以公开出版，张氏曾在战后执掌华南军政大权，他的回忆录反映了战后广东政局以及粤港关系的一些情况。张发奎的部下李汉冲曾多次参与广东军事当局与香港政府的交涉，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本书试图以中英两国官方相关藏档为叙述、立论基础，追溯交涉谈判的内幕，挖掘相关事件的细节，并参照和比对报刊、日记、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力求从多重角度展现外交与内政的互动以及朝野之间的分歧与协调，最终还原战后中英香港交涉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