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研究概况_公元3世纪罗马政治与体制变革研究-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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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概况

一总体评价

（一）塞维鲁王朝

塞维鲁王朝时期，虽然帝国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发展，但在平静的表象之下，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危机”的气息。从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统治结束到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在元老作家的笔下已经是“黑铁时代”和充满骚乱的时期。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2.36.4; Herodian, History of the Empir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1.4, 2.8.4. 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变化感到震惊，但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内，塞维鲁王朝局势的逆转是可以挽救和修补的。 G. Alföldy,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as Seen by Contemporarie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5（1974）: 91-93. 从表面上看，塞维鲁王朝还维持着早期帝国的统治结构，但这一时期元首的军事专制特征已经非常明显。对此，近现代史家有过精彩的评论。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塞维鲁政府已经堕落成为军事专制政府，他把塞维鲁看作后来帝国“危机”的罪魁祸首；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雨石、黄宜思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05、107页。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称塞维鲁王朝是一个“武力专制时期”，塞维鲁把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完全军事化了。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565页。其实，元首的军事专政是帝国统治体制自然发展的结果，正如科瓦略夫所说，军事专政并不是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而是在帝国本质之中奠立并为塞维鲁的许多先辈所发展的原则的进一步扩大。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7，第851页。

（二）军事混乱时期

从公元235年塞维鲁王朝结束到284年戴克里先掌权这段时间，堪称罗马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农村资源、财政枯竭，城市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外族入侵频繁，内战连绵不断，帝国政府全面瘫痪，以至于被称为“3世纪危机”。

由于战乱等方面的原因，公元235～284年的资料很少流传下来。狄奥·卡西乌斯和赫罗狄的记载大体截止到公元3世纪30年代。除了大量同时代的基督教文献，有关这一时期的很多史料来自后来的追述，大多数追述出现于公元4世纪中后期和拜占庭时期。这些作品突出强调元首对元老的敌视、军事统治者的残暴和元老等级的没落，把整个公元3世纪的罗马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描述成可怕的衰落。这些作家把时代的弊端归咎于元老丧失传统权力和士兵掌权，把3世纪看作导向专政主义灾难的开始。这些观点很快就被世俗作家和基督教神学家所利用，并加以大力宣传。实际上，“3世纪危机”对帝国各地的影响不同，每个阶层和派别——如世俗作家、基督徒、艺术家和哲学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危机”的感受和看法也是不同的。 MacMullen, The Roma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risis AD 235-337（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3.

古代人虽然没有以“危机”一词来描述这一时代，但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这一时期发生的巨变，强调当时人口的减少、饥荒瘟疫的盛行、土地的荒芜、军政人员对社会各阶层的压制和掠夺，以及政局的混乱。维克多把235年亚历山大统治的结束看作重要事件，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Aurelius Victor, Epitome de Caesaribus, 24.7-9, Lipsiae in Aedibus, B. G. Teubneri,1961）。以后的史家大多承袭这种观点。一些古代作家（狄奥·卡西乌斯和赫罗狄）把马可·奥里略统治的结束看作这种转折点（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71.36.4; Herodian, History of the Empire,1.1.4）。但社会变化的程度有高低起伏，至少直到公元250年，古代作家仍认为帝国的衰落是个别的和可修补的，能在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内解决；“危机”的高潮是在盖勒里努斯统治时期（公元253～268年），随着外来入侵深入到帝国腹地，帝国各地方行省为了自保各自为战，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担心帝国引起天谴神怒，或世界正在老化，世界末日正在到来。 Lukas De Blois, “The Third Century and the Greek Elite in the Roman Empire, ”Historia（1984）: 364; G. Alföldy,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as Seen by Contemporarie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5（1974）: 89.

近代史家对这一阶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受古代文献的影响，他们大多称之为“危机时期”。不过，随着新材料的大量出现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西方学者对古代的某些观点做出了批判，和修正，对军事混乱时期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如上面提到的阿尔弗德，他认为古代作家的记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G. Alföldy,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as Seen by Contemporaries, ”Greek,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15（1974）: 90]；麦克莫伦认为教会作家看到衰落和灾难，而世俗作家的著作不能体现这点，在某些存在这些看法的地方，也是针对个别事件，但并非感到世界的灭亡（MacMullen, The Roma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risis AD 235-337, p.10）。从区域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各种政治、军事或经济危机没有同样程度地影响所有的地区，人们对事件的看法也不一致， Pat Southern, The Roman Empire from Severus to Diocletia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1）, p.7．公元3世纪帝国西部的考古材料与古典记载不符，转引自Barbara Levick,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urcebook（London an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0）, p.227。所以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公元3世纪复杂的社会政治转变。

由于时代变迁以及学术流派的影响，近现代学者在一些问题上仍有许多争议和分歧。如，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研究军事混乱时期，认为它是奴隶制经济危机的一种表现，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864～872页。这种观点的立足点主要是经济。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认为，军事混乱是城市资产阶级与乡村群众即社会上层与下层的敌对造成的，城乡对立是公元3世纪社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观点明显地带有古史现代化的特征，而且士兵也并非乡村群众的代表。这些争议和分歧表明我们仍须揭示和解释的问题所在。

（三）戴克里先改革

与军事混乱时期相比，戴克里先时期的研究资料相对充实，但大多数文献、碑铭和纸草出现在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之后，由于缺少同时代的史料，对戴克里先改革的认识是混乱的。古代作家对戴克里先改革的评价有很大差异，世俗作家、颂词家和基督教作家对戴克里先改革或大唱颂歌，或大加贬抑，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传统史家维克多认可“四帝共治制”，认为来自伊利里亚的君主是国家需要的，共治是由当时的军事形势决定的；与作者所处的时代相比，当时出现的正规税是可以忍受的； Aurelius Victor, Epitome de Caesaribus, 39.17-48. 公元298年高卢的宫廷演说家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为“黄金时代”。 C. E. V. Nixon and Barbara Saylor Rodgers, In Praise of Later Roman Emperors: The Panegyrici Latini,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9.18.5．对于“黄金时代”的描述也见In Praise of Later Roman Emperors: The Panegyrici Latini,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10.11.3, 11.15.4。由于戴克里先在统治末期实行宗教迫害政策，所以教会作家仇视他，如拉克唐提乌斯认为，为了扰乱整个世界，戴克里先把帝国分成四部分，四个统治者都有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多的士兵，行省被分成小块，大小官员几乎遍布每个地方和城市，租税空前提高，领受薪俸的人比缴纳赋税的人还多，以致破产的隶农抛弃了土地，而耕地上则长满野草和灌木。 Lactantiu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ersecutors Died, 7, http://www.ccel.org/fathers2/ANF-07/TOC.htm.

虽然因宗教派别和阶级立场不同，罗马世俗作家、颂词家和基督教作家对戴克里先及其体制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但帝国能够经受住大规模的战争并保持境内相对稳定这么多年，是所有的古代作家都认可的。即使拉克唐提乌斯也承认，“只要他控制自己不杀戮正直的人，他的统治是最繁盛的”； Lactantiu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ersecutors Died, 9. 尤西比乌斯说，“没有什么词语足以表达在迫害之前我们的富裕和幸福，那时君主对我们友好而和善”； Euseb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8.1.1. 后来的一位教会作家描述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统治时期帝国的繁荣景象：“社会非常稳定，没有瘟疫，没有饥荒，除了那些主动挑起的战争，外部也没有战争……新奇的是，许多君主同时进行长期的和融洽的共治。” Orosius Paulus, Seven Books of Histories against the Pagans,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Irving Woodworth Raymond（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6）, 7.26.5-6. 由于戴克里先引入东方的宫廷仪式，而且元首制的废除损害了元老贵族的利益，所以元老贵族对他颇有微词，维克多说，“他允许人民称他为主人，但他的行为更像一位父亲”， Aurelius Victor, Epitome de Caesaribus,39.8. “他着手处理行政事务，公正地执法……他很注重罗马城的供应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戴克里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是“国家需要的人”。 Scriptores Historia Augusta, Carus,10.

总体来说，近现代史家高度评价戴克里先及其改革，称戴克里先为帝国的“改革者”和“恢复者”，他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新秩序、“新帝国” Timothy D. Barnes, The New Empire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的基础，赋予帝国新的生命力，开启了晚期帝国的新时代。19世纪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认为，“戴克里先打破了罗马传统的旧秩序，没有戴克里先也不会有君士坦丁，即如果戴克里先没有打破旧秩序，君士坦丁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建立新帝国，而且按照新世纪的需要把权力中心转移到新地点（君士坦丁堡）”。 Jacob Burckhardt,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 trans. by Moses Hadas（Berkeley, C. 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275. 蒙森高度评价戴克里先及其改革，称戴克里先为“伟大的政治家”“帝国的拯救者”, “所有富有创造性的改革思想都来自戴克里先，这一时代应被称作戴克里先时代，而不是君士坦丁时代”。 Theodor Mommsen, A History of Rome under the Emperors, trans. by Clare Krojzl（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445. 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仍是研究戴克里先时期的重要著作，他从戴克里先的政治改革看到“帝国迅速衰退的内在秘密”，这一视角值得我们去思考。

罗马帝国的制度变革具有渐进的特征。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注意到戴克里先改革与公元3世纪的连续性，戴克里先的改革是对军事混乱时期的总结，是把那时应急的措施加以合法化和制度化。卡莫敦（Cameton）评价说，“与其说戴克里先是稳定形势的英雄，不如说他的改革综合了前一时期的各种因素”； Averil Cameto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D 284-43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 现代史家科尔兰（Simon Corcoran）的研究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把戴克里先称作改革者？ Sinon Corcoran, “The Empire of the Tetrarchs: Imperial Pronouncements and Government A. D.284-324,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3（1998）: 860. 共治的统治形式、宫廷仪式、重用骑士、君主远离罗马以及迫害基督教等在3世纪都有先例可循，因此，虽然戴克里先的帝国常被称为“新帝国”，但它与过去有很大的连续性。

二专题研究

（一）社会领域

国家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所采取的政治规则体系，政治制度在内容上也具有相应的阶级性，会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阶级矛盾的调整而调整。与帝国前期相比，公元3世纪的罗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元老贵族、市议员——库里亚等级（curial class）、士兵、元首和君主等。

阿尔弗德（Alföldy）的《罗马社会史》从总体上概括了该时期罗马的社会结构，研究了各社会阶层的组织体制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公元3世纪的危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整个元首体制是不稳定的；其次，元首统治基础的变化加快；再次，人民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与动荡。 G. Alföldy, The Social History of Rome, trans. by David Braund and Frank Pollock（London: Groom Helm,1985）, p.157. 在该阶段，社会上层分化，权力、财富和威望不再与政府官员的身份紧密相连，元老逐渐退出军政职务，曾是“荣誉”的市政职务成为库里亚等级的负担。社会下层的状况恶化，由于政府加强了对个人的住所、职业和等级的控制，社会下层的地位渐趋一致。

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是研究库里亚等级的经典著作。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库里亚等级是帝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他们使地中海的广大地区罗马化，并给地中海世界带来了工商业的繁荣，是罗马社会的中坚，可是他们却受到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干预，最终导致了罗马中产阶级的灭亡和罗马的衰落。罗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他完全忽视了古代社会与近代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别，把库里亚等级理想化了。这种古史现代化的研究倾向应该受到批判，因为农业仍是古代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农民仍是古代社会的基本成员，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商业只能在古代世界一定地区的一定时期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库里亚等级的处境确实反映了公元3世纪城市管理模式的变迁。自2世纪末以后，库里亚等级的身份已经从荣誉变成个人的负担。在公元3世纪，他们承担的义务日益沉重，所以他们竭力逃避市政职位，为此政府制定法规对库里亚等级加以控制。随着局势的稳定和秩序的重建，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帝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库里亚等级的控制。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查士丁尼法典》中有关库里亚等级的最早法规来自哈德良统治时期（公元117～138年）。法典（10.32）中有关库里亚等级的法规，公元117～284年的167年间仅有1条；而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统治的20年间就多达12条。法典（10.39～70）中涉及库里亚等级差务的条款，在公元117～284年有33条；而在公元284～305年就有41条。由此可见，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帝国对库里亚等级地位和职责的规定增多，对他们的控制加强了。 C. E. van Sickle, “Diocletia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Municipalitie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8（1938）part 1: 9-18.

军队不仅是武装力量，而且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晚期罗马帝国的士兵与公民》一书中，麦克莫伦（Macmullen）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晚期帝国的军队，发现他们有多种身份，包括充当农夫、建筑者、管理者、地方贵族、军事保护人等，已经渗入社会各领域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罗马社会。

君主是米勒（Millar）的《罗马世界的君主》所研究的主题。作者依据古代材料，以元首或君主为中心，主要研究了他们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特定交往模式。第一部分研究元首的活动环境、随行人员和职能；第二部分依次考察了元首与骑士和元老等级、与城市和同业行会、与公民个人的联系和交往。帝国早期以后，元首的宫廷并不固定，时常出现在罗马、意大利的维拉和边界行省。公元3世纪，由于军事压力增大，元首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驻军的边界行省，而不是罗马。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晚期帝国的政府管理人员是从前3个世纪人数稀少、组成松散而且发展缓慢的宫廷人员发展而来的。在元首的直接任命下，骑士等级逐渐壮大，成为政府的主要官员。

（二）经济领域

经济分析是古罗马研究的重要视角。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都注重对罗马帝国经济的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开始影响西欧的古史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公元3世纪以后的罗马经济做过深入的分析：“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顿或被迫中断了，城乡居民减少了”; “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2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5页。苏联史家科瓦略夫经过对罗马史的认真研究，认为公元3世纪罗马的经济向自然经济退化，城市的工商业阶层在内战时期受害很大，行省之间的商业联系中断了，对东方的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商业和手工业的这种衰落使帝国的全部经济生活进一步农业化，维持国家的统一越来越困难，戴克里先实行共治体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帝国经济的自然化。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920、924页。公元3世纪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隶农制和大土地占有制，“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为前提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占统治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75页。

在研究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经济方面，弗兰克（Frank）的《古罗马经济研究》和《古罗马经济史》是两部力作。他研究了罗马、意大利和多个行省的经济，认为公元3世纪危机早在安敦尼王朝时期已经显现；塞维鲁统治时期大量的财产没收导致元首地产膨胀，元首地产的膨胀是帝国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军事混乱时期的各行省，如不列颠、埃及、希腊、小亚细亚和阿非利加的经济状况并不均衡，意大利的强大和繁荣是罗马国家的基础，意大利的衰落对帝国来说是灾难性的。学界普遍认为，军事混乱时期是帝国经济的衰落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维特尔（Whittaker）通过对比古代文献和行省考古资料，认为古代文献夸大了由战争和瘟疫造成的荒地数量，荒地是地区性而非普遍性的现象。 C. R. Whittaker, “Agri Deserti, ”in M. I. Finley, eds.,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pp.137-164. 麦克莫伦的《罗马社会关系》涉及罗马经济领域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通过研究农村的土地制度，他分析了土地逐渐从农民向大土地所有者集中的趋势，强调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

经济史研究的另一部力作是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作者广泛地运用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具体分析了史料丰富的埃及和亚细亚行省的经济状况，重点阐述了公元2、3世纪的经济，认为军事混乱时期是混乱和灾难的时代，整个工商业迅速萧条，经济呈现衰落趋势。他认为戴克里先改革把国家的掠夺变为永久性制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罗斯托夫采夫夸大了帝国商业发展的程度，有古史现代化的倾向。

《剑桥古代史》第12卷（1956年版）是20世纪史学家集体创作的结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在该卷中，伊斯林（W. Ensslin）反驳了公元3世纪末期帝国恢复到自然经济状态的观点；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S. A. Cook（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12, p.402. 奥特尔（F. Oertel）认为对危机的低估和夸大都是不恰当的，公元3世纪存在普遍的经济危机，表现为人口减少（大约1/3）、耕地荒芜、劳动力缺乏、工商业衰落和行省之间的贸易和对外贸易受影响，但公元3、4世纪是不列颠的发展高峰，阿非利加、埃及、叙利亚、帕尔米拉也是经济危机中的特例，危机时期保存的生机为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S. A. Cook, Vol.12, pp.259-281.

琼斯的《284～602年晚期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研究》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帝国经济。作者认为公元3世纪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此期间瘟疫盛行、土地荒芜，货币贬值引发通货膨胀，这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放弃货币经济，经济危机也暴露了帝国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戴克里先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使实物征用合理化，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财政预算，稳定的局面也为帝国城市带来了繁荣。 A. H. M. Jones, The Later Roman Empire,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 Vol.1（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4）, p.61.

（三）行省管理

德国学者蒙森是开启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从恺撒到戴克里先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行省》一书中，蒙森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首次记述了各个行省在罗马帝国前3个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证明帝国时期是取得进步和成就的时期。这对后来的行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3世纪行省管理的一个特点是行省分化，教会作家拉克唐提乌斯把行省的“分化”完全归罪于戴克里先， Lactantius,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Persecutors Died, 7. 其实行省的分化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塞维鲁统治时期，叙利亚和不列颠就各被分成两个行省。考古资料证明，公元3世纪50年代弗里吉亚·卡里亚行省（Phrygia Caria）已经从亚细亚分离出来，这一分离是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Charlotte Roueche, “Rome, Asia and Aphrodisias in the Third Centur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71（1981）: 103-120. 关于戴克里先的行省改组，蒙森认为这是在公元297年按照预定方案一次进行的；而大多数史家认为行省的改组是在各地逐渐推行的，持续了数年。 J. G. C. Anderson, “The Genesis of Diocletian Provincial Re-Or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2（1932）: 24-32;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S. A. Cook, Vol.12, pp.391-393.

公元3世纪行省管理中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士兵出身的骑士参与行省管理，行省总督的军事职能和行政职能逐渐分离。自元首制伊始，元首就加强了对行省的控制和管理。如果元老院行省总督的职位出现空缺，元首经常委任财政代理负责行省的管理，不过他们是临时总督（agens vices praesidis）。随着公元2世纪晚期军事形势的日益严峻，元老逐渐丧失军权，元老院行省的管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逐渐归元首管理。古代作家认为盖勒里努斯颁布敕令，在军事领域排斥元老， Aurelius Victor, Epitome de Caesaribus,33.33. 在行省管理上，骑士总督也相应地代替了元老总督。但实际上这是长期变化的过程，在戴克里先统治之前，骑士总督已出现在少数几个行省。 Norman Baynes, “Three Notes on the Reforms of Diocletian and Constantine,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15（1925）: 195; Hans Petersen, “Senatorial and Equesteian Governors in the Third Century A. D.,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45（1955）: 47-57. 盖勒里努斯时期的军事和行政分权的原则，在元老行省得到继续推行。至戴克里先时期，除个别不安定的行省和面积较小的行省外，在行省管理中，军事与行政分离的原则得到普遍推行， J. G. C. Anderson, “The Genesis of Diocletian Provincial Re-Oraniz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2（1932）: 24-32;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S. A. Cook, Vol.12, p.395. 除个别行省（阿非利加和亚细亚）之外，骑士总督基本上取代了元老总督。

总之，国外学者对公元3世纪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虽然在某些领域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但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也是本书选取这一题目的重要原因。本书立足于古代文献，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地综合研究公元3世纪的罗马政治与体制变革，以期对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有更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