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态技术的推广体系

与工业经济相比，以河蟹养殖为代表的水产经济乃至整个农业经济都还是弱势产业，其技术推广体系也非常薄弱。在很多地区，技术推广体系的困境极大地制约了以生态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推广与运用。而大公圩地区通过组织体系创新，形成了推广—扩散型技术推广格局，破解了技术推广中的“断层”问题。

（一）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性困境

1．从河南项城案例说开去

2007年，中国农业大省河南省的项城市因为农业技术推广不到位，农民缺乏相应的技术指导，导致近700公顷采用优质良种的麦田出现减产甚至绝收的问题。笔者综合央视对该事件的系列报道，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如下。

技术匮乏让麦子夏收成泡影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518/104861.shtml）和《河南项城：同是优良麦种 丰收减产两重天》（http://www.agri.gov.cn/gndt/t20070522_819647.htm）整理而来。" />

2007年夏收在望，河南项城近万亩采用优质良种的麦田却出现了减产甚至绝收问题。眼看夏收在即，农民们却欲哭无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调查发现，所有出问题的麦子都采用了一种叫作“豫农949”的新麦种。难道这个麦种有什么问题？调查发现，“豫农949”属于良种补贴的品种，由项城市统一招标购进。相关资料表明，这是由国家审定的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适宜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种植，2005年获得国家黄淮南片小麦品种生产试验第一名。从各个地区的种植情况来看，既高产又稳产。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大幅减产？

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资料表明：去年（2006年）10月，河南平均气温比同期偏高3摄氏度以上，进入11月份，气温依然偏高。由于去年是暖冬，造成麦苗年前生长过快，而次年3月5日前后，这批抗寒型越冬小麦已经拔苗。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次倒春寒，温度降至零下。而“豫农949”此时正处于孕穗期，是抗寒性最弱的时候，所以遭受了冻害。按照该品种的生长规律，“豫农949”属于弱春性品种，相比一般麦种，它在春季里的抗寒性更差，因此播期要晚一个星期左右，最早也不能早于10月10号，目的就是要躲过倒春寒；播量最多每亩6～7公斤。

而在项城大于庄村，村民们由于没有得到技术培训，对这种新品种的生长规律和生物特性不清楚，所以仍然按照以往种麦子的经验进行播种。每亩播种量高达三四十斤，超过每亩规定播种量许多；而且播种时间不但没有延迟，反而提前了十几天。因此造成夏收季节的减产甚至绝收问题。而同为项城市的宋庄村种了1300多亩“豫农949”，全部长势良好，就是因为宋庄村是项城市农业局的良种示范基地，麦农因此得到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简言之，河南大于庄村村民由于没有相应的技术培训，对新品种的生长规律和气候条件不了解，仍然按照以前的种植经验进行播种，造成减产甚至绝收的局面。宋庄村由于得到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所有麦地长势良好。宋庄村得到技术支持的基础，是因为该村为市农业局的良种示范基地。但是，示范基地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在那些不是示范基地的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广往往就成了问题。农民在这种背景下采用新技术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和风险。

2．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

所谓“推广”（extension），是一个出现在19世纪的术语，用来描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知识向农民的田间地头转换（Warner, 2008）。也正是因为向农民推广了农业技术，才产生了所谓的“农业革命”。这种农业革命的结果不但包括农业高产，还包括农业污染的大幅下降（Rogers, 1988）。但是，不同的技术推广体系会导致不同的技术推广效果。

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是政府主导，并建立了从中央到乡镇的五级技术推广体系。其中，县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是开展具体技术推广活动的主体。但由于财政和行政体制等原因，基层的技术推广困境重重。①农业技术推广经费短缺问题突出。②技术推广部门办公条件差，设施落后。③基层特别是乡镇一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基本处于瘫痪或者半瘫痪状态，被称作“线断、网破、人散”状态。笔者在皖南一带调查时发现，很多基层技术推广站形同虚设，乡镇技术推广员甚至在从事计划生育工作。④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专业素质结构也不合理。非专业技术人员（行政人员）过多，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成果推广的人员更少。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每万名农业人口中就有40名农业科技人才，而我国只有6名（高文，2011）。⑤技术推广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导致科技成果在走向社会化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即：从技术发明到技术应用的过程出现中断，造成一方面发明创新成果“相对过剩”，另一方面技术应用与推广却“市场疲软”的社会现象（陈凡，1995: 27）。

技术推广的体制性缺陷极大地阻碍了先进农业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关键的农业技术至今尚未推广到位。目前，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水稻旱育稀植、平衡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和节水灌溉四大关键农业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诞生并开始在全国农村推广，但这些关系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老技术推广了20多年仍然迟迟不能到位（张少兵、王雅鹏，2007）。②各级政府几乎每年都安排专门的技术推广活动，如技术下乡活动等。但是，下乡活动一结束，随着专家的回城，所推广的技术也跟着回城了。技术并没有扎根农村，留在农村。

（二）生态技术推广的组织体系创新

技术市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创新，但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光靠市场的自发调节难以奏效，还需要国家和政府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调适（陈凡，1995: 31）。为解决技术推广中的“线断、网破、人散”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建立健全了技术推广的组织体系，组建了上至农业部专家组、下到普通养殖户的相互影响的技术网络（见图3-1）。这种网络建立了技术推广与转化的有效机制，解决了技术推广中的“断层”问题。

如图3-1所示，在生态技术推广体系中，一共有三个系统，即专家组系统、技术指导员系统和科技示范户系统，其中，技术指导员系统既是技术受众，也是技术推广主体。一方面，技术指导员接受专家组的技术培训，另一方面，每名技术指导员负责指导15—20户科技示范户，而每名示范户再辐射带动20户左右普通养殖户。这样，所有的养殖户都能在技术辐射圈内。

专家组、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三个系统发挥着各自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功能。在这个组织结构内，专家组和科技示范户之间以及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之间，是“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关系，而科技示范户和普通养殖户之间则是民间社会内部的技术扩散和技术辐射关系。这种推广—扩散格局是技术推广体系和组织制度的重要创新，从而解决了技术推广中力不从心的问题。因为单靠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无论是人力还是精力，都是有限的。而通过科技示范户这一中间载体，技术得以在民间扩散与有效应用。这种立体的、环环相扣的网络结构体系，为生态养殖技术的社会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生态技术推广系统

1．专家组系统

专家组系统有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即农业部的水产专家，二是省级专家组，三是县级专家组（见图3-1）。专家组既对技术指导员进行技术培训，也给科技示范户进行技术指导，还到养殖水面调查、了解河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新困难和新问题，进而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服务。专家组系统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其中：农业部专家组主要发挥的是技术培训和指导功能，并且提供最新的技术信息和资料；省、县专家组系统是以县专家组为实体，发挥技术培训和日常管理功能；在具体的业务方面，县专家组受农业部专家组和省专家组的指导。

首先，农业部专家组的技术指导。“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是生态养殖的核心，但这绝不意味着学习了这一基本内容就能成功实施生态养殖。具体的生产环节非常复杂，在不同的气候、季节以及不同生态条件的养殖水面中，生态养殖的具体措施有所不同。因此，生态养殖的一般原理是静态的，但具体技术运用是动态的，并且每年都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更新。这里以种草为例进行说明。正所谓“蟹大小，看水草”，水草覆盖率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河蟹的规格和质量。生态养殖理念普及后，养殖户懂得了水草的重要性，都十分重视水草的种植与保护，但有不少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出现了大量种植水草甚至“溺爱”水草的现象，反而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问题。诸如此类新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专家组的技术指导。农业部专家组的社会文化特征是学术水平高、专业知识和理论知识丰富，对河蟹产业发展及其前景有系统的研究。

其次，省、县专家组的培训和管理。省专家组是因为农业部项目的需要而产生的派出单位和指导单位，会不定期地前来开展一些技术培训活动。县专家组是技术推广与业务活动的实体单位，主要负责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①邀请全国的水产专家前来开展技术培训。②组织技术员到外地参观学习。③遴选技术指导员和科技示范户。④进行应急型的技术指导。比如2008年和2009年遭遇特大雪灾，县专家组组织技术人员发布应急救灾措施和技术指南。⑤其他日常工作。县专家组开通了“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网络服务平台”，利用这个平台将各种技术培训、渔事安排及天气状况等最新信息以短信这种现代通信网络及时发送给示范户。实地调查期间，笔者电话联系有关科技示范户访谈时，首先听到的是：“您好！欢迎拨打当涂县渔业科技入户通信网络服务系统，科技入户，增效富民……”此外，自2002年起，每年12月份的第一周被确定为“水产科普活动周”，以此作为生态养殖技术培训和到外地学习考察的专门时间，这一活动由县水产局负责具体实施。

2．技术指导员系统

在业务方面，技术指导员接受各级专家组的技术培训，从而更好地指导他们所负责的科技示范户。每名指导员负责10户科技示范户的技术服务工作，每年到户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60天。县水产局为科技示范户制作了工作联系卡，卡片上印有技术指导员的姓名、联系电话、住址等基本信息，以便于示范户与技术指导员的及时沟通。这样，一旦养殖过程中有技术需求，示范户就可以打电话联系技术指导员，进行咨询或者要求指导员到养殖水面实地查看，然后给出解决措施。此外，每名技术指导员还要制定技术指导方案，帮助科技示范户拟定全年生产计划。

技术指导员系统的社会文化特征是：文化水平相对专家组系统要低，但要高于科技示范户；他们是当地人，熟悉农村社会，与老百姓和科技示范户以及普通养殖户打交道的时间更多。技术指导员主要是从县乡技术推广站、水产研究所等机构遴选出来的。大公圩地区一共有17名技术指导员，其中，11名来自乡镇政府（农技站），2名来自县水产局，4名来自县水产站。技术指导员的年龄、性别、文化（专业、学历、职称）结构和指导户数情况如表3-1所示。

如表3-1所示，技术指导员系统是一支年富力强、专业技术水平较高的队伍。①学历结构：本科2人（11.8%），大专15人（88.2%）；②专业结构：均为水产养殖专业（100%）；③职称结构：工程师14人（82.4%），助理工程师3人（17.6%）；④年龄结构：30—40岁的有5人（29.4%）, 40—45岁的有12人（70.6%）。另外，在性别结构方面，均为男性。实施“渔业科技入户项目”以来，技术指导员纷纷在《渔业科技》等专业刊物发表有关河蟹生态养殖试验与研究方面的科研论文，进一步增强了研究能力和技术指导能力。

3．科技示范户系统

大公圩地区大约有6000户家庭从事河蟹养殖产业，县水产局从中选择了149户作为科技示范户。科技示范户的遴选条件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一名劳动力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有较好的养殖技能（生态养殖效益较高，河蟹养殖规模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平），愿意以自己所掌握的生态技术帮助、带动周边养殖户（原则上，每名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10—20户普通养殖户）。

科技示范户是当地的生态养殖精英，也是生态技术推广的重点对象。他们能优先获得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优先获得生态养殖的最新技术信息和生产设备，如免费获得水质自动检测仪等。同时，他们还有权利对技术指导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术指导员的物质津贴和精神奖励。所以，这也对技术指导员的技术服务确立了监督和激励机制。

如表3-2所示，在年龄结构方面，科技示范户系统中年龄最大的是61岁（1人），最小的是27岁（1人）。科技示范户责任主体的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1963—1973年出生），共计98人，占总数的65.8%；其次是50—60岁的年龄组，共计32人，占总数的21.5%；再次是30—40岁的年龄组，共计26人，占总数的17.5%。

在学历结构方面，科技示范户责任主体的文化水平高于普通养殖户的文化水平，但远远低于专家和技术指导员的文化水平。通过对科技示范户责任主体的文化结构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初中文化程度占绝大多数，共计97人，占65.1%；其次是高中学历，共23人，占15.4%；再次是大专学历，共13人，占8.7%；小学和中专分别为8人，均占5.4%（见图3-2）。

表3-1、表3-2和图3-2表明，相对技术指导员系统，科技示范户系统呈现明显的“一高一低”特征，即年龄明显偏高，而文化水平明显偏低。①年龄集中在40—50岁，45岁以上的有81人，占一半以上（54.4%）, 30—40岁的仅占17.5%。这与技术指导员30—40岁占29.4%、40—45岁占70.6%形成很大反差。②文化水平低，其中小学文化水平占5.4%，初中文化水平占65.1%，最高学历为大专，占8.7%。而技术指导员的文化结构中最低学历是大专，占88.2%，本科则占11.8%。如果和专家组相比，则相差更远。技术推广中如何解决这“一高一低”问题是本章第二部分要阐释的，这里要说明的是：①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于当地普通养殖户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是养殖户中的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②他们与专家系统和技术指导员系统发生直接的业务联系；③他们对生态技术的采用情况及其生态养殖效益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养殖户对新技术的评价和采用。因此。他们是技术社会化的重要桥梁和中间载体。

（四）生态技术推广中的“梯级层次”

1．生态技术推广—扩散格局

如图3-1所示，生态技术并不是均等化地推广下去的。相反，技术推广中呈现的是“梯级层次”，即以科技示范户为主要推广对象，而后再通过他们在社区内传播、扩散生态技术。这种推广—扩散格局符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在技术推广中，并不是凡能获得高产高效的技术就能得到迅速普及，很多非经济因素反而在技术采用中发挥着更重要的功能。

社会学家在研究玉米杂交种推广中发现，从技术革新到决定采用这一过程中，邻居是极其重要的影响渠道（Ryan & Gross, 1943; Rogers &Burdge, 1988: 303）。但什么样的邻居才能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呢？在生态技术推广中，科技示范户是生态技术转化和普及化的关键载体。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实施的“表证农家”就与之同理。所谓“表证”是表演、证明的意思，就是选择接受识字教育的中青年先试用这些新方法、新品种，进而影响乡邻。也就是用农民自己的成功经验教育那些普通农户，让他们从身边人的成功中感受到现代农业技术的威力。“表证”是“平民教会”在推行某一良好制度或事物前的一项必须的准备工作，比现在习用的“示范”更具积极意义。因为由农民当众表演、证明其成效，让农民亲眼看到科学的功用，领导农民自动实行，自然和教师及熟手的示范意义大不相同。“表证农家”的技术推广方法收到了极大成效，被认为是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最妥善的制度（吴相湘，2001: 193—195）。无论是技术推广中的科技示范户系统，还是“表证农家”制度，它们之所以能更好地发挥技术辐射和扩散功能，从根本上说，是由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的。

2．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时采用一项新技术，相反，技术采用者在一定系统内是可以被分类的（Rogers, 1962: 148）。同为技术采用者，其内部往往有很大的异质性。生态技术受众包括科技示范户和普通养殖户两类，前者包括“先进受者”和“先进多数”两种类型。“先进受者”是那些最早开始探索新型养殖模式的民间精英，在水产专家前来推广先进技术之初，他们也是首批积极采用的人群。“先进多数”则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广活动中较早采用新技术的人群。普通养殖户的技术采用时间较迟，其技术来源渠道主要是科技示范户（见表3-3）。

（1）先进受者是科技示范户中的技术精英。他们早在政府系统地推广新技术之前就开始试验、探索新型养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作技术革新者。他们具有如下社会文化特征：①具有很强的探索和冒险精神，具有尝试新技术的兴趣；②文化水平高于当地社区的平均水平，具有较强的试验能力与技术革新能力；③在社区内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区内还是社区外都有比较多的社会网络，能够学习到其他地区的先进养殖经验；④先进技术一方面来源于水产专家和学者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们到生态养殖先进地区的经验学习以及自己的探索、试验；⑤他们是生态技术的最早采用者和首批技术受众；⑥在技术影响人群（technology affected persons）方面，他们实施生态养殖模式取得成功后，对社区内的其他养殖户产生了直接的、显性的影响，促进了社区成员对生态养殖技术的采纳，同时对社区外养殖户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他们得到充分认可是在新型养殖模式取得显著经济效益之后。在河蟹养殖遭遇“寒流”时期，对于技术变革和试验，社区内其他养殖户是持否定态度的。

（2）先进多数是水产专家系统推广技术之初的技术采用者，也是科技示范户的主体。他们具有如下社会文化特征：①相对技术革新者显得保守和传统，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相对于普通养殖户又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养殖模式，因而是谨慎地使用新技术的典范；②文化水平稍高于当地社区的平均水平，有一定的阅读农业杂志和获取信息的能力；③在社区内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④他们的技术既来源于水产专家、学者的技术培训和指导，也来源于当地技术革新者的经验探索；⑤他们采用新技术的时间晚于先进受者（生态养殖精英），但早于普通养殖户；⑥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用效果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养殖户采用新技术的信心。

（3）普通养殖户是生态技术的最后应用者。他们具有如下社会文化特征：①在技术采用者中，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最低。其中大多数是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难以通过阅读报纸和杂志学习采用新技术。其技术操作能力也不强，需要他者的指导与示范。因此，尽管他们也隐约觉察到需要进行技术变革，但是受自身文化科技水平的限制，并不具有技术革新的能力。②生活环境相对闭塞，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有限。③他们对新技术持怀疑和观望态度，害怕采用新技术而导致失败，只有在社区内多数成员采用并取得成功后，才会跟着运用。这是因为生态养殖前期需要投入，他们对这种投入的结果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认为采用新技术有一定的风险，故而不愿做新的尝试，是新技术的最后采用者。④虽有机会参加水产专家和学者的技术培训，但直接的技术来源主要是科技示范户。⑤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用和社区内其他成员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正是因为普通养殖户文化水平低，而且不愿意最先采用新技术，所以，社区内部的技术扩散比“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效果更好。当然，政府在技术推广活动初期可能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这无意中更好地促进了技术的社会化。这也证明了“梯级层次”的生态技术推广体系是符合技术采用主体的实际情况的。

（五）生态技术如何扎根农村？

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的周期是五年，项目到期后就不再有财政政策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也就难以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邀请水产专家定期前来开展技术培训与指导。那么，如何规避“专家回城技术走”的困境呢？

1．项目周期内：刺激技术的推广与转化

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解决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有钱养兵、无钱打仗”这样的一般性困境。在该项目的支持下，技术推广人员（技术指导员）系统学习了最新的生态养殖技术，并走向技术服务的第一线，同时，项目实施中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津贴和精神激励，进而增进了他们技术服务的内在动力。

在直接的物质激励方面，技术指导员能得到较优越的补贴。首先，每人每年能获得2000元的固定补贴基金，最高补贴可达4000元。同时，补贴中还有一些动态的奖励基金。比如，2008年每名技术指导员得到了3000元的补贴，其中的1000元来自市里的一个农业项目。其次，每年年终对技术指导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年度考核中采取差别激励措施，前三名可以配备电脑（2008年8月10日下午，塘南镇技术指导员访谈资料）。年度考核中，设立一等奖1名，奖励2000元，二等奖2名，分别奖励1500元，三等奖3名，分别奖励1000元（2010年9月7日，县水产局访谈资料）。正是因为有这些物质层面的奖励措施，技术指导员的工作热情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为良好的技术推广效果奠定了基础。按照要求，他们每年入户工作时间是60天，但基本都超过了要求的工作时间。据统计，全县入户技术指导的平均时间是65天。

2．项目周期外：储备扎根田野的本土人才

培养并储备本土人才是农业技术扎根田野的关键。当地通过农业部项目以及“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等措施积极培养并储备了能够扎根农村、留在农村的本土人才。这是生态养殖产业长期发展的重要人力和智力资源。

首先，科技示范户既是技术转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将生态技术留在田间地头的重要载体。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为了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都实施了大量的农业项目。但是，项目实施中都存在一个怪圈，即项目一旦完成，往往就会出现“专家回城技术走”的局面。先进的农业技术并没有在农村扎根，而是随着项目的结束相继流失。在大公圩地区，科技示范户是技术的直接采用者，他们不仅通过相互影响的方式促进了技术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将技术留在了农村，扎根在了田野。这样才真正实现了生态技术的长期社会服务功能。

其次，技术指导员是政府部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中最基层的一环。20世纪90年代以前，当地水产技术人才匮乏，全县技术人员还不足10人。为了发展河蟹养殖产业，1989年和1990年，县水产部门联合教育部门在大陇乡职中开展了两届淡水养殖专业地方中专班，70名毕业生先后分配到乡镇水产技术推广岗位。随后，全县乡镇陆续建立起水产科研、技术推广体系（当涂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2: 365）。这些水产技术人才逐渐成为当地主要的技术专家，成为技术指导员队伍中的骨干与核心。为了适应河蟹产业的发展需求，县政府于2008年通过机制创新，实施了“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聘请上海海洋大学的教师前来集中授课。技术指导员经过三年时间的学习，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便可以拥有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大专或本科学历。学习期间，由政府财政解决他们的部分学费、住宿费和车马费等费用。比如，每年学费是1200元，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后，他们凭毕业证到所在乡镇政府报销50%（拿不到毕业证不予报销）。也就是说，个人每年只需要支付学费600元，三年总共1800元。毕业后所拥有的学历，也便于他们申请工程师或农艺师职称（2008年8月10日下午，塘南镇技术指导员访谈资料）。“水产技术人才提升工程”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种学习和职称评比方式刺激了技术指导员的学习与科研兴趣，增进了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毕业论文（原则上，他们的毕业论文主题是研究当地的河蟹生态养殖问题）的撰写增进了他们对生态养殖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也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