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断扩大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本世纪初GDP的2%左右上升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0%，这导致了要求人民币（RMB）升值的呼吁。其原理在于更强劲的人民币会使中国出口品的竞争力减弱并且降低国内消费者面临的进口品的价格。其原理是将外部盈余看作相对价格的函数，因而汇率升值能够将经常账户盈余减小到一个可欲的水平。

在许多方面更为丰富的中国外部盈余的另一个内涵在于它反映了与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相关的内部产品消化能力的不足——无论是消费、投资或者政府支出。从这一点来看，本世纪中国经济表现出了与产出相关的投资的上涨，但是储蓄有更大的上涨。投资的显著上涨和更为强劲的储蓄上涨之间的差额扩大了经常账户盈余。在这一点上，理解不断扩大的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需要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储蓄上涨？

相对于家庭储蓄，我们对中国储蓄率的考察更多强调了企业和政府储蓄的贡献。在这一点上，对中国储蓄率上升的流行解释——即更高的家庭收入风险——在完全没有提及企业和政府储蓄这一点上存在不足，企业和政府储蓄相对家庭储蓄增加得更多。企业储蓄以典型的收入中利润增长和工资下降的模式得到增长。政府储蓄的增长则是由于来自经济增长的收入分红涌入了公共资本形成。

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政府的支出增加了，而地方政府部门从银行借款以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公共投资。这一反应显著地减少了经常账户盈余，但是只是通过将投资占产出的比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持续的水平来实现的。由这一投资导致的信贷损失的规模和分布仍然在引起激烈争论。

向前看，人口和国内政策正在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上同时发挥作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确实在2011年下降到了GDP的3%以下。随着劳动力增长的减缓，真实工资在快速上升，使得出口品竞争力减弱，提高了消费并且挤压了企业利润和储蓄。就其本身而言，政府可能会将支出从兴建公共设施转向提供服务。

在中国经济向着消费和政府服务再平衡的情况下，汇率能够继续扮演补充性的角色。如果人民币真实汇率继续升值，将帮助生产从出口品转向国内消费品和服务。事实上，在2005年政策制定者打破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之后，人民币在2006～2008年间已经逐渐对一篮子贸易伙伴货币升值。这一政策试验被全球金融危机中断了，不过2010年中期以后升值又以某种方式重新开始了。

无论如何解释背后的政策，人民币名义汇率从2005年6月到2011年底已经相对其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了21%。中国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这一时期的真实有效升值达到了30%。而且如果关注的是单位劳动成本而非消费者价格，那么这一实际升值接近50%。非常可能的是，如此大规模的真实汇率升值正在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本章首先回顾了中国的储蓄和投资行为，记录它们随时间的更为独立的演变。然后回顾了中国对人民币的管理。