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呼吁首先源于中国内部的结构问题，同时还源于它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与中国在21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国际收支盈余同步发生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内部结构性风险。这些结构性挑战包括产生于动态内部转型的增长构成、中国的贸易定位、资源使用轨迹和二氧化碳排放、分配的福利问题以及国际约束。目前，中国被认为有必要面对这些挑战以便在未来将增长路径带入更可持续的轨道（Deer and Song, 2012）。今年的《中国前沿》将考察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在处理经济失衡和维持增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型必须经历重大的并且经常是快速的经济结构变迁——广泛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和农业改革（Syrquin, 1988）。转型经济挑战会作为快速结构变迁的结果出现，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未来增长造成风险。快速的结构变迁还可能带来福利挑战，因为收入分配平等所需要的制度设定可能不会出现。如此一来，最好是将对平衡经济增长的追求看作一个宽泛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目标在于限制增长的风险和减少对福利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不应该被表达为一个具体的目标，诸如减少经常账户盈余或者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一政策的角色在于在设计和实施一个框架，这一框架能够在最小化寻租机会的同时减少扭曲，鼓励和奖励创新，均等化获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投资资本的机会。对实现这一环境的要求将会创造对制度改革的需求，从而使结构变迁以破坏性最小的方式进行。

中国巨大的总量失衡——被粗略地概括为国内消费失衡——和反映过度储蓄的外部收支盈余已经广为人知。失衡的国内消费通常是指以支出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相对于消费而言过高的，以及直到最近一直在增长的投资份额。外部收支失衡通常是指中国的经常账户、贸易账户和私人金融账户盈余。尽管可以被打上“失衡”这一标签的中国经济特征众多——包括汇率水平、城乡收入分割、沿海—内陆分割以及在获取信贷、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机会上的不对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与基本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外部收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基本宏观经济结构和外部收支状况。

图1-1显示了以GDP广义支出法衡量所得到的1978～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图中显示了三个明显的大体趋势：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GDP中的投资份额有急剧的上升，同时最终产品消费和家庭消费份额急剧下降，而净出口在2002年以后开始在较小规模的基础上迅速上升。中国GDP中高的投资份额意味着非常快速的资本积累率。中国GDP中的投资支出所占份额（使用总资本构成衡量——即包括存货）从2000年的35%迅速增长到了2010年的48%，增长了13个百分点。GDP支出中高的投资份额在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中相当常见，例如1960年代的日本和1970年代的韩国，特别是在高速（赶超）经济增长的早期（Fukumoto and Muto, 2011;Knight and Wang, 2011; Mckay and Song, 2010：表1）。在资本缺乏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型经济体中，由快速资本积累所推动的赶超增长可以维持好几十年。中国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再加上相对较低的（政策抑制的）城市化率和相对落后的中部和内陆省份，意味着中国大陆的集中式增长可能比包括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相邻国家和地区持续更长的时间。

无论如何，由于中国当前所处的对其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环境，以及其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产出国和产品消费国所具有的分量，其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审视。此外，资源密集型增长——通过高污染和高能耗取得的增长——的代价正在加速显现。总支出中较低的家庭消费份额是高边际储蓄倾向和国家水平上的低工资收入份额（和不断下降的真实农村收入）的共同结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避免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减速和衰退，但是特定部门中的周期性过度投资已经成为每一次持续性繁荣的特征，特别是2004～2007年和2009～2010年年间的重工业和刺激性住房供给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繁荣（Mckay, 2011）。

中国GDP中的投资支出份额的急剧上升对应着最终消费支出份额的下降。图1-2显示最终消费支出的下降是由不断下降的家庭消费份额所导致的。1979～2010年年间，总家庭消费支出下降了13个百分点。家庭消费支出份额的下降则是由未能被城镇消费增长所抵消的农村家庭消费份额下降所引起的。在这一时期，政府支出份额较低且从15%下降到了13%。结果是，中国的消费支出份额维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

如Mckay和Song（2010）所表明的和图1-3所显示的，2004～2008年年间，中国贸易盈余的快速增长是由中国重型机械和交通贸易平衡的极大改善所推动的。机械和交通贸易余额的增加抵消了不断增大的初级产品贸易赤字。

中国的总制造品贸易差额早从1994年开始就处于净盈余状态，但是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工业品上，并且最初被重型机械和交通部门的净赤字所抵消了；然而，机械和交通设备贸易差额从2004年到2008年年间转为盈余并且迅速上升。机械和交通设备贸易差额的转变是2000年代早期重工业投资增加的结果（Anderson, 2008）。2000年代早期重工业投资的增加导致了从2004年（即产能开始投入使用的那一年）开始的重工业制造品产出的急剧上升，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份额和国内的进口替代。然而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和国外需求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因此，市场份额的上升造成了不断下降的价格、更低的利润率以及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McKay and Song, 2010）。

由中国的结构性失衡所带来的许多挑战是经历快速增长和发展的转型经济体差不多都有的。这是由于从传统到现代经济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必须经历诸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转型过程。这一经济结构转型通常以集中的工业增长，不断上升的投资份额，急剧上升的生产能源密集度和对资源的需求，以及不断下降的消费支出份额为特征。

然而，就中国经济而言，改革前重工业结构以及制度和政策风格的遗产导致了以不断扩大的失衡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这些不断扩大的失衡比在其他工业化进程中所见到的更为明显，且在中国改革初期并未出现。的确，由于家庭收入在传统国有部门以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得到提高，以现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在1980年代的增长模式非常平衡。然而，由于1990年代制度改革的止步不前，中国的国内支出和外部失衡在2000年代扩大了。这强化了投资拉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重工业生产和房地产发展方面。当前的增长模式凸显了停滞的结构改革领域的机会成本，这些领域包括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垂直的财政关系、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

应对中国的经济失衡需要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以引导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这要求对当前产业结构和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重大调整。关键在于改变经济主体运行的经济环境和激励结构。再平衡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提高最终支出中消费的相对份额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内部吸收能力，而不是通过减弱出口的影响；以及通过改善了的市场机制将资源从相对低效的部门转移到经济中更富生产力的部门。

有三组市场增进型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劳动力体系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和政府体系改革，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部门中。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也表明了这些渠道在改善国际失衡上的重要性（Deer and Song, 2012）。

中国迁移工人的有效的（相对于空间的）城市化是再平衡中国宏观经济最有效的和最现实的短期政策措施。制度性改革可以加速中国移民和城市化的长期进程，这将提升国内需求，从而减少中国宏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失衡，并改变当前失衡的产业结构。通过消除进入城市的障碍和确保平等地享有社会住房、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来实现农村迁移工人城市化的政策将很可能增加迁移工人的消费（Song et al., 2010）。

并且，该城市化进程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诸如公共交通和公用设施供给）和服务行业进行投资。这一效果，再加上迁移工人更高的国内消费，将会推动增长和结构转变。城市化农村迁移工人还有助于整合中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长期真实工资的上涨提供基础。真实工资的上涨可以通过提高国内需求中的家庭消费以及为真实汇率升值提供基础来加速结构转变。这还能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部门将会从收入得到改善的家庭部门所拥有的更广和更深的消费篮子中受益。这将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并使未来增长在质的方面得到改善。

给定再平衡中国产业结构这一目标，要在资本配置，资本成本和国内金融改革同汇率安排的联系这三个相关领域实现再平衡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尽管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改革期间显著深化了其资产基础，中国的正规信贷配置体系仍然很窄，主要导向国有部门，因为国有银行（SOBs）继续主导着这一部门。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部门以相对低于私人市场中通行价格的价格水平或者以名义GDP增长率这一宽泛指标作为价格进行资本配置，这强化了过宽的投资结构和支出失衡。

很难在不实行汇率制度自由化或开放金融（资本）账户的情况下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增强的，尽管是周期性的（McKay, 2007）。汇率仍然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锚，任何向浮动性货币的转变都需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锚。当前建立银行间借贷市场和进而建立短期基准利率作为锚的努力呈现出了一丝希望。然而，实际来讲，这一市场仍然不成熟，流动性仍然多变，其独立地锚定货币政策的能力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猜测。目前，所有针对金融自由化的处方都应该在现有体制背景下提供。

一个可行的改革是将中国巨大的非正规金融部门纳入官方金融体系，同时移除行政性施加的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改革的目标将会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小型非银行金融存贷款机构部门。这些企业将会同银行体系展开竞争，为家庭和中小企业（SMEs）提供基于市场的合同条款。一旦这一改革措施有时间形成推动力，就可以开始将目标移向作为银行体系更进一步市场法则化的私人资本流出的自由化。这还能够获得增大银行贷存比的好处，从而增大银行批发融资需求，深化银行间融资市场，增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并从而适应所必需的放弃汇率锚的转型；然而果真如此的话，关于金融改革周期性的观点又将再度登场。在资产价格较低和近年来准财政贷款扩张导致巨额遗留贷款的情况下，金融资产恶化的可能性支持采取更谨慎的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波动。无论准确的时间框架为何，如果想要资本配置为实现最终的再平衡目标贡献积极力量，那么深化SOBs改革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最近的官方评论和将利率自由化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做法为实现这一希望提供了一些基础。

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模式，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上扮演的角色，以及高的重工业投资份额导致中国经济在每一个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阶段经济都重复性的过热（Mckay, 2011），是引起中国周期性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1994年财政改革以来，主要的政府收入收归中央，而地方政府仍然承担主要的公共和社会支出责任，特别是在健康和教育上（图1-4）。这种财政和政府体系不仅导致了地方政府最大化增长的强劲激励，也导致了通过增加新的投资，例如房地产投资，而非通过提高消费来实现增长的压倒一切的财政激励。在这些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收入。

当前地方政府投资——更宽泛的，包括支出——的情形可以通过将更多的支出投向社会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诸如健康、退休收入、交通、失业保险、公共空间和环境舒适度）来更好地满足中国当前城市人口和迁移人口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体系改革上，还有更多需要做的，包括将当前的土地交易税制度转向财产评估制度。减少对住房转手和土地销售的依赖将会消除当前体制下的两项最严重的激励扭曲，同时，转向住房实施定期估价征税将会减弱投资者空置房产（无人租赁的）的意愿，从而实现住房供给的有效增加。将当前严重的顺周期的收入源（土地销售）转向类似的年金流将会实质性地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最近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举措，尽管打开了地方融资平台，是有助益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击中要害。

再平衡中国经济还要求改革国有企业（SOEs）部门。这既有即期的原因也有长期原因。尽管中国的SOEs产出不再占到总产出的多数，SOEs在战略性垄断部门仍然占有主导地位（Xiao et al., 2009）。2000年以来重工业利润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还对旨在走向更均衡增长路径的中国产业结构改革形成了长期挑战。尽管非国有部门产出占到了2007年工业产出的大部分，超过53%的非农固定资产投资来自国有企业，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只雇佣了13%的劳动力（Brandt and Zhu, 2010）。这种投资和劳动雇佣的不相符反映了SOEs所在的重工业的资本密集性。然而，它们同时表明了无效率的跨部门资本配置，而这也反映了中国要素市场仍然存在巨大的扭曲，这一扭曲一直在使国有企业部门不成比例地受益（Huang and Wang, 2010）。因此使中国经济转向国内需求需要让非国有企业有更好的机会获得资本，减少它们进入国有企业占主导部门的障碍，将这些相同领域进一步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更进一步地私有化和更多地强调涉及股利支付的股东权利。如果能够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来允许更多的资源进入充满生气的非国有部门，总的机会成本就能够进一步减小乃至最小化。除非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否则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在硬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从通信到交通运输，仍然是长期增长的中心。但是从水泥和钢铁生产到机械和交通产品生产等特定的重工业领域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过度投资倾向。竞争和反托拉斯政策对于更充分地再分配垄断租是必需的（Tyers and Lu, 2008），特别是在中国的战略垄断和支柱产业。开放分享所有权和贸易可以潜在地将储蓄再分配给更广泛的投资者和允许新的商业进入。与此同时，通过统一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公司税税率来进行公司税改革可以潜在地将更多的企业储蓄和利润再分配给消费者。这表明，再平衡的任务同样依赖于中国如何改革和加强其监管体系，特别是同竞争、市场进入和税收有关的那些。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构进程有效地走向成熟，发展早期阶段的高投资率会逐渐转向消费份额的缓慢上升。当映射到人均GDP时，一系列发展指标就会呈现出为人们所熟知的倒U型（有时被称作库兹涅茨曲线，例如：McKay, 2008）。因此，预期中国的内部吸收能力会随着时间上升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尽管中国内部吸收能力的上升从定义上看能够减少中国的外部盈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常账户会立即转入赤字；事实上，眼下可能仍然会存在双顺差。基于以下的原因，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近些年有所缓和：a）对出口品需求的疲软；b）进口品一篮子价格的快速上升；c）对进口资源的强劲需求。尽管这一下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明显的周期性，因此我们不能将最近的一个绝对值水平看作“跳转点”，但是经常账户重新回到2007年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Ma等对经常账户的粗略估计为讨论和辩论提供了好的起点，其估计显示在未来十年平均经常账户水平将会趋向于占到GDP的1%。

无论如何，当前正在形成的压力都将最终说服中国加速其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一结构调整包括与实现完全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步的资本账户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再平衡目标的最终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何克服它们自身的结构问题。美国的经验表明，虽然深层的衰退能够减小外部失衡，通过财政扩张来消除民间需求收缩的消极后果会显著地降低政策弹性。欧洲的经验则表明，老龄化的、缺乏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汇率弹性、资本账户开放的发达经济体会发现同其调整失衡的任务相伴而生的还有金融不稳定和不断增加的政治风险。日本的经历是一个警示，它表明有时候即使是投资份额的快速下降也无法带来外部再平衡。在需求中心和相对价格持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一个使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扩张速度，是全球经济将面临的挑战。

处理中国的经济失衡问题要求必须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以促进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定位。再平衡要求采取策略以清除来自传统国有重工业结构、政府结构和支持它们的宏观金融体系的要素价格扭曲、成本扭曲。

市场增进型的制度改革将会是减小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中心所在。转型的下一个阶段必须在四个关键领域确立一个改革策略：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政府体制改革（具体到地方政府，应强调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和更好的支出决策）、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非金融部门改革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这些战略性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路径依赖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这一链条构成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结构轨迹。这些部门的改革将会在与实现平等（当代的和跨代际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相关的一系列次级舞台上产生强大的正向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