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一）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公圩河网四通八达，水域清澈见底。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养蟹”导致水域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在此背景下，80%左右的养殖户亏本，河蟹产业遭受重创。2002年以来，通过以“养大蟹”为特征的生态养殖，河蟹产业重新崛起。一方面，生态养殖区域水质修复到国家地表水Ⅱ类以上，水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河蟹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并在农村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比重。综观大公圩，可以发现，它呈现一片“蟹天蟹地”的景象，是一个以河蟹产业为媒介、深受河蟹产业发展影响甚至依赖河蟹产业发展的地域社会。

笔者的研究假设是，污染的产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污染到生态的转型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对我们认知生态问题和污染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确定的研究主题是：河蟹产业由污染型向生态型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及其效应是什么？具体研究问题是：生态型的“养大蟹”模式是何以形成的？从粗放型产业（“大养蟹”）到生态型产业（“养大蟹”）的转型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机理？产业转型后，对地域社会及其内部的人群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影响？这对其他区域的产业转型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同时，大公圩河蟹生态产业的运行，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能提供什么可资比较的发展经验？

本研究的时间范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空间范围聚焦于大公圩地区，但宏观社会背景（比如，国家制度特别是中央政府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家—社会关系格局，国际与国内市场的供求格局变化）一直贯穿全书始终。

（二）核心概念

本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将在相应的章节中予以具体阐释。笔者这里先对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产业转型、社会文化机制以及生态养殖精英等概念进行界定。

本书所说的产业转型，指的是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即从经济与环境相克转型为经济与环境互利共生，同时也指产业升级，即从低附加值转型为高附加值。

在“社会文化机制”一词中，“社会文化”为修饰“机制”的形容词。其中，机制有三重含义。一是事物各组成要素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事物在有规律的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发挥功能的过程和原理。更概括地说，机制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郑杭生，1994: 40）。本书中的社会文化机制，即河蟹产业转型中带有规律性的、一般性的社会文化机理或原理。

本书中的生态养殖精英是指当地的农村精英。他们在河蟹产业转型中积极探索，其草根实践是技术专家后来所提炼的生态养殖模式的源头。具体来说，生态养殖精英具有如下特征：①他们是社区中的少数人；②文化水平较高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技术革新能力；③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比社区中其他人要多；④具有一定的生态利益自觉意识；⑤在产业转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

（三）篇章结构

根据上述研究主题与研究问题，本书的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在导论部分引出研究问题、回顾相关文献、介绍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其次，从适用技术、组织体系、生态资本和民间实践等四个维度分析河蟹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再次，阐述产业转型引发的社会文化效应；最后，进行总结并探讨其借鉴价值（见图1-1）。

图1-1 本书的篇章结构安排

图1-1表明，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制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需要说明的是，适用技术、组织体系、生态资本和民间实践与河蟹产业转型息息相关，是核心的影响因子，但产业转型并不仅仅由这四个维度决定，其他相关因素也影响着河蟹产业的发展。首先，大公圩地处天然水域，这是河蟹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性的自然条件。其次，区位因素也很重要。一方面，大公圩是传统的农业区，水产经济基础好，优势明显；另一方面，大公圩紧靠长三角，邻近全国最大的河蟹销售市场——上海，紧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是新鲜河蟹出口东南亚的场所之一，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