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

农村社会的进步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推广。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农业技术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推广。在美国能提高生产力的联合收割机在印度也会同样提高生产力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Basu & Weil, 1998）。同时，技术能否得到成功应用，关键在于其与社会结构是否匹配，而不在于其是不是最先进的技术（邱泽奇，2005；张茂元，2009；张茂元、邱泽奇，2009）。要达到促进技术应用的目标，除了要完善技术推广体系外，更要解决技术的社会适应性这种社会因素。

（一）生态技术推广中的主体

1．相关主体的文化层次

生态技术的发明主体、推广主体和采用主体分别对应于发明者、推广者和技术受众即使用者。其中，发明主体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实验研究人员，他们扮演供给技术的角色，处于技术社会化的初端；推广主体主要是专家组系统和技术指导员系统，他们处于技术社会化的中端；技术采用主体是河蟹养殖户，包括科技示范户和普通养殖户。虽然科技示范户和普通养殖户都是技术的受众，但前者还发挥着向后者扩散、辐射和示范的功能。因此，科技示范户处于技术社会化的末端上游，而普通养殖户则处于末端下游（见表3-4）。

就所在的文化层次而言，三者之间差异甚大。①技术发明主体具有很深的专业技术知识和很强的研究能力，他们大都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②技术推广主体包括两个部分。其中，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水产专家一般具有博士学位，具有教授或研究员等高级职称；以乡镇技术推广站人员为主体的技术指导员的学历水平大多是中专，具有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或农艺师等职称。相比较专家组系统而言，技术指导员系统的文化水平已经低得多。③技术采用主体的文化水平最低，以初中和小学为主，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可见，从技术发明主体到推广主体再到应用主体，其文化水平在不断下降。

2．生态技术的应用路径

虽然三大主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甚大，但是，生态技术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6—2008年，示范户主导品种入户率达到100%，主推技术到位率达100%，示范户养殖成功率达95%以上（2009年8月，县水产局调查资料）。这是全县的统计数据，水产技术人员认为，大公圩地区的技术推广效果比这还要好。关于普通养殖户的技术采用效果，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是从他们能够普遍地将生态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不难看出，技术推广是取得了很好效果的。那么，文化水平很低的养殖户是如何掌握生态技术的呢？

前面已经说明，生态技术的推广有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二是民间社会内部的技术扩散。在“自上而下”的推广中，技术标准化发挥了关键功能；在平面的技术扩散中，技术本土化发挥了关键功能。表面上看，技术标准化和技术本土化南辕北辙。因为前者强调的是一致性，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差异性。但本质上，二者是高度一致的。因为，这里的标准化强调的是生态技术的地方标准，根据县域范围内的水域生态条件，对生态养殖技术进行某些编码，使之在既定范围内通行。这事实上就是技术本土化和地方化。所以，在内在的机理上，生态技术标准化和本土化都是以养殖户——技术的采用主体为中心，根据其文化水平，将复杂的农业技术简化，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从而促使生态养殖技术得到更好的推广与运用。

（二）生态技术推广的标准化

1．生态技术的标准化

准确把握养殖户的文化特征后，生态技术推广就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即让所推广的技术能直接被应用于生产实践。为此，专家组在生态技术推广中尽量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和生活化的语言，讲授的是形而下的具体应用技术，而尽量规避那些形而上的理论知识和晦涩的专业词汇。同时，他们根据养殖水域的生态条件，在促进生态技术标准化中实现了技术简单化。

标准化具有统一化的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确立生态养殖的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使广大养殖户能够按照统一的模式进行整齐划一式地生产。从技术推广的角度而言，这有利于让养殖户更方便地采用生态技术。所以，技术标准化有两层含义。一是规范养殖，使养殖户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养殖，避免滥用农药、乱投饵料，进而保障河蟹的质量和安全，可称之为标准化的生态养殖。二是按照统一模式推广生态技术，因为技术已经标准化，推广过程中就有一套具体的标准，可称之为标准化的推广方式。水产专家所提炼出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这种生态养殖模式，本身就很标准化，言简意赅，易于理解。在具体的生产中怎么实施这种养殖模式也有一个完整的套路可供养殖户操作。仅以生态养殖中的“种草”为例，怎么种草，什么时候种草，种植什么水草，种植多少水草，等等，都有标准化的技术规范。

2009年8月，生态养殖经验和技术模式被汇编成十项地方标准。其中，新制定的标准五项，修订的标准五项，涵盖了生态养殖的全过程。具体包括：一龄蟹种培育技术规范、河沟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池塘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浅水湖泊围网养殖技术操作规程、成蟹暂养操作规程、生态养殖水草栽种技术操作规程、生态养殖中的饲料安全要求、生态养殖中的病害防治技术规范、地笼的制作和使用操作规范等。技术标准化适用于全县范围，也适用于具有同类生态条件的水域。将养殖经验转化成地方标准，其价值不仅在于将养殖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更重要的是确立了生态养殖的技术规范，为以后的技术推广奠定了基础。标准化后，养殖户从苗种选购、幼蟹培育到生态养殖中的水质调节、病害防治、饲料投放等系列环节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而且技术规范具有精确的量化特征。我们可以从池塘生态养殖技术操作规程中一窥全貌（见表3-5）。

表3-5说明，池塘生态养殖的技术操作规程非常详细，在进排水系统、池塘结构、苗种放养、水产品配养比例、水质和饵料管理、病害防治等方面都有具体的量化说明。这些精确到位的量化标准和操作指南解决了养殖户如何实施生态养殖的问题。对养殖户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怎么做，而不是理论体系，而技术标准化恰好满足了这一点。所以，技术标准化具有很强的“需求导向”性。

2．标准化的社会功能

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技术具有简单化、可操作化、便于应用的特征。在县水产局调查期间，笔者发现这些地方标准也被称为“明白纸”。所谓“明白纸”，顾名思义，就是写在纸上的这些技术标准很容易掌握，养殖户一看就能明白。标准化后，生态技术事实上经过了处理，具有了“中间技术”（intermediate technology）的特征，对于养殖户而言已经是“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了。

“中间技术”是英国发展经济学家舒马赫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973年出版的《小的是美好的——一本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中这样界定“中间技术”：如果把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技术称作——就符号意义而言——1英镑的技术，而把一个发达国家的叫作1000英镑技术，那么，中间技术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100英镑技术（Schumacher, 1973: 179-180）。他呼吁采取“全国性的以及超越国家层次的这种必要的行动方案，以发展适合在发展中国家推动充分就业的中间技术”（Schumacher, 1973: 190）。中间技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Varma（2002）认为，技术的小规模采用对人类和环境都产生了益处。与“中间技术”相似的还有一个术语，即“适用技术”。这一术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起来。适用技术不是落后技术，而是能使技术运用得以拓宽的一条道路（Ahmad, 1989; Evenson, 1981）。作为一种理论，适用技术的理念还被运用到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Segal, 1992; Diamant, 1984）。日本学者森谷正规（1984：前言ⅰ）指出，各种产业领域的技术都各自具有其本来的性格，要观察这种技术性格是否与各国的“技术风土”相适应。“技术风土”包括国民性、社会习惯、社会素质、企业行动等因素。中国社会学者陈阿江提出的“技术傻化”概念，在本质上与前述概念或思想是相通的。他认为，技术傻化就是指该项技术的载体易于为人们操作，即操作的简易化。在文化科技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体中，提高技术的操作简易程度有助于技术的推广使用（陈阿江，2000: 184—199; 2003a）。这三个概念所共同强调的是技术的可操作性，是以技术使用者为出发点的。就此而言，经过标准化处理的生态技术，可以叫作“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也已经具有傻化的特征，并提高了“自上而下”进行技术推广的有效性。

首先，标准化解决了高深的理论知识与技术采用者文化水平不匹配的问题。在专家的技术推广中，理论偏多现象很普遍。秦红增（2005:101—102）在研究科技下乡中发现：“年年喊大学教授来讲课，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理论太多了，课讲完就走人，到底怎么搞还是不清楚。”基层技术采用者需要的是田间地头的实际操作技术，专业理论在农村是行不通的，“到乡村，科技人员、农业专家教授不是来做学术交流，讲些理论、指点一下就完了，而应该下到田间地头，问问农民们需要哪些技术指导”（秦红增，2005: 104）。在生态技术推广中，通过标准化的“中间技术”，一般能精确到具体月乃至日期需要注意的生产事项，遇到问题也有具体应对措施。技术的操作性得以大大增强，能更容易地被运用于实践中。

其次，技术标准化解决了应用过程中的技术配套不完善问题。我国很多农业技术内部比较分散，缺少一定的系统性，常常因为技术系统的不配套、不完整而使农民望而却步，限制了技术的推广与采用。比如，农村地区一度为推广“配方施肥”新技术，纷纷建起了“庄稼医院”，对不同土质进行测验，然后开出施肥药方，这样既可增产又可节约药费。但是在农民按方购药时，由于化肥不配套，不是缺氮就是少磷，这样久而久之，许多地方的“庄稼医院”便日渐萧条、门可罗雀了（陈凡，1995: 30）。而生态养殖技术的标准化是一个系统。如前所述，在各种不同水域类型（池塘、河沟、湖泊）的生态养殖中，从蟹种选购与培育、水草种植、水质调节、病害防治到捕捞等，每一个技术环节都被标准化了。这样，生态养殖的任何一个环节，养殖户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技术规范可以遵循。

（三）生态技术扩散的本土化

1．“土专家”的养蟹经

专家组、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之间是技术推广者与被推广者的关系，而科技示范户和普通养殖户之间则是技术扩散关系。在“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中，科技示范户不但系统地学习了新技术，他们中的很多人还结合自己的养殖实践，对之进行消化和再处理，创造了很多本土的技术规范。他们在当地被形象地称作“土专家”。“土专家”对外来技术的转化和处理，促进了技术在社区内的扩散与传播。

首先，用传统社会和农业生产习惯中的市制单位转换了公制单位，用当地农民的语言转化了专业术语。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要求统一运用国际标准单位，但是，农民在生产中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市制单位。比如，到农村调查就会发现，农民口中的丈量单位仍然是亩，并不使用公顷等现代标准单位。而技术专家在做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以及申请发明专利时，要求使用的都是公制单位。在技术推广中，这往往是他们所忽略的问题。这也是技术社会适应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人类学家在研究科技下乡时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现在的种子、农药、除草剂、营养激素等农用产品虽都附有说明书，但用语太专业化、不通俗，典型的像公升、毫升等量度，就不符合农民用斤、两论多少的习惯，这样农民们就换算不过来”（秦红增，2005: 104）。在推广生态技术过程中，水产专家和学者常常会使用国际公制单位，也有不少专家注意到了“入乡随俗”，在技术推广中将公顷换算成亩，以使推广对象更方便理解。不过这些对于科技示范户而言，并没有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比其他养殖户要高一些，经常和技术专家打交道，也经常阅读农业杂志。当他们向左邻右舍传播技术的时候，使用的都是传统的市制单位，也会提前将技术说明书等资料中的公制单位转换过来。当然，这和生产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他们直接从事生产，生产中习惯使用的都还是传统市制单位，而不是公制单位。

其次，用押韵的、朗朗上口的歌谣和顺口溜等形式转换了复杂的技术原理。比如，生态养殖技术方面有一段顺口溜：“池塘消毒少不了，苗种本地要放早；种草放螺真正好，生物调水病菌少；早晚巡视要勤劳，科学饲养效益高；品种搭配要合理，水质监控最重要。”这段顺口溜表述形象，通俗易懂，容易记忆也容易操作。再如，关于如何实施生态养殖，一些“土专家”也创造了相应的顺口溜：“先清塘、再曝晒，石灰消毒不能少；种水草、引螺蛳，生态环境要建好；鱼虾蟹、苗种优，适时放养很重要；巧搭配、稀放养，科学管理第一条；勤巡查、防逃跑，巧投喂，降成本；病害少、品质好，销售畅，身价高。”经过这种转化，生态养殖技术更具实用价值，能更方便快捷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难看出，“土专家”的养蟹经既是对传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生态养殖技术的改造。通过农民语言和逻辑的转换，技术规范具有了通俗易懂的形式。那些高深的、枯燥的专业术语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口语化的顺口溜，或者是简单明了的图形。也就是说，经过这种技术转换，高深的技术知识“袪魅”（disenchantment）了，通俗化了。

2．技术本土化的社会意义

“土专家”的养蟹经实际上是对外源生态技术进行的本土化处理。经过这种本土化处理，新技术和复杂的技术能更方便地为普通养殖户所理解和应用。

“本土化”（localization）是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全球化强调的是全球商品、消费、文化乃至人们价值观的一致性，即“同质性”或“趋同性”；而“本土化”则着眼于一定的国情与区域，重在使某种（外在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区域和时间特征，特别是本国、本民族以及本地区的特色与特征，强调的是“异质性”。“本土化”有助于加快产品和技术的推广进度。在很大程度上，肯德基快餐店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的最大策略就是本土化。肯德基重视对市场的研发，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和饮食习惯，入乡随俗，对异国风味进行了中国式改良。比如，对新奥尔良烤翅进行口味上的中式改造，并设计了老北京鸡肉卷、油条等具有纯中国本土风味的独创产品，打造了本土化的快餐产品，从而赢得市场先机。每个区域和民族的口味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没有本土化战略，即使口味再好，其西式的口味也难以打开中国这扇大门。

农业技术推广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本土化，外源的先进技术难以得到充分的社会化。所谓农业技术本土化，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让技术具有该地域的特色、风格或特征，更适合当地农业从业者的习惯，比如语言、风俗习惯等，从而得到更好的推广与应用。正如人类学家的观点：农业技术推广中必须尊重地方性知识，尊重当地人的思维和用语习惯（秦红增，2005: 104）。在生态技术扩散中，通过“土专家”的技术转换，技术的用语规范和使用逻辑更吻合当地社区的使用习惯，也更易于普通养殖户理解和掌握。简而言之，随着本土化程度的提高，生态技术的社会适应性程度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四）技术适应性的社会机制

1．农业技术“水土不服”问题

生态养殖技术从属于农业技术范畴，前文分析了它是如何被文化水平不高的养殖户采用的这一问题，这里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水土不服”及其社会根源进行阐释，以期从中找出一般性的规律。据统计，我国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48%，而美国农业科技贡献率和科研成果转化率分别达到81%和85%（张少兵、王雅鹏，2007）。我国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先进农业技术难以为农业生产者所掌握和运用的现象，被称作农业技术“水土不服”问题。

我国许多科技成果的创新目标是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这个目标并无可挑剔，但水平本身不是目的，关键是如何转换成现实生产力（陈凡，1995: 25）。事实上，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低与这个目标有很大关系。因为考核机制的问题，科研单位的专家和学者往往不得不醉心于科研成果的发表和发明专利的申报，而技术应用效果的鉴定往往流于形式。特别是，为了达到所谓的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等标准，技术成果在表现形式方面往往倾向于复杂化、高深化。本来这些科技成果是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但因为农业从业者无法理解其技术规范、无法掌握其生产原理而被置于空中楼阁，“水土不服”问题由此而生。农业技术“水土不服”需要从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中去寻找答案。

2．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职业类型、户籍制度等方式将农民区分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农民已经有了正确的认知和深刻的理解。相反，现在通常意义上的农民与这一概念的本义是有区别的。要正确认知中国农民，就需要正确认知自1978年以来的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以来，大量农民尤其是那些拥有较高知识、掌握一定技能的农民纷纷流向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因此，今天的农民和昔日的农民早就不是一个概念了。本研究中的农民一律指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即农业从业者。

当前，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可简称为“三化”。一是“老龄化”。目前，我国面临“银发浪潮”的严峻挑战，农村老龄化问题尤其突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是1.939亿，占总人口的14.32%，其中农村老年人口有1.12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7%。全国半数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王珂、银燕，2013）。老大爷、老大娘种田现象十分明显。二是“妇女化”。全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几乎占实际从事农业劳动力总数的一半，历史上的“男耕女织”已经演变成了今天的“女耕男出”。而且，留守妇女的文化水平也普遍低于流出妇女的文化水平，她们更难以操作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三是“低文化”。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中的92%分布在农村。全国4.97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0%，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2%（王学江、王世焕，2006），而且大部分转移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在农村地区，“老龄化”、“妇女化”和“低文化”问题由来已久，现在则更为严峻，已经成为当前农业从业者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其中，“老龄化”是从年龄层面而言，“妇女化”是从性别层面而言，“低文化”是从教育层面而言，“低文化”是农业从业者社会文化特征的核心。

如果仅仅依赖“自上而下”的视角，忽视对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洞察，就会导致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的失败（Scott, 1998）。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如果忽视了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技术推广效果必然不尽如人意。因为，技术不会自动地传播开来（Rogers, 2002），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时采用一项新技术发明（Rogers, 1962: 148）。罗吉斯和他的研究团队将农业技术的受者（农业技术使用者）划分为先进受者、先进多数、落后多数和落后者四种类型（Rogers & Burdge, 1988: 308-310），这就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技术使用者对技术的采用时间与程度要受到他们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见图3-3）。

3．克服“水土不服”的社会机制

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顾客的真实需求，从而使技术能够有的放矢地发挥作用。这种研究还可以通过变迁机构在计划的实施中起到反馈作用，从而修改计划，使之更富成效，更加合适（Rogers & Burdge, 1988: 24）。农业技术社会适应性研究，是从社会和技术受众的角度而不是从推广者的角度来看待技术推广问题，这是一种“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农业技术的社会适应性可以这样回答：什么样的农业技术适合农业从业者？如果将复杂的技术原理简单化，使之易于理解和操作，那么不需要太多的推广工作，他们也能较为容易地掌握，推广效果便事半功倍，否则，必然事倍功半。当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效果不甚理想，其深层社会文化原因在于，对农业从业者缺乏正确的认知，特别是没有把握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这样的农业技术推广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不同的技术使用者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必须采用不同的技术推广路径。本研究中的生态技术推广之所以取得成效，根源于对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继而不断提高技术的标准化和本土化程度，将复杂的农业技术简化，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从而促进生态技术得到更好的推广与运用。

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正反案例说明：社会适应性程度是衡量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根本标准。大公圩在生态技术推广实践中，“自上而下”的技术标准化和民间社会的技术本土化为破解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困境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启示：长期来看，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但在当前的社会阶段，只有准确把握了农业从业者的社会文化特征，按照他们的语言和逻辑适当处理那些技术含量高、理论抽象程度高的复杂技术，才可能进行有效推广。简言之，技术需要与文化体系、社会结构等社会子系统相协调，因为农村社会需要的是适用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