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献回顾

研究内容决定文献述评的材料基础。本研究的学科视角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是农业（水产）中的环境问题，研究中围绕的核心是污染产业的生态化转型机制。因此，本书的内容决定了文献述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农业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二是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三是由污染产业/社区向生态产业/社区转型的相关研究。其中，后两个部分是重点内容。

（一）农业环境问题研究

1．农业污染的社会学研究

农业污染的社会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结构层面分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不过这只是在农村环境问题研究中被顺便提及，并没有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二是有关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首先，从社会结构视角对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洪大用、马芳馨（2004）研究发现，农村环境污染是特定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产物，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农村面源污染加剧且治理难度大的深层社会原因。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可能仍将继续存在，仍然会有相当多的人以农业为生，并且是以小规模的经营为主，这是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最终，我们必须依靠农民自身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环保活动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和治理面源污染，而这无疑将是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麻国庆（1993）提出，要重视社会结构中诸如家庭、社会组织等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其次，有关现代生产方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鸟越皓之（2009: 37—40）认为，如果农业还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展，从环保的角度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人类的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系统。这一般被称为“农业的现代化”，或者“农业的工业化”。特别是，农作物的单纯化（单一化）和化学化生产，从生态的角度看，不能不对其持否定的态度。陈阿江（2000: 233—237）在对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研究中发现，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是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养成了充分利用废弃物的习惯，通过变废为宝促进生产，使生态系统平衡运作。比如，罱河泥这种生产活动既堆积了肥料也清理了河中的淤泥。所以，人在制造垃圾的同时也在转化、利用垃圾，使垃圾成为有用之物。也就是说，农业社会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有垃圾而无废物的社会，是一个废物被充分利用的社会。其后续研究指出，中国传统农业本质上是生态农业。当前农业所出现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农业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一般译为产业化）理念与实践所造成的。他还认为，本研究中“大养蟹”时期的环境问题就是工业化理念所导致的典型案例（陈阿江，2009）。麻国庆（1993）研究了牧区生产方式与草原生态问题之间的关系，认为游牧民轮牧的生产方式有利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他在对草原区域生产方式与水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同样是蒙古族，从游牧的生产方式转化为农耕的生产方式之后，对水的利用的形式和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导致水环境出现问题（麻国庆，2005）。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环境社会学诞生之初所研究的环境问题都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后扩展到农业领域。中国环境社会学目前仍然集中在工业污染领域，而农业领域的生态问题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关注。这固然与工业污染的严重性有关，但农业面源污染日益严重的事实也暴露出这方面研究的薄弱。上述有限的有关农业污染的社会机理研究，为本书提供了背景性的研究视角。

2．农业社会学研究

现代农业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增加，但与此同时，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投入也造成了土壤退化、水域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等问题。卡森（Carson, 1962）所著《寂静的春天》是这方面的启蒙性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发展有机农业。在化学农业向有机农业的转型中，其间的社会变量引起了环境社会学家的关注。几乎与此同时，产生了农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Agriculture）的研究课题。

Dunlap和Martin（1983）首先批评了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对环境问题的忽视，主张将环境这一变量带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巴特尔（Buttel, 1993）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前，发达国家的环境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荒地保护（wildland preservation）、城市工业污染源和环境退化问题，对农业关注甚少；随着农业发展中环境问题的严重化，环境社会学家开始对之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农业社会学”这样的专门概念。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将农村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Buttel, Larson, & Gillespie, 1990: 1-169）：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研究主题是农业结构；第二阶段是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期，研究主题是农业活动中的行为主义和社会心理；第三阶段是70年代早期之后，研究的是新农业社会学（New Sociology of Agriculture）。新农业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结构（比如农场、农业劳动力），二是农业的环境问题。Albrecht和Murdock（1990: 77-84）在《美国农业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US Agriculture）这本书中，通过对土壤流失和水资源稀缺两个维度的测量，描述了资源稀缺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中国学者有关农业社会学的研究是新近的事情。2009年出版的《农业社会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本论述农业社会学的作品，里面涉及农业环境问题这一维度，并论述了农业的深度（如发展有机农业）和广度（如利用地理、生物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乡村旅游）方面的问题（朱启臻，2009）。

农业社会学丰富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但是，无论是西方的农业社会学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Buttel、Larson和Gillespie（1990: 195）指出，影响农业社会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理论突破。然而，农业社会学在这方面至今尚未取得明显的进展。

（二）生态现代化研究

鉴于工业化浪潮带来的生态恶化问题，传统的现代化理论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极端环境主义对此批判尤甚，但极端环境主义的主张在实践层面并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与环境的权衡方面，诞生于西欧的生态现代化理论（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简称EMT）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折中方案。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个理论群或者理论集合，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理论学说。该理论最初是由德国学者胡伯（Huber）提出的。此后，一直到1992年，生态现代化一直是在德语等西方语言的世界中讨论，而围绕这一理论的讨论和研究则主要是在英语文献中（Fisher & Freudenburg, 2001）。按照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巴特尔的观点，生态现代化思潮的快速发展和崛起，倒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发展完备的社会理论，而是因为它特别符合很多政治经济因素的诉求，其中很多已经超越了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的范畴（Buttel, 2000）。综合而言，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运用于两个层面。其一，作为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时的一个理论概念被运用。其二，更多的是在实践层面上，作为环境政策的一个政治纲领被运用。在此意义上，生态现代化或多或少包括一些具体的应对环境问题的策略（Spaargaren & Mol, 1992）。西方学者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Buttel, 2000;Cohen, 2006; Fisher & Freudenburg, 2001; Sonnenfeld & Mol, 2002；York & Rosa, 2003），但批判并不意味着理论是经不起推敲的。相反，这意味着它得到了更多关注（Bell, 2004: 166）。在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发展中，诞生了技术流派、政策流派、社会流派和经济流派等不同的派别（Milanez & Buhrs, 2007）。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胡伯和杰内克的研究为代表，该阶段的特征是非常强调技术创新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不再过于强调技术创新，而更加关注生态现代化中的制度和文化机制。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方面不断加强对生态现代化全球机制的关注，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以及美国等非西欧国家开展研究（Mol, 2000）。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形成了多种学术观点，比如Christoff（1996）的“弱生态现代化”（Weak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和“强生态现代化”（Stro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论断。影响最大的是莫尔的生态现代化论点，学界一般将之称为“社会变革与生态转型论”。莫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现代工业国家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的主导性社会学理论之一。为了实现这种理解，它聚焦于与环境退化和改革有关的社会实践变迁以及组织发展（Mol, 2000）。他认为，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诞生于西方，但其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西方，同样可以推广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Mol, 2006）。莫尔等人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点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科学技术不仅被认为在导致环境问题方面难免其咎，也被认为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着现实的以及潜在的作用。其次，作为生态重建的社会载体，经济与市场机制以及经济主体（生产者、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等）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最后，政府和民族国家在环境改善中的传统地位（中心角色）发生了转变，出现了更加去中心化的、灵活的和协商的国家管理模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的命令—控制管理（Mol, 2000;Mol & Sonnenfeld, 2000: 6）。由此不难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事实上提供了与“生产的跑步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等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理论相反的体系，展示了环境治理的希望（Buttel, 2000）。当然，生态现代化并不会自动实现。而且，生态现代化的实践还要求政治现代化，要求利益多元和思想多元的社会基础。此外，它也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需要公民在消费中做出合理选择，以推动政府和经济向生态理性的方向前进（Bell, 2004: 166）。

从最初的“技术专家治国”特性，发展到当前综合全球化、消费转型、环境流动等问题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不断的争论中得到发展（刘文玲、王灿、Spaargaren、Mol, 2012）。近年来，国内学者掀起了生态现代化的研究热潮。其中，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展开了很多的学术讨论和争辩，但社会学界的研究依然有限。《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详细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等，认为“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生态转型，但是生态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不是单纯的污染治理，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也不是单纯的以人为本，而是经济与环境互利双赢，人类与自然互利共生”（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7: 207）。整体而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点可以这样概括：①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正和关系”，而不是“零和游戏”；②治污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而不仅仅是政府；③生态现代化是初端预防型而不是末端治理型的环境保护策略。它不是从污染的工程技术治理入手，而是从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入手，以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互利共生。宋林飞（2007a:287—291）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流派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重点分析和评述了“预防型”策略论、社会变革论、“弱化”与“强化”论和社会选择论等四种理论流派。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深刻反思传统现代化实践模式、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政策建议：一是发展绿色工业，推进生态现代化；二是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绿色科技，为生态现代化提供动力机制；三是以科学的制度设计推动生态现代化建设。洪大用（2012）认为，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强化环境保护，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出生态现代化取向。但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以及带有鲜明的政府主导色彩等因素，又使得中国生态现代化具有自身特点及风险。因此，如果没有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只是简单照搬、套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分析甚至来规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可能会使我们陷入理论误区，甚至会误导实践。洪大用和罗桥（2011）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变革取向的理论。目前，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正在经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地企求生态现代化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它们面临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如果缺乏整体性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话，社会系统自我调适以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会相当弱小。虽然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具理论观照和实践意义。正如宋林飞（2007b, 2011）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中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确立生态现代化发展理念。而且，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生态现代化起步以后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国际差距比较大。因此，不管发展水平高低，各地政府都必须加快推进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诞生之初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引起了各个领域的浓厚兴趣与研究热潮。但是，其理论体系比较分散，整合不足。而且，近年来，该理论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创新。中国的生态现代化研究，目前以理论性的译介评述以及该理论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启示为主，结合本土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比较少。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分析中国的发展实践，还需要对该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进行检验。因此，不能直接套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般逻辑，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关于技术、市场机制以及国家（政府）在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中功能的论述对本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三）产业转型研究

关于污染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布朗所主张的“用B模式取代A模式”是代表性观点之一。他认为现代文明正处于困境之中，我们所创造的是一种依靠过度消耗自然资本，产出人为膨胀的泡沫经济。因此，要用可持续性的B模式取代目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A模式。所谓的B模式是一种广泛的动员（mobilization），在全球经济破灭之前进行经济拯救（Brown, 2003: 199）。布朗指出，很多国家已在实施B模式。比如，丹麦电能的20%来源于风力，计划于2030年达到50%。此外，中国的鱼类养殖方式的进步也是这方面的体现（Brown, 2006: 17）。虽然B模式的提出具有建设性，但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B模式还是宏观的理论诉求，可操作性并不强。古巴从化学农药到都市有机农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苏对峙期间，由于美国的贸易禁运，古巴与苏联结成了贸易伙伴，并得到了很大优惠。20世纪80年代，古巴出口苏联的蔗糖价格是世界平均价格的5.4倍。此外，古巴还能从苏联获得丰富的石油，其中部分被古巴转手出口给其他国家获取外汇。由于这种优势，古巴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加快速地实现现代化。由于蔗糖方面的贸易优惠，本来种植农业的土地纷纷被用来种植蔗糖。但是种植方法是现代化的，是以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为特征的。同时，大范围的单一种植是高度机械化的，并且大量使用化肥和杀虫剂。古巴的农业生产由此进入了以化肥、农药大量投入为特征的化学农业阶段。从生态的角度而言，由于过量地采用杀虫剂和化肥，会影响地下水，单一种植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但是，苏联解体后，形势陡变，进出口通道中断，小麦和其他谷物进口下降50%，古巴农业生产中可获得的农药和化肥减少了80%。随后，食物短缺问题再次出现。90年代早期，古巴人平均每日摄取的卡路里和蛋白质还不到80年代的30%。古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当中。在这种背景下，古巴人想到了先民的智慧，重新回到先民时代的生产方式，即：在农业生产中不再使用化肥，而使用牲畜粪肥等生物性肥料；不再使用农药，而利用作物轮作和微生物拮抗剂对付植物病原体，利用自然界中的生态平衡对付病虫害。这样，古巴在90年代中期就解决了粮食危机。同时，合成的化学肥料被生物肥料、蚯蚓、堆肥和其他有机肥料、天然岩石磷酸盐、牲畜粪和绿色肥料代替。农业生产中的拖拉机也被替代，燃料、轮胎等相关备件也不再存在，换成了清一色的动物“拖拉机”（Rosset, 2005）。上述举措不但解决了粮食危机，而且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系统，促使古巴走上了有机农业的发展道路。古巴从化学农业到都市有机农业的转型历程，体现出了对先民的生态智慧及生产方式的回归，也展现了本土知识的积极功能和应用价值。

尽管中国社会学界关于产业转型的研究文献很少，但是，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基础的理论建构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陈阿江（2008）通过理想类型这一学术工具，在水污染研究中，将人水关系划分为“人水不谐”和“人水和谐”两种理想类型。在“人水不谐”类型里，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影响经济发展，诱发贫困，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出现人口迁移，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一系列次生社会问题。这样的社区可以概括为“环境衰退和污染导致疾病、贫困及其他次生问题”的“人水不谐”类型，英文简称为DDP类型（即由英文degradation、disease、poverty的第一个字母构成）。“人水和谐”类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在良好的生态条件下发展生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动力，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这是一种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类型，英文简称为EES类型（ecologic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其后续研究指出，认识生态转型的“拐点”及生态转型的过程及基本特征，对水污染的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陈阿江，2009）。他将生态转型划分为被迫的转型、生态利益先觉和生态利益后觉三种类型。其中，他把发展遇到挫折后走上生态—经济互利共生的发展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而把主动利用“生态”一词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拓展生态—经济双赢活动，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先觉”。在这三种转型类型中，被迫的转型成本太高，而且往往缺乏可持续性。生态利益自觉无论对于产业还是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景军（2009）在环境抗争研究中对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生态文化自觉”概念。他认为，环境抗争的持续性与地方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从生态环境极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认知革命和文化自觉均起到关键作用的过程。需要顺便提及的是，无论是“生态利益自觉”还是“生态文化自觉”，都源于费孝通（2004: 176—197）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一概念。

上述有限的基于本土经验而建构起来的学术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创新价值。特别是，陈阿江（2008, 2009）关于“人水不谐”类型如何转为“人水和谐”类型的分析框架对本书的写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因为本研究自始至终关心的就是产业何以转型、生态何以可能、生态产业何以发展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