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结构

我们以这一陈述开篇：“政策的角色应该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在最小化寻租机会的同时减少扭曲，鼓励和奖励创新，均等化获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投资资本的机会。”本书的每一章都致力于应对再平衡问题。第一部分包括那些在一个广泛的宏观经济框架下直接处理这一问题的文章。第二部分包括那些从部门或子部门角度出发分析不平衡的章节。

第一部分的开篇一章由Rod Tyers完成，本章将再平衡的需要刻画为对内向型增长的探求。为了搭建讨论的框架，Tyers提出了一个政策体制的选单，这些政策看起来在实现最终目的上是很有希望的。这些政策随后对经由强调大企业寡头垄断权力的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了检验。

从一个复杂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出发——“区别存在于收敛过程中的‘自然’减速……和强大的既得利益所导致的过早停滞之间”——Tyers发现成功的内向型转变需要对寡头垄断租进行更猛烈的攻击。以什么样的方式？Typers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价格管制还是服务上的外来竞争，纯粹的私有化和产业分割都提供了更少的希望。

Anders C. Johansson所写的章节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主张，即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的根源。他认为全面综合的金融改革应该成为任何试图纠正失衡的协同努力的中心，尽管他可能强调了必须考虑正确的排序。通过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讨论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显而易见的国内外症状，Johansson逐步建立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陈述，即众多表面上看来不相干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富有成效地进行考虑。

在第四章中，Guonan Ma, Robert McCauley和Lillie Lam以他们在中国的储蓄率方面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近期成果作为基础。本章着力之处是基于储蓄—投资视角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浮于表面的汇率。他们首先对该领域的状况进行了回顾，接着对下一个十年储蓄份额和投资份额的未来变动进行了有根据的预测，此外还对采用各种方法所绘制的真实汇率历史变动轨迹做了考察。笔者总结认为随着储蓄份额相对于投资份额的更快下降和相当可观的已经发生的（以及未来的）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作者认为这将继续发挥作用），经常账户盈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减少。

第五章和第六章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在第五章，曲玥、蔡昉和张晓波认为由于沿海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的驱使，“飞雁”正在往内陆转移。在第六章，余淼杰和田巍为中国加工贸易的”DNA”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和高度细分的图景。这些“飞雁”中的许多正属于加工贸易。Que等人从经验上证明了来自沿海的推力何以会产生。他们表明沿海省份所占的制造业活动份额遵循一个倒U型，在要素价格上涨到一个临界值水平之前，集聚的好处在一开始会不断吸收来自内地的资本。该临界值水平是开始向西部转移的信号。通过充分挖掘通过创造性地合并交易和企业层面贸易信息所得到的巨大的数据库，余和田对加工贸易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包括主体、对象、地点以及方式。作为对该章节描述性部分的补充，他们估计了加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并总结认为加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低于从事普通贸易的企业。

第一部分最后一章由王碧珺所写。王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否能够通过改善增长质量对再平衡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她认为在没有更多有关ODI动机和特征的详尽知识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为了获得这一洞见，王展示了关于已获得批准的交易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了适当的清理，以适于研究再平衡问题。在王看来，如果进行ODI是源于资源保障的视角，正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样，它便消除了经济体的一个瓶颈。但是这也可能降低以更根本的方式改变增长模式的激励。如果进行ODI是出于获取战略性资产，就更有希望实现再平衡。这种情况下，ODI将同时产生直接的和内在的影响以改善增长的质量。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对结构变迁发挥了强有力作用的效率寻求型ODI尚未被看做驱动中国企业ODI的主要因素。

第一部分最后两章反映了本书诸多特点中的一个：即认识到分类数据——无论是来自企业、省、县或者是单个行业——在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上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并且不应该成为部门专家们的唯一领域。第二部分各章节一脉相承，提供了一些极富吸引力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不平等的空间特征、迁移决策、农村人口和代际流动。这些数据中的一些来自官方；还有一些则来自艰苦的调查工作。

近来，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本书从诸多角度为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做出了贡献。第一部分研究在宽泛的宏观经济框架下触及了不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Tsun Se Cheong和Yanrui Wu所作第八章中的详细结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空间方面的知识——都到县级水平。进一步地，在第十章，Jane Golley和Sherry Tao Kong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乡城迁移（RUMiCI）调查数据库进行了深入探究，拓展了我们对跨代际和地区教育机会（引起不平等的一个根本性因素）的理解。

Cheong和Wu对收入不平等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的工作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从县级水平开始，他们在五个不同的空间层次上估计了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他们发现省内人均产出的差异——即同一省内各县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是总体不平等水平的重要来源。他们认为这使得政策制定具有了很强的地方性成分。进一步地，他们发现在内陆地区（县际不平等占主导地位）、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地市间不平等是另一个主要因素），不平等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

Golley和Kong对三部分人群：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乡城迁移人口教育程度的代际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从一个多层次问题开始：“跨代际教育程度的持续反映了遗传因素，非均等的机会抑或是非均等的回报？”他们通过给出有关以上三部分人群教育程度的代际持续/流动性的证据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回报的非均等特征，从儿童早期开始的农村教育投入的匮乏，以及分割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寻求教育，特别是初中以上教育的激励；城镇居民有更强的向上移动的激励，农村居民的激励较少，乡城移民则介于两者之间。这强化和扩大了城乡分割。

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在农村社区，以及它们当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内部移民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第九章，Sylvie Demurger为进入移民决策（是否离家，去哪里（去多远）和去多久）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演算提供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见解。她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分析框架以家庭为基本的决策单位，而家庭以最小化收入风险为目标。该章研究的边界超出了经济的、土地的和地理的因素以纳入社会和家庭网络的影响。研究显示社会网络对远距离迁移的移民决策有显著的影响，而只有家庭网络对较短途的迁移有显著影响。第十一章对2010～2011年冬季在中国农村一些重点人口迁出地区所开展的一个新的人口调查进行了初步的描述。钟甫宁和向晶对他们的样本和官方家庭调查进行了对比讨论，详细介绍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论和搜集方法，对于数据的基本轮廓给出了初步的总结。期望随着时间推进可以从这个项目获得更多的信息。

任何人都无法在不提及社会保障网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失衡进行良好的讨论。然而，针对这一重大政策领域所做的详细工作出人意料的少。Andrew Watson所写的第十二章主要关注老龄社会中退休收入的提供，他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缺口。Watson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体系是充满矛盾的，一个地理上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不安地伴随着一个地理上僵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在对社会保障的历史发展和当前政策进行了权威性描述之后，Watson建议采用一个以为所有公民提供均等机会为特征的、一体化的、便携的、由中央筹资和管理的体系。这一章强烈推荐给那些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含糊其辞地建议在中国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却没有准确意识到哪些措施是必要的那些人。

接下来的一章，由赵志耘和杨朝峰所写，审视了中国在产业链升级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者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中国在一个积极的道路上走向更平衡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一开始，作者指出中国当前高技术产业正在经受弱创新力、低技术密集度和低经济效益的折磨。他们断言，在发达国家寻求“技术封锁”战略的情况下，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建立本土创新能力，由进口技术扮演补充性的角色。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应该推出企业偏好的具有创新性潜力的产业政策。他们还为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建议。这一建议将会很快被那些信奉“得到衡量的得到执行”这一准则的人所认可。他们认为在区域水平上高技术产出的定量目标应该被强调寻求更复杂生产的定性化的目标所取代。更进一步地，他们认为应该采用竞争政策以消除进入壁垒（并附注到中国的大型企业比小企业更缺乏创新性），政府应当扮演一个引导性的角色，而市场力量应该起到催化作用，同时应当注意到创新想法商业化的内在制度性弱点。

本书由论述中国资源禀赋的两章作为总结。第十五章论述了中国对能源供给保障的追求，第十四章则着眼于中国为维持水源供给质量和丰富性所做的努力。在第十四章，杨红、张卓颖和石敏俊适时地提醒到，水污染和水资源匮乏问题都将危害到经济增长。他们强调，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虚拟水（或间接耗水）的净出口者——与其作为水资源穷国的身份是不相容的。他们还在国家以下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活动的区域分布使得水密集度高的制造业布局在了水资源贫乏的地区。

能源安全仍然是一个在中国内外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张忠祥所作的本书最后一章，旨在处理那些在他看来围绕着中国和国际能源安全问题的“错觉和误解”。巧合的是，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也是张的学术家庭之一，看起来是一个用于调解有时候看来是刺耳的谈论的理想之地。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实际上是石油安全。其次，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战略性弱点中最主要的一环，给定中国在该区域弱小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使用这一狭窄水域的不成比例的进口量。他将这一现实同中国的一种感觉，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石油封锁”是一个真实的威胁，联系到了一起；接下来他通过对这一论点进行系统分解来化解对立。最后，他强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外相关石油方和中国国内石油公司之间的石油换贷款交易在减少能源风险方面并不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石油企业在将石油带回国内供国内消费方面并未显示出清晰偏好。在国内市场，石油价格被设定在低于国际市场通行价格的水平上。进一步地，他认为在净效应意义上，中国的投资是在增加全球潜在供给，这有益于所有的石油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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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川川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